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力、知識使命與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理論創新

 

　　作者簡介：孫志建(1983- )，男，博士，上海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講師。上海 200233

　　內容提要：「想像力」乃是一種綜合運用鏡像開發、融合以及對照等方式或機制來尋求對當下現實、實踐或認知活動進行超越的思維活動和創新能力。公共管理學誕生於技術理性主導的孕育環境當中，總體上它是一門具有獨特的起源神話和正統觀念，以「理性化行政模式」和「基於要素管理」作為基本知識對象的富有身份危機意識的「複數學科」。這種學科特質在成就公共管理學的同時亦限制了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和學科想像力，從而也框定了公共管理學的基本知識使命。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追問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是確立獨特的學科透視法的必經之路，其目標在於檢視和清理認識論和知識結構層面的束縛和障礙，推動知識創新和知識圖景的系統化，從而邁向能夠貢獻大理論的中國公共管理學。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有必要從培養計劃、課程體系等方面重視要素想像力、歷史-文化想像力、哲學想像力、批判想像力以及理論想像力等五項修煉，從而推動「治學之道」和「治理模式」的升級轉型。

　　關 鍵 詞：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學科特質/理論創新

　　標題注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體制彈性與中國城市政府攤販監管機制創新研究」(14CZZ040)。

　　1 問題的提出

　　自20世紀80年代學科恢復和重建以來，中國公共管理學憑藉其在認識和改造行政實踐方面的智識貢獻逐步確立了學科身份與地位。隨著最近10多年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論的實證主義轉向，以及近期公共管理學界對於社會科學哲學的重視，中國公共管理學研究的優秀作品時有呈現。然而，從知識和理論創新的角度考察，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仍不夠理想。「許多看似『科學』的公共管理研究實質上並沒有推動知識的增長，堆積得越來越多的經驗事實也未能增進我們對真實世界中的公共管理的理解。」[1]而且，時至今日，中國公共管理學界尚未湧現具有範式意義的理論創新。總體上，中國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論主題、分析框架以及研究方法等都受到英美公共管理學流派的深厚影響，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拿來主義和範式借用傾向。這種狀態將弱化公共管理學在「知識生產上的立法能力」[2]，進而難以承擔起以自身邏輯來講述自身故事的歷史使命。

　　進一步講，中國公共管理學界在諸多事關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的深層次問題上未曾達成共識。譬如，除開研究對象和概念體系等層次的獨特性之外，公共管理學是否具備觀察實踐的獨特視角?較之於非專業人士(包括實踐派)，公共管理學的基本透視法或者認識形式的獨特性何在?公共管理學是否具備類似於社會學家鮑曼所稱的「社會學之思」[3]意義上的「公共管理學之思」?換言之，公共管理學是否具有發出「像公共管理學一樣思考」的底氣?什麼是公共管理學合格的知識?公共管理學研究應當且能夠供給怎樣的知識形態?本文並不奢求對這些問題予以詳細解答，而旨在將學界的注意力引向解答這些問題的軌道。筆者認為，嚴肅地回應上述問題，我們必須觸及公共管理學想像力這個話題。

　　學界關於想像力的論述可以概括為鏡像論、融合論、對照論以及超越論等四種基本觀點。在鏡像論看來，想像力乃是「理性化的鏡像」[6]264，旨在對日常生活中的理性人假設、工具理性思維以及與之相應的思維的單向度化特徵等所產生的束縛和鉗制予以反思，從而避免公共管理實踐因理性極端化而走向系統性失敗。融合論試圖在鏡像論所賦予的「打開另一扇窗」這種意義上的想像力基礎上強調「融合」(譬如要素融合、學科融合等)與「認識的重組」(譬如關聯、工具組合以及要素重新組合等)以及「創造性轉換」所具有的激發想像力的潛力，主張從關係、整體或者辯證的角度而非隔離、局部或者機械的角度來思考。對照論的觀點乃是鏡像論和融合論的一種延伸或者補充，認為想像力乃是一種「根據可能性看待現實性」[4]102的認知、評判和構想能力。實際上，上述三種觀點本質上都屬於某種程度上的超越論。依據超越論，「任何想像都是一個符號，意指著衝動受阻，因而正在摸索著尋找出路」[4]107。

　　簡言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乃是一種綜合運用鏡像開發、融合以及對照等方式或機制來尋求對公共管理的當下現實、實踐或認知活動進行超越的思維活動和創新能力。人文社會科學中的諸多學科，包括社會學、經濟學、歷史學、人類學以及法學等皆有其獨特的學術想像力。正是基於這種學術想像力，一門學科才有理由宣稱「像某某學一樣思考」。在公共管理學界，學者已逐步覺察到想像力的意義。學者們認為，公共管理學中的政策分析本身就是一門需要洞察力、創造力和想像力的藝術[5]9。從現代理性行政模式轉向後現代公共行政過程中，亟需重視「想像」這種行政精神[6]258。而且，關於虛構與想像的洞見[7]以及批判想像力[8]能夠為理解公共管理動力提供新的視角。總而言之，公共管理的實踐與話語必須尋找合適的方式將想像力植入其中以便更好地理解其運作和特點[9]，中國公共管理學亦需要開發想像力這種「心智品質」[1]。由此，本文以知識創新(尤其是理論創新)為基本導向，旨在進一步討論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這個重要話題。

　　2 公共管理學的知識使命：學科特質與想像力

　　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公共管理學的基本使命在於知識生產(其途徑包括繼承、引進和創新)，通過知識的積累和銳化來增強人們對於日常生活和公共管理世界的規律性認知、透視和掌控。那麼，公共管理學需要供給何種知識或者知識形態?為此，又需要突破哪些認識論或知識結構層面的束縛和障礙?對於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需要從弄清楚公共管理學的學科特質開始，因為正是這些特質深度框定了公共管理學的基本知識使命。因此，從知識發生學角度系統梳理百年公共管理學科史，可以發現以下幾項特質對於塑造公共管理學知識使命尤為關鍵。

　　2.1 理性化的孕育場景

　　公共管理學創建初期，正值「理性-工具性模式」[10]2-—它以官僚製作為組織基礎、以工具理性作為運行邏輯——逐步成型之時。與之相應，在公共管理實踐領域形成了一種技術理性的隱性宏大敘事。「技術理性是一種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它強調科學分析的思路和對科技進步的信念。」[11]21公共管理學發展的大部分學術靈感源自對這種理性行政實踐模式的觀察、認知、反思與提煉。更確切地講，英美主流的公共管理學，其發展以富有工具主義和實用主義色彩的高度理性化的公共管理實踐模式為經驗素材和基礎。這種共生格局成就了現代公共管理學，但也為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設置了諸多障礙。其結果，學科史中頗具聲勢的公共管理理論多被打上了工具理性和管理主義烙印。與之相應，公共管理學的知識創新及其演進亦呈現出鮮明的修正主義色彩[12]15。這種共生格局使得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步入單向度化的軌道。「由於單向度的思想已經成為規範，我們正日益堵塞著通往可替代選擇的道路。」[8]59換言之，知識生產單向度化越來越制約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在理性-工具性模式下，權力對於知識的需求呈現出高度工具性和低度反思性、批判性的特點。尤其是在集權政治氛圍中，理性行政環境會進一步弱化公共管理學自主性，公共管理學學科發展越來越朝向科層化、依附性和應用性的風格邁進。在這種公共管理研究格局下，公共管理學淪為「政府的改革工作之侍女」，公共管理理論工作的功能被嚴格限定在片面的描述、解釋、預測和控制，較少啟動學術的反思、批判和解放功能。其知識生產呈現出較為濃鬱的簡單實證主義、粗俗的經驗主義以及哲學貧困等色彩。這反過來進一步弱化公共管理學的反思和批判能力。

