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播至今，《樂夏2》終於即將迎來尾聲。
儘管熱度不及去年，但《樂夏2》還是捧紅了兩支樂隊：一支是「重塑雕像的權利」，一支是「五條人」。
不過，這兩支樂隊所呈現出的風格卻是迥然不同的——前者嚴謹理性，後者隨性灑脫。
有留學背景的重塑和從海豐縣城出來的五條人，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很多人，甚至將他們放在對立面來看待他們。
但在流量方面，散漫不羈的五條人顯然得到了更多觀眾的喜愛。
火爆出圈的他們，不但收割了多條熱搜，而且還親臨直播間，與李佳琦一起插科打諢。
五條人的核心成員，只有兩個——仁科和茂濤（目前固定成員4人）。此前，他們曾不止一次地被記者問起，為什麼要起一個這樣的名字？
對此，仁科曾很正式地回答：
「五條人的英文名是Wu Tiao Ren，不是Five People。 不像五月天，也不像F4，所以樂隊從來都沒有五個成員過。從08年最初的兩個人，到現在的四個人，中間兜兜轉轉，自始至終沒有五個人過，未來或許會有，誰知道呢。」
他們身上有一種渾然天成的散漫氣息——晚睡晚起、愛遲到、怎麼舒服怎麼來、熱衷即興演出、不按規矩辦事。透過他們，很多人都能看到一個心嚮往之但卻難以達到的真實自我。
畢竟，在聽過太多太多「要聽話」、「要自律」、「要努力」的雞湯段子後，我們每個人都渴望回歸原始、放空自己，做一個不努力的人。
我們推崇五條人，推崇的不止是他們的音樂，更是他們的氣質。正因如此，所以這個夏天，「撈五條人」才會成為火爆全網的集體狂歡。
與此同時，在這種觸發共鳴的狂歡背後，五條人本身還具有一種「人民藝術家」式的寶藏魅力。
如果說，剛開始你只是被他們流露出的態度所吸引，那麼經過深挖，你會更進一步地愛上他們，因為他們實在是太有梗了！
在《樂夏2》第一次亮相，他們就幹了一件特別搖滾的事兒——
把原定普通話演唱的《問題出現我再告訴大家》換成了方言演唱的《道山靚仔》，讓原本設置好的燈光、舞美、提詞器全部失效。
儘管工作人員對此詬病不止，但五條人還是自顧自地在話筒前唱著鄉音。
其實，熟悉五條人的樂迷都知道，即興改歌這種事對他們來說早已習以為常。
正如茂濤所說，「有時候，你站在臺上，那種感覺來了，剎不住的」。
很多人明明是衝著演出去看的節目，結果到頭來竟然買一送一，還附贈了一場脫口秀。
各種金句、段子層出不窮。類似「我覺得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們寧願土到掉渣，也不俗不可耐」，「音樂從來不是我的夢想，而是我的生活」之類的語句，時刻穿插期間，或幽默風趣，或不拘一格。
五條人的logo是一個隨風飄揚的紅塑膠袋。在他們看來，喜歡不高級的東西、唱不高級的歌其實並不丟人，就像仁科所說：「塑料對我們來說，是另一種赤裸裸的真實。」
這種赤裸的真實，體現在他們言談舉止的方方面面，各種大實話全都張口即來，毫不藏著、掖著。
採訪時，被問到為什麼來參加節目，仁科笑著說：「為了名和利，同時也為了能讓更多的人聽到我們的歌。」
舞臺上，周迅問他們：「你們會打架嗎？」仁科愣了一下，然後脫口而出：「我，知識分子，不打架的。」
原以為，「知識分子」只是他們故意打趣說的一句玩笑話。可是沒想到，事後深究才發現，原來他們真的是一支很有文化的樂隊。
短短一個月內，他們的片單、書單、旅遊筆記在全網得到了迅速的擴散。豆瓣上，有網友甚至開始轉發【五條人推薦片單】。
包括賈樟柯、庫斯圖裡卡、阿莫多瓦、黑澤明、阿基·考裡斯馬基在內的多位導演的作品，他們都能信手拈來，對其侃侃而談。甚至連一些比較小眾的冷門片，也都出現在了他們的片單當中：《盛夏》《水牛城66》《阿瑪柯德》《失魂家族》《死囚越獄》……
聊電影，他們是認真的。而他們之所以給樂隊起名「五條人」，據說也是因為電影——杜可風的《三條人》。
