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和乾隆（1736~1795年）等一代偉大的盛世明君，表現出了一種隨機應變的意識和開闊的思想，總之是一種使其特別名副其實地堪稱「開明專制君主」的睿智。他們的執政從17世紀末起，一直持續到1775年左右，期間其所作所為顯得好像是對「理學」倫理和唯理主義哲學的一種具體運用。
從清軍於1644年攻陷北京，到剷除吳三桂在西南地區創建的區域性政權，經過了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這一時期完全以對中國北方的入侵、發動剿滅南明的戰爭、由海盜造成的困難以及南方省份的獨立分裂為標誌。知識分子中的精英部分，從一開始就拒絕與入侵者合作，他們自己隱蔽了起來並轉入地下，並且還掩飾了其危險的思想。但隨著曾經經歷過明朝最後幾位君主執政期，和對大清政權抵抗期的幾代人的消失，清廷對政權重新控制的做法非常明顯地生效了。新國主沒有作出多大變化，便沿襲了王朝專制和中央集權制度，以系統的方式促進了他們自己的第一流精英人物的出現，從而確保了對所有要害權力職位的控制。他們很快就理解到，自己不可避免地要贏得舊統治階級的支持，並同時發展一種歸附新王朝的思想。
1656年重開科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恢復向帝國提供年輕而又忠於新政權的官吏的規範準則，同時也將文士階級的全部活動，都引向了進入獲得榮譽和社會權威的這條唯一道路。在使明朝時期的舊統治階級，與他們的政權密切地結合起來時，開明的專制君主實現了他們最珍視的願望。消除了懷疑的氣氛，以及在中央政權與地方官吏（已亡王朝曾深受其害）之間的嚴重分離。
人們在清代，再也發現不了與過去在1615~1627年間，那種以閹黨為一方和以東林黨為另一方的嚴重對峙相類似的殘酷衝突了。完全相反，皇權與漢族文化精英之間，在漢一滿王朝的絕大部分時間內，都呈現出了一派友好相處的盛景。漢族人與滿族人之間的對立衝突，於18世紀期間傾向於緩和；只是由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之間，政治和社會危機又使這種對立重新激化了。
此外，自17世紀末葉開始的清政府的寬容態度，導致了清政府對在平靜的農村減輕農民階級負擔的關注和對於國家官吏的優惠待遇等。這一切都使新王朝顯得最為符合文化界的觀念，這種觀念又最為接近像《孟子》那樣正統的著作中的人道和宗法理想。康熙時代的官吏們的豐厚俸祿，遏制了腐化，而雍正皇帝（1723~1735年）甚至還確立了一種數額巨大的俸祿補充－養廉費，其目的在於「維持廉潔」。
但還有更多的情況。康熙及其繼任者成了經典研究和漢族文化的保護者，對漢族文化界採取了一種政策，類似於他們為贏得蒙古和西域佛教化民族贊成其事業曾採納的那種政策。他們希望表現得既如同是中原文化的虔誠信徒，又如同是喇嘛教的最佳保護者。康熙大帝曾耗巨資親自巡視長江下遊城市，那裡是中國文化界的中心。康熙六下江南（南巡），分別為1684、1689、1699、1703、1705和1707年。乾隆於1751、1757、1762、1765、1780和1784年又循舊制數下江南。除了表面討好奉承，以及不可告人的秘密政治意圖之外，在某些完全被漢族文化折服的君主們身上，對漢文化也有某種真正的同情。
作為對科學頗感興趣者、優秀的數學家、精巧機械師的康熙皇帝，與後來的乾隆帝一樣，也多少通些詩詞歌賦並工於書法。正是由這兩位皇帝主持了出版叢書的偉大事業（編修《明史》、編纂書畫目錄、字典、唐詩全集……尤其是於1722-1782年間完成的漢文著作的大型文集），它最恰當地說明了這些開明君主，對於中國的巨大文化寶藏的興趣。這些應官方要求而編纂的著作，使大批文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從而為他們在多年間解除了衣食生計之憂。此一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士顯示其才能和無窮知識的機會，同時它還具有另外一種功能，即消除了17世紀恰恰出自那個社會階層的大清政權最堅定的反對者。
政治風俗的相對溫和性、由皇帝本人和清朝貴族們採用中原文化、清帝國向外的開拓，以及國內和平安定和全面繁榮，這一切都應該有助於平息那些最不妥協的愛國主義者們的憤恨情緒。但是，如果人們僅限於強調指出18世紀三代偉大皇帝之政策的宗法制度，那只能對中國文化精英們的地位產生一種錯誤的和不完整的理解。
這種宗法制度（父權制）實際上只是其本質為專制王權觀念的另一面。如果說滿族人沒有反對派，那並不完全是由於中國社會在其整體上，並以全面的方式滿足了這種社會制度及其生活條件，也是由於反對派受到了無情的追捕。大清皇帝們希望每個臣民都畢恭畢敬地服從他們的權力，對他們個人保持長久的忠誠。他們把藉助於「理學」正統在所有社會階層中的傳播，而在全國各地建立一種符合倫理範疇的政權，視為自己的主要任務之一。
學校一直分散到農村的現實，又使得這種道德灌輸變得更輕而易舉。他們尤其感到該王朝的異族血統，可能會對其合法性提出疑問。這樣一來，官方倫理的重點，就被置於權威原則和服從美德之上了。這種專制帝國與從明王朝創建以來取得的發展相聯繫的進化過程，均可追溯得更為久遠。但如果說曾經有過一個「儒學」帝國（把倫理正統與政治制度聯繫起來的關係，在其中很明顯地出現了）的話，那確實就是大清帝國。強行建立倫理範圍內的統治，並同時使其權力合法的願望，在18世紀的三位皇帝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雍正修訂並增補了其前任於1681年頒布的《聖諭》，他強迫人們公開念誦它，甚至還要求任何應試的舉子，都要閱讀他為了使大清政權合法化，而親自御製的一部著作《大義覺迷錄》（1730年）。
早在康熙在位年間，便出現了一種抵制非正統著作和腐化性質的小說的傾向，這些著作於1687年被列為禁書。1714年，審查制度變得更為嚴厲了。在乾隆執政年間，所有那些於其中批評了「胡人」或「夷族人」（哪怕是以暗示、含蓄的方式）的古今著作，所有那些其靈感啟發之源不太正統的作品，都被系統地搜羅一盡，遭到審查或毀壞。
1774~1789年間那次臭名昭著的「文字獄」，由於編纂巨型漢文叢書（編纂巨型叢書或類書，成了乾隆年間的最大榮耀之一）的工作，而更趨惡化，甚至直到叢書編纂工作完成之後還在繼續「文字獄」。這種制度不限於只去審查和破壞可能會對倫理秩序造成玷汙的著作，還迫害作家及其親近者。這些令人厭惡的專制行為（歸化了基督教的滿族王公，在雍正期間也成了類似迫害的受害者）是一種政治制度的顯示器。
結語
如果說大清政權最經常地是表現得充滿溫良，那是因為它堅持傳播一種服從和歸附的思想。之所以如此，那是由於它使倫理道德秩序，變成了其勢力得以穩定的基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