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長期以來，美國學者把對中國周邊安全研究置於國際體系演變的背景下進行考察，他們密切關注中國周邊外交政策調整，把「親誠惠容」理念與中國提升周邊外交軟實力聯繫起來，認為這是中國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徑。美國學者對中美在朝核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認知，他們從地緣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會談」機制的得失，強調美韓同盟、美日同盟對解決朝核問題的制約作用。中印美戰略關係的形成對南亞及印度洋的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美國學者認為雖然美印對華戰略選擇不盡相同，但實行對華接觸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戰略的需要，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的雙重因素制約著變化中的中印美三角關係，經濟與安全是檢驗三角關係好壞的試金石。美國學界有關地緣政治經濟考量、軟實力外交、聯盟體系制約作用的研究，凸顯了其當代中國周邊外交與安全研究的新視角。
關鍵詞：美國軍事與外交研究述評/ 美國的中國研究/ 中國周邊外交/
作者簡介：仇華飛，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長期關注中國周邊外交問題，聚焦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演變。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美國學者更加關注崛起的中國如何處理與鄰國的關係，以及鄰國對中國崛起的反應。麥可·利弗(Michael Leifer)、錢明健(Michael R.Chambers)，以及維克託·查(Victor Cha)等考察了在國際體系演變過程中中國在東亞、東南亞日漸增長的影響力，中國周邊國家在中美均勢轉換環境下的外交政策選擇。①他們認為，中國的崛起有利於周邊國家向中國傾斜，因為亞洲文化傾心於等級式秩序，②這些國家渴望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③在有些美國學者看來，中國非常重視周邊外交，歷史上就有把周邊外交作為「中國政治首要考慮」(preoccupations)的傳統。④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與其他新興國家的崛起，國際秩序加速演變，中國周邊外交與安全環境面臨巨大挑戰。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周邊外交的視角和側重點也隨之發生了變化。2011年秋，美國外交學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研究員斯科特·斯奈德(Scott Synder)和喬舒亞·柯蘭齊克(Joshua Kurlantzick)等人發表有關中國周邊安全問題的研究報告，引起了美國官方和學界的關注。報告聚焦中國周邊地區，如朝鮮、緬甸、巴基斯坦和中亞等國存在的不穩定因素，稱「中美兩國可協作防範地區危機發生」。⑤美國外交學會「預防行動中心」(Center for Preventive Acti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主任保羅·斯泰爾斯(Paul B.Stares)認為，「中國在全球不斷擴大的接觸和影響力已經增加了它可能發現自己顯然將與美國發生摩擦的領域和問題的數量」，⑥他提醒中美雙方對此要引起重視。
「印太」與「亞太」雖然概念不同，但仍然是美國傳統亞洲政策的翻版。本文以美國學者重要研究著述和智庫專家的研究報告為論證材料，以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的中國周邊問題研究為參照系，重點梳理歐巴馬政府期間美國學者有關中國周邊軟實力外交、朝核問題與東北亞安全、中印美三角關係，以及美日聯盟體系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影響等問題的研究著述，分析美國「重返亞太」戰略的背景和動因，為進一步探討川普政府構建「印太戰略」的目的及其對華政策調整提供參考。
一 中國周邊「魅力外交」引發關注和猜忌
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就是服從和服務於實現「兩個一百年」的目標，維護好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蘭普頓(David M.Lampton)把這個戰略目標解讀為「保持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集中精力解決大量的內部問題和挑戰」。⑦中國長期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睦鄰友好政策。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等西方國家越來越關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演變。許多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把關注的重點放在中國與東亞鄰國的關係、中國關於南海、東海島嶼爭端問題的主張和立場上。隨著中國周邊外交的目標從冷戰時期的為維護國家生存和國內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向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方面轉變，中國周邊外交新戰略已經形成。2013年10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首次用「親誠惠容」四個字來闡釋中國的周邊外交理念，將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進一步提升到情感高度，用「情」黏合與塑造中國同周邊國家在利益、責任和命運三方面的共同體意識。「親誠惠容」外交理念不僅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智慧，也對提升中國周邊外交軟實力產生了巨大影響。
「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引起了一些美國專家學者的高度關注，他們認為，中國正在採取一種更加緩和的做法，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決定從越南附近中越雙方有爭議的海域撤走石油鑽井平臺。中國還對韓國發起了魅力攻勢，並且謹慎地試探與印度和日本改善關係。中國外交的調門緩和了許多，不再像以往那麼尖銳和對立。總部設在首都華盛頓的凱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特德·卡彭特(Ted Carpenter)認為，並非所有國家都受到了中國一視同仁的對待，比如對馬尼拉，中國就沒表現出妥協之意。卡彭特分析了中國對鄰國態度發生變化的原因，指出其中的兩種可能性：第一，中國只是在繼續一種在強硬與和解之間不停轉換的長期戰略；第二，中國發現強硬行為適得其反。在卡彭特看來，無論中國的魅力攻勢是一種短期戰術轉變，還是一個長期的、有先見之明的調整，美國及其盟友都應該對中國更具和解性的政策做出謹慎的積極反應。⑧儘管中國與東南亞一些鄰國在南海存在領土和島礁爭端，但中國與東協各國的經貿合作發展平穩。習近平主席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強調實現亞太地區的共同繁榮，倡導正確的「義利觀」，表明「中國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不會忘記原則和道義」。⑨有些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把這些舉措視為中國對周邊國家發起的「第二輪魅力攻勢(the second charm offensive)」。⑩在他們看來，中國對它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善於同時採用威脅和魅力攻勢兩種方式進行應對，即「中國在與鄰國保持良好關係的同時，試圖使東海和南海的現狀朝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改變」。(11)