　　在依附性研究格局中，公共管理學將逐步喪失批判性想像的能力[8]14-38。而且，隨著公共管理學「侍女」身份越來越明顯，研究工作越來越受到應用性這根指揮棒的束縛，它不知不覺地促使公共管理學逐步喪失其作為社會科學所應當具有的理論想像力和洞察力。自然也就難以深入公共管理實踐的運行邏輯和底層框架層面予以反思和透視，從而對現實或潛在的「行政之惡」予以徹底批判。正是基於這種顧慮，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以登哈特、法默爾以及博克斯等為代表的學者開始提倡批判社會理論，旨在為公共管理學營造一種批判性的想像力。這表明，公共管理學同古典理性行政模式以及相應的「行政之惡」之間的共生格局提醒公共管理研究要對「知識/權力關係的異化」保持警惕，亦需對公共管理學知識生產的單向度化(即「知識/知識關係」)持一種知識自省的態度。

　　2.2 「複數學科」的特質

　　伍德羅·威爾遜認為：「關於國家的觀念正是行政管理的靈魂。」[13]5作為一門治國之學，公共管理必須以多學科性、視角轉換以及懷特等所稱的「認識論的『多樣性』」[14]180等作為學科發展和知識創新策略。拉斯韋爾在20世紀50年代初就明確將「多學科性」視為政策科學發展的一個方向，強調政策科學應當突破關於政治機構和結構的狹隘研究範圍，吸收諸如社會學、經濟學、法學以及政治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15]5。多學科的複合視角有助於公共管理學更加準確地理解真實公共管理的約束條件、運作機制及其方法論，不至於輕信任何一種理論陷入「理論的陷阱」。縱觀學科史，公共管理學的發展乃是其多學科性特質越來越得以彰顯的過程。在20世紀50年代，社會學家的分析視角對於理解行政國家的大型組織特徵提供了新的洞察力。而公共管理學領域社會心理學的應用，以及組織研究領域對於「非正式組織」現象的關注，「至少暫時抑制了把商業和工業模式轉化應用到公共部門的想法」[16]17。在隨後的70年代，運籌學在公共管理中的應用也為實踐創新增添了新的智識洞見和可能性。

　　公共管理學天生就是一門「複數學科」[17]、「多學科社群」[14]268或者「綜合性交叉學科」[18]18，這種學科特質反過來又決定了「多學科性是公共管理學的強大動力」[14]268。因此，通過不同知識的雜交、融合而促成差異化整合乃是對真實公共管理形成充分、可信認知和解釋的一個基礎知識路徑。公共管理學科的複數特質也就決定了有必要將公共管理學確立在學科統一性、開放性以及多學科性的基礎上進行知識雜交和差異化整合，在知識融合處、學科邊緣處激活想像力。

　　2.3 富有身份危機感的學科

　　較之於社會研究中其他學科，公共管理學受到更多的身份危機困擾。這些困擾關乎學科邊界滲透和擴張、研究者的定位和歸屬、合格的知識形態以及認知形式的獨特性等方面的問題。那麼，出路何在?達布利克認為有必要為公共管理學構建一套「可信學術的標準」[14]，不斷提高研究的品質。在此背景下，學科史上出現了多次大討論，交鋒之一就是公共管理學是走科學主義路線還是政治理論路線的問題。實證主義轉向有助於提升公共管理學研究的品質，但過於依賴實證主義方法也會束縛學術想像力。它傾向於將質的特徵轉化為量的特徵、重數據而忽視完整的現象以及放逐對於規範價值問題的關注，等等。沃勒斯坦認為社會科學分析本質上屬於一種「永無止境的反射鏡遊戲」，它「企圖發現我們據以構建了現實的現實」[19]236，等等。可見，公共管理學的身份危機並非截然是研究方法或者可信學術標準的問題。問題的關鍵在於公共管理學是否確立其自身獨特的透視法和認知形式的獨特性。

　　正是基於這種獨特性，公共管理學方能為我們觀察、理解和判斷以公共管理為核心的特定社會境況或現象提供了一套富有啟發的視角或方法論。這是任何一種社會科學或者人文學科蓬勃發展的安身立命之「道」。譬如，社會學旨在透視隱藏在微觀現象或社會現實表層之下的宏觀力量、底層框架、權力結構、因果機制與深層意義，即「社會學的視角有一個『看穿』社會結構外表的機制」[20]35。同樣，公共管理學也當具有自身的看穿公共管理世界外表的機制。簡言之，公共管理學長期困擾於身份危機(或思想危機)的學科歷史提醒學者在積極構建一套「可信學術的標準」的同時，亦必須積極探索獨特的透視法和認知形式的獨特性，以澄清公共管理學的身份，鑄就公共管理學的學科精神與靈魂。

　　2.4 基於「要素」的管理

　　基於「要素」的管理，這是公共管理學認知/知識對象的基本特質。這項特質決定了無論公共管理學是按照科學的路子還是遵循政治理論的路徑發展，都不能忽視對於基本「要素」的認知和構想。公共管理學學科創立之初，那些具有範本意義的公共管理學著作皆緊扣公共管理的基本「要素」——譬如權威與權力(分權/授權)、個體與組織(官僚制/非正式組織)、決策與執行、目標與手段、體制與機制、結構與功能、合作與衝突、事實與價值、效率與公平、環境與主體(包括理性、動機、行為以及性別等)等——展開構想。通過基於要素聚焦的學術對話，研究者為公共管理學這門新型學科確立了基本的概念前提、領域基礎、人性假設、分析維度以及學科分支。

　　在公共管理學領域，要素聚焦乃是推進理論創新和對公共管理給予充分認知的一種知識策略。這種要素想像力乃是早期英美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之關鍵維度。公共管理學家在考察公共決策模式的過程中發展出了「理性決策」「滿意人決策」「混合掃描決策」等模型。總體來看，這些模型蘊含了一個共同的管理「要素」，即「理性」。赫伯特·西蒙創造性地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極大地推進了知識界對於「理性」認知的充分性與科學性。對於公共管理而言，「價值」亦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基本要素。關於價值要素，英美公共管理學經歷了一個從強調「價值中立」到注重「協調多重價值」的理論發展歷程[16]17。此外，羅伯特·達爾、巴卡拉克和巴拉茲、斯格塞等學者對於「權力」要素複雜性的層層剝筍，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於公共管理而言，「要素」合理是管理科學化和規範化的前提和基礎。實際上，公共管理學的發展是對於各種公共管理要素的認知逐步深化和貼近真實的過程。英美公共管理學界就是抓住了要素想像力這個「牛鼻子」才能源源不斷地推動公共管理理論創新和知識積累。因此，公共管理乃是基於「要素」的管理實踐這個事實意味著公共管理研究必須依託經驗世界與重大理論問題的對話對公共管理基本要素進行創造性認知和構想，這是公共管理學研究和理論創新的一個關鍵動力。

　　2.5 獨特的「起源神話」

　　貢獻認識和改造公共管理實踐的知識與智慧乃是公共管理學的基本使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公共管理學家提出「執行論」「仿效論」(即主張仿效企業進行科學管理)以及「兩分法」這種獨特的起源神話。可以說，這種劍走偏鋒的正統觀念或起源神話乃是公共管理學探索自身知識使命的一個重要路徑起點，深刻影響了公共管理學的發展。一方面，公共管理學獨特的起源神話決定了這門學科不可避免涉及乾淨利索、可複製推廣、理性化的工具性知識——它要麼只關注事實而忽視價值，要麼只關注手段而忽視目標，要麼只關注執行而忽視決策等——的生產，譬如脫離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人的特質或國家背景因素而總結出來的政府管理工具箱。

