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體信息系統是籌劃實施作戰不得不考慮的影響因素，信息輿論環境是作戰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戰爭的指揮決策和作戰實施過程中，應對和運用媒體、做好媒體事務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現代戰爭；媒體事務；輿論鬥爭
隨著對現代作戰制勝機理研究的深入，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在媒體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媒體信息系統是籌劃實施作戰不得不考慮的影響因素，信息輿論環境是作戰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同時，也有部分同志仍信奉「戰爭讓媒體走開」的觀點，認為媒體是現代戰爭指揮決策和作戰實施的「附加題」「選修課」，有之不多，無之不少。這部分同志的觀點大致有三，一是認為現在戰爭是「瞬間決勝」的，沒有媒體介入的時間空間，應對和運用媒體在戰時屬於屠龍之技，沒有用武之地；二是認為現代戰爭是勝者通吃的強者遊戲，只要打贏了戰爭，自然就可以贏得輿論；三是認為輿論角力是由戰爭性質決定的，正義一方必然能夠贏得輿論的同情和支持。對這些觀點，很有研究辨析的必要。
一、瞬息決勝，是否可以「只打不說」？
現代戰爭的一個重要外在特徵是「瞬息決勝」，因為軍事裝備技術的發展，大幅度提升了戰爭發起的突發性、軍事打擊的快速性、戰爭籌劃的精密性，戰爭進程加快，優勢一方的戰爭目標快速實現。近年來，美軍在中東頻頻出手，均採用了高精尖武器突襲的方式，作戰進程極短，上一刻毫無預兆，下一刻震驚世界。從這個特徵出發看媒體與戰爭的關係，很多人產生一種感覺：既然在極短的時間內，戰爭結局已定、勝負已分，何必要投入精力在媒體事務之上呢？軍隊有必要操這個心、勞這個神、費這個勁嗎？
這是對媒體與現代戰爭關係認識不足、忽視媒體在現代戰爭中特殊的地位作用的觀點。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對所謂信息化戰爭「瞬息決勝」的特點，一定要全面辯證來看，不能絕對化。在整個戰爭進程中，一場戰鬥一定是「瞬息決勝」的，某些戰役可能是「瞬息決勝」的，但整個戰爭進程卻常常是要持續不短的時間，並非絕對的「瞬息決勝」。在一場又一場「短平快」的戰鬥的間隙，通常都是耗時頗長的政治角力和外交鬥爭，而媒體在此過程中是一個活躍角色，是一個能牽連影響政治外交大局的關鍵變數。全球媒體被戰火吸引而來，妥善應對媒體才能確保戰爭長線運籌的有序可控，而不應對或者錯應對則可能被某個媒體製造的輿論熱點打亂陣腳、帶亂節奏；全球媒體的背後是全球公眾，回應媒體關切就是回應公眾關切，引導媒體報導就是對公眾做工作，讓公眾了解真相、塑造有利於己方政治外交布局的輿論環境和道義支持。應對和運用媒體，跟世界各國的記者打交道，是戰爭進程中非戰鬥角力階段各方主要的活動之一，是各方角力博弈的關鍵領域之一。其結果關係到誰將在已結束的「短平快」戰鬥中真正斬獲戰果，關係到下一場「短平快」的戰鬥將在對誰有利的態勢下進行。把「瞬息決勝」的特點絕對化，認為戰爭的運籌者沒有時間管媒體、用媒體，這種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場具體戰鬥的「瞬間決勝」，必要條件之一是戰爭運籌者必須創造出有利的傳媒條件，對媒體有切實的掌控力引導力。現代戰爭是「融入社區式」的作戰，現代戰爭的戰場是「媒體密集型」的戰場，軍事行動總是伴隨著傳統媒體的關注、智慧型手機的拍攝、移動互聯的傳播，總是要承受「被凝視的壓力」。