中國周邊「魅力外交」影響力的提升也引起了不少美國學者的猜忌。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ough)認為，從戰略上講，中國可以被描述為一個「孤獨的大國」(lonely power)——缺乏親密的夥伴且沒有盟友。即便在中國與俄羅斯的最親密關係中，不信任和歷史猜疑(historical suspicions)等因素也正在貌似和諧的兩國關係表面之下蔓延。沒有一個國家謀求北京為其提供安全和保護(巴基斯坦也許除外)。這表明中國明顯缺乏作為一個大國所必需的戰略影響力。在沈大偉看來，其他亞洲國家謀求增進與美國的防禦關係，提高彼此之間的合作能力，正是因為它們感受到中國的不確定性和潛在的威脅(the uncertainty and possible threat)。(12)與沈大偉觀點相呼應的還有美國夏威夷亞太安全研究中心(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的莫漢·馬利克(Mohan Malik)。這位知名的中國與南亞問題專家認為，「中國與其亞洲鄰國之間的關係令人沮喪，中國的亞洲戰略是要破壞美國作為亞洲地區安全擔保者的可信性(credibility as regional security guarantor)」。馬利克聲稱，所有這些國家都希望從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中獲得好處，但沒有一個國家希望該地區由中國控制或者它們的政策選擇受中國擺布。它們根本不希望由中國霸權取代正在衰落的美國霸權(fading American hegemony)。(13)約瑟夫·奈(Joseph S.Nye)否認中國強大以後要取代美國的說法，認為中美不會走歷史的老路，中國是國際秩序建設性的參與者，有興趣使之更完善，而不是去挑戰它。(14)關於中國與鄰國關係問題，他強調，中國要增強巧實力，需要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中國本身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因此必然是這一地區的主導力量。奈主張通過多邊機制解決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爭端問題，稱這也意味著中國有能力接受多邊行為準則，有能力調解諸多衝突。無論如何中國都是強大的，但是如果中國只是通過雙邊機制來解決爭端，可能使鄰國感到很有壓力，這樣會有損中國的軟實力。(15)
「親誠惠容」外交理念體現了中國傳統「和」「睦」文化的精髓，它是在新時代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時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繼承與創新。無論美國學者把它說成是「魅力攻勢」也好，還是「孤獨的大國」或者「中國威脅」也罷，都影響不了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決心，中國周邊外交的戰略目標正逐步得以實現，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正得到進一步提升。正像喬舒亞·柯蘭齊克在他的書中所寫的那樣，中國的軟實力外交明顯改變了其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形象，使它在國際舞臺上變得更加積極活躍，並且更加富有建設性。這種成熟外交最突出的表現是，中國積極接觸發展中國家，主動融入當地經濟、貿易活動之中。(16)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方針，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政策，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發展提供了重要保證。
二 中國處理朝核問題的特定方式
朝核問題始於20世紀90年代初，2003年朝鮮第二次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後，朝核危機爆發。面對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制裁，朝鮮經濟面臨巨大挑戰。有些美國學者指責中國同情和支持朝鮮，對其提供大量物資援助，緩解了朝鮮因制裁而受到的經濟壓力。但事實上，中國處理朝核問題是講原則的。正如美國東北亞安全問題專家包道格(Douglas H.Paal)所言，朝核問題出現後，中國對朝鮮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2006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譴責朝鮮進行核試驗的1718號決議，中國投了贊成票，這打破了它以往在朝鮮問題上的慣常做法。(17)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十分關注中國處理朝核問題的手段和方式。包道格認為，中國一方面努力維護朝鮮的穩定，另一方面要求平壤放棄其核能力，在朝鮮問題上奉行中間路線，意在促使美國與朝鮮直接達成協議，以終結朝鮮的核計劃和緩解局勢的緊張。(18)美國學者認為，雖然美國已經對朝鮮實施了經濟制裁併推遲了與朝鮮的對話，但中國與朝鮮的貿易關係2010年以來仍在增長，儘管朝鮮的經濟改革在此期間仍未取得重大進展。中美兩國之間最大的摩擦點莫過於兩國在朝鮮半島政治演變問題上的分歧。「中國對於朝鮮半島政治平衡發生變化的不安將影響中美兩國未來合作的前景，甚至會增加中美發生衝突的可能性。」(19)有美國學者指出，據統計，朝鮮75%的對外貿易都是與中國進行的，「中國是唯一真正可以通過制裁影響朝鮮的國家」。(20)
朝核問題影響的長期性是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研究的重要議題，在他們看來，即使中國同意制裁，朝鮮的反應也會造成嚴重的國際危機。由美國進行單邊制裁或迫使中國向朝鮮施壓將給亞太經濟發展與和平穩定帶來嚴重風險，因為歷史和地緣戰略的重要性決定了這一點。事實是，朝鮮進行核試驗，給美國進一步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加強對這一地區的軍事幹預提供了口實，也給中國周邊外交帶來了巨大壓力。
有些美國學者把朝鮮核試驗看成是對中國戰略利益的直接威脅，如美國擴大反導系統，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日本加快重整軍備等。他們認為，中國對朝鮮的行為越發感到失望，已經到了試圖改變與平壤長期關係的程度。但對中國來說，朝鮮仍是必不可少的戰略緩衝帶。如果朝韓要實現統一，中國充其量只能容忍一個傾向於北京的中立的朝鮮半島。美國學者羅傑·貝克(Rodger Baker)認為，中國與朝鮮的盟友關係像是冷戰殘餘，沒有理由延續到21世紀。貝克分析說，中國之所以繼續支持平壤，與其說是因為共同的意識形態或者以往的合作，倒不如說是出於中國自身的安全考慮。(21)而對於外界常用「唇齒相依」(as close as lips and teeth)來形容中朝關係，貝克則更傾向於相信這句格言的後半句——「唇亡齒寒」，稱這是中國支持朝鮮的原因。貝克在研究報告中寫道，朝鮮是中國東北的緩衝帶。儘管平壤可以利用這一點，但朝鮮領導人並不抱幻想。他們知道，只要北京能保住這個緩衝帶，中國並不真正在意朝鮮政權的生死存亡。(22)歷史上，中朝邊界地區曾是中國的麻煩地區，因為中國需要對付多個入侵者和朝鮮半島不斷增強的軍事實力。19世紀中葉以來，西方列強加大了在亞洲的擴張活動，朝鮮半島也難以倖免。從地緣政治上看，冷戰期間的朝鮮被視為防範駐日、駐韓美軍的戰略緩衝帶(strategic buffer)，並且至今仍發揮著這項作用。(23)有美國學者認為，中國與朝鮮在很大程度上基於歷史來評估彼此的戰略立場。中國認為朝鮮是個有用的緩衝帶，但可能會把中國拖入戰爭，也許會影響或者至少是延誤中國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的時間表。朝鮮認為中國是必不可少的夥伴，只要小心操縱，中國就能不斷向朝鮮提供資金和保護，但始終存在著朝鮮自身命運的控制權落入中國手中的可能性。中國與朝鮮保持特殊關係，從而在很大程度上維護了自身的獨特地位。(24)這種模式從19世紀一直維持到現在，即便在中國遭到歐洲殖民勢力侵略時也不例外，中間只是偶有間斷。中國積極捍衛朝鮮的利益，使其不受西方國家侵擾。
