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風流人物——故宮博物院藏蘇軾主題書畫特展」）
【文化的江山】
李冬君/文
兩千年前，孔子一聲嘆曰：「道不行，吾將乘桴浮於海。」
他也就一嘆而已，並沒有真下海去，要是真下海了，他的「道」，能形成海洋文化嗎？或者說，在海洋文化裡，他的「道」能行得通嗎？沒人這樣問過。可那一聲嘆息，卻提醒了後人，惹得詩仙李白遊山玩水之餘，要「直掛雲帆濟滄海」，而文豪蘇軾，一貶再貶之後，欲「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了。
李白遊仙，來到海邊，只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也沒有真下海去訪問蓬萊。但蘇軾被貶，卻真的去了一趟海南，在島上留下一堆詩文而歸。
一生被貶終不改
蘇軾被貶海南島時，衣冠人物，繽紛中原。垂老投荒，無生還之望，便來安排後事：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材，其次修墓穴，並立遺囑：「死則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東坡之家風也。」
本以為貶到惠州便此可以終老了，沒想到一貶再貶，他還沒從朝雲之死的悲痛中解脫出來，剛在朝雲墓上，六如亭中，那「不合時宜，惟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的墨跡猶新，他就又一次從惠州被貶往儋州去了。途中，他耳畔尚有朝雲遊吟《蝶戀花》詞餘音環繞，每吟至「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時，就有那傷心人的泣聲一路伴隨他，不知「天涯何處」？可如今他是真箇往「天涯」去了，不得不丟下了朝雲，但願那個「天涯」之地是他的「芳草地」。
他是個灑脫之人，既來之則安之，權當自己就是個海南人。路過廣州時，他作《與友》詩，其中有兩句：「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裡真吾鄉」。看來，他還真是樂天知命，儘管前程堪憂，他還是相信有「芳草地」等著他的來臨。
待到孤島一看，他便總結出「六無」，在給友人程全的信中，他說「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六無」之中，第一便是「食無肉」，民以食為天，食以肉為先，他的美好生活，是食有肉，居有竹，二者已缺一，他當年就說過「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這回便應驗了。
那時，弟弟蘇轍，也隨他一道，被貶到雷州半島，兄弟倆隔海相望，互致問候，他聽說弟弟瘦了，寫了一首詩《聞子由瘦》，「子由」，是弟弟的字。詩中，提起土著人的食物，有詩句云：「土人頓頓食薯芋，薦以燻鼠燒蝙蝠」，看著土人的吃法，他真是站在地獄的門檻上，無語了，讓他不由得想起「十年京國厭肥羜，日日烝花壓紅玉」的那些好日子。
「我是玉堂仙，謫來海南村」，被朝廷這樣貶來貶去，有什麼意思？他為什麼不學陶淵明辭官歸田去？他在孤島上，寫了和陶淵明的詩一百多首，把陶淵明當成了古今最偉大的詩人。偉大，不但在做詩，更在做人，陶公「不為五鬥米折腰」，一下就把官身棄了，而他歷盡萬苦，也從未放棄自己的官身，似乎連這樣的念頭，也從未有過。
蘇轍為他作《追和陶淵明詩引》一書，其中，就提到了「淵明不肯為五鬥米一束腰見鄉裡小兒」，而他哥哥「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其一生，都未能悔悟，並且因此身陷大難，到晚年才要「欲以桑榆之末景」，將自我寄託於陶淵明，但「誰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說他好陶公，有如葉公好龍，好的是形影，並非陶公之真身。儘管他也像陶公一樣務農，看來惟妙惟肖，實則貌合神離，因為陶公是真農民，而他仍是官身一個。陶公說走就走，走出官場，掛印歸去，走向農村，而他身在農家，卻依然是官場中人。