除此之外，在創作方面，他們的音樂同樣也和電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和侯孝賢、賈樟柯一樣，五條人也喜歡將小人物的願景放在大時代下吟唱。
他們引用《戀戀風塵》中的臺詞，感嘆「人生就像種荔枝，有雨也累，無雨又累 。」
他們唱《童年往事》，「我媽說你小時候老愛去跟人相打，說我力氣小，人家力氣大，多划不來啊。說十次嬉戲九次受傷，不要嬉戲能保平安」，與侯孝賢鏡頭下的頑劣少年如出一轍。
他們從《天註定》中獲取靈感，為王寶強飾演的冷面殺手，量身打造了《熱帶》：「有了經驗之後他開始殺人不眨眼，再捅死一個去銀行取錢的人，搶了錢之後買了一輛摩託，現在的劉德龍不再是個正常人」。
正因如此，所以很多人都認為，「五條人的民謠，就如同是一部音樂化的侯孝賢電影」。
不過，就作品風格來看，與侯孝賢相比，五條人與賈樟柯的相似之處，反而更多：他們都從小鎮中走出，作品都聚焦小鎮青年，都擁有故土情懷，且都十分難得的獲得了公眾的認可。
從《小武》到《江湖兒女》，賈樟柯一直用電影探索時代變革下小人物的命運遭遇。他將新聞簡報劇情化，進行藝術形式上的重塑，讓我們看到小人物的忍讓、苦楚乃至反抗。讓觀眾從一個只知道引爆點的旁觀者，變為親身體會的見證者。
而五條人的音樂作品，同樣也是如此，他們將自己看到的一些與小人物有關的新聞報導寫成歌，稱其為「新聞民謠」。
賈樟柯離開汾陽之後，總是用電影講述汾陽的故事；五條人離開海豐之後，同樣也用音樂記錄家鄉的故土人情。
仁科出生在海豐縣下轄的捷勝鎮，小學四年級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這裡。後來，家裡做生意失敗，又舉家遷到了海豐。茂濤的老家是海豐縣下面的陶河鎮，高考失利後，他跑到廣州，開始以販賣打口碟為生。
2003年，在海豐的原創音樂會上，仁科結識了茂濤。8個月後，仁科離開海豐到廣州石牌村投奔了茂濤。兩個人一邊賣盜版碟、盜版書，一邊組樂隊、玩音樂。直到2009年，他們才推出了首張專輯——《縣城記》。
憑藉這張專輯，他們邁出了「立足世界，放眼海豐」的第一步。
透過他們的音樂，我們總能見識到各種充滿生命力與時代感的鮮活人物：
有穿著舊拖鞋、騎著舊單車，看起來「佬勢勢」的靚仔（《道山靚仔》）；有倒賣港幣的小販（《倒港紙》）；有因為偷荔枝被父親教訓了的孩童（《莫怪你老爹》）；有被人從鄉下騙到城市的髮廊小姐（《夢幻麗莎髮廊》）；有田邊鋤地叼著煙的李阿伯（《李阿伯》），也有騎著單車牽一條豬上街的路人（《踏架腳車牽條豬》）……
他們唱底層人物、唱身邊的故事、唱平淡的日常，雖然質樸但卻充滿詩意。
有時候，因為歌詞講述的故事太過瑣碎，甚至會讓樂迷嘖嘖稱奇：這種雞毛蒜皮，也值得記錄，值得歌唱嗎？
畢竟，在業已養成的審美觀裡，我們往往更喜歡謳歌那些狂喜激昂、悲慟欲絕的極端情感。而那些日常、平淡的情感，則在文化意識的主流背景下，被過濾了出去。
而五條人的音樂，則剛好彌補了這種單一的音樂審美。他們用音樂告訴我們，「那平淡如水的生活，並不會因為你而火熱，但它實實在在的就在那裡，值得你揣著的那把錐子脫穎而出」。
2002年，賈樟柯有了一個新的名字：賈科長。
在《賈想》裡，他提到了這個外號的由來——
某天，他在小西天一家賣盜版DVD的店裡瞎逛，淘了半天也沒什麼收穫，老闆見他執著，便與他搭腔，就在賈樟柯準備離開的時候，老闆突然想起什麼，在他一隻手已經伸出去推門的剎那，突然對他說：有一個「賈科長」的《站臺》你要嗎？
雖然連名字都叫錯了，但上到國際影壇下到淘碟小販，卻都對賈樟柯的電影達成了一種共通的認可。因為好的作品，總是能穿透階級、越過時代，讓所有人達成共鳴。
當下，和賈樟柯一樣，五條人也在樂壇達成了這種效果。他們用音樂，見證了家鄉乃至整個時代的變遷，正如《樂夏2》所說：「他們將縣城吞進胃裡，消化成歌，那不是鄉愁，而是歷史。」
我們有理由相信，對他們來說，「立足世界，放眼海豐」絕不會成為一句空話。
或許，當《樂夏2》結束，他們的時代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