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日升：字啟新，號臺晉，人稱「臺晉先生」，明代惠安縣二十二都玉埕裡（今泉州臺商投資區張坂鎮玉埕村）人。官至四川副使，在奢安之亂中，捐軀赴國難。明代江西狀元劉同升贊其「大節凜凜有生氣，可謂不死矣」。
核心提示
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可汗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對明王朝發動戰爭。驍勇善戰的努爾哈赤在遼東連續擊潰多支明軍，遼陽、瀋陽等地風聲鶴唳，明廷緊急向各地徵兵。此時，辭官居裡多年的惠安人駱日升，興起赴國難之意，奮勇請纓。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他被朝廷委派至四川擔任副使，督理軍備，在那裡，他捲入了另一場滔天禍劫…… □本報記者 吳拏雲 文/圖
才情卓越 心存天下志
「這裡就是名宦駱日升的書齋故址，原來書室的門上還有『陋室』二字磚匾一方。很可惜，前不久該匾被盜走了。」日前，在泉州臺商投資區張坂鎮玉埕村駱氏族人的帶領下，記者在玉埕村內見到了這座始建於明代、磚石混築的駱日升「陋室」書齋。遺憾的是，年湮歲遠，書齋目前僅遺正面入室之門以及四面殘垣斷壁，那方據傳是駱日升親題的「陋室」磚匾已不見蹤影。
離書齋不遠處，駱日升故居舊址猶存。據駱氏族人介紹，駱日升故居原為多落的閩南式古建築，內有數十間房。但隨時間的推移，今故居舊址上大部分建築坍塌嚴重，另有部分建築原貌早已發生改變。不過，當我們踏勘故居舊址時，依然能感受到其往日龐大的規模。
據著名歷史學家傅衣凌、陳支平早年考證，惠安駱氏家族大致在宋末元初之際，「自光州固始避亂入閩，暫住雲頭村」，置有田宅產業。其肇基始祖號「必騰公」，僅生一男，「諱天佑，字孚仲」。駱天佑育有四子，他率族眾徙居惠安二十二都玉埕裡，為了照看開基祖業和先人墳墓，便將「舊置田地莊舍在雲頭一洋者，盡付三養男等管掌」。之後，玉埕駱氏（又稱龍山駱氏）一族不斷繁衍，族眾日益增多，到了明代弘治、正德以後，人口不下數千人。據《龍山駱氏族譜》記載，駱日升，字啟新，號臺晉，為該族十一世祖。日升之父是邵武府教授駱廷煒，年輕時以《天柱山志》蜚聲八閩，清乾隆《泉州府志》有載其「循績」。日升的母親郭氏則是百奇（今稱百崎）回族名流郭廉夫的次女。不難看出，日升出生在一個知書達理的家庭，自幼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在玉埕裡的西北方有山曰「龍山」，山上古有巖宇「清水巖」（今亦名「碧泉禪寺」）。駱氏二世祖駱天佑曾登臨龍山，感懷這裡「磐石釜覆，玉筍嶙峋」，遂在清水巖後築書齋，並留下《清水巖記》一篇。這篇《清水巖記》後世譽稱「才情卓越，解筆傳雅」，今仍鐫於碧泉禪寺碑亭之內。說來也怪，駱天佑龍山構築書齋之後，駱氏子孫讀書蔚然成風，科第仕宦多顯者，漸成地方望族。據介紹，駱日升年幼之時也曾就讀於清水巖書齋。他天生穎異，稟賦極佳，在父親的悉心教導下，「穎悟懸解，不為訓詁墨守之學」。成為生員之後，駱日升就有「憂天下之志」，為文「超逸軼宕，不依傍門戶」，成一家之言。
率真敢言 為閩士楷模
據《龍山駱氏族譜》載，萬曆十九年辛卯(1591年)，駱日升以詩經鄉試中舉，為第七名亞魁；四年後的萬曆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23歲的駱日升參加會試再傳捷報，為第三名會魁；殿試登二甲第七名進士，「選南京禮部主客司主事，署清吏司郎中事」。清乾隆《泉州府志·卷之五十七·明忠義一》亦載：「駱日升，字啟新，號臺晉，惠安人。萬曆辛卯舉人，乙未會魁。」
