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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疫戰的「下半場」才剛剛開始。圖為蘇州市心理衛生中心熱線辦公室，心理諮詢師在接聽來電。 （新華社/圖）
（本文首發於2020年4月2日《南方周末》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特刊「疫線報導」）
隨著疫情平穩，援鄂醫療隊陸續撤離武漢，疫區居民和一線醫護人員的恐懼、焦慮等急性創傷反應也基本過去，但「時間會撫平一切傷口」並不完全成立。
湖北大學心理學教授鄧曉紅估計，災後的三到六個月是心理疾病的高發期，感染者、被隔離人員、一線工作人員、喪親者、兒童和老人都可能是PTSD或病理性哀傷的高風險人群。心理援助工作者應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儘早對這部分人群進行評估、篩查、幹預和治療。
應當組建一支訓練有素、專業化、規範化的心理援助志願者團隊，而不是臨時招募、匆忙培訓、緊急上陣。不然，下次重大災害發生後，「戰時一哄而上，戰後一鬨而散」的現象還會重現。
閃回，心理學專業術語，指個體不由自主地、反覆回憶災難的圖像，伴隨強烈的情緒和心理反應。
對71歲的退休教師陳芳來說，閃回由老伴生前的一個個生活碎片拼接而成。
老伴因感染新冠肺炎離世。非常時期，陳芳還沒來得及好好告別，殯儀館便拉走了老伴。一個環節讓她始終難以釋懷：丈夫曾是體育老師，身體一向不錯。如果當時能住上院，及時得到救治，可能就不會出事了。
一切與逝者無關的記憶仿佛都被清除。拿起早餐，老伴生前愛吃奶黃包的畫面時時在腦海中閃現。「走不出」的境遇就像一個沼澤，困住了她的大腦。
世衛組織在2003年出版的《緊急情況下的心理健康》提到，大型災難發生一年內，超過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長期心理幹預。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研究顯示，2008年「5·12」汶川地震6個月後，青少年創傷後應激障礙發生率高達9.7%，而SARS兩年後，有10%左右的受災人群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湖北省心理諮詢師協會和武漢精神衛生中心率先開通了諮詢熱線。其後，國內上百家心理學會、心理諮詢機構、醫院共開通免費心理援助熱線613條。國家衛健委還派出415名精神衛生專業人員前往湖北，為患者和醫務人員提供專業的心理諮詢和危機幹預服務。
隨著疫情平穩，援鄂醫療隊陸續撤離武漢，疫區居民和一線醫護人員的恐懼、焦慮等急性創傷反應也基本過去，但「時間會撫平一切傷口」並不完全成立。心理工作者們感到，心理防疫戰的「下半場」其實才剛剛開始。
從「緊急包紮」到「縱深幹預」3月中旬，心理諮詢師陳志林突然感覺熱線電話的「風向變了」。
從2020年1月24日開始，這位倫敦大學學院心理學博士就在網上公布了疫情心理困擾免費諮詢熱線，還在多個社交平臺提供在線諮詢服務。熱線就像個「樹洞」，超過三千人撥通它，將內心的困擾隱秘相傳。
疫情的不同時期，收到的傾訴與求助也在發生變化。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師李文亮去世後的12個小時，熱線電話響個不停，有人訴說恐懼，有人沉浸於悲傷，也有人將悲傷轉化為釋放憤怒；湖北新增確診病例近1.5萬的2月13日成了另一個節點，此後，恐懼和焦慮的來電反倒慢慢少了。
防疫形勢趨於平穩，陳志林明顯能感覺到，人們從最初對病毒的恐慌焦慮以及尋求各種現實問題的解決，轉變到個人心理創傷、家庭親密關係的安撫和疏導。
武漢「封城」近兩個月，幾乎所有人都被鎖在家裡，在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一些矛盾就此激發。
一位來電求助者告訴接線員，自己與長輩在家朝夕相處，婆婆委婉地提出希望她和丈夫「要個孩子」，這引發了她的心理危機。疫情使得開學時間一再推遲，孩子宅在家裡，因為上網課、完成作業等問題，與家長「相看兩相厭」，導致親子衝突。
最艱難的那段時間過去後，一些醫護人員變得容易激動、經常發脾氣，聽到「出門」「聚餐」等關鍵詞會緊張到哭出來。
「嚴格來講，疫情初期心理援助熱線所做的工作更像是給受傷後的心靈來個『緊急包紮』。」湖北省社會心理學會副理事長、湖北大學心理學教授鄧曉紅說，短短30分鐘的熱線裡，接線員只能通過傾聽、共情、接納、正常化、放鬆技術等穩定來電者情緒，給予心理支持，初步評估有無自殺或自傷風險，不能做深入的創傷治療。
步入心理援助的「換擋期」，諮詢量少了，但複雜的心理問題越來越多，簡單的「心理包紮」可能已經無法滿足需求。