　　古典行政學時期的知識生產就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問題。實際上，這種傾向在20世紀中後期進一步受到新管理主義思潮的推波助瀾。博克斯認為，「由於傳統公共服務價值的最後遺蹟與『新公共行政』讓步於『新公共管理』和『技師知識』的完全實現，這導致那些忽視意義與目的的機械的、記敘性的思想佔據了統治地位」[21]29。而且，這種知識形態已經成為當前公共管理學知識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潛移默化地對公共管理的認知和實踐改造施加影響。另一方面，作為路徑起點，公共管理學這種充滿「技術理性的隱性宏大敘事」和「技術專家統治論」色彩的起源神話和正統觀念也深刻塑造了學科自身的發展軌跡。總體上，公共管理學的知識生產和理論發展軌跡體現為在管理主義取向和政治理論路徑之間搖擺和螺旋式向前發展。學者指出：「自美國建國之初以來，在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思想上一直存在著憲政取向與管理取向的爭論，爭論的鐘擺不時向兩邊擺動。」[22]換言之，這種獨特的起源神話不僅直接影響到了英美公共管理學知識結構和發展軌跡，而且還間接地在知識體系內部「設置」了一種自平衡機制(譬如鐘擺效應)，通過這種機制在諸多二元對立(譬如價值與事實、公平與效率、目標與手段、集體與個體等)中尋求平衡並維持一種必要的張力。

　　3 中國公共管理學呼喚想像力：掙脫知識創新束縛的需要

　　公共管理學發展史乃是一個呼喚和營造學術想像力的歷程。儘管想像力的重點不是知識本身而是一種思維方式或藝術，但這種意義上的想像力同知識創新息息相關。對於中國公共管理學而言，想像力自覺和修煉已然是學科繁榮發展的一個必備修煉。那麼，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需要進行哪些想像力修煉呢?吉登斯認為社會科學學術想像力的修煉應當注重歷史的感受力、人類學的感受力以及批判的感受力等三個方面[7]。基於此，馬駿認為中國公共管理學應當強化歷史的想像力、人類學的想像力、批判性建構的想像力、大結構的想像力和性別的想像力等五種想像力[1]。這些觀點對我們探討中國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皆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發。

　　保羅·利科認為，想像理論的變化空間可以根據兩根對立軸線來標記：「從對象的方面來說，是關於在場與缺席的軸線；從主體的方面來說，是關於迷惑意識與批判意識的軸線。」[23]234這種關於想像力的高度凝練知識論為我們從總體上認識公共管理學想像力提供了線索。從對象的線索，想像力關係到「在場與缺席」、可見與不可見、現實性與可能性、直觀事實與隱藏的事實等公共管理學的本體論議題；而從主體的角度，想像力關係到「迷惑意識與批判意識」、可言說之物與不可言說之物等公共管理學研究的認識論立場。此外，一個基本共識在於：「想像的展開就必須帶有對激活它的動力的解除。」[5]270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亦旨在超越、解構各式各樣的束縛、約束與限制。基於保羅·利科的想像理論和想像力的基本觀點(包括鏡像論、融合論、對照論以及超越論)，結合公共管理學知識使命和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特殊性，從「解除」限制和束縛的角度，筆者認為中國公共管理學需要在學術想像力塑造方面進行要素想像力、歷史-文化想像力、哲學想像力、批判想像力以及理論想像力等五項修煉。

　　3.1 第一項修煉：要素想像力

　　對於公共管理而言，基本要素的作用就如同元素對於化學的價值一般。深刻觀察公共管理實踐，勢必觸及公共管理基本要素。「要素想像力」旨在拓展公共管理學對於公共管理基本要素的創造性認知，它主張公共管理研究以要素聚焦對抗籠統而粗糙的經驗主義。這種從要素的角度思考、認知以及改造公共管理實踐的想像力乃是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亟須加強的一種想像力。

　　3.1.1 要素聚焦轉移的基本特點

　　公共管理學家聚焦的要素分為基礎型和衍生型兩種。前者是指公共管理學持久關注的要素，譬如組織、制度、理性、權威、權力以及價值(包括效率、民主等)，等等。實際上，這也是公共行政學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的主要陣地。後者則是隨著公共管理實踐和時代環境的變化衍生出來的要素，這是集中體現公共管理學要素想像力的地方。公共管理學要素聚焦的注意力轉移具有內在的規律性。其中，根本性的變化趨勢有兩個：一個是從靜態-結構要素向動態-過程要素聚焦的轉變，這是公共管理科學化的需要；另一個是從物化要素向人的要素聚焦的轉變，這是公共管理民主化和有效管理的需要。考慮到在公共管理實踐中，無論是側重靜態-結構要素階段還是側重動態-過程要素階段，物化要素與人的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基於此，可以將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基本要素進行整體歸類(如圖1所示)。

　　當前公共管理研究越來越重視動態-過程要素、人的要素、外部和關係網絡要素、無形要素以及新興技術要素，等等。具體來講，公共管理學的要素聚焦正在進行以下幾項關鍵的轉變：隨著公共管理研究從靜態-結構要素聚焦向動態-過程要素聚焦的轉變，研究者更加側重於公共管理的場景、職能、戰略以及績效產出等基本要素的研究；與此同時，公共管理研究從封閉的機構內要素(譬如體制、權力及權力配置、機構設置、溝通協調機制以及自由裁量權等)向開放的網絡要素(譬如關係網絡、主體間關係、跨部門合作等)聚焦的轉變。此外，公共管理學「從物化要素向人的要素聚焦轉變」中的「人的要素」具體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內部人的要素，包括知識、倫理、激勵、需求、行為、觀念(譬如預防原則)、動機(譬如公共服務動機)、性別(譬如代表性官僚制)以及層級(譬如街道層官僚)，等等；一種是政府外部人的要素，包括目標群體、行為特質及其缺陷，以及相應的行為塑造機制和作用點(譬如選擇框架、默認處置機制)，等等。可以說，要素聚焦的轉變是拓展公共管理學想像力的過程，也是推動公共管理理論新陳代謝的機制。那麼，促成這種轉變的動力何在?一方面，這源自公共管理實踐以及整個社會變遷(譬如對人的重視、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所提供的洞見；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學領域重大理論或者認識論轉向也為拓展要素想像力注入了新的契機。譬如，近幾年，受到行為科學(包括認知科學、認知心理學以及行為經濟學)的推動，國際公共管理學界正在發生一場新的要素聚焦轉移，研究者開始關注一些看似非理性的要素(譬如人的情緒、行為缺陷等)、行為引導機制(譬如助推)及其作用點(譬如選擇框架)。

　　深層次的要素想像力的激發需要有意識的推進。從近些年英美等國公共管理理論創新來看，想像力的融合論觀點也是大有助益的。如同化合機制一樣，公共管理領域基本管理「要素」之間的有序化合也會產生一些美妙的理論構想。這裡的代表人物是英國行政學家克里斯多福·胡德。胡德將「控制系統的分析要素」和「控制的社會基礎」(包括監督、競爭、相互牽制和人為隨機性)兩方面的要素予以關聯，提出了剖析和透視「政府內監管」這個公共管理現象的經典分析框架[24]47-56。此外，「找回機制」也是啟動要素想像力的一種重要機制。譬如，近期公共管理(或者公共政策)學界關於「找回時間」「找回性別」「找回國家」「重新發現制度」以及「重新發現政府行為」等呼籲，就旨在通過相關要素聚焦來重構公共管理知識結構或者知識體系。以找回性別為例。傳統公共管理思想漠視「性別」或者說忽視「女性」身份乃是一個基本特點。這為傳統公共管理學打上了強烈的男權本體論和認識論烙印。由此，對於公共管理學而言，「性別想像力」[1][11]9就構成了一種基本的觀察視角和知識創新動力。

