當我們從移民史的角度進行考察時，即可看到如今臺灣的民間信仰，與歷史上的移民息息相關，移民與移神是同步進行的。下面先談談歷史上閩南地區對臺灣的移民。
先秦至漢晉，福建成為北方漢人的遷徙地，同時中原文化也相繼傳入。
福建在秦漢以前為蠻荒之地，雖有閩南人的開發，社會經濟的發展仍大大落後於中原地區。但由於自然條件優越，社會相對安定，自漢晉開始，北方漢人就不斷遷入福建，使福建成為一個移民社會。北方移民的繼發性開發，使福建社會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並躋身於全國發達地區行列，同時，北方移民帶來的中原文化，還在福建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
先秦時期地圖
宋代以前，福建由於長期以來人口稀少，社會又相對較為安定，所以北方漢人不斷遷入。宋代以後，福建經濟快速發展，人多地少的矛盾自中期開始即日益突出。
面對生存的壓力，福建即逐漸由移民的遷入區域轉變為移民的輸出區域。閩南自唐宋以來就是福建人口增長最快的地區，人地矛盾尤為突出，為進一步拓展生存空間，閩南人在對外移民上表現得更為積極，自宋代以來即先後大批地移入廣東潮州、海南島、雷州半島、臺灣島、浙江溫州，以及江蘇、江西、四川等省的一些地方，乃至東南亞諸國及世界其他國家。
臺灣通史
據歷史文獻記載，很早以前閩南地區與臺灣島的關係就甚為密切。連橫先生的《臺灣通史》卷一《開闢紀》曰：
歷更五代，終及兩宋，中原板蕩，戰爭未息，漳、泉邊民漸來臺灣，以北港為互市之口，故臺灣舊志有臺灣一名北港之語。
大陸人遷移臺灣島內墾荒
宋、元之時，澎湖已隸屬泉州晉江縣管轄，當地移民主要來自泉州一帶。由於臺灣土著居民驍勇善鬥、大陸移民力量有限等原因，故早時閩南移民的居住範圍僅局限於附近島嶼，尚未定居臺灣島內，與臺灣土著的交往亦主要限於在北港進行的貿易活動。直至明朝後期，這種狀況才出現變化。
自明朝後期至清朝前期，閩南人有四次大規模移民臺灣。
第一次在天啟元年（1621年）前後，長期活躍在東南沿海的以顏思齊（漳州府海澄縣人）及鄭芝龍（泉州府南安縣人）為首的海上私人武裝集團進入臺灣，以臺灣為基地，在海峽兩岸進行走私貿易活動，並在島上拓墾，與土著居民共同開發臺灣的土地和資源。崇禎元年（1628年），鄭芝龍就撫明朝後，恰逢福建連年大旱，經福建巡撫熊文燦批准，鄭芝龍招募數萬困於災荒的泉州、漳州等地饑民移居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用海舶載至臺灣，令其茇舍開墾荒地為田」。這是第一次由地方政府組織的大規模移民。這些移民聚集北港，結寨自保，屯田墾荒。
鄭芝龍招募數萬饑民移居臺灣
第二次在荷蘭殖民者佔領時期。荷蘭人佔據中國臺灣後，允許原有及後來的大陸移民（主要是閩南移民）留居臺灣，故移民數量不僅沒有因荷蘭殖民者的佔領而減少，反而有所增加。但是隨著島上居民的不斷增加，糧食供應出現困難。因此荷蘭殖民者在致力於海上貿易的同時，開始實行獎勵農業的政策，招徠海峽西岸的貧困農民來東岸進行水稻和甘蔗的種植，以滿足島上居民的糧食需求，而用蔗糖製成的蔗糖則是當時重要的貿易商品。對於荷據後期在臺大陸移民的人數，我們今天已無法得知其準確數字，學者們的估算大致在3.5萬至10萬人。黃及時先生在《荷蘭在臺灣的殖民政策》中認為，荷蘭「取鼓勵農業移民的政策，其結果，在第十七世紀中葉，移民數至少有十萬」；陳孔立先生根據1660年臺灣耕地面積進行估算，認為「荷據時代赤嵌附近有漢人3.4～4.4萬人。全島漢人人口達4.5萬～5.7萬人」；楊彥傑先生則根據納稅人口與實際人口的比例估算，1661年在臺大陸移民應為3.5萬人。這些移民大部分是來自海峽西岸的閩南人。
荷蘭人把臺灣當無主之地,一佔就是三十多年。
第三次是在明鄭時期。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入閩，鄭芝龍投降。鄭芝龍兒子鄭成功與父親分道揚鑣，進行武裝抗清鬥爭。順治十六年（1659年），鄭軍北伐南京之役失敗，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於康熙元年（1662年）趕走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作為抗清復明的基地。
鄭成功收復臺灣
鄭氏時期入臺的漢族移民主要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鄭成功收復臺灣時的官兵，及其家眷和隨遷人口，總數約為3萬～4萬人；另一部分是清朝政府實行遷界，導致福建及廣東沿海地區大量因生活所逼的居民遷居臺灣。此外，由於鄭氏政權在臺灣實行大規模的招民墾荒政策，也吸引了漳、泉、惠、潮諸州不少百姓，冒險泛海前往寄居，當時入臺者還有少量被擄掠的清軍將士、官吏和大陸婦女。
臺灣移民人口分布比例圖
那麼，鄭氏時期海峽西岸移民到東岸的人數有多少呢？不僅有關文獻的記載並不一致，當代學者的估算亦有幾種說法。臺灣學者曹水和先生認為，沈雲《臺灣鄭氏始末》中關於鄭氏「招沿海居民之不願內徙者數十萬人東渡，以實臺地」的說法，和施琅於康熙七年（1668年）關於鄭成功、鄭經父子帶去臺灣的官兵及眷口總數約3萬又六七千人（如扣除歷年病故、傷亡等則不足3萬人）的估計，均有誇大或太少之嫌。曹先生通過權衡荷蘭時代與清康熙中葉的臺灣人口後認為，鄭經盛時（1666年前後）大陸移民「最近似的數目」為15萬～20萬人之間；林再復先生在《閩南人》中的看法是：明鄭治臺，「三代共二十三年，來臺耕墾者約有二十五萬人之眾，其中大部分是閩南人」。大陸學者陳孔立先生根據耕地面積生產物與人口的關係推算：「鄭氏時代增加了6萬人左右」；林國平、邱季端先生主編的《福建移民史》認為：「鄭氏時代臺灣的漢人居民約有10萬～12萬人左右，最多不會超過15萬人」，扣除荷據後期在臺的大陸移民3萬多人外，其餘即為鄭氏時代入臺的漢人移民。其估算的數字，臺灣學者較高，大陸學者較低。但不管什麼說，鄭氏時代為大陸漢人移居臺灣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當是不爭的事實。