朝鮮在核問題上慣於採用「聲東擊西」戰略，而中國則在謀求通過協助朝鮮來換取別國的政治讓步。這是美國學者關於朝核問題的基本判斷。由於美國對朝鮮新領導人的外交政策難以掌控，它採取讓步政策的可能性比以往更大。貝克認為，美國預料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會採取幹預行為，美國可能會調整最近部署的一部分飛彈防禦系統。在貝克看來，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系統證實了他對中國行為的預測。
中國問題專家梅爾·格託夫(Mel Gurtov)曾發表多篇有關東北亞安全的評論文章，關於朝核問題，他提出美國與朝鮮建立接觸性機制(engagement institution)的觀點。他認為，這種接觸實際上是一個進程(process)，目的是通過注重聯合(單邊和多邊)行動，使雙方擺脫毀滅性衝突，構建一個有利於雙方改變政策的環境。(25)格託夫提出美國與朝鮮進行接觸的七種理由，他強調，放棄接觸會使朝鮮加強其軍力，並排除與想要減緩緊張關係並獲得美國和其他國家讓步的朝鮮領導人進行對話的可能性。他建議，以創建一個「東北亞地區安全對話機制」(Northeast Asia Security Dialogue Mechanism,NEASDM)來取代重啟「六方會談」的辦法。(26)格託夫強調，「東北亞地區安全對話機制」會給各方帶來好處，比如朝鮮得到外交承認，獲得長期的經濟發展援助。幾個大國可能做出的安全保障足以讓朝鮮銷毀核武器，而且，一個成功的地區機制將會為建立地區認同感(regional identity)提供急需的推動力(much-needed boost)。(27)
凱託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道格·班多(Doug Bandow)也一直關注朝核問題。在談到美國現有對朝政策不起作用的原因時，班多建議美國「嘗試直接與朝鮮開啟外交關係」，稱「接觸的好處會超過付出的代價」。班多指出，「作為一個距離朝鮮很遠的國家，美國對朝鮮來說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夥伴(attractive partner)」。(28)在班多看來，朝鮮和美國對於「六方會談」的中止都有很大責任。他認為，「中國一直力促美國與朝鮮接觸以降低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這會強化華盛頓隨後要求中國給予更大幫助的地位」。(29)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先是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來使軍事局勢升級，後又提出恢復到比危機前略微升級的狀態，用以換取政治讓步。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認為，朝鮮的行動威脅到中國的戰略利益，它將擴大美國的飛彈防禦系統，加快日本重整軍備的速度，增加日韓軍事合作的可能性。朝鮮擁有核武器主要是威脅韓國。未來朝鮮半島可能會再次變成大國之間的一個戰場。針對朝韓邊境經常出現的交火事件，卜大年等人認為，國際社會應加大對朝鮮的制裁力度，韓國需要增強常規威懾。首爾不必要求美國允許其實施海下、空中行動或者通過秘密活動和特種部隊實施低強度的報復行動。(30)他們強調美韓同盟、美日同盟的重要性，稱聯盟可以避免朝鮮和中國的威脅；使海上航道保持暢通；阻止中國軍隊進入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在發生敵對情況的時候，擁有各種常規性防禦的選擇權，以使該地區免於核戰爭。(31)卜大年等人聲稱，美國需要保持承諾和軍事實力，美國的盟國也需要擁有更強大的實力。他們的研究報告建議，美國政府要充分調動各種資源，使美國對盟國做出的防務承諾有保障。針對朝鮮核問題的發展，他們批評歐巴馬政府使事態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認為美國早就應當避免即將發生的戰略上的捉襟見肘(strategic insolvency)，從而增強其威懾力量。(32)
格託夫、班多和卜大年等人對朝核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格託夫強調通過接觸與對話應對危機；而卜大年則主張堅持增強實力，提高應對危機的威懾力。事實上，朝鮮政府在2014年下半年就曾嘗試對國際社會開放，美國學者稱這是朝鮮的「魅力攻勢」，目的是希望國際社會放鬆對它的經濟制裁。(33)2014年10月4日，朝鮮高級代表團訪問韓國，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一些美國學者把朝鮮高級代表團訪問韓國說成是朝韓改善關係的「破冰之旅」，具有「史無前例」的意義。(34)文在寅就任韓國總統後，朝鮮半島局勢出現緩和趨向，尤其是朝鮮與美國的關係發生了變化。2018年6月12日，朝美最高領導人成功實現會晤，對推動半島無核化具有積極作用。但在可預見的未來，朝美關係發展的步伐將是緩慢的，正如美國外交學會主席理察·哈斯(Richard N.Haass)所言，「美朝可望籤署實現的成果充其量是相對有限的。作為第一步，朝鮮可能會凍結核彈頭和彈道飛彈測試活動，並同意不向其他國家轉讓技術，而美國可能同意解除部分制裁併對朝鮮予以外交承認。」(35)事實上，美國從小布希政府時期就確立了處理朝核問題的長期戰略，即美國在東北亞必須保持強大的軍力與綜合軍事威懾力，鞏固美韓同盟、美日同盟關係，對日本和韓國守信，在聯合國採取協調一致的行動，對核擴散問題保持高度警覺，堅持要求中國對朝鮮施加壓力。因此，即使川普政府想在朝核問題上有所突破，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對朝長期戰略目標。
三 美國戰略視角下的中印美關係研究
中國與印度1950年建立外交關係，1954年兩國領導人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兩國關係奠定了基礎，是戰後中印友好合作的第一個高潮。美國學者弗朗辛·R.弗蘭克爾(Francine R.Frankel)形容中印關係得益於兩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中印兩國都很自豪並樂於展示「道德上的自以為是」(moral self-righteousness)。(36)而蘭普頓稱，(中印)兩國都希望過去的輝煌能夠折射出明天的偉大，兩國都不想成為其他任何大國的棋子，當然也不想成為對方的棋子。(37)這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國和印度都有謀求地區乃至全球戰略統治地位的強烈欲望。中印在各自的領域都有自己的優勢，而兩國間激烈的經濟競爭已經逐漸成為它們正在開展的戰略競爭中的最新招數。儘管雙方籤署了有關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文件，但中國和印度都清楚這可能給它們各自接近美國的急切願望帶來一些影響，因此二者在競爭中誰會佔據有利地位將取決於美國的態度。何漢理(即哈裡·哈丁，Harry Harding)把中美印戰略說成是「隨著利益與環境的變化，中美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各種事件上，分別形成『變動中的三角關係』(shifting triangular relationship)的前景」。(38)