　　

　　3.1.2 要素聚焦的新契機

　　截至目前，中國公共管理學界較少對這種轉變貢獻力量。然而，當下中國公共管理學正經歷一個要素更替的新契機。其一，新興技術要素嵌入。當前，「網際網路+」、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以及人工職能等新興技術幾乎在同步推進中美等國公共管理的重塑和革新，這種實踐同步性為公共管理學要素聚焦的創造性轉移和理論創新貢獻了一個絕佳時機。其二，實踐軸心要素聚焦。對於中國公共管理學而言，中國改革開放40年實踐潛藏著諸多連貫性或斷續性的軸心要素，譬如「職能」「權力分配」「頂層設計」以及「國家治理體系」等。圍繞這些軸心要素展開系統回顧和科學梳理，有望提煉出具有中國品質的公共管理中軸原理，為國際公共管理學界貢獻新的知識和理論。實際上，「只有以我國實際為研究起點，提出具有主體性、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構建具有自身特質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25]。其三，「理性之外」要素的構想。儘管偶有例外，英美公共管理知識體系本質上是對理性主義公共管理實踐的反映或者批判性理論建構。與之相對照，中國公共管理改革創新被認為是補理性化程度不足的課。換言之，中國近70年來的現代公共管理實踐中容納了諸多「理性之外」的要素及其組合。而且，這些要素和要素組合乃是中國公共管理和中國這個超大規模社會保持相對穩健發展的重要穩態機制之一。依據鏡像論，公共管理學可以通過對具有「中國元素」的公共管理要素(而不僅僅是中國實踐)的聚焦拓展公共管理理論創新的可能性。那麼，中國公共管理學是否可以從「勢」「道」「中庸」「策略」「情緒」(譬如基於「愛」的管理、基於「怕」的管理等)「美學」「矛盾性」「模糊性」以及其他人文要素等看似不怎麼理性的成分中找到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的未來呢?至少，這裡蘊藏著無限的可能性。

　　任何管理都是基於「要素」的管理，管理的基本要素具有相通性。無論是什麼時間(譬如危機管理或者常態管理、革命社會或者革命後社會)、空間(譬如超大國家、小國寡民等)或者主體(譬如公司、政府、家族企業等)狀態下的管理，其有效性都取決於要素及其組合的有效性。因此，當公共管理學圍繞基本管理要素進行研究，其研究就有「小題『大』做」和「萬變不離其『宗』」的特點，其成果往往具有普遍意義。總而言之，關於要素的知識的發展乃是深刻認識真實公共管理的基礎和前提。「要素想像力」是公共管理學科發展不可小覷的重要維度，必將構成中國公共管理學理論創新的重要動力源之一。

　　3.2 第二項修煉：歷史-文化想像力

　　依據菲茨派屈克的觀點，想像力並非一種「自我激活力」，它需要藉助於「主體」「意識」以及「心理或者歷史社會元素」等來激活[9]。公共管理學研究需要重視這種尋求外力的想像力修煉之道。譬如，從歷史-文化的角度拓展和激發想像力。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旨在改變中國公共管理學領域知識自我殖民造成的學科美國化特點以及由此而束縛學術想像力的現狀。克里斯多福·胡德乃是提倡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的代表人物，他主張公共管理學者應當採用一種「文化與歷史視角的結合」[26]14-15的分析途徑。

　　公共管理學領域無法藉助於實驗法這種工具對公共管理處方予以檢驗。一定意義上，這束縛了學科的眼界。然而，作為替代選擇，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支撐公共管理學從更大的時空範圍中搜尋和展現善治之「可能性」，即考察在不同歷史時期或文化情境應對類似問題而採取的國家治理理念或工具及其命運，這有助於降低當下實踐或者具體個案對研究者視野產生的束縛。正如克里斯多福·胡德所言：「歷史經驗可以為我們評估當代觀念的優勢和弱勢提供額外例證。」[26]14在此基礎上，公共管理學家還需「將歷史的視角整合到文化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可以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世界的不同替代形式」[26]15。換言之，公共管理學家亟須在跳出特定歷史「時期」的基礎上進一步跳出公共管理思想的不同歷史「傳統」。通過這種拓展，可以使公共管理學家避免將社會現狀或當今正統視為公共管理「唯一可能的方式」或者避免使我們淪為公共管理「流行時尚的奴隸」。總而言之，通過這種「縱向-跨越歷史階段」和「橫向-跨越文化傳統」的努力，可以使公共管理學家的眼光更加敏銳。前者本質上屬於一種史學的眼光。依據詹姆斯·法爾[27]34的觀點，史學的眼光乃是延伸人類想像力的一種有效方式。後者本質上屬於一種比較的眼光。在馬太·杜甘看來，比較的方法乃是「社會科學中最具想像力的策略」[51]121-122。具體而言，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涉及本體論、認識論以及知識結構等三種層次。

　　3.2.1 本體論層次

　　中國公共管理學要在未來國家治理中發揮更加深遠的影響，就必須挖掘國家獨特的歷史-文化傳統，把已封存在歷史檔案中的治國理政經驗與教訓重新展現出來，以復原某些「有用的過去」，並進行創造性的轉化。譬如，學者對於「紅色管理學」[28]的提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與之相應，中國70年的公共管理變革、40年的改革開放進程等同樣蘊藏著豐富經驗與教訓，值得學界系統研究並提煉出合格的公共管理知識和理論。此外，對於發達國家「改革時代歷史經驗」的挖掘，對中國的國家治理現代化亦大有裨益。譬如，學界對於美國進步時代的政府改革經驗的系統挖掘，就是一個典型。在本體論層次，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還強調：公共管理研究不可僅僅以物化而理性的官僚制或者政府工具作為研究對象，還需對公共管理當中的隱喻、修辭、話語建構、文化衝突以及價值觀念等要素以及相應的現象進行反思和闡釋。與之相應，公共管理改革者需要對特定治理模式、制度與機制選擇的歷史-文化背景、含義和恰適性給予特別的關注。

　　3.2.2 認識論層次

　　在認識論層次，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倡導公共管理研究者秉持長時段的、辯證的以及「他者」視角(人類學的眼光)等複合的認識論途徑。首先，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旨在倡導一種長時段、大歷史視野下的公共管理學研究，以超越短時段或者當下視角的束縛和局限。它旨在「將歷史的視角整合到文化理論的分析框架中」，以便使我們進一步了解世界的不同替代形式[26]15。其次，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乃遵循一種還原特殊性、差異性和多樣性的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一項具有歷史-文化想像力的公共管理研究傾向於「採用他人的視角理解他們的現實世界」[10]13，這是一種更加易於獲得真知灼見的認識途徑。在這個意義上，歷史-文化想像力也是真實公共管理的確認和呈現機制。最後，更為重要的是，歷史-文化想像力更加尊重公共管理實踐的複雜性、關聯性和辯證統一性，因而也更加有助於公共管理學超越傳統「二元論」這種典型的單向度思維方式，採取更加有機的、辯證的認知方式。因此，未來中國公共管理學要更加重視辯證的想像力，更加有機和包容地看待現實中的對式要素和現實，譬如潔淨與危險、正常與病態、模糊與清晰、現代性與矛盾性，等等。