據清代舉人伍亮寅《三刻駱臺晉先生文集序》載，當時在參加秋闈時，駱日升作《居則曰三節》一文，直揭當朝弊政，其試卷中甚至有「武衰國耗，當事相顧錯愕」之語，試場考官看了都震驚失色（亦有文獻稱駱日升是在省闈試卷中寫下「武衰國耗」之語，「主司相顧錯愕」）。在闈試試卷中，日升的用語如此激烈，真可謂初生牛犢不怕虎啊，其鋒芒太盛又不能不令人為其擔憂。所幸主考官不是奸佞之徒且頗具胸懷，在他看來，駱日升在科舉功名面前能保持一顆赤子之心，率真敢言，亦是難能可貴，知「其後之必以忠見」。所以主考官最後還是擊節贊道：「為子慶，為國家得人慶。」駱日升試卷一出，士子們爭相抄錄研讀，「經牘出，海內傳，幾紙貴」。文章流傳甚廣，日升成為閩士的楷模。何喬遠在《閩書》中稱讚駱日升「談道該貫，有不窮之材」，此語亦被收錄於清乾隆《泉州府志》內。
駱日升敢於抨擊當朝，其才學、膽識也引起了兩位朝中大臣的關注，此二人即為晉江人李廷機和上饒人楊時喬。當時李廷機身為東宮洗馬兼修撰，時常到各地主持鄉試，對後起之秀十分重視；楊時喬時任通政使，負責內外章疏、申訴等事項，亦對英才青睞有加。大概是駱日升試卷的用語太過「辣眼」，反倒讓李、楊二人對他心生好感，有意結識。《龍山駱氏族譜》內有一篇明末大學士黃景昉為駱日升所撰的個人傳記《光祿府君》，該文對此事亦有簡明述及：「先生諱日升，啟新其字……為李文節、楊端潔所知（文節是李廷機的諡號，端潔則是楊時喬的）。」此後，同樣來自泉郡的李廷機與駱日升互通音信，關係日漸升溫，終成摯友。
擢英拔士 海內共頌揚
李廷機對於學問一絲不苟的精神，對師道尊嚴的敬重與維護，都對駱日升產生了無形的影響。在《李文節集》中，尚存多篇李廷機寫給駱日升的書信，其中《報駱臺晉》一文曰：「不肖謂自古稱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敬學。不肖司成，惟守高皇『整齊嚴肅』四字，令人率憚嚴，不知不嚴非明師，而憚嚴者亦非良士也……吾郡前輩如虛齋、古愚、淨峰、遵巖，世遠名存。近者紫溪所識拔士，掇科登第，項背相望，迄今未已。贊宇山東師道甚立，人亦憚其嚴，足為桑梓之光，可以誇詫海內。」李廷機以泉州明代賢達蔡清、趙珤、張嶽、王慎中、蘇濬等人的事跡，鼓勵駱日升嚴守師道，為國家擢英拔士。
後來，駱日升在廣西、江西兩地出任提學之職時，果然選拔了眾多曠世英才。清嘉慶《惠安縣誌》載稱：「（駱日升）由南禮曹，出理江右郵政，移督廣西學，歷廣鹽藩。擢臬副，提學江西。陳大士、羅文止、章大力、艾千子其所取士也。」清乾隆《泉州府志》則載：「（駱日升）授南禮部主事，升郎中，出為廣西提學僉事，適廣東參議，尋擢江西提學副使。首拔陳、艾、章、羅等，得人之盛從來未有。」府志和縣誌裡提到的「陳、艾、章、羅」四人，即為江西「臨川四大才子」陳際泰、艾南英、章世純、羅萬藻，駱日升在提學江西時，發現此四子的文章融經會史、極富才華，故而將他們選入州學為生員，有的甚至拔貢至國子監就讀。日後，此四人結為「豫章社」，大力倡導唐宋派文風、制義時文，名噪一時。不僅是這臨川四大才子，就連著名科技史家、《天工開物》著者宋應星及其兄長宋應昇，也都拜駱日升為師，「鹹執贄門下」。駱日升慧眼識英才的事跡為後世所頌揚，「文章『神眼』之稱，翕然海內」。
對待不同地域、不同教育水平的學生，也要採用不同的方法、策略。駱日升就曾告訴黃景昉說：「粵西樸，宜耀之光明；江右機，宜閒之繩約。」「粵西」在當時指廣西，而「江右」指江西。不難看出，駱日升在推行地方教育政策上並不拘泥於一格，而是因材施教、因地而宜。