鄧曉紅解釋，人們對危機的心理反應通常會經歷衝擊期、防禦期、解決期、成長期四個階段——先是感到震驚、恐慌、不知所措，之後想要恢復心理平衡，但往往採用否認、迴避等不成熟的方式，接著開始接受現實，尋求各種資源解決自己的問題。大部分人能在幾周或幾個月後恢復社會功能，不過，也有人無法恢復而罹患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需要專業的創傷諮詢治療。
無論是身處疫情「震中」還是「漣漪區」，人們在親歷或目睹創傷事件後受到衝擊，一個月內反應症狀嚴重異常的被稱為急性應激障礙（ATSD）。要是三個月後仍不好轉，就可能發展為PTSD。閃回、易怒、高警覺、迴避與麻木等都是PTSD的症狀。
鄧曉紅估計，災後的三到六個月是心理疾病的高發期，感染者、被隔離人員、一線工作人員、喪親者、兒童和老人都可能是PTSD或病理性哀傷的高風險人群。心理援助工作者應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儘早對這部分人群進行評估、篩查、幹預和治療。
沉默的人「能主動求助的人，一般說來反倒不太嚴重，一是懂得宣洩，二是很快得到了幫助。」疫情期間，廣東省人民醫院心理諮詢科主任尹平傾聽過病患的焦灼絕望，以及被恐懼吞噬時的無助。相比之下，他更擔心另一群人，那些沒有「發聲」的人。
2月24日，在國家衛健委安排下，包括尹平在內的30位心理專家組成廣東第24批醫療隊馳援武漢。5人一組，分別對接武漢6家醫院，他帶領廣東省人民醫院的5人「心理小分隊」進駐武漢亞心總醫院。
疫情之下，生死忽然變得稀鬆平常。一位五十多歲的女性先後失去了丈夫和父親，自己也被確診輕度感染。10天後，當尹平進入隔離病房再次看望這位中年女子時，她的母親也因感染離世。
尹平明顯感到對方情緒低落，可即便這樣，她依然不願與任何人說話，並拒絕了心理援助。尹平理解這樣的心情，當一個人沉浸在極端的哀傷中，不一定有動力去求助。「心理援助尊重的原則是主動打開，對方不需要，我們不能強做。」尹平給她開了少量的抗抑鬱藥。幾天後，這位輕症患者出院。
「燈火萬家獨少一人，幾周、幾個月甚至一年後，如果『喪失』的傷悲突然回來，誰去幫助她？」尹平說，這些沉默的人，可能恰恰是最需要幫助的人。
傷害將以常人難以想像的方式持續追隨。汶川地震後，部分志願者在幾個月內無法關燈入眠，震後數年仍擔心石塊掉落。有中學生一夜之間退回3-4歲孩子的狀態，夜晚要蜷縮在父母中間才能入睡。一位當時參與過心理援助的精神科醫生解釋，心理學上這叫「退行行為」——蜷縮著身子、感覺回到母親子宮裡的狀態能給他帶來安全感。
來武漢之前，尹平和隊友們接到的任務很明確：保證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為病區內的患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患者一旦出院，很難持續跟蹤。這位進過SARS隔離病房，也參與過汶川地震心理援助的專家一度產生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落寞。
災後心理援助和日常的心理諮詢有很大不同。後者是求助者在認定自己有問題的前提下主動找專家，而前者需要專家們去挖掘病人——無論對精神科醫生還是心理諮詢師，這都是個挑戰。更何況，隔離讓很多援助只能在線上開展，觀察不到對方的表情、動作等非言語信息，可能會遺漏掉有價值的信息，諮詢師和求助者之間也很難建立良好的關係。
要了解幫助他們，就要離他們近些，再近些。但即便線下，尷尬也存在。在武昌方艙醫院，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教授譚立文先是聯繫各個醫療隊，發放心理量表「摸底」患者的心理狀況，但收上來一看，病人不好好填，量表質量很差，很難開展PTSD的早期篩查。
喪親者難題療愈武漢的心理創傷，註定要付出比震後汶川更多的努力。
擺在心理工作者面前的哀傷議題正逐漸浮現。截至3月30日，武漢一地就有2548名患者因為感染新冠肺炎離世，因常規診療停擺導致的死亡病例更無法統計。
2月28日「頭七」那天，武漢人王晨沒有辦法為母親做任何像樣的祭祀，她在網上花60元買了以往只需二十多塊錢的水果，沒有肉，更不可能買到香燭紙錢。
鄧曉紅解釋，在中國文化中，祭奠活動能讓喪親者通過「盡禮」而「盡孝」，減輕自己的內疚、自責和失落感；哀悼禮儀和習俗還能增加喪親者喪失的真實感，在心理上逐漸完成與逝者的分離，從而接受親人離世的現實。非常時期，喪親者無法和親人的遺體告別，更無法用慣常的喪葬儀式祭奠逝者，「這使得他們沒有機會表達和處理自己的哀傷，增加了罹患 『病理性哀傷』的風險。」
清明、中秋，包括下一個春節，都可能是王晨這樣的逝者家屬難以面對的日子。王晨從不主動回想任何過往情節，記憶卻常常自動驚醒她，身體也在通過獨有的方式進行哀悼：不怎麼想吃東西、睡不著、噩夢連連。