　　3.2.3 知識結構層次

　　一種知識結構狀態要麼激發想像力，要麼束縛想像力。在知識結構層面，當前中國公共管理研究出現了一種嘗試放逐「對善的追求」而「把對真的追求限定於披上許多偽裝的微觀實證論之形式以內」這種成問題的傾向[19]231。公共管理學領域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旨在將「對善的追求」和「對真的追求」在公共管理知識結構層面予以統一，為公共管理確立更為妥當的價值基礎。「文化是決定賦予我們生活以意義的故事之真、善、美的基礎。」[11]12富有歷史-文化想像力的公共管理學傾向於超越傳統公共管理學賴以為基礎的「認識論的實證主義和功能主義」取向，更加注重解釋性和批判性的公共管理研究途徑[10]2，11，以更多地在公共管理知識結構層面推進真、善、美的融合。實際上，學科史上各派學者關於公共管理面臨的規範價值、人性及需求、社會環境等方面約束條件的強調已經提醒公共管理學界：或許後實證主義而非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才是公共管理學更為恰當的認識論基礎[29]3。基於此，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修煉必須以對認識論的實證主義傾向的反思作為起點。

　　公共管理學歷史-文化想像力修煉強調更加注重基於歷史的比較研究，更加注重傾聽他者的真實聲音(尤其是其中的社會建構主義、人類學想像力)，更加注重「文化」的要素而非「物化」的要素，更加注重對於真、善、美的協調，而非片面地以經濟、效率和績效結果作為公共管理的導向。

　　3.3 第三項修煉：哲學想像力

　　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研究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哲學與科學的離異、刻意造就的清晰以及認識論的單向度化等哲學貧困的現象，這弱化了學科的想像力和研究成果的再想像空間。因此，要推動中國公共管理學理論創新，必須注重哲學想像力的培育和修煉。基於這項修煉，對公共管理學的透視法(它關係到公共管理學認知形式的獨特性)、認識論立場以及知識結構狀態等予以審視、確認或反思。

　　3.3.1 「哲學與科學的離異」之逆反

　　想像力修煉意味著束縛和障礙的解除。對於當下中國的公共管理學而言，哲學想像力修煉首當其衝的束縛乃是知識結構層面的「哲學與科學的離異」——即研究者傾向於將公共管理研究中的規範問題懸置，而將研究和討論嚴格限制在「科學」的邊界和話語體系當中，從而導致規範研究和經驗研究「脫節」——這種狀態。然而，科學化內在的概念淨化傾向易於刪減或消解概念原有的隱喻和想像內容[30]212，從而勢必束縛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彼得·溫奇認為：「任何有價值的社會研究在本質上必須是哲學的。」[31]3對於公共管理研究而言，亦是如此。這對公共管理研究者提出了新要求，即如同每個人應當成為所從事研究的方法論者一樣，每個研究者理當成為自身所關注問題的哲學家。

　　為了修復知識結構層面的脫節或斷裂，可以在兩個層面作出調整：(1)認識論層面。克服知識結構層面的「離異」的策略之一就是提倡認識論的多樣性並存。當前，中國公共管理現實的複雜性決定了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認識論途徑對於公共管理研究來說是足夠的，公共管理領域要學會跟認識論的多樣性共處[14]199。遺憾的是，公共管理研究中認識論的多樣性並存這種狀態並未充分展現，更為常見的是微觀實證論或科學化的實證主義認識論範式的盛行。為了扭轉這種局面，公共管理學有必要在想像力修煉中求助於哲學的眼光，譬如現象學的眼光、結構主義的眼光、常人方法學的眼光、社會建構主義的眼光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眼光，等等。通過開啟諸如此類的哲學眼光，可以多角度、多層次地透視當代中國公共管理實踐，從而給出更加科學、充分和深刻的判斷和認知。(2)理論體系層面。哲學想像力修煉呼籲高品質的公共管理規範理論。通過公共管理的規範理論(譬如女性主義/社會建構主義/現象學公共管理理論等)的建構，為公共管理學注入更多的哲學思維和眼光，拓展和提升公共管理學的透視的「寬度」或「厚度」。基於這些規範理論，中國公共管理學進則可以作為「價值討論的貢獻者」[1]而服務於國家治理現代化；退則可以融經驗研究和規範研究於一體從而對真實的中國公共管理給出更好的認知。當前，公共管理學已經發展為「通過解決具體的公共問題實現對價值的管理」[32]這樣一種學科。因此，公共管理學哲學想像力修煉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對公共管理行動所蘊含的價值立場和公共管理場景中的價值分歧或者衝突等予以檢視，進而圍繞「善的多重性」「價值協調」以及「公共價值管理」等主題展開公共管理規範理論問題研究和知識創新。

　　3.3.2 以思辨性對抗刻意的清晰

　　哲學想像力修煉有助於對抗公共管理研究中「刻意造就的清晰」這種狀態，從而為中國公共管理學注入更多的「思辨性」。奧伊澤爾曼認為「思維的『思辨性』的程度」[33]94乃是哲學思維同非哲學思維的根本區別。通過提升中國公共管理研究思辨性，有助於降低線性的、單向度的思維對於公共管理實踐和研究的束縛。在此過程中，哲學將通過不斷挑戰研究的基本假設與前提，追問有關事物的本性、意義以及可能性等方式來推動知識創新。換言之，哲學想像力修煉有助於對公共管理學與生俱來的諸多預設、起源神話或正統觀念——譬如上面提及的「執行論」「仿效論」「兩分法」以及與之相應的單向度的思維模式(譬如「二元論」)等——予以檢視。對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稍有接觸的人士都會留意到，真實的公共管理世界乃是一種充滿差異性、策略性、偶然性、驚奇性、矛盾性、模糊性、不可測度性以及話語建構特質的非線性過程。研究者不能僅僅出於研究的美感、簡潔或者邏輯嚴整性，就將這些「事實」人為裁剪或者遮蔽。與之相應，觀察者亦不可簡單地將現實的政府干預假想為一種純粹的基於手段-目的鏈條的「管理主義取向」的實踐[34]。

　　公共管理學哲學想像力修煉乃是對「粗糙的經驗主義」「認識論的實證主義和功能主義」以及「微觀實證論」予以逆反和鏡像均衡的知識自省過程。公共管理學哲學想像力修煉旨在對公共管理學領域帶有主導性的治理敘事的知識學範式予以反思，改變公共管理知識結構層面哲學與科學離異狀態和學科內在的哲學貧困狀態，促成一種認識論多樣性並存的格局，培育公共管理的獨特透視法，實現對真的探求和對善的追尋的融合。

　　3.4 第四項修煉：批判想像力

　　公共管理學知識體系與理性行政模式高度共生演化，這種關係格局決定了公共管理學的發展必須保持一種基本的知識自省意識和批判性的想像力修煉。對於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發展，亦不例外。公共管理學的批判想像力乃是一種反思技術理性、對抗繁榮表象之下柔性統治與潛在壓制的解放力量。通過這種修煉，對當前盛行的公共管理的理性模式及其革新進行批判性審視。這種批判性審視越徹底，則中國公共管理未來的可能性空間越大。就中國當前實踐而言，公共管理學批判想像力修煉旨在通過對兩種相互糾纏的傾向進行檢視以推動學科發展。一種是公共管理實踐中「任何單一合理性的支配地位」[35]482的傾向；一種是公共管理學領域存在的「技術理性隱性的宏大敘事」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生產的單向度化和工具主義的傾向。與之緊密相關，在對理論和實踐層面這兩種傾向進行檢視和反思的過程中，需要藉助於後現代主義視角的啟發。