據臺商投資區駱氏族裔駱炳華、駱庚河介紹，惠安縣高甲戲藝術保護傳承中心近年曾將名宦駱日升善於識別人才、造就人才的故事，編寫成劇，名為《慧眼考官》（編劇蘇清發、導演王小雷）。該劇迄今仍時有上演，在戲迷中反響熱烈。由此，亦可看出駱日升在惠安民眾心目中有著非凡的地位。
歸裡侍親 盡菽水之歡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父親病重的消息自家鄉傳來。尚任江西提學副使的駱日升當時正好抱恙休假，一聽坐不住了，馬上稟報上司，提出要辭官歸裡，奉養父母。誰知，他的第一封乞終養的文書並未獲批。江西巡按御史批覆：「該道品格高邁，學識閎深，士林仰藉，不啻山鬥。即有微恙，不妨暫攝，安得遽萌歸志耶？按察司以大義勉留，毋再動念。」其實也是一番好意，不想讓駱日升白白浪費一身才華。但這樣一來，也拖延了返鄉的時間。駱日升無奈，連上三封乞終養的申文，誠懇告白思父之心，方才獲得批准。可未至家門，父親駱廷煒已撒手人寰了。
來不及見老父親最後一面，這讓向來奉親至孝的駱日升痛不欲生，「以不及視含殮為恨」。於是他在除服之後，決意徹底離開官場，留在惠安老家侍奉老母親。這一決定出人意料，要知道當時駱日升正處年富力強之時，仕途一片光明，而且深得上司的賞識，一旦不接受朝廷的「返聘」，可能只能終老山林了。但駱日升心意已決，他在惠安玉埕孝奉母親，依依膝下十餘年，對於官場毫不動心。其時，內閣大學士李廷機、葉向高兩位好友在知悉詳情後，都曾邀其出山，重返仕途。但他終不願「以三公易菽水之歡」，留守惠安，儘自己的孝道。
黃景昉後來在《光祿府君》一文中也感慨駱日升的孝舉，文稱：「繼而先生意決，竟解綬歸。餘識之，裡中歸近十載矣，同時以學憲裡居有蘇公茂相、李公開藻、李公叔元。二李頗負簡貴聲，蘇姁嫗好盡善，獎掖後進。未幾，各至大官。而餘所心恃為知己，莫如先生者。記一日，以持身大概為問。先生正色曰：『年少或人情物理未諳，宜須共商耳。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奚問為方。』言時，須直髯動。餘至今慚，感其意是足徵『先生』已。」據這段文字所述，駱日升裡居的那段時間，恰好同郡的蘇茂相、李開藻、李叔元也都因故以「學政」的身份歸鄉。李開藻、李叔元風採品格那是有口皆碑的，而蘇茂相任戶部主事時曾賑恤饑民，獎掖後進，享有善名，此三人不久即被朝廷「返聘」，封作大官。黃景昉言下之意是，如果駱日升願意重新出山的話，也必有一番成就。有一天，黃景昉忍不住以「持身」為話題，試問駱日升為何甘居鄉裡。結果駱日升嚴肅地答稱，人生在世，存身自立，行為須遵法度，哪裡用得著問為什麼。此話一出，更令黃景昉打心眼裡佩服他的「先生」風範了。劉同升亦稱駱日升居裡孝養母親之舉是「至性過人」，他說：「忠孝之事，出於天性，必有較然之志，屹不可奪者在」「先生乞養，方在壯歲，如天之福，太夫人且大耋，先生功名富貴不動於中，甘老丘壑而已。」
駱日升在鄉的十餘年裡，也為家鄉做了不少好事，他重修了駱氏家廟，並且「治圳築室，不厭纖細，履屐之間，皆稱其任」。如今，在臺商投資區張坂鎮玉埕村內，駱氏家廟依然巍立。在家廟旁邊，便是日升所屬的駱氏四房小宗。在小宗祠堂內，記者發現在正殿屋梁上懸有一匾，上書「兩省文宗」四字，據玉埕村黨支部書記駱美堂介紹，該匾正是為駱日升而立。
邊關傳警 誓以身許國
萬曆四十二年（1614年），駱日升的母親也去世了。駱日升丁外艱三年，後將父母「合葬於惠安縣一都上埕山」。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後金可汗努爾哈赤公開向明朝問罪，發布「七大恨」誓師告天。隨即，努爾哈赤兵分兩路攻明，一舉襲取撫順，明中軍千總王命印、把總王學道、唐鑰順等戰死，明王朝為之駭然震動。邊關烽煙四起，明神宗感到事態嚴重，派兵部左侍郎楊鎬為遼東經略，主持遼東防務，並決定出兵遼東，大舉進攻後金。然而，由於缺兵乏餉，不能立即行動，遂加派餉銀200萬兩，並從川、甘、浙、閩等省抽調兵力，增援遼東。