如果不能有效地調度媒體報導，實現軍事打擊行動的突然性就是一句空話。所以，我們才能看到，海灣戰爭前，美英軍隊就通過高超的媒體事務謀略，向伊拉克成功釋放了信息煙霧，保證了軍事打擊的雷霆萬鈞；以色列對哈馬斯發起鑄鉛行動，前期決策的重點就是怎樣避免被社交媒體「曝光」、確保行動能夠突然打響、打哈馬斯一個措手不及，然後在全世界還來不及介入、來不及批評的時候就全身而退；美軍最近對巴格達機場的突襲，前期也在社交媒體上巧妙釋放了兼具威懾和誤導效能的消息。美軍《作戰綱要》中對於各級指揮員就有這樣一條提醒：「媒體傳播的力量能夠對戰略方向及軍事行動的範圍，造成戲劇性的影響。」實際上，圍繞媒體事務的謀略，已經成為信息化戰爭謀略的一部分。應對不好媒體，不會運用媒體，軍事行動的「瞬息決勝」很多時候就會落空。
最後，還應該看到，「瞬息」打得很成功，其實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決勝」。現代戰爭是典型的政治軍事仗，「軍事成功」與「戰爭勝利」並不能直接劃等號，特別是國際關係的複雜、戰爭法、國際法的制約等要素的存在，使得兩者之間的分離性、不一致性更加明顯。應該認識到，任何軍事行動，都有政治目標、政治後果、政治底線。軍事如果打不贏，當然一切等於零；但是，只有軍事打贏了，也不等於就是一百分。沒有達成政治目標的軍事成功，造成嚴重不良政治後果的軍事成功，突破了政治底線的軍事成功，導致的是戰爭的失敗而不是勝利。從技術上說，軍事行動結束後，還會帶來一系列軍事之外的複雜後續問題，如有效統合各方、維持社會秩序、凝聚民心士氣、建立管制權威等，防止戰場上的贏家卻深陷政治外交泥潭，進退兩難，拖累國家大局。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之後的美軍中東困境，正是此類反面教材。這些後續問題的處理處置，離開應對和運用媒體，是無法有效、徹底地進行的。
二、軍力佔優，是否可以「贏了再說」？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很多人據此認為，戰時應對和利用媒體是一個弱者選項，以弱搏強需要，以強對弱則不需要。作為軍事上的優勢一方，是否可以在打贏後再以勝利者的身份，讓媒體跟著自己的指揮棒聽令報導，而不需要在作戰全程都對應對和運用媒體高度重視、統籌組織呢？
對於這個問題，從經驗上看，比較好回答。這是因為，在過去幾年世界上發生的戰爭中，軍力絕對佔優的一方，通常也都是在媒體事務上力度最大、機制最完善、視野最前瞻的一方。美軍、俄軍、以色列國防軍等，在各自的戰場上，都既是軍事實力優勢方，也是戰時媒體事務的主動方、活躍方。
從理論上說，「軍力佔優、戰力強大、勝券在握，就可以贏了再說」這一觀點的潛在邏輯，是戰爭的勝利者能夠通過剝奪失敗者的話語權，從而在戰爭性質、戰後安排、解釋具體戰爭事件等事項上，獲得排他性的話語權。而對這一邏輯，同樣需要全面、辯證來看。
首先，媒體的反對，將會限制實力優勢方投放軍力的力度和方式，加劇軍力運用的成本，增加戰爭變數。以專業、出色的戰時媒體事務管好媒體、用好媒體，通過媒體讓公眾理解軍事行動的必要性、合法性，軍力優勢才能順利、充分地發揮成為行動優勢、打擊優勢，軍力強大者最終成為戰爭勝利者的道路才會平順；反之，如果兵力優勢者的行動被媒體群起指責，被認定是窮兵黷武、以強凌弱，被「肆意破壞和平」「無視誤傷平民可能性」「開了動用某某武器惡劣先例」等不利論調所包圍，那麼，體現在武器裝備、訓練水平、指揮能力等方面的軍事優勢可能被束縛，可能「有力不能使」，也可能「穩勝變慘勝」，必勝之局有陷入難局、困局甚至敗局的危險。