　　3.4.1 現代理性行政模式的批判

　　正是在自由日漸增多的現代國家中，國家依然通過諸多隱蔽的、微妙的規訓技術將公民置於無形的控制和秩序當中。這是當前提倡公共管理學批判想像力修煉的關鍵原因之一。依據米歇爾·福柯的觀點，「批判就是不被統治到如此程度的藝術」。具體來講，就是「如何才不被那樣治理，即如何不以那些原則的名義，不以心中的某某目標，不依據諸如此類的程序來被治理，就是說，不被那樣，不因為那樣，不像那樣而受到治理」[36]175。這種意義上的「批判」以現代國家建設中的治理化運動為邏輯起點，這種治理化運動的本質就是理性的擴展和權力的延伸，是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幹預現象。公共管理學批判想像力的基本使命就是對實踐中「任何單一合理性的支配地位」——在公共管理中這種單一合理性就體現為現代政府運行的「理性-工具性模式」，被視為現代公共管理的精神內核——發起挑戰。

　　工具理性傾向於壓制價值和批判理性，影響自由選擇權和話語權的表達。據此，「尋找對於現實的替代方案的思想」[8]33離不開對於工具理性主導的行政思想的批判性審視。法默爾認為，未來公共管理要足夠重視想像力這種行政精神，以調和或矯正理性化行政模式並將工具理性限定在一定範圍之內，以便為公共管理實踐注入更多的價值和人文關懷[6]268-270。因此，現代社會需要一種具備批判想像力的公共管理學，而不是一種依附性的、工具性的公共管理學。這種批判的公共管理學主張將民主、公平、正義、人性等價值放到更高的位置。它極力反對將國家治理的對象視為一種偶然的、混亂的、可互換的和數不清的、軟弱的和無能為力的「只有統計學上的存在意義」的大多數，強調國家治理應當從對公民進行簡單化的理性化抽象轉向兼顧個體性和特殊性，並積極體察標籤或者數據背後的主體性、多樣性以及偶然性。

　　3.4.2 後現代轉向的啟發

　　公共管理學批判想像力的修煉要足夠重視後現代主義視角和公共管理後現代轉向這個基本命題。現代公共管理的主流方法(譬如理性主義的管理方法)總體上是按照現代性精神而創設出來的。「後現代企業之父」湯姆·彼得斯在評論理性管理模式時講道：「這種舊式的管理理論很直接，沒有模糊或者矛盾之處，所以相當吸引人。可是真實的世界並非如此直接。」[37]73現實社會充滿著悖論、驚異、歧義、矛盾性、複雜性、不連續性、非穩定性以及「模糊的區域」，等等。因此，按照現代性的管理方法予以抽象或者簡單化歸類，與其說是管理還不如說是遮蔽和壓制了社會問題的真實面。換言之，公共管理方法的後現代轉向部分地是由於那些曾經在理性管理模式下被遮蔽、壓制和糊弄過去的公共事務面向(譬如矛盾性、模糊區域)或議題已經到了無法再繼續沉默的狀態了。當前，在中國公共管理實踐領域，正局部性地試探性地採納一些具有後現代色彩的觀念和做法。「公共管理的後現代轉向」並不是一個未來學的提法，毋寧說，它是一種以法默爾所稱的「治療」為取向的公共行動倡議。這種倡議和治療既指向現代主義中的傳統殘留物(譬如男權制、父權制、家長制等)，亦指向構成現代公共管理之底層框架的東西(譬如官僚制、工具理性以及抽象化分類系統等)；此外，它還指向當前公共管理中現代性所予以抹去、遮蔽或者壓制的方面，譬如矛盾性、爭議性、界限模糊以及不確定性，等等。做出這種倡議並不是要全盤否定現代性心靈模式所獲得的洞見與貢獻。正如法默爾所言，「我們總是生活在既有現代又有後現代的情景中」[6]279。

　　那麼，公共管理方法的後現代轉向何以可能?讓-弗朗索瓦·利奧塔講道：「通過關注不可確定的現象、控制精度的極限、不完全信息的衝突、量子、『碎片』、突變、語用學悖論等，後現代科學將自身的發展變為一種關於不連續性、不可精確性、突變和悖論的理論。」[38]204面向後現代狀況的公共管理方法，也就是要敢於直面「不連續性、不可精確性、突變和悖論」，且能夠應對和利用模糊和矛盾的方法。很顯然，這種後現代視角有利於拓展公共管理研究的範疇和要素，為知識生產和理論創新賦予新的空間和可能性。

　　3.4.3 「知識生產單向度化」及其矯正

　　對於學科發展來講，知識生產的單向度化乃是束縛學科想像力的關鍵障礙之一。中國當前的公共管理學知識體系主要是承繼於美國的一套「以美國經驗為基礎、以美國問題為核心的美國式的理論體系」[1]。這種承繼必然問題重重。一方面是因為這套知識體系在知識結構層面本身出了問題。正如上文所說，自新公共管理理論興起以來，美國公共管理學知識體系逐步趨於單向度化，知識生產的落腳點放在理性色彩濃厚的管理主義知識之上。另一方面是由承繼者的心態使然。美國公共管理理論體系總體上是適應其國情的一套完整的且具有理論自平衡機制的知識體系。譬如，在知識結構層面，這套知識體系既有偏重實效、講究效率的管理主義知識，又具有對其予以牽制和反思的規範性知識。然而，中國學者在承繼過程中，更多側重於其見效快、工具色彩濃厚以及形式上可複製推廣的管理主義知識，這個局面直至本世紀初期「公共行政規範理論譯叢」的陸續出版才得以部分改觀。

　　與之相應，這種承繼也必然是追逐時尚和脫離理論孕育場景的。總體上，這進一步加劇了中國公共管理學知識結構層面的片面性、碎片化和認識論的自我殖民等問題。而且，這套工具主義色彩濃厚的知識體系在引進中國之後，學者們也多採取了一種修修補補的態度，沒有形成大的批判和反思，因而也沒有形成大的理論創新。總體而言，中國學者承繼了一種發源於美國且具有鮮明「學術的單向度特徵」和碎片化特徵的特殊主義知識體系。很顯然，這種知識體系狀況難以擔負起支撐中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任。因此，中國知識界有必要對公共管理學的知識傳統進行檢視、反思和清理，為學科發展注入更多的批判想像力。

　　3.5 第五項修煉：理論想像力

　　促使行政管理實踐深深根植於穩定的原理之上，這是公共行政學(公共管理學)創立者的期待。總體上，公共管理學中的大理論包括三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公共管理學的知識論。譬如羅森布魯姆的「多元行政觀」、全鍾燮的「社會建構論」；克里斯多福·胡德的「網格-團體」視角等；一種是公共管理的科學理論(寬泛來講包括描述、解釋、詮釋或者批判性的大理論)，譬如「權變論」「漸進決策」「多源流模型」以及「倡議聯盟框架」等；一種是公共管理改革思想，譬如「助推論」「反行政藝術」「無縫隙政府」「整體性治理」以及「新公共管理」或者「新公共服務」等。

　　當前，基於中國治理經驗，社會科學學者也提煉和發展出了諸如楊雪冬的「壓力型體制」分析框架、歐博文和李連江的「選擇性政策執行」的概念框架、曹正漢的「風險論」、周黎安的「行政發包製」和「晉升錦標賽模型」以及周雪光的政府治理模式比較分析框架等具有相當影響力的概念或者理論體系。然而，這些成果多產生於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相關學科，公共管理學界貢獻的具有廣泛接受度的原創性的概念和理論還相對較少。在這種知識生產和供給不足的情況下，對於中國公共管理實踐的觀察、分析、解釋、詮釋以及傳播就自然而然依賴於諸多未經反思和檢視的理論「舶來品」。其結果，必然進一步催生公共管理領域知識的自我殖民和理論與實踐貌合神離的狀態。