「傳染病和自然災害還不一樣，除了怨天，更多是在尤人。總是去憤怒、抱怨為什麼不早點封城，為什麼不及時上報……各種想法都出來了。」譚立文說，當你責怪別人，就不能很好地接納和消化自己的心理問題。
對於喪親者，心理諮詢師王勁松的建議是：試著寫一封給逝者的信，與亡靈對話，「任何情緒、壓抑都會成為問題，表達出來就是一種釋放」。他希望喪親者的親友給予關懷與守護，告訴喪親者「親人的離世，不是你的錯」。
情感上的支持可以來自家人和親友，也可以來自更廣泛的社會公眾和政府。全國致哀也是一種大規模的「集體療法」——疫情會導致整個群體的應激反應，而致哀是從國家層面的安撫。
對於那些無法接受親人離去現實的人，心理工作者需要從傳統文化和心理學視角，幫助他們度過哀傷期，最大可能減少病理性哀傷。鄧曉紅介紹，哀傷諮詢師要接受專門的哀傷諮詢訓練，可以通過讓喪親者了解逝者的搶救過程、臨終遺言等獲得真實感。另外，可以允許喪親者通過整理逝者照片等方式，與逝者保持聯結，這對喪親者接受現實、適應生活和療愈哀傷也有重要價值。
哀傷諮詢和創傷治療涉及面廣，單靠心理諮詢師無法很好完成，需要精神衛生醫療機構、社會心理服務機構共同參與。
避免「戰時一哄而上，戰後一鬨而散」3月下旬，湖北各地以最高規格送走了一撥又一撥的醫療隊。3月23日，尹平所在的廣東省第24批醫療隊也從武漢撤回。
汶川地震時，尹平隨廣東省醫療隊在震中映秀鎮待了一個月。分批撤離時，部隊的軍車先走，當地百姓夾道歡送，他發現每個人的面部表情都特別難受——馳援的醫療隊讓很多喪親者獲得了安全感，大規模撤退對他們而言本身就是一種傷害。
輪到自己也要撤的那天，隊員們結伴合影留念。尹平站在一旁默默看著，他再次察覺到了當地百姓的情緒波動，「我們可能真的忽略了當地人的感受」。
汶川地震救援結束返回工作崗位後，尹平曾提出重返災區，他知道哪些人有心病，需要再去跟蹤。「當時正常工作了，你怎麼抽出時間去？費用誰出？一系列的問題。」
「咱們搞心理幹預的，不能疫情來了一哄而上，疫情過了一鬨而散。」尹平的同事劉向欣說。2008年被認為是國內災後心理援助元年。當時，各地心理援助隊伍基本各自為政，一次次主動去災區收問卷、做評分，直到災區掛出「防火防盜防心理諮詢」的橫幅。有些心理諮詢師只是打開了傷口，卻沒有能力或時間包紮，就離開了。
12年後，當新冠肺炎疫情來襲，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在1月27日便早早印發了文件，明確要求心理危機幹預由各省的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機制統一領導。各機構在幾天之內便完成了集結，在衛生健康行政部門統一協調下，有序開展緊急心理危機幹預和心理疏導工作。
劉向欣說，此次疫情過後，大量人群的心理問題還會存在，單靠武漢本地的精神衛生資源可能非常吃力，未來的心理援助將以什麼形式開展、由誰操作，需要所有心理人思考。
3月18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新冠肺炎疫情心理疏導工作方案》，要求湖北省和武漢市由精神衛生和心理健康專業人員、社會工作者、專業志願者組成服務隊，提供針對性的心理疏導和幹預服務，並將患者及其家屬、病亡者家屬列為重點人群。第二天，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也印發了心理疏導方案和培訓方案。
很多心理機構已經把針對疫情的心理援助工作規劃到了明年。中國心理學會「安心行動」就制定了長達兩年的計劃，包括對逝者家屬開展哀傷輔導。作為「安心行動」線下組組長的鄧曉紅，已經動員了武漢及周邊城市的社會心理服務機構和當地婦聯、團委等各級組織建立聯動機制，疫情控制後進入社區工作開展工作。屆時，心理專家將與社區合作，點對點進行心理幹預。
讓人擔心的是，此次疫情中，六百多條熱線的質量參差不齊，一些志願者並不擁有心理援助經驗，也沒有接受過危機幹預培訓。
除了接聽來電，王勁松還擔任督導的角色，為接線的諮詢師提供支持。每周結束後，團隊的諮詢師相互交流代表性案例。一位來電者得知自己單元中有位確診病人已去世，強烈擔心被感染，甚至不敢開窗，不敢出門倒垃圾。接線員勸慰他，「放心，你是安全的」。王勁松說，這樣的回答並不合適，心理學中有個說法「越對抗，越持續」，求助者擔心的情緒很正常，接線員首先要讓對方學會接納自己的情緒。
在中國災害防禦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專委會秘書長祝卓宏看來，應當組建一支訓練有素、專業化、規範化的心理援助志願者團隊，而不是臨時招募、匆忙培訓、緊急上陣。不然，下次重大災害發生後，「戰時一哄而上，戰後一鬨而散」的現象還會重現。
（文中陳芳、王晨為化名。南方周末實習生李佩雲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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