其次，媒體對戰爭的全程記錄和評說，留下了歷史的草稿。戰爭勝利者並不自然等於戰爭的權威定義者、解說者，媒體在定義戰爭、解說戰爭的過程中有自身的獨立意志和強大話語能力。極端情況下，軍力優勢者雖然能夠取得有形戰場的勝利，但是卻會因為媒體一邊倒的批評質疑，最終在國際形象、國家公信力上遭遇不可逆的巨大損失，軍力強大、戰場上摧枯拉朽的一方被媒體塑造為不義者、野蠻者，被仇視，被對抗，最終難以「全勝」，甚至落入陷阱。越南戰爭中，西方媒體高舉反戰旗幟，赴越南戰場進行「揭醜」成為風行記者圈的時尚，在此情形下，佔絕對優勢的美軍，卻在全局上日趨被動，最終只能咽下戰事無以為繼、撤軍敗退、國家形象嚴重受損、國內社會嚴重撕裂等諸多苦果。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戰時應對和運用媒體的能力，是軍隊作戰能力的核心組成部分。如果不重視媒體，不善於運用媒體，軍力上的優勢就會被限制、被制約；相反，越是重視媒體，越是善於運用媒體，軍力上的優勢就會發揮得更充分。伊拉克戰爭前，美國學者Josh Getlin就在《西雅圖時報》撰文闡釋美軍對世界媒體記者採取的「嵌入政策」的必要性，指出：除了陸戰、空戰之外，戰爭還有一個「爭取電視圖像和報紙報導的完全不同的戰場」，要想在戰爭中贏得關鍵優勢，必須「把自己的故事講得最好」，講得勝過對手。為了贏得這個關鍵優勢，為了成為故事最精彩的一方，「五角大樓別無選擇，只有讓記者坐在前排」，只有「準許媒體報導它所要求的」，才能讓美軍有機會「向公眾提供關於地面和該地區的第一手沒有汙染的信息」。這一觀點，雖然時隔多年，但仍然很有啟示價值。
這個結論說明，在運籌實施作戰時，一定要注意打贏能力與話語能力之間的「雙向轉化」，促使兩者的良性互動。一方面，把打贏能力轉化為話語能力，為掌控政治外交大局、不戰而屈人之兵提供輿論力量支撐；另一方面，也要把話語能力轉化為打贏能力，為打贏塑造輿論態勢、創造民心條件。這個「雙向轉化」過程，必須靠全過程的周密、妥善的戰時媒體事務處置，才能實現。
三、道義在我，是否可以「任媒評說」？
有的同志非常重視戰爭正義性與媒體事務之間的關係，他們認為，中華民族從來都有講究慎戰、義戰的文化傳統，我軍歷來所研究所準備的戰爭也都是以維護國家主權和權益、實現國家統一為目標的正義戰爭。有道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人心自有一桿秤。媒體是公正的、客觀的，我做得好，媒體自然會說好，所以，是不是可以不要投入那麼多精力來應對媒體、運用媒體了？
從宏觀上說，這些同志的觀點反映了戰時媒體事務成功的根本機理，即：自身做得好，才能被很好地講述。站在道義制高點上的戰爭一方，其行動總是符合道義原則，符合媒體和公眾的期待，因此就能獲得媒體的正面報導和評價，在應對媒體、運用媒體上，就會獲得長久的、決定性的優勢。這也告訴我們，在現代戰爭中應對和運用媒體，絕對不是可以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事情。媒體不是軟麵團，想怎麼揉就怎麼揉；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想怎麼塗抹就怎麼塗抹。
不過，對道義優勢的強調，不能絕對化，也不能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看道義優勢與媒體事務之間的關係。這是因為，媒體的發展，為「公道自在人心」這句真理增加了很多的限定條件，不能簡單認為公道在我，就可以「任媒評說」。
首先，由於公眾刻板印象的影響，戰爭中，事實上的正義方並不一定就是共識上的正義方。改變公眾刻板印象，需要做好戰時媒體事務。