　　中國政府管理改革創新實踐呼籲具有中國氣質的公共管理大理論。由此，有必要提出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修煉的課題。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乃是一種超越碎片化經驗事實束縛的想像力，亦是一種超越既有理論束縛和避免「理論的陷阱」的想像力。理論想像力旨在運用說明、詮釋或者批判等知識途徑透視公共管理實踐，由表及裡將感性認識上升至「論理的認識」(譬如現象之意義、本質)或規律性認識(譬如因果性判斷)，從而在混亂的經驗事實中理出頭緒(譬如類型學)、識別隱蔽秩序，建構富有啟發意義的公共管理學思想和大理論。簡言之，理論想像力乃是「一種既有邏輯又有事實基礎進而能夠賦予經驗事實理論意義的想像力」[1]。為了進一步推進中國公共管理學的理論創新和學科發展，有必要運用「遠距離觀察」「大結構想像」「關聯式思維」「知識雜交融合」以及「理論/範式競爭」等機制或者方式積極推進理論想像力修煉。

　　3.5.1 遠距離觀察

　　作為一門治國之學，公共管理學以服務於國家建設和社會進步為己任。因此，公共管理學或多或少需要以解決問題的有效性來尋求學科合法性。然而，任何社會科學學科領域都需要同直接的、具體的、短期的實際問題解決的實踐領域保持一個適度的距離。保持這種適度的距離，才足以觸及認識對象的本質。「認知的本質絕對地要求實際從事認知活動的人必須使自己遠離事物，達到遠在事物之上的一個高度，從這個高度他才得以觀察到它們同其他事物的關係。」[39]106而且，這種保持適度距離的觀察乃是公共管理學洞察力、想像力和生命力之所在。「缺乏對社會治理變革有觀察距離的知識學論述體制，這是中國現代性轉型中一種致命的缺失。」[40]因此，遠距離觀察乃是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修煉的關鍵一環。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遠距離觀察」並非是布爾迪厄所批判的「分析者將自己放到一個外在於對象的位置」這種意義上的「從遠處、從高處來考察一切事物」的做法[41]102。就其根本論，此處所講的「遠距離觀察」並非是觀察立場、立足點或者物理距離的選擇，而是對公共管理學學科身份、使命與核心定位的確認。本質上，「遠距離觀察」旨在弱化公共管理學「政府的改革工作之侍女」的身份，還原其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身份意識。與之相應，公共管理學者需要從研究焦點和主題、研究選題、研究設計和方法等角度還原作為觀察者、研究者與知識生產者的身份，而非實踐者、改革者和政治家的身份。總而言之，作為一門社會科學，公共管理學應當「守住為一種助跑所必需的距離」，憑藉這種助跑而「躍入對最可思慮的東西的思想之中」[42]140。通過這種遠距離觀察來助跑，從而超越情境化的、碎片化的、微觀的經驗事實的束縛，這乃是提煉公共管理學大理論的前提和基礎。

　　3.5.2 大結構想像

　　上面提到公共管理學要具有要素想像力，圍繞基本的公共管理要素進行專題研究。但這並不意味著，公共管理學研究將要被實踐層面的細枝末節所牽扯或者「大題小做」(如表1所示)。公共管理學者要足夠重視「大結構想像」。「這種想像力將不再局限於管理機制、管理工具層面的思考，而會去關注國家治理制度層面的重大問題，關注經濟、社會和技術變遷對國家治理的影響，關注微觀事件與宏觀結構之間的聯繫。」[1]換言之，公共管理學理論研究應當善用遠距離觀察，緊密圍繞影響國家治理和國家轉型的大力量，以理論為導向進一步加大公共管理學基礎研究和知識創新，積極發展「治國之學」而非「治國之術」。因此，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修煉意味著中國知識界還必須停止爭論一些虛假的問題，將研究議程引向重大理論問題。那麼，何為中國公共管理學的「大問題」?深刻地回答這個問題乃是拓展和激發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的題中之義。公共管理學最核心、最基本的問題是「有意義的民主政體和專業分工的專家行政之間的緊張」[11]32嗎?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但盲目地信賴西方學者基於獨特國情作出的判斷和認定，是不可取的，我們必須回到中國公共管理的實踐場景當中。中國學界已有學者關注這個話題[43]。然而，隨著實踐發展，知識界有必要就何為公共管理的大問題進行持續性的關注和討論。而且，由於公共管理領域繁雜，有必要結合具體領域和場景追問公共管理的大問題。譬如，學者提出領導權和治理權相對分離乃是決定政社分開是否能夠成功推行的根本性問題[44]，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3.5.3 關聯式思維

　　在經驗性的公共管理研究中，關聯性思維乃是揭示碎片化事實或現象背後公共管理實踐之本質特徵的重要方法。函數表達式「」很好地說明了關聯思維的要義。例如，在關於中國城市攤販監管中的政府行為研究中，Y表示攤販監管中政府行為的本質屬性；X表示不同的政府行為，包括「疏導」「暴力執法」「柔性執法」「監視型管理」等；a、b、c、d、e等則表示不同種類的政府行為的使用比重、程度和時間等方面的「策略」或「技巧」。可以說，現實是支離破碎的，城市政府在攤販監管中使用了和a、b、c、d、e等多種政策工具或者監管策略。那麼，倘若研究者將「暴力執法」()或「專項整治」()視為攤販監管中刻畫政府行為的元現象，那麼他(她)就無法解釋為什麼攤販監管還存在「柔性執法」()、「選擇性執法」()、「規訓」()以及「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一面，等等。基於此，筆者認為，足以刻畫中國城市攤販監管中政府行為之本質的元現象為「疏堵結合、時緊時松、寬嚴不一」。為了揭示出這種元現象背後的政府行為本質，就有必要把握住以及a、b、c、d、e等之間的內在關聯。基於這種「關聯」思維，通過運用紮根理論方法這種質性數據分析技術，最終揭示出「模糊性治理」這種政府行為模式[45]。由此可知，「關聯」思維(或關係性方法)對於理解複雜的政府行為現象具有較強的認識論意義和價值，尤其是對於基於元現象的概念化和理論抽象工作更是如此。在此意義上，關聯思維乃是理論想像力修煉的一個非常實用的思維工具。

　　3.5.4 知識雜交融合

　　亨利·列斐伏爾認為，沒有整體的概念我們就無法展開諸多類型的社會問題研究，「在不那麼有利的情況下，分割開來的研究和學科陷入無數孤立的、經驗的事實之中」[46]391。對於政府和政府管理的相關研究也是如此。因此，僅僅在研究設計層面推行「關聯思維」還不夠，公共管理學還必須從認識論和知識結構層面還原其作為一門複數學科的特性，通過學科交融、認識論的多樣性並存等方式來降低「盲人摸象」的風險。米爾斯認為「學科分界線的流動性」與「統一的社會科學」有助於激發學術想像力，從而更加準確地理解人類的多樣性[47]149-151。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學學科發展的各個階段，根據需要有所側重地從政治學、管理學、法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心理學等領域獲取靈感與養分。