遼東邊關拉響警報，這讓遠在惠安的駱日升勃然有赴國難之意，「乃慷慨以身許國，效終子（漢武帝時的終軍）請纓」。事實上，駱日升早在任職廣西提學僉事時，即有參與平苗戰役，這從他所撰的《平苗露布》一文中可以看出。當時，廣西有苗人反叛，「嘯兇聚醜」，駱日升「受命夾徵」。最終，明軍在都督李如璋的率領下，順利平叛。所以，駱日升對於行伍之事，還是有一定經驗的。
駱日升的效國之心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據《明神宗顯皇帝實錄·卷585》載，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八月，朝廷起用駱日升為四川副使（四川布政司參政），入川協助整頓軍備，並奉命監軍。一聽說是赴四川任職，駱日升的好友都勸阻他。這背後亦有緣故：明代在川、黔實行土司制度，這是明廷對邊疆民族地區進行間接統治的一種方式。但土司與中央之間關係複雜，時有摩擦，有時甚至會釀成戰爭。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至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剛在川、黔一帶發生土司楊應龍作亂的「播州之役」（即萬曆三大徵之一），朝廷派李化龍任總督，集結了24萬兵力方才平叛成功，思之心有餘悸。另一方面，四川永寧宣撫使奢崇明是萬曆十四年（1586年）襲任的，但因前任奢崇周的生母奢世續拒不交出宣撫使印，奢崇明與奢世續展開了一場兵連禍接20餘年的奪印之戰。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川、黔總督出兵幹涉，方才平息了這場奪印之戰。所以，川、黔地區的局勢在當時可謂極不安定，危機四藏。此刻駱日升入川，命運堪憂。
雖知前路兇險，可是駱日升卻毅然選擇赴任。臨行，惠邑衣冠盡出郊外餞行，好友張禮卿更是為駱日升高歌《驪駒》詩相送。把盞言別時，駱日升慷慨陳詞：「吾老矣!此行誓以身許國，裹屍馬革，甘之如飴，異日可題吾墓道曰『兩藩式士，萬裡提師』。」駱日升所說的「兩藩式士」指的是自己在廣西、江西兩地提學舉士；而「萬裡提師」則指將赴四川整頓軍備，以援遼東。
奢安叛亂 忠良齊殉難
駱日升抵川後，「繕城垣，建衙署，自徐郡抵南溪捐鳥道（指險峻的山路），悉成坦途」，積極徵調兵馬赴遼東，並做好後勤工作。然而，當時明廷吏治腐敗，國庫虛空，餉銀嚴重不足。身為四川副使兼監軍的駱日升，曾撰《移布政司文》訴苦道：「第邊民貧窮，衣被、雨具、器械安能具備？今萬裡而驅之行，別離死亡之苦，既掛於胸，懸鶉百結之狀，又觸於目，如何能使人樂往耶？」指出受徵調的川民大多缺乏裝備，有的甚至衣衫襤褸，卻要驅行萬裡去打仗，自然會有怨氣。同時，他向四川布政司建議，給予士兵每人六兩紋銀，「四兩安家，二兩衣裳」，這樣才能「安士心、壯軍容」。不過，從後面的事態來看，四川布政司根本拿不出這筆錢來。軍心浮躁，可想而知。另外，駱日升在《移萬參將文》中還透露，當時他想借調參將萬將軍的兵馬赴四川永寧防守，可此人遲遲不肯就位，不難看出四川將領的懈怠與傲慢，而這僅僅是整個大明王朝軍事狀況的冰山一角罷了。