由於鄭氏父子是泉州府南安縣人，鄭氏的官員將士以及跟隨鄭氏集團入臺的百姓也大部分是泉州和漳州二府的閩南人，如此大規模的集體移居臺灣，必然會對日後閩南人在臺灣社會中優勢地位的形成、閩南民間信仰傳入臺灣及其流播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四次是在施琅平臺以後。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泉州府晉江縣人）率水路大軍克取臺灣，在臺灣設置一府三縣，歸福建省管轄，從而實現了國家的統一。
施琅平定臺灣
施琅平臺之後，朝廷出於政治上的考慮，將鄭氏宗室官員、兵卒等遷回大陸內地安置，各地難民亦相繼返回原籍，故清朝治臺之初，漢人居民人口比鄭氏時代減少一半以上，使得臺灣一時地廣人稀，滿目蕭條，因此許多臺灣地方官員都以招徠大陸移民到臺開墾為己任，福建沿海居民因人口壓力又有所加大，故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開始，移民入臺的數量逐漸增多。雖然清政府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作出了禁止偷渡臺灣的規定，但「無田可耕，無工可傭，無食求覓」的內地人民，仍「渡臺如水之趨下，群流奔注」。筆者手上缺乏有關研究者對這一時期移民入臺人數的估算數字，但從康熙五十年（1711年）臺灣知府周元文的報告中也可大致看出個概況：
自數十年以來，土著之生齒日繁，閩粵之梯航日眾，綜稽簿籍，每歲以十數萬計。
另據陳孔立先生所列舉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至嘉慶十六年（1811年）這近半個世紀的臺灣人口數可以看出：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前每年增加170人至數百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增加4048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之後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每年增加1萬多人；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之後至嘉慶十六年（1811年）平均每年增加34100人。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臺灣人口的年增加量突然達到之前的10倍，其後又不斷快速增加，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之後至嘉慶十六年（1811年）的年均增加量（34100人）已達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以前的200倍。根據這種不尋常的增加速度，可以肯定其中有大量是來自內地的移民。
清代內地對臺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清政府對臺移民政策的制約。清政府對臺移民政策大體上可以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臺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為加強對臺灣的控制，防止臺灣成為新的反清基地，清政府前期的對臺移民政策是以限制為主，憑照渡臺、嚴禁無照是這一政策的核心。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負責平定臺灣林爽文起義的欽差協辦大學士福康安奏準「嗣後安分良民情願攜眷來臺者，準其渡海；一面移諮臺灣地方官，將眷口編入民籍」。飽受爭議的「不準攜眷」禁令的最終廢止，對更多的內地移民入臺產生極大的促進作用。上引孔立先生所列舉的乾隆後期至嘉慶年間臺灣人口的急劇增加，顯然是清政府廢止「不準攜眷」禁令的必然結果。後期清政府對臺移民政策發生根本性的轉變，是緣起於因日本入侵臺灣而導致嚴重的邊防危機。為移民實邊，鞏固海防，清政府採納了欽辦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沈葆楨的建議，下諭「所有從前不準內地民人渡臺各例禁，著實與開除，其販賣鐵、竹兩項，並著一律弛禁，以廣招徠」，從而廢止了持續190多年的對臺移民限制政策，至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日本佔據臺灣前，內地移民入臺再次掀起高潮。
晚清福建內地移民去臺人數未見有具體的統計資料。「惟據相關史料分析，其間由大陸渡臺來發臺灣東部的移民似以粵藉民眾居多，閩籍移民有限。蓋自晚清廈門、福州通商口岸開放後，勞工出洋人數日多，福建內地民眾移民方向已轉向南洋各地。」這一移民趨向一直延續到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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