　　對於中國公共管理學而言，可以通過顛倒理論視角、理論整合等方式來激發理論想像力。其一，顛倒理論視角。公共管理學研究當以國家或者政府為核心，這是公共管理學學科使命使然。然而，為了拓展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我們需要顛倒我們慣常的理論視角，從關於社會面(包括家庭、社區、廣場以及其他微觀場景中的公共議題)的微觀研究和理論中透視中國公共管理中的深層結構或底層框架問題。伴隨著從傳統的「國家/政府→社會」向「社會→國家/政府」的視角轉變，公共管理學也必然同更多的學科(譬如心理學、家政學、犯罪學、社會學、社會工作等)相互接觸、交織和對話。其二，理論整合。公共管理學的想像力源泉之一就是多學科知識雜交和融合。敬乂嘉指出：「學科和範式的內部細化和豐富化固然重要，可以對事實作出新的或進一步的解釋，形成新的理論。但是理論創新發生的一個重要區域是現有的學科之間和範式之間的交界區域，此時的理論創新即理論整合。」[48]譬如，最近幾年，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等發達國家公共管理實踐和理論發展的行為科學轉向，就是很好的例證。「助推論」就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理論成果。可以說，助推理論就是認知科學同法學、政治學、政策科學以及公共管理學之間積極推進理論整合的產物。這種理論整合有其實踐根源，也有理論發展的必然，正如約翰·安德森所說的「認知心理學是所有其他社會科學的基礎」[49]3那樣。

　　中國公共管理學要取得長足發展，必須兼容並蓄。中國公共管理研究有必要藉助既已成熟的學科視角和認識論，以便促成遊刃有餘的視角轉換，從而呈現公共管理的立體性、生動性和複雜性，也有助於提高政府干預的有效性。正如沃爾多所說：「如果要滿足現代世界文明對公共行政的需求，那麼，行政思想就必須與人類知識王國中每一個主要領域都建立起一種工作關係。」[50]260

　　3.5.5 理論/範式競爭

　　在社會科學中，理論想像力關乎理論之間的競爭與較量。馬太·杜甘認為「理論之間的競爭有助於知識的進步」，「沒有理論的相互競爭，就沒有社會科學的進步」[51]121-122。可以說，束縛於某套理論話語體系乃是典型的缺乏理論想像力的表現。在學科史上，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的拓展和激發很大程度上源自理論之間的競爭與爭鳴。竺乾威認為：「學術的繁榮和進步只有通過不斷的反思、批評和爭論才能獲得。美國公共管理思想的生命力保持長青也在於此。」[22]否則，理論研究各說自話，缺乏理論競爭意義上的學術對話，自然也就無法真正拓展和激發學術想像力。更需警惕的是，一些成問題的舊理論淡出、沉積甚至轉化進而影響到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論假設和前提。「因此，對舊理論的批判工作可能似乎永無止境。」[19]215往深層次上講，理論想像力關乎理論範式的論爭，這是中國公共管理學領域比較缺乏的一種想像力。在這個問題上，克里斯多福·胡德反對「以一種單一的理論方法來研究真正有趣的事情」，因而在理論創新方面，「範式衝突」有益而無害[52]660。

　　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修煉的過程也是將公共管理學升華為「知識自省之場所」[19]239的過程。通過這種知識自省，對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知識自我殖民、粗俗的經驗主義以及由此引發的理論與實踐的貌合神離等問題予以徹底檢視。然而，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修煉也有需要警惕的地方。按照亨利·列斐伏爾的觀點，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受到一種「雙重規則」——簡單來講就是理論的一致性和理論的開放性的問題——的控制[46]235。這裡提理論想像力，不是為了理論一致性、嚴格性或者理論潔癖，而對公共管理實踐的複雜性、驚奇性以及偶然性置若罔聞。恰恰相反，公共管理學理論想像力要尊重這種例外狀態，並對這些「例外狀態」予以理論加工、提煉和升華。

　　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五項修煉旨在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儘可能多地展現出中國公共管理及其構想的未來可能性，以支撐對於真實公共管理的認知與改造。公共管理學想像力修煉必須是整體性的修煉，它需要通過五項修煉交互融合開闢新的可能性，它依賴於五項修煉之間的相互給予和支撐。譬如，沒有批判想像或者哲學想像，或許難以對某種公共管理「要素」給予富有想像力的認知深化。總而言之，五項修煉渾然一體，如果顧此失彼都不足以真正提升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的品階。

　　4 結論及其啟示

　　想像力修煉旨在為未來中國公共管理學科發展賦予儘可能多的可能性，而作為一種公共管理精神的想像力則旨在對「可能的」公共管理實踐與國家治理模式保持開放性。

　　4.1 「想像力鍛鍊」與國家治理模式創新

　　想像力跳躍而且搖擺地前進，公共管理中越多的想像力捲入，則意味著越少的結果可控性[9]。一種富有想像力的公共管理模式或許不是工具理性或者有效性推理意義上的最佳實踐樣本，但能為尋求超越而不斷進行富有想像力的探索。而且，「想像能將探索與不利於探索的環境隔離開來」[53]98。正是基於此，公共管理學家提議將「想像」視為一種公共管理精神。

　　然而，將想像視為一種公共管理精神，並不意味著完全否定理性精神，更為合適的境界是在公共管理領域促成理性與想像的辯證統一。二者的和諧共存乃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對於當前中國公共管理而言，一方面需要按照理性化的思路進一步深化改造政府科層制的運行機制，為政府管理注入更多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在更高層級和水平的理性管理狀態下將想像力的鍛鍊常規化甚至制度化，以此為中國公共管理賦予更多新的改革創新空間。實際上，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公共管理改革創新曆程中也有不少富有想像力的做法。20世紀80年代中期提出以有機的「轉變職能論」(即以轉變政府職能來推動機構改革)取代機械的「精簡機構論」(即簡單地就機構改革而談機構改革)就是一次想像力的彰顯。這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行政管理體系朝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進行適應性改革創新的進程。

　　作為一種公共管理精神的想像呼籲更加開放、民主、協商的治理未來，從而奉行一種富有人文關懷、創造性以及包容性的公共管理。從組織管理上講，它呼籲一種學習型組織、分權化管理以及走動式管理；從治理模式上講，它呼籲一種實驗主義治理，以便在公共管理實踐中創造和發現更多的可能性；在公共管理方法論方面，它主張從政府機構壟斷、封閉、保守以及單打獨鬥轉向「共同體主義」、從線性思維轉向非線性思維；從決定論走向或然論；從篤信「事物和事件具有清晰的邊界」的傳統實證主義邏輯和「非黑即白」的管理哲學轉向模糊邏輯和善於「與矛盾性為舞」的公共管理哲學(如「模糊性治理」)以及法默爾所稱的「反行政藝術」等公共管理方法論。此外，全鍾燮敏銳地覺察到了一種注重聯繫、相關性、辯證法和相互依存而反對極端二元論的新型公共管理之道[10]對於妥善處理公共管理實踐中日漸複雜的主體間關係的價值和意義。

　　4.2 邁向富有想像力的中國公共管理學

　　作為治國之學，公共管理學力求發展出關於國家治理(或公共管理)的思想和知識體系。中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必須建立在對中國國家治理傳統、現實和制度特殊性之深刻認知的基礎之上。換言之，想像力的修煉過程也是一個反求諸己的過程。要建立一門符合中國特點的富有想像力的公共管理學，必須將公共管理學在思想、原則和目標方面從根本上加以中國化[54]。

　　當前，中國公共管理學有必要從培養計劃、課程體系等方面重視要素想像力、歷史-文化想像力、哲學想像力、批判想像力以及理論想像力等五項修煉。通過想像力修煉，系統提升和激發其作為對可能性創造性發掘的想像力，從而支撐中國公共管理學在更為適當的價值觀、知識結構以及認識論立場基礎上繼續前行。探尋公共管理學想像力，其目的不在於工具性知識的修修補補，它追求的是理論創新和知識系統化，從而獲取對於現實的更高層次的認知。實際上，也唯有確立學科自身獨特的學術想像力，中國公共管理學也才能產生逾越學科邊界的知識和理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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