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華為手機在晶片上被卡脖子的緣故，讓許多之前完全不關心半導體行業的中國人，也第一次聽說了光刻機和ASML。
光刻機是製造晶片的設備，ASML是製造光刻機的公司，你如果非把二者劃等號，其實也不誇張。在這個人類製造的巔峰領域，ASML基本上就等於光刻機，它以一己之力佔據了全球80%的市場，並且，能造出精度在7nm及以下水平光刻機的，全球更是獨此一家。
所以，當有網友說華為要自力更生造光刻機的時候，半導體行業的朋友卻回應道，那是外行人想的簡單。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獨立製造出光刻機，就算ASML公開圖紙，別人想複製也很難。
既然造光刻機那麼難，那ASML又是怎麼造出來呢？
這是個好問題。可惜的是，ASML的風格跟華為有點像，能力上強悍，作風上低調。你想在網上找個關於它的消息都很難，有限的信息裡更多的是自媒體的抄襲和臆測，更別說搞清楚它是如何造光刻機的了。
信息孤島在2019年被打破，隨著一位叫瑞尼·雷吉梅克科技專欄作家寫的一本關於ASML的企業傳記的出版，世人才得以窺見這個1984年還一無所有的袖珍公司，是如何一步步地成長為光刻巨人的。
瑞尼·雷吉梅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ASML，那時他還是個科技記者，後來創辦了《比特與晶片》雜誌，雜誌倒閉之後，他忽然意識到可以寫本關於ASML的書。對於ASML，他先是關注了很多年，後來為又採訪了很多年，再之後又寫作了7年，這本關於ASML的傳記才得以面世。
今天，虎嗅聯合本書的中文出版方——人民郵電出版社，把這本《光刻巨人》推薦給大家。該書的目標讀者除了科技讀者、半導體行業的從業者外，創業者、管理者、投資人以及對ASML和光刻機感興趣的讀者也能從這本書中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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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ML前傳
ASML的一部分前身叫ASM，是一家荷蘭的從事半導體設備製造的科技公司，距離飛利浦只有60英裡。
創始人德爾·普拉多1931年出生於印尼雅加達，父母是荷蘭公民。二戰期間曾被關在拘留營，戰爭結束後搬到荷蘭。在荷蘭學習了化學和經濟學，之後前往美國哈佛商學院繼續學習。
1958年完成學業後，26歲的德爾·普拉多前往美國西海岸。在這個後來被稱為矽谷的地方，他遇到了一個迅速發展的新興產業——計算機晶片。
從美國返回荷蘭時，德爾·普拉多一手拿著晶圓，一手拿著500美元。他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先進半導體公司（ASM）」的公司，準備在晶片材料和設備製造方面有所作為，除了不做光刻機。
ASM先是從銷售商和分銷商幹起，後來轉型為設備製造商。轉型之後，營收開啟了爆發式增長，到1978年，ASM的年收入已達1400萬美元。
在荷蘭，最早製造的光刻機的公司是飛利浦。這個成立於1891年、直到今天仍讓荷蘭人引以為傲的公司，在光刻機製造方面不缺錢，不缺人，不缺使命與夢想。克洛斯特曼、鮑爾、範希克、布休斯等一群天才為之奮鬥了數十年，耗資無數，最終卻只造出了幾臺光刻機。
沒有市場的項目會被砍掉，這是商業世界的常識。何況那是經濟滯脹的1970年代，飛利浦的日子也很不好過。當飛利浦的執行長威斯·德克有一天說飛利浦必須放棄非核心業務時，光刻機業務的主管特羅斯特意識到，接下來，他需要給光刻機業務找個下家了。
1970年代的ASM正在快速崛起，其創始人德爾·普拉多也一直夢想著跟飛利浦合作。然而，天不遂人願，飛利浦這個大象眼中，並沒有ASM這隻螞蟻。飛利浦的目標是把光刻機業務賣給領先的美國公司，最差也要賣給崛起中的日本公司。
這邊，ASM的德爾·普拉多熱情洋溢地給飛利浦寫了兩封尋求合作的信，毫無懸念地都石沉大海；那邊，飛利浦想把光刻機業務賣給美國公司或者日本公司的計劃，最終也折戟沉沙。
此時，按照正常的劇本，連備胎都不是ASM應該有機會了。機會也確實有了，但又相當於沒有。那是1981年，在給飛利浦的第二封信發出去的5個月後的一天，德爾·普拉多忽然收到了飛利浦方面的回信。
可惜的是，此回信非彼回信。這封回信，是對德爾·普拉多在荷蘭主流報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的回應信。在那篇文章裡，德爾·普拉多說，美國的大公司都願意與創業公司合作，這種情況在荷蘭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在那篇文章中，德爾·普拉多並沒有提到飛利浦的名字，但飛利浦的管理層卻認為，德爾·普拉多這是在影射自己。所以，他們要寫信回應一下，並約德爾·普拉多喝個咖啡。