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最不該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四川土司奢崇明舉兵叛亂，隨後貴州水西土司安邦彥率部響應奢崇明叛亂，史稱「奢安之亂」。清初歷史學家谷應泰所撰《明史紀事本末》對這一事件有較詳細的描述。據該書所述，當時邊關告急，徵四方兵，奢崇明上奏請求「提兵三萬赴援」，並命將領樊龍、樊虎統兵至重慶。四川巡撫徐可求對這批兵員進行點核，「汰其老弱發餉，餉復無繼」，這時樊龍便鼓動士兵造反。「龍走馬舞槊，直刺可求，可求死。遂一擁而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同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兵黃守魁、王守忠，參將萬金、王登爵等皆死之。」可見，事發突然，駱日升等人在奢軍兵變之初，即已遇害。另據《明外史本傳·徐可求傳》載：「土司志在冒餉，兵不如額。」所以徐可求才對兵員進行查核的。值得注意的是，與駱日升一起遇害的南京大總督、總兵官黃守魁是泉州府晉江十九都赤卿鄉（即今石獅市靈秀鎮赤坑村）人。可以說，在「奢安之亂」之初，泉州便損失了駱日升、黃守魁這一文一武兩位英才，實在令人痛惜。欽定四庫全書《四川通志·卷12·忠義·成都府·駱日升》載：「駱日升，福建人，由進士歷川南道副使，奉命監軍。有風裁，嚴紀律，同巡撫徐可求點閱。奢寅兵變，亂卒起，遂遇害；時東川守道孫好古、巡道李繼周、知府章文炳鹹罵賊死之。」
「奢安之亂」後來由四川巡撫朱燮元等統軍平定，奢崇明、安邦彥兵敗後俱被殺。但這場叛亂從天啟元年（1621年）持續至崇禎十年（1637年），前後長達17年，波及川黔雲桂四省，死傷百餘萬。對於明王朝來說，這場戰爭付出的代價實在太過慘重。
欽賜祭葬 名節垂千古
駱日升在「奢安之亂」中殉難後，被朝廷欽賜祭葬。欽定四庫全書《福建通志·卷45·人物3·泉州府·明·駱日升》曰：「（日升）及擢四川兵備，遭土官之變，以身殉難。朝廷憫其忠，贈光祿寺卿，賜祭葬。」 清嘉慶《惠安縣誌》載：「時奢崇明久蓄異志，激樊龍、樊虎請餉變倉卒，日升罵賊，遂遇害。子奎曙，郡庠生，詣闕陳靖，贈光祿寺卿，賜祭葬，世襲百戶一人，祀鄉賢祠。」駱日升因忠烈得以入祀惠安鄉賢祠。據文獻載，惠安鄉賢祠古時設於縣儒學（即文廟）內，在「崇聖祠左」。駱日升詩詞散失無存；其著述則部分遺失於西川，「存者十之五」，後經其子駱奎曙輯錄編纂，孫忠明、忠胤、忠懋校勘，門人宋應星、宋應昇等協助，有《駱光祿文集》6卷本和《駱臺晉先生文集》8卷本兩種版本行世。
駱日升殞命重慶之後，其幕賓、表侄陳德友，「仗義入賊巢，覓屍負歸」，並用靈柩將其遺骸運回家鄉，後欽賜祭葬於惠安洛陽塗厝仔(現屬臺商投資區)的官道旁。據玉埕村村委會主任駱文忠介紹，駱日升墓前的華表，依其生前所囑題寫「兩藩式士，萬裡提師」。惠安縉紳還題輓聯：「疆場身死，並無顏魯之鬢；故裡櫬歸，但有呂祉之帛。」駱日升墓迄今猶存，而今「兩藩式士，萬裡提師」八字，深鐫於其墓碑之上。墓旁有「諭祭」碑一方，碑高2.43米，寬0.84米，厚0.14米，為天啟三年（1623年）所立。碑文有曰：「昔文仲不朽於立言，真卿著名於死節；忠義文章，爾俱烈烈。寵綍既頒，加籩載錫，歆茲渥典，耀爾千秋。」將駱日升與春秋時期政治家臧文仲、唐朝忠臣顏真卿相提並論，算是對其至高的褒讚了。
黃景昉在《光祿府君》中還有一句話：「餘故自請為先生傳，匪惟酬知，將使後之君子，能物色風塵未遇之士，存茲雅譚。而餘亦亟自黽勉，求無負先生期許意雲。」或許借著黃景昉如泣如訴的筆墨之端，人們猶能勾畫出這位忠孝雙全的「臺晉先生」風骨之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