他身後，永遠有個政敵的陰影，可他一直就沒搞清楚政敵的成因，為什麼他的政敵都是他的友人？王安石，還有章惇，哪一個不曾與他惺惺相惜，為什麼一入朝廷，便成敵人？其實，朝廷有一條政治潛規則，那就是朝廷沒有朋友，只有君臣。在朝為友那就是朋黨，為避朋黨嫌疑，那就必須效忠，忠不忠看行動，最好的行動，就是向朋友下手，獻上忠誠的投名狀。
蘇軾不是個能向朋友下手的人，但他卻被作為向朋友下手以表忠心的一塊好料。他朋友多，所以，對他下手的人也多，他在政治上，也是一塊「東坡肉」，不但味道好，而且油水足，能咬而不咬一口，就如同妖怪圈裡碰到了唐僧肉，哪能忍得住！
這樣看來，性情中的「東坡肉」，不光能反映「民以食為天」的民生指數，還反映了官場上的政治人格指數，他的朋友中，但凡咬了他一口，都能當大官，而一直跟他做朋友，做得無怨無悔的，如黃庭堅等……都被官場邊緣化了，終生為一小吏。
朋友是朝廷的政敵，獨立人格也是。蘇軾好交友，而且持獨立人格，這就犯了朝廷的逆鱗，逆行了官場潛規則。他不懂得一個朝廷裡面，其實也包含了兩個中國，一個是法家操持的政統，那是王朝中國的實體，另一個便是儒家主張的道統，那是文化中國同王朝中國相結合的部分。
士人入仕，分兩步走，先以內聖之道登道統，然後，再以外王之術入政統，比如一屋之中，道統為大堂，為客廳，招徠天下人才，廣納四方賢能；政統為內室，是帝王起居處，若非擅長理財與治兵者，不得入其內。有宋一代，能據道統而執政統者，僅王安石一人。
蘇軾為官，雖登道統，卻未入政統，立於朝廷大堂之上。侃侃而談，足以語驚四座，然其所言，但為政論，未及政柄，須入內室密議，如財與兵者，他就沒有說話的份兒了。因此，蘇軾從政，煌煌政論有餘，實際政治不足，能據道統以立政論，卻未入政統而執政柄。
蘇軾不做陰謀之人，那是他的天性。他據儒學道統，又不為道統所拘束，自由自在，我行我素。朱熹看他不慣，說他好談兵論政，有縱橫家習氣，難免人品有缺，為學不純。但人們都喜歡他，尤其是心學流行時期的明代人，如徐渭和李贄，哪一個不把蘇東坡當做審美的標準——天人？他不但是人生藝術的審美標準，還是政治文化的審美標準，以政治得失論，他本是個失敗者，從政治審美來看，他卻是「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貶官文化的審美追求
宋代政治文化中，有一種亞文化，叫做「貶官文化」，其「風流」以蘇軾為最。如果說「辭官文化」的先知是陶令公，「貶官文化」的明星，即為蘇軾。
他從海南歸來，來到長江邊上，路過鎮江，重遊金山寺故地，見有好友李公麟給他畫的像，便《自題金山畫像》一首，詩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他總結自己的一生，沒提杭州，卻道「黃州惠州儋州」，那就是他把自己當做了貶官文化的代表，他那一時期的詩文，也因之而成為貶官文化的極品。
子由《追和陶淵明詩引》中說道，我「少而無師」，哥哥蘇軾學成，父親讓哥哥來教我，哥哥說我的詩「有古人之風」，而且自以為不如我。可是，自從蘇軾貶官黃州，自稱「蘇東坡」以後，他就開始「其學日進」，如大江奔流，滔滔不絕，日日不已，「其詩比李太白、杜子美有餘，遂與淵明比」，這時，子由說自己跟在後面，趕也趕不上哥哥了。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蘇東坡已不再是原來那個蘇軾。原來那個蘇軾，還自認為詩文不如弟弟，而到了蘇東坡，弟弟就只能跟在他後面追趕，望其項背。
由此看來，蘇東坡是有其自我文化樣式——「寧做我」的新蘇軾。在官本位裡，有三種文化樣式：一是做官樣式，詩人之中，以杜甫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堯舜上」，表達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被奉為詩聖；一為辭官樣式，陶淵明以一句「不為五鬥米折腰」，作了辭官文化的代表；兩者之間，還有貶官樣式，而其代表，就是蘇軾。
在杜甫與陶淵明之間，蘇軾更傾向於陶淵明，在做聖人還是做真人的兩可之中，蘇軾雖然選擇像陶淵明那樣做真人，但他最終還是沒有邁出陶淵明那一步。