沃爾特·洛曼(Walter Lohman)是美國外交政策專家，現任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39)他認為，美國和印度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有一致的利益，但美國必須現實地面對印度目前在東亞的力量基礎，印度不會成為美國抗衡中國政策的一部分。要評估為何南亞對於美國的東亞政策具有重要性，以及如何將該地區佔主導地位的大國印度納入美國對東亞的政策，首先必須對美國在東亞的政策目標及目前具備的手段有一個清晰的概念。(40)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政策目標應該是支持和平、安全、自由與繁榮。使用的主要手段是其聯盟網絡、部署在前沿的軍事力量，以及對自由貿易的支持。補充手段包括雙邊和多邊外交接觸。美印關係屬於這一外交範疇中的子範疇。具體表現為以下三種形式：
第一，美印對華方式不同。洛曼指出，在東亞最重要的戰略挑戰就是以和平方式將一個崛起的中國納入該地區的政治生活之中，以滿足包括美國、印度及中國在內的各國的最廣泛的利益需求。在應對中國崛起方面，美印利益一致的地方就在於抗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並打造一個有效的地區外交架構的基礎。洛曼認為，美國和印度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並不相同，這使得這一理論上和地緣政治上的重點變得更加複雜。美國和印度都沒有一直推行抗衡中國的戰略；接觸是兩國對華政策中同樣突出的元素。從印度的角度來說，首先，中國是一個鄰國，是印度外交政策和安全機構不願招惹的一個相對強大的鄰國。其次，對印度而言，中國是經濟方面的機會，它是印度最大的貿易夥伴，兩國都在對方國內有著正在成形並不斷增長的投資。(41)
中美之間的戰略利益衝突主要表現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以及朝鮮半島安全問題等方面，但中美之間已建立了多個交流和對話渠道。在經濟方面，中國對美國而言是比印度更重要的夥伴。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而印度則排在美國對外貿易的第13位，兩者間的差距以美元計算幾乎是十倍。(42)有美國學者表示，美國和印度對中國都採取制衡加接觸的方式，但因為它們並不互相依賴，因此常常互相脫節。印方對於國內有關向美國戰略利益讓步的政治指責尤其敏感，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則完全取決於其政府機構的能力，經常在不太考慮印度利益的情況下推進。
第二，印度不具備抗衡中國的能力。印度自1991年開始關注東亞以來，它的「東向」(Look East)政策比中國的「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早了六年。與中國一樣，印度現在也活躍在該地區的最高級別活動中，包括東協地區論壇、東亞峰會、東協防長擴大會議，以及東協政府首腦會議。印度還加強了與東南亞各國的雙邊關係。因為在東協總貿易額中，2009年對華貿易佔11.6%，而對印貿易僅佔2.5%，儘管印度—東協自貿協定自2010年生效，但這一份額幾乎保持不變。東協的對華出口是對印度出口的三倍，而它從中國的進口則是從印度進口的六倍。2002年至2009年，中國對東協的直接投資是印度對東協的直接投資的兩倍多。2010年印度對東協的投資躍升至接近中國的水平，但還沒有近到足以彌補累積差額的水平。(43)
印度的外交政策重點首先在其邊境和鄰國，在南亞方面就是緬甸。20年前，印度從支持民主轉向了討好緬甸軍政權。但緬甸軍政府為了對抗日漸強大的中國力量，首先轉向的是西方而非印度。他們這樣做的理由是，在他們看來印度並不具備抗衡中國優勢的能力。與印度相比，中國是緬甸更大的貿易夥伴。中緬的政府間關係和軍事關係也比印緬之間的關係更牢固。(44)
第三，現實地面對印度戰略影響的局限性。洛曼認為，美國應當幫助印度積極地參與該地區的外交架構，歡迎印度參加雙邊與多邊對話，以及官員之間的日常協調，參與美國主導的聯合軍事演習。在印度完善其戰略利益之際，讓其所有與地區大國進行合作的選項得到充分發展，這對美國大有好處。美國必須現實地面對印度目前在東亞的力量基礎，以及印度自己的戰略優先重點。印度對其鄰國的關注遠多於對西太平洋的關心。印度不可能被動地成為美國抗衡中國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國學者認為，如果沒有認識到印度作為夥伴國的局限，就有可能使美國為了換取理論上的地緣政治討論而放棄實際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掩蓋為美國在西太平洋提供真正力量基礎的關係和其他因素：美國的盟國、強大的前沿軍事部署，以及對自由貿易的承諾。(45)由此可以看出，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對印度的亞太戰略角色持樂觀而又謹慎的態度。
在歐巴馬政府時期，印度推行的「東向」戰略在某種意義上與日本的「南下戰略」、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合流。美國海軍學院中國問題專家萊爾·戈爾茨坦(Lyle J.Goldstein)認為，「如果這三個戰略遙相呼應，形成事實上圍堵中國的海洋地緣政治環境，則將對中國的海洋安全及海權發展造成更大的危害。」(46)然而，中印兩國都是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中心，中印的地緣政治範圍和地緣經濟範圍的交叉性，為兩國的經濟交往提供了機遇。美國擔心中印加強合作會削弱其全球霸主的地位。實際上，中國在莫迪政府的「印度製造」構想中有重要的地位。同時，中國期盼全面深化並擴大與印度的關係。印度所希望的是同所有主要大國保持夥伴關係，用印度前外交官M.K.巴德拉庫馬爾的話說，「支持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不符合印度的利益」。(47)不少印度智庫學者認為，「印美關係不應被說成是以抵禦威脅、對抗中國為基礎的夥伴關係。那樣做最終會削弱新德裡無論是與華盛頓還是與北京討價還價維護其國家利益的能力。」(48)
2017年10月18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蒂勒森(Rex Tillerson)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首先提出「自由而開放的印太」這一概念後，美國政府就開始使用「印太」的說法取代「亞太」。蒂勒森稱，包括整個印度洋、西太平洋沿岸所有國家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將是21世紀全球最重要的部分。他強調，美國需要加強與印度的合作，以確保印太地區是一個日益和平、穩定與繁榮的地方，使它成為一個沒有混亂、衝突和掠奪式經濟的地方。蒂勒森強調，「世界重心正向印度-太平洋中心轉移」(The world’s center of gravity is shifting to the heart of the Indo-Pacific)，美國政府希望推動建設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49)儘管川普政府竭力避免使用過去常用的「亞太」概念，但事實上，所謂的「印太戰略」並非什麼新概念，它依然屬於美國傳統亞洲戰略範疇。美國希望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與這些地區經濟崛起的國家進行接觸，構建美國治下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秩序，確立以美、印、日、澳四國為中心的本地區安全架構和「印太戰略」構思，但印度奉行的獨立和不結盟政策很難與美國的「印太戰略」合拍。
四 美國聯盟戰略與中國周邊安全環境