喝咖啡的時候，德爾·普拉多狠狠地做了下自我推薦。悲催的是，熱情沒有換來熱情，飛利浦S&I的商業總監德波爾沒有跟他約下次見面的時間。
轉折發生在1983年春天。一天，飛利浦S&I的技術董事喬治·德·克魯伊夫在看報紙的時候，讀到了ASM的成功故事。這讓他意識到，德爾·普拉多這傢伙還挺有錢的。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ASML登上了歷史舞臺——1983年6月底，雙方成立合資企業，飛利浦和MIP（一家私募股本基金）分別獲得30%的股份，作為項目的領導，ASM獲得40%的股份。
進擊之路
光刻機業務當初在飛利浦沒有發展起來，有一部分原因是飛利浦的官僚主義——管理層不懂節儉和高效，等級制度分明，保守主義嚴重，部門之間勾心鬥角，這樣的企業文化是不利於開展創新業務的。
ASML沒有飛利浦的官僚主義，從美國回來的德爾·普拉多帶有明顯的矽谷風格。在合資公司還沒有名字的時候，他們就開始了瘋狂的招人——軟體、電子、機械、光學、測量、控制技術，各個領域的工程師都需要。
維姆·亨德裡克森是ASML的第一批員工，入職ASML之前他是飛利浦醫療公司的軟體工程師。一天，他在報紙上看到了ASML的招聘廣告，就大聲地朗讀給自己的妻子聽：「ASML是一家典型的高科技公司，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徵服全球市場，員工可以在自由發揮和紀律之間，實現健康生活與工作的平衡。」
不知道是被ASML的企業文化吸引了，還是被ASML的大餅吸引了，第二天晚上，他就去應聘了。像亨德裡克森這樣被ASML的招聘廣告打動的工程師還有300多位，最終，ASML憑藉一則招聘廣告，就延攬了近百位優秀人才。
ASML在成立的最初幾個月裡，就明確了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做一家只進行研發和組裝的公司。在那時，這種定位是聞所未聞的，因為這意味著失去了控制權。把自己的半條命交出去，這本是移動網際網路時代才有的打法。
ASML最令人震驚的是它的遠大計劃，在成立僅僅4個月後，它制定的公司目標是：兩年內扭虧為贏，四年內成為全球前三。
遠大計劃不會自動實現，在當時，美國的Prekin-Elmer已經主導了光刻機市場多年，GCA也佔據了很大的市場份額，日本的佳能、尼康勢頭也很強勁，年輕的ASML靠什麼實現它的雄心壯志？它能實現嗎？
今天，ASML的霸主地位讓我們很容易想到，它的雄心壯志應該是實現了的。然而並沒有，1988年時，ASML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了，不但自己差點死掉，還險些拖死了自己的母公司ASM。
因不堪重負，ASM後來退出了ASML，自己3500萬美元的投資就這樣打了水漂。飛利浦承擔了ASM在合資企業中的股份和債務，ASML才幸運地沒有死於1988。
熬過了艱難的1988，ASML的運氣好轉了一點。1989年，臺積電遭遇大火，這讓ASML的光刻機銷售量增加了17臺。正是這增加的17臺，讓ASML首次實現了贏利。
飛利浦是ASML光刻機業務最早的起點，後來賣給了ASM，在ASM不堪重負退出的時候，又注資2500萬美元幫助ASML成功續命。然而，今天大紅大紫的ASML，跟飛利浦卻沒有關係了。
1995年，ASML上市時，飛利浦出讓了一半的股份，1997年和2000年，又各賣出了約20%的股份。2004年，飛利浦賣掉了最後2.8%的ASML股份。不知道今天的飛利浦和ASM，看到自己曾經的孩子長成巨人，而自己跟這孩子又沒有了關係時，心中作何感想。
從股權結構上看，今天的ASML，是一家美資企業。截止目前的數據顯示，ASML的最大股東為資本國際集團（MSCI），該企業總部位於紐約，一家徹徹底底的美國企業。第二大股東為貝萊德集團（BlackRock, Inc.），也是一家美國企業。
另外，IBM、三星、海力士，也都在這家公司裡有數量可觀的股份。可以說，大半個半導體行業，都是ASML的合作夥伴，從而形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
上面的這些內容，僅僅是這本50萬字書中的皮毛，更精彩的商戰故事、管理故事、創新方法和贏得客戶的知識，在書中有具體說明。另外，今天我們比較熟悉的科技巨頭，像AMD、臺積電、IBM、蔡司、佳能、尼康、三星等，也都在ASML發展道路上，扮演過各自的角色，起到過各自的作用。
需要說明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只寫到了1997年。ASML在21世紀的故事，作者應該會用另一本書寫出來，目前還沒出版。
當然，在這個天才密集型的行業裡，不只有海量的資金、崇高的使命、偉大的創意，也有官僚主義和人性的弱點。我們需要學習其中好的一面，避免其中不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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