在杜詩與陶詩之間，蘇軾也偏好陶詩一路，以至於我們很難分清，蘇軾之愛屋及烏，是因人而詩，還是由詩及人？在給子由的信中，他先提到陶詩，說「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再言及其人，說「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而他對於自己所作詩的最高評價，則是最得意的詩作，便「自謂不甚愧淵明」。
人在貶官文化裡，「身如不系之舟」，充滿了不確定性，若其追求，不願被人牽著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態，在官場邊緣流行，雖無奈何，卻也感受著自由漂泊帶來的不確定性的美，但美的代價則是苦難和死亡。他總結自己一生——「問汝平生功業」？用了三個不起眼的地名來概括——「黃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被貶得血淚流！
人在「黃州」時，「吾年四十九，羈旅失幼子」，受難中，留下一首哭子詩：「我淚猶可拭，日遠當日忘。母哭不可聞，欲與汝俱亡。」詩是好詩，血肉熬之。
及至惠州，能有幾天「日啖荔枝三百顆」那樣的好日子？愛妾朝雲疫亡，又使他太息梅邊，發出椎心泣血一問：「玉骨哪愁瘴霧」？他自信，美人非疫死，而是「冰肌自有仙風」，她扶搖而上，凌雲而去，那在天之靈啊，還在眷顧他內心的芳草地。
老天為何要留下蘇東坡？是為人間留一點心靈的喜悅，留一點思想的快樂？也許吧。但對於他本人，則未免殘酷，若非抱住了「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信念，誰能忍受烙千層餅那樣翻來覆去的煎熬呢？面對所有苦難，他以一人承擔，人間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審美化解，他的詩文，留給世人的，哪有怨天尤人？有的是「愛鼠常留飯，憐蛾不點燈」，如此詩句，也就只有他能寫了，受盡苦難，而能寬容苦難，渡盡劫波，惟美飄零。
到了儋州，他已年過六旬，抱定了必死的心，其貶官之旅，從江南到嶺南，從嶺南到海南，人在孤島，四顧汪洋，能不悽然神傷？長嘆「何時得出此島也」！又一想：天地不也在積水中，九洲不也在大贏海中，中國在少海中，又有誰不在孤島上呢？
他在儋州受苦，卻道「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他在等死！但死，也要帶著美去死：「寂寂東坡一病翁，白須蕭散滿霜風」。這哪是「病翁」！分明是粒神仙種，在海南開花，開出「白須蕭散」。
也許，這就是所謂「迴光返照」吧？小兒子蘇過，見父親氣色紅潤了，便高興起來，「小兒誤喜朱顏在」——真以為他返老還童，他笑了，沒遮攔地笑了，笑出了謎底，「一笑那知是酒紅」。他又喝醉了，站在「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
詩裡面，有那樣一種寂寞的美。他寫海南，勝於他當年寫西湖、寫廬山，那時他總有幾分得意，忍不住心頭馬蹄急，奔放到他的詩裡，踏出一片詩意的青春氣息，而他在海南寫詩，則已「天涯海角都是水」，比「大江東去」的長嘆，更為悽美。
當年，好友王鞏因「烏臺詩案」受他牽連，被貶嶺南賓州，歌妓柔奴隨行，當其北歸，蘇軾見他「瘴煙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勝往昔，便問緣故，王鞏喚出柔奴，與蘇軾敘話，蘇軾問道「嶺南應是不好」？柔奴順口回答：「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歌妓一句話，勝讀十年書。後來，蘇軾身臨其境，從嶺南到海南，就應驗了這句話。當然，也有人替這句話找了個出處，找到白居易《種桃杏》詩，其中就有「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歌妓身世，與貶官相似，已貶入人世谷底，故其對於貶官心情，多有同感，當其自我意識覺醒，便與貶官文化共鳴，柔奴如此，朝雲亦如此。
活在白居易與陶淵明之間