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不斷強化其在亞太地區既有的聯盟體系，加強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和軍事部署，對中國的周邊安全構成了巨大挑戰。美國國內智庫紛紛發表對策建議和研究報告，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報告《21世紀的亞洲聯盟》(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提出「亞洲將是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中心」的觀點。這份報告認為，「由於受到經濟上高度相互依賴的制約，中美兩國在安全方面的新的對抗關係將會影響該地區的未來。美國在這種持續不斷的地緣政治轉變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50)卜大年等中國問題專家認為，美國戰後的亞洲政策使得多數亞洲國家能在經濟上取得發展，從封閉的社會轉變為比較開放和穩定的社會。亞洲國家實現這些目標是通過積極接受「自由主義秩序」。事實上，這個秩序以資本主義為特徵，是美國所建立和維護的。
有些美國學者把美國亞太政策的成功歸功於以下三個因素：第一，美軍控制著全球的公共領域，包括海洋、空中、太空和網絡空間，從而使其在遙遠的亞太戰區(the distance Asia-Pacifc theater)進行迅速和果斷的力量投射成為可能。美軍一直在亞洲進行前沿部署，從而提供了亞洲國家據以發展的安全保護傘(security umbrella)。(51)第二，美國主導的經濟與法規方面的秩序是開放的，並為許多國家所接受。第三，在必要的時候，美國總統對亞洲國家領導人施壓，迫使其放棄獨裁統治和政治上的腐朽，轉而實現政治發展和民主。(52)很顯然，這是要用美國的價值觀指導亞洲事務的處理。
關於中國外交戰略的目標，一些美國學者認為，中共已經把自己的合法地位與維護中國的「完整性」(whole)和扭轉「百年國恥」聯繫在一起。美國學者宣稱，從軍事上講，這意味著要挫敗大陸內部的或者來自臺灣的「分離主義」威脅。(53)有些美國學者從三個維度分析人民解放軍對中國的海上邊界，尤其是東海、黃海和南海的控制力度：首先，中國堅信，一個大國需要對意欲在其近海進行活動的任何國家行使否決權。其次，中國想發揮影響力，以便按照自己的條件解決與日本和東南亞國家之間由來已久的領土或主權爭端。第三，中國想把力量投射到其大量海上貿易所途經的遙遠的海洋。他們認為，這些目標是可以理解的，即所有崛起大國都有這方面的野心，沒有任何國家以為中國的軌跡會有所不同。(54)卜大年等承認，中美之間在安全方面的競爭並不預示著一場新的冷戰將要爆發。在大國競爭中，貿易和經濟融合水平的提高將會與軍事對抗的加劇不和諧地共存。他們認為，合作與競爭的這種混合使得美國承擔保障和威懾的任務要比冷戰期間困難得多。為了維護亞洲的秩序，美軍必須阻止衝突，讓盟國感到放心並為其提供保護，在必要的時候主宰和控制全球公共領域，以投射軍事力量。美國必須一方面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另一方面與中國「保持接觸」，華盛頓對華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把中國的各個利益攸關方融入自由的秩序之中。(55)
在有些中國問題專家看來，雖然美國需要盟國以便確定更強有力的軍事姿態來抗衡中國，但是它並不想造成使其精力衰弱的競爭或者核武器方面的軍事競爭。由於美國繼續與中國保持接觸，同時讓該地區各國受益，所以它能夠抗衡中國的力量，而又不顯得具有太大的對抗性。因此，盟國和夥伴國將會有強烈的願望採取必要的措施來抗衡中國的實力，如果它們認為美國的政策有希望使中國「和平崛起」的話。這種混合戰略帶有內在的風險和困境。美國的決策者必須小心謹慎，以免使保持接觸的政策淪為妥協或者綏靖政策。(56)
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稱，導致美國亞太戰略更趨複雜的原因是中國在東北亞、東南亞及其他地區扮演著不斷增大且捉摸不定的戰略角色。美國迫切需要重新思考和重新構建其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冷戰期間，為了冷戰的目的而建立的聯盟體系不利於實現當前和今後的目標。冷戰結束後的美國歷屆政府為了適應亞洲新的現實而對美國的戰略做出的調整僅僅是微乎其微的。在迅速變化的亞太地區，美國戰略的有限改變就等於失敗。這種失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承認這是可以理解的並不意味著目前的戰略是可持續的。(57)
有美國學者建議，冷戰時代維護亞洲安全的「輻射狀」模式必須改變。他們認為，美國的優先地位基於華盛頓能夠繼續主宰全球公共領域。這種需要使所有其他軍事任務，從人道主義救援到地區威懾和打贏戰爭等責任都能完成。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主任巴裡·波森(Barry Posen)認為，中國軍隊正在製造「有爭議的地區」，以便阻止美軍進入。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還對美國在空間和電腦網路公共領域中的「主導戰略」構成了挑戰，這一事態發展將危及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優勢地位。(58)在一些美國學者看來，中國的「有爭議地區」的地理位置涵蓋了美國的許多盟國和夥伴國，以及重要的海上航道。這些「有爭議地區」將會為中國構成盾牌，以抵禦美國的力量，並使中國能夠脅迫地區內的任何國家。這裡所謂的「有爭議地區」在歷史上都是中國固有領土或領海，即使如此，中國也希望同有關國家通過談判解決領土爭議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學者的觀點存在明顯的偏見。
有美國學者強調，為了應對這些挑戰，美國必須進一步增強實力，以便重新獲得對全球公共領域的主導權，在有爭議的地區活動。首先，美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盟國的幫助，以獲得共同的利益。他們認為，由於美軍在爆發衝突的時候攻入有爭議的地區要花費時間，所以盟國的首要任務就是開發本國有爭議的地區，以阻止中國軍隊進入。其次，盟國必須提供支援能力，以幫助美國將其壓倒一切的實力投射到中國軍隊可能會爭奪的地區。最後，所有盟國都必須彼此提供更多的支援，它們尤其需要「點對點」(point to point)的安排來取代「輻射狀」安排。(59)
(一)美國安全利益下的聯盟體系戰略
「輻射狀」模式主要建立在美國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和菲律賓的雙邊聯盟體系基礎上。除了澳大利亞，各盟國都做出了基本相同的妥協：它們為美軍提供基地和港口，為支援美國駐軍做出相應的貢獻。一些盟國還提供軍力以支援美國的戰爭，譬如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早些時候在越南。作為回報，美國提供威懾和防禦力量。這一模式曾經是靈驗的。(60)卜大年等人認為，美國與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的關係具有比較單方面的性質：臺灣主要關心的是獲取美國的武器和「服務」；雅加達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變化多端，因而沒有確立任何真正的合作模式。雖然「輻射狀」模式按照有意的安排具有模糊性，從而使美國(「中心」)和盟國(「外圍」)在做出反應方面獲得了靈活性，但是中國的軍事崛起所構成的挑戰使得明確性變得更加重要。美國學者承認，「輻射狀」體系設計出來時，兩個方面原因證明其具有合理性。第一，該地區方興未艾的各國擔心日本會捲土重來，也擔心臺灣和韓國獲得發動戰爭的靈活性。第二，華盛頓與其所有盟國之間的實力差距很大，因此亞洲各國領導人基本上滿足於任憑美國來選擇何時及如何應對侵略。華盛頓並沒有像它在歐洲所做的那樣推進集體安全。(61)然而現在，聯盟需要結成一個集體網絡。這個網絡要能使各個聯盟迅速和有效地單獨或者聯合行動，無論有沒有美國的參加。