傳播學者研究網絡社交媒體時代的公眾心理，發現人們越來越從自己既有的情感傾向、個人立場出發來接受信息，不管事實真相，聽到一點兒風聲，就很快地站隊。學者認為，這種客觀事實對人影響力變小、刻板印象對人影響力變大的情形，將成為網絡社交媒體時代的一個顯著特徵，人們的信息傳播進入了「後真相時代」。有的時候，戰爭從客觀事實上說，是為了維護主權權益，是為了實現國家統一，毫無疑問是正義的；但在公眾的認知世界裡，在部分公眾的刻板印象裡，由於沒有多少認知儲備，沒有多少情感支持，反而可能早就形成了負面認識。因此，可能就會對戰爭性質產生錯誤了解，得道者被錯認為失道者，正義者被錯認為破壞者。改變公眾的刻板印象，就需要不斷地通過媒體釋放能夠體現我方正義性的新聞報導、圖像符號，讓公眾在源源不斷的信息流中，實現「認知反轉」，從「後真相」中走出來，站在真正的道義者一方。
其次，由於複雜的輿論環境，戰爭中，道義優勢的取得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可持續得到民意支持，需要做好戰時媒體事務。
戰時輿論是高度複雜的。公眾心理的敏感脆弱，謠言傳言的易發頻發，敵對一方的輿論欺騙，這三者的交叉影響，都使得戰爭正義方的正確立場和合法訴求並不一定能夠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地得到承認和接受。也就是說，長期地看，歷史地看，公道確實在人心，但是不會「自在人心」，它需要一個被認識被接受被理解的過程。這個過程，不是絕對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過程，需要付出主動塑造的努力，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把媒體應對好運用好。1949年5月我軍解放上海，有解放軍露宿街頭，上海市民才可以一下子就深刻、直觀地認識到人民軍隊的性質宗旨；同樣，有反映解放軍露宿街頭的新聞照片被隨軍記者及時拍下，有這張照片在媒體上的廣泛傳播、迅速成為佳話，上海之外的全國全世界民眾才能同上海市民感同身受，也深刻、直觀地認識到人民軍隊性質宗旨。如果沒有媒體傳播的力量，如果沒有優質的傳播內容，這個過程很難如此快速、高效，甚至可能要經過波折和反覆，甚至可能因之需要我們付出一定的代價。
在一定的時間段內，由於偶發危機事件衝擊公眾心理，由於不利的謠言傳言過於集中，由於敵方的輿論欺騙頻頻得手，戰爭的正義者反而在輿論場中處於弱勢、被動的地位。這個特定的時間段，筆者稱為「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在我海洋維權、反恐維穩行動中，我們總是感覺到一種「特殊的委屈」：完全正義、絕對合法的行動，但在國際輿論場中卻飽受謠言襲擾。這一現實說明，「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在一定階段是客觀存在的。在未來戰爭中，如果這個「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期」正好與作戰過程重合，也就是說，公眾在整個戰爭期間都不能完全正確認識戰爭性質，只是在戰爭結束，一切塵埃落定之時，才意識到自己錯了，那對於戰爭的正義方而言，就不僅是巨大的不幸，更會是巨大的災難。戰爭的正義方怎樣避免出現「公道與人心的背離」？最主要就是通過媒體，講好自己的故事，讓自己的正義行動不被誤解誤讀，不被謠言衝擊，不被敵方污衊。
因此，道義在我，也不能在媒體事務上不作為，也不能坐等收穫媒體的點讚和支持。即便是戰爭的正義方，也要面對可能不怎麼有利的公眾刻板印象，也要面對複雜輿論環境中的風險挑戰。
（作者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軍事信息與網絡輿論系輿論鬥爭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