如何克服上述這些障礙，卜大年等人指出，一項共同的戰略構想將會強有力地保衛共同的戰略目標。美國的盟國和新的合作夥伴都具有共同的消極與積極的兩方面目標。所有國家都希望得益於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但沒有任何國家希望中國在該地區佔據主導地位。澳大利亞、韓國、菲律賓、印尼、越南、新加坡和泰國等國都希望各國遵守國際秩序的規則，保證國際航行自由，和平解決領土爭端，以及對全球公共領域的自由與合法的使用。(62)有美國學者稱，美國在亞洲的盟國想要享有自己來之不易的獨立、日益增強的經濟繁榮，以及不斷增加的自由。只有一項共同的聯盟對策才能實現這些目標。在最為宏大的層次上，共同的聯盟目標應當是說服任何企圖侵略的國家，使之認識到，如果把一個盟國列為打擊目標，就意味著引起其餘國家的憤怒。這一方針會大大增強地區穩定，鞏固盟國持續不斷的政治和經濟努力，以創建一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控制的地區。(63)這些主張無疑是為美國維護亞洲聯盟體系、插手亞洲事務製造理論依據。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國加強聯盟的凝聚力主要是針對中國。一些美國智庫專家強調日本對美國的重要性，認為沒有日本的支持，保衛韓國或者臺灣就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樣，在沒有新加坡、印度、越南、印尼和澳大利亞幫助(或者是默許)的情況下，確保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的安全也會很困難。他們認為，美國在沒有盟國幫助的情況下再也無法扮演傳統的安撫角色，華盛頓不能期望在整個太平洋或者亞洲的海域享有行動自由。此外，美國還需要盟國在對衝突起威懾作用，以及一旦威懾失敗就及時地通過戰鬥解決問題方面提供更多的幫助。(64)從中可以清楚看出，美國實際上將中國臺灣視為其實施亞洲聯盟戰略的重要棋子。
美國智庫提出的所謂「聯盟凝聚力的五項原則」(Five Principles of Alliance Cohesion)主要體現在：第一，「輻射狀」模式需要讓位於一個「點對點的」，即網絡式的聯盟，以及特殊的聯盟夥伴關係模式。所有盟國都應當具有單獨自衛的手段，通過獲得更大的韌性和創建「有爭議區域」，在較短時間內或者共同在比較漫長的時間裡這樣做。第二，盟國應當能夠幫助美國確保進入全球公共領域及連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道的機會，並且在必要的時候對其加以控制。第三，盟國應當能夠為美國的力量投射提供便利。第四，美國政府必須改變其在自己建造什麼武器系統，以及向盟國轉讓什麼技術的問題上的思維定式。任何敵手都能夠從若干來源之一獲得自己需要獲得的幾乎任何一項技術。因此，美國政府內部想要拒絕向一個盟國提供所需技術的人們就必須承擔提供證據的負擔。最後，由於幾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是潛在的敵國，所以盟國需要制定種種選擇方案，以便對侵略做出常規反應，以避免核升級。(65)這五項原則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構成了巨大壓力和挑戰。
(二)美國視臺灣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把臺灣作為遏制中國崛起的「棋子」。美國智庫的研究報告稱「臺灣將是中國大陸最有可能挑起一場衝突的地方」。他們認為，在和平時期，臺灣似乎是美國的一項任性的甚至是不合時宜的擔憂：過去百年歷史的遺產。但如果臺灣遭到襲擊，情況就會顯得截然不同。此外，中國大陸針對臺灣的和平時期的脅迫性軍事戰略可能會適用於其他盟國與夥伴國。(66)卜大年等人稱，美國的盟國早就應該繼續討論中國大陸如果進攻臺灣會對穩定起多大的破壞作用，怎樣才能最好地對其加以預防，假如臺灣落入中國大陸之手，亞洲就會被一分為二，美國對太平洋的控制就會進一步受到損害，南中國海就會變成中國的一個內湖，日本就會失去戰略縱深。針對中國在海南島部署正常的防衛設施，美國智庫研究報告稱，如果美國(在東亞地區)只有少數基地和港口，安置飛彈及部署情報、監視、偵察(ISR)部隊不足，就可能讓中國獲得對南中國海的控制權。(67)這些觀點不僅危言聳聽，而且事實上為美國插手中國內政、侵犯中國南海主權提供了決策依據。
(三)美日同盟：中國周邊安全的巨大挑戰
美日同盟是冷戰的產物，是美國試圖持久主導亞太秩序、阻撓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抓手。有關美日同盟應如何應對中國和平崛起的挑戰，美國智庫及研究機構發表了不少文章和報告。新美國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CNAS)中國問題專家派屈克·克羅寧(Patrick M.Cronin)、保羅·吉阿拉(Paul S.Giarra)等人的研究報告——《中國所構成的挑戰：擺在美日同盟面前的軍事、經濟與能源選擇》為美國遏制中國和平崛起尋找理由。克羅寧等人指出，要想使美日同盟保持其在亞太地區「和平與繁榮的基石」(the cornerston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的作用，(68)美日必須解決涉及防務、經濟競爭力和能源安全的棘手問題。而中國崛起與每個問題都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安全方面，美日在如何應對中國軍事現代化、駐日美軍的可持續性，以及兩國實施當前防務計劃的能力等問題上可能會發生分歧。美日需要建立機制，促進有效決策，實現新技術整合。在經濟方面，美日在如何實現和維持經濟增長率、與新興國家保持接觸和建立統一地區貿易制度問題上的分歧，可能會削弱美日同盟塑造本地區未來的能力。兩國都需要實行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政策和基本的財政改革，採取協調一致的對策使中國融入全球和本地區開放的經濟秩序之中，並做出重大努力促進雙邊自由貿易和本地區的包容性貿易制度的構建。兩國還應制定協調一致的能源戰略，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確保充足、穩定的能源供應。(69)克羅寧等人認為，美日應保持強大聯盟，維護和適應一個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系統，同時提供激勵機制，促使中國等崛起中的大國成為該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70)
歐巴馬政府期間，一些美國智庫專家主張美日之間應啟動一項新的、高級別的戰略對話，以重新評估聯盟的目的、方法和手段，從聯盟的基本目標開始，並制定一項明確的計劃，以確保美日戰略對話取得成效。(71)他們認為，美日同盟從現在到2025年面臨的重大挑戰是如何維持聯盟不可或缺的影響力，以幫助美日在未來十年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聯盟。美日智庫專家圍繞由軍事實力、經濟實力和跨國實力構成的「三維力量」的概念框架展開討論，力圖形成戰略思想和對策的多樣性。(72)
派屈克·克羅寧等人認為，在冷戰時期，中國為反對蘇聯侵略而實現軍事現代化的目的，為美日同盟提供了黏合劑。然而，中國今天已成為美日同盟的焦點(focal point)。雖然中國並不是一個敵國，但若論對這個聯盟的強大潛在軍事挑戰，則非它莫屬。崛起的中國若實現和平融入，則對美日兩國都很有利。但美日兩國也都承擔著一種責任，就是防範潛在的中國威脅。中國不應是美日同盟的唯一黏合劑，但在今後幾十年裡，如果不理解聯盟在中國問題上的目標，就會削弱美日兩國間的紐帶。中國的崛起在政治上給美國和日本帶來了如何塑造一個崛起的中國的問題。在軍事上，它提出了如何克服新興的反介入和區域封鎖能力的問題。(73)美國智庫研究報告認為，雖然美國能夠保留目前的軍事優勢，但美日兩國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是，要確定在財政和政治上存在嚴重製約的情況下，如何維持這一優勢。美國軍方通過開發實力(如網絡戰，cyberwarfare)、概念(如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理論(如聯合作戰進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和戰略(如恢復美國在亞洲的力量平衡)，正在對全球技術和作戰方面的包括中國在內的挑戰做出反應。(74)即使這些舉措是卓有成效的，聯盟對維護安全做出更大貢獻也將是必要的。
日本為了應對中國崛起，頒布了新的國家防衛計劃指南，拋棄了其長期秉持的「靜態防禦」(static defense)原則，轉而採取「動態防禦」。後者強調防禦西南琉球群島，更積極地利用軍隊和更大的力量機動能力。但是，像美國一樣，日本的安全舉措受到財政上的壓力，以及美國未來決策的不確定性的阻礙。美國智庫學者研究認為，日本不大可能在使用進攻性力量和集體自衛問題上明確地修改其憲法(除非一場危機迫使它這樣做，屆時制定對策來適應情況可能為時已晚)。(75)儘管美國的亞洲聯盟戰略，尤其是美日同盟對中國周邊安全構成了巨大挑戰，但美國的聯盟戰略本身也存在嚴重缺陷。美國朝鮮半島問題專家羅伯特·凱利(Robert E.Kelly)指出：「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存在四大弊端：第一，駐韓美軍可能造成朝鮮半島的永久性分裂；第二，美國對駐韓和駐日美軍的雙重保證(The reassurance provided by USFK and USFJ)使日韓衝突陷入僵局；第三，『重返亞太』可能引發本想避免的中美冷戰；第四，美國聯盟體系讓亞洲和北約坐收漁翁之利(free-riding in both Asia and NATO)，從而不必要地增加了美國納稅人的國防開支。」(76)就中日關係而言，雖然兩國政治關係緊張，但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會使中日具有足夠影響雙方軍事衝突的能力。中日建交四十多年來，兩國在經貿、文化、教育等方面取得很大發展，在整個中日關係中，經濟佔據中心地位，對中日政治關係的改善具有重要意義。
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周邊外交與周邊安全環境聚焦戰略、目標、手段三個維度，尤其是戰略維度，對我們認清中國周邊外交面臨的巨大挑戰，推動中國周邊環境持續穩定發展具有重要參考價值。以美日聯盟戰略為例，通過美國學者的研究，使人們對美日同盟的功能、特點有了清晰的認知。事實上，冷戰結束後，美日不斷強化聯盟功能。1997年，由於冷戰結束和亞太形勢發生變化，美日兩國對防衛合作指針進行首次修訂，將美日防衛合作的地域延展至日本「周邊有事」，實際上是將當時朝鮮半島乃至臺灣海峽可能出現的突發事件納入了美日防衛合作範圍。2015年4月27日，美國和日本在華盛頓舉行雙方外長與防長參加的「2+2」磋商會。在這次會議上，雙方一致通過新的防衛合作指針，日本繼續朝著推動自衛隊走向世界的方向努力。美國前國務院官員、中國問題專家何思文(即史蒂芬·哈納，Stephen Harner)認為，這是美國和日本設計美日全球聯盟來「遏制」中國的新進展。何思文稱，美國國防部期待已久的「無縫」整合，可以使美日軍事力量在短期內迅速集結，以應對各種緊急事態。安倍政府公然不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歷屆政府的政策立場，不顧「和平憲法」所施加的限制，這在很大程度上將日本自衛隊置於五角大樓的領導之下，將其置於美國在亞洲及東北亞地區構建安全戰略的「大環境」之下。(79)
新美國安全中心亞太安全項目研究助理亞歷山大·沙利文(Alexander Sullivan)從「地理上分散」「行動上有韌性」「政治上可持續」三個維度評價美日「新防衛合作指針」對美日同盟的影響。沙利文指出，新指針允許兩國共同應對「與日本關係密切的」第三國所遭受的武力攻擊，美日兩國宣稱這一政策適用於越南或菲律賓的局面，(80)目的是為了維護美國及其盟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
美日同盟是美國亞太聯盟戰略的基石，也是導致整個亞太地區不穩定的根源。自從尼克森政府以來，美國一方面歡迎中國加入國際體系，支持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和平發展採取遏制政策，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戰略就是美國冷戰思維的集中體現。而今天的川普政府提出美國的「印太戰略」，試圖將亞洲新興大國印度拖入美國的安全戰略網，使之與美國的北錨日本、南錨澳大利亞共同成為印太戰略的「支柱」。對此，派屈克·克羅寧認為，川普政府印太戰略的核心是與中國展開長期的戰略競爭，尤其是在經濟領域。川普政府的政策主旨是，「在以往美國政府維持和深化與韓國和日本這些我們最好、最強勁的同盟關係的基礎上，把它們擴展到新的夥伴，尤其是印度，因此稱為印度-太平洋戰略，並試圖通過長期的競爭和平衡來應對亞洲出現的權力擴散。」(81)儘管「印太戰略」還在形成過程中，但它對中國周邊安全環境構成的巨大挑戰不容低估。中國倡導「親誠惠容」周邊外交理念，正在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與合作，為打造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利益共同體而努力。無論美國及其盟國採取什麼樣的對策和措施，中國堅持和平崛起、「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周邊外交政策的目標都不會改變。
《美國研究》匿名審稿專家提出了專業而翔實的修改建議，在此謹致謝意。文中一切可能出現的錯誤，由作者個人負責。
①Michael R.Chambers,「Dealing with a Truculent Ally: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China's Handing of North Korea,」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January 2005; Victor Cha,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Th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David Kang,「Hierarchy,Balancing,and Empirical Puzzles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Winter 2004).
③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2005).
④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8),p.164.
⑤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enter for Prevention Action,September 2011.
⑥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op.cit.
⑦David M.Lampton,The Three Faces of Chinese Power:Might,Money,and Minds,p.168.
⑧Ted Carpenter,「Beijing's New Charm Offensive,」 China US Focus,October 8,2014,available at: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beijings-new-charm-offensive/.
⑨Bonnie S.Glaser and Deep Pal,「Is China's Charm Offensive Dead?」 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14,Issue 15,July 31,2014,p.71.
⑩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開始在東南亞地區實施軟實力戰略，為中國提供展示自己作為東協夥伴關系所具有的政治和經濟價值。中國的外交戰略被西方學者稱為第一次「魅力攻勢」，參見《中國在亞洲的「魅力攻勢」》，載《國際展望》，2007年第17期，第36頁。
(11)Bonnie S.Glaser and Deep Pal,「Is China's Charm Offensive Dead?」 China Brief,The Jamestown Foundation,Vol.14,Issue 15,July 31,2014，p.71.
(12)David Shambough,"The Illusion of Chinese Power,」 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25,2014.
(13)Mohan Malik,「America and China's Dangerous Game of Geopolitical Poker,」The National Interest,June 18,2014.
(14)《中美衝突不可避免？約瑟夫·奈怎麼說》，載《人民日報》，2015年9月17日第3版。
(15)姜紅：《美國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中國：訪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瑟夫·奈》，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8月20日第3版。
(16)[美]約書亞·科蘭茲克：《魅力攻勢：看中國的軟實力如何改變世界》(陳平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
(17)Douglas H.Paal,「A Nuclear Test of China,」Washington Times,June 2,2009.
(18)Douglas H.Paal,「A Nuclear Test of China,」Washington Times,June 2,2009.
(19)Paul B.Stares,Scott Synder and Joshua Kurlantzick et al.,Managing Instability on China's Periphery,Center for Prevention Action,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eptember 2011.
(20)Joseph M.DeThomas,「Sanctions against North Korea:A Hammer with No Nails,」Australian East Asia Forum,February 24,2016.
(21)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3.
(22)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3.
(23)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4.
(24)Rodger Baker,「China and North Korea:A Tangled Partnership,」 Geopolitical Weekly,April 2013,p.5.
(25)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6)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7)Mel Gurtov,「Why U.S.Should Engage North Korea Right Now,」 Foreign Policy in Focus,August 13,2014,available at:https://fpif.org/u-s-engage-north-korea-right-now/.
(28)Doug Bandow,「Why Washington Needs a New North Korea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9,2014.
(29)Doug Bandow,「Why Washington Needs a New North Korea Strategy,」The National Interest,July 9,2014.
(30)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26.
(31)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33～34.
(3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34～35.
(33)[美]麥迪遜·帕克：《朝鮮為什麼決定現在進行會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國際公司(CNN)網站2014年10月13日；《專家稱朝鮮開展「魅力攻勢」希望外界放鬆制裁進行會談》，轉引自《參考資料》，2014年10月24日，第19頁。
(34)[美]安娜·法菲爾德：《朝鮮官員出入意料的罕見訪韓》，載《華盛頓郵報》2014年10月4日，轉引自《參考資料》，2014年10月24日，第28～29頁。
(35)Richard N.Haass,「How Trump Can Best Manage the North Korea Problem:Avoiding Catastrophic Failure and Catastrophic Success,」 Foreign Affairs,May 25,2018.
(36)Francine R.Frankel,Introduction to Frankel and Harding,eds.,Indo-China Relationship(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14.
(37)David M.Lampton,op.cit.,pp.202～203.
(38)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the Strategic Triangle China,India,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Frankel and Harding,eds.，Indo-China Relationship,p.323.
(39)沃爾特·洛曼曾在2013年5月隨美國前常務副國務卿理察·阿米蒂奇(Richard Amitage)率「美國2049項目」代表來到清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參加「亞太戰略變局與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學術研討會。在會上，沃爾特·洛曼曾坦言自己對中美關係感到悲觀，他認為，中美之間在太多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他對中美關係的評價是：「對中美關係期望不能太高，不發生戰爭就是成功」。參見師小涵：《中美「鷹派」面對面：說同一種語言，但不一定互相聽得懂》，載《南方周末》，2013年5月5日第A5版。
(40)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Testimony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Representatives,The Heritage Foundation,March 13,2013.
(41)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2)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3)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4)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5)Walter Lohman,「The Importance of Reality in US-India East Asia Cooperation.」
(46)Lyle J.Goldstein,「China Biggest Fear:U.S.-India Encircle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February 11,2015.
(47)M.K.巴德拉庫馬爾：《莫迪能在沒有美國相助的情況下處理好對華關係》，載《亞洲時報》2015年2月1日，轉引自《參考資料》，2015年2月17日，第1頁。
(48)Monish Tourangbam and Pooja Bhatt,「India-US-China:Aligning Interests or Managing Threats,」 The Diplomat,May 30,2018.
(49)U.S.Secretary of State Rex Tillerson,「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dia for the Next Century,」 CSIS Headquarters,Washington,D.C.,October 18,2017.
(50)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
(51)Barry Posen,「Command of the Commons: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1,2003; Paul M.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Macmillan,1983),p.9.
(5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2.
(53)Ross Terrill,The New Chinese Empire: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asic Books,2003),p.3.
(54)Alastair I.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p.5～56.
(55)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4.
(56)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5.
(57)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6.
(58)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6.
(59)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7.
(60)Victor D.Cha,「Powerplay Origins of the U.S.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4,No.3(Winter 2009/2010).
(61)Christopher M.Hemm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3(Summer 2002).
(62)Daniel Blumenthal et al.,「Asian Alliances in the 21th Century,」 Networked Asia,May/June 2011,pp.17～18.
(63)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p.17～18.
(64)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18.
(65)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18.
(66)Mark Stokes and Tiffany Ma,「Second Artillery Anti-Ship Ballistic Missile Brigade Facilities under Construction in Guangdong?」 Asia Eye,Project 2049 Institute,August 3,2010.
(67)Daniel Blumenthal et al.,op.cit.,p.20.
(68)Barack Obama,「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Noda of Japan,」President Obama's Remarks a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eeting,Honolulu,November 11,2011,available at: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2/.
(69)Steve Clemons,「Japan Heading for Energy Death Spiral?」 The Atlantic,March 30,2012,see also 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The China Challenge:Military,Economic and Energy Choices Facing the U.S.-Japan Allianc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Washington,D.C.,April 27,2012,pp.5～6.
(70)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6.
(71)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6.
(72)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7.
(73)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8.
(74)Martin E.Dempsey,「Release of th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anuary 17,2012,available at:http://www.dodlive.mil/index.php/2012/O1/release-of-the-joint-operational-access-concept-joac/.
(75)Patrick M.Cronin,Paul S.Giarra,Zachary M.Hosford and Daniel Katz,op.cit.,p.8.
(76)Robert E.Kelly,「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S Alliances in Asia,」 The Diplomat,April 7,2014.
(79)Stephen Harner,「Under Abe,Japan Partners with US to Contain China,But Will It Last to September?」 available at:http://www.forbes.com/sites/stephenharner/2015/04/29/under-abe-japan-partners-with-u-s-to-contain-china-but-will-it-last-to-september/.
(80)Alexander Sullivan,「The New and Improved U.S.-Japan Alliance:A Good Deal for Washington,The National Interest,May 1,2015.
(81)Patrick M.Cronin,「Trump's Post-Pivot Strategy:Trump's Indo-Pacific Dream Focuses on Reciprocity,As Well As Economic and Military Security,」 The Diplomat,November 1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