那白居易，宛如預言蘇軾命運的先知，不但預告了他最後的去處——貶到海角天涯，而且告訴他安頓自我身心的辦法，就如同在西湖，白堤做了蘇堤的先驅。
蘇軾與白居易，同屬貶官之人，白居易雖未稱「東坡」，但「東坡」卻因他而起，據說，他從江州司馬改任忠州（今重慶忠縣）刺史後，「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從此，「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東坡」成了白居易的口頭禪。
蘇軾謫居黃州時，已知白居易有「東坡」一說，雖說「不敢自比」，但他覺得自己與之相似，便拿來用，自稱「東坡居士」，曰「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此前，他並不看好白詩，嫌白居易詩「俗氣」。自居黃州以後，借「東坡」將自己喊醒，從此，自比樂天。他說，樂天自「東坡」歸去，官運轉佳，一路升遷，晚年，已然閒居洛陽，稱「香山居士」，以「儒教飾其身，佛教治其心，道教養其壽」。他也想如此，有種「我甚似樂天」的樂感。他從「東坡」歸去，也曾一度官運發紫，儒道佛並舉，自謂與樂天相比，僅差兩點：一是「但無素與蠻」，素與蠻，是兩位美女，那是樂天的標配，其實他身邊已有朝雲，遠勝素與蠻；其二，便是養老，他希望自己能安享「晚節閒適之樂」。
看來，他號稱「東坡」的初心，並非想要師法陶淵明，而是想從貶官文化裡，尋一個峰迴路轉的嚮導，當然那嚮導，就是白居易，帶他重回朝廷之路，從「東坡」起步。他的身體，羨慕白居易，追求閒適之樂，像白居易那樣，將貶官文化畫一句號，「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但其精神，卻欲超越，嚮往著陶淵明。
白居易在貶官文化裡，適可而止，可謂善終。蘇軾本亦能如法炮製，得其善終，可他心裡還有個陶淵明，使他停不下來，還得往前走，如果說追求閒適之樂是他生理需求，那麼發現苦難之美則是他心理需求，他本就有著比白居易更為強烈的獨立之精神與自由之思想，不可能在做官文化裡隱居，他還要走向陶淵明，這符合宋人審美，從來就不肯在唐人那裡停留，正如宋人書法，直奔二王，超越顏柳，雖然「東坡」起點在白居易，但終點卻定位於陶淵明，白居易只是他的嚮導，陶淵明才是他的先知，雖未能至，但心嚮往之。
他從白居易走向陶淵明，從江南走到海南，終於走出了一個「詩意棲居於大地」的自我——「蘇東坡」，這個「蘇東坡」，甚似白居易，卻向著陶淵明的詩意飛去。那白居易，是他命裡的「浙江潮」，他們可是託命於西湖，跨越了唐宋兩代的忘年交。而陶淵明，則是他宿命裡的「廬山煙雨」，他在廬山時不識廬山，到了海南就懂了，那陶淵明才是他人格裡「獨立之精神」的廬山，才是他心頭上「自由之思想」的煙雨。
從海南回歸江南，他已奄奄一息，臨終前，他留下詩偈《觀潮》：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還來別無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他總結自己一生——「問汝平生功業」，本有「黃州惠州儋州」，其中一以貫之的，便是他胸中那一段永遠揮之不去的「廬山煙雨浙江潮」，那是自然至美之境，也是人格至美之境，他要緊緊地抱住它們，不讓它們消失，將它們永駐己然滄桑的心頭。
他從江南到嶺南，再從嶺南到海南，從追求閒適之樂，到走向苦難之美……在黃州，他使蘇軾變成了「蘇東坡」；在惠州，他重啟「浙江潮」，欲再造西湖安樂窩；在儋州，他的安樂窩夢想破滅，浮士德式的「千般」追求，被天涯海角畫上句號。他沒能也不敢真的下海去，浩瀚的海洋，不是他的詩與遠方。一生追求，到此為止，「此心安處是吾鄉」，於是，那蠻荒孤島，變成了他心中的「芳草地」。
正是在這裡，「廬山煙雨浙江潮」的人格化特徵開顯了，陶淵明的苦難之美與白居易的閒適之樂，被他統一起來，他用苦難之美救贖閒適之樂，使他能從白居易的俗氣裡走出來，他用閒適之樂擁抱苦難之美，使他不必放棄官身，跟著陶淵明去做農民。當他從海南返回江南時，他已然「到得還來別無事」，又回到了「廬山煙雨浙江潮」裡。
如果說「廬山煙雨」人格化為陶淵明，「浙江潮」人格化為白居易，那麼他本人就是「廬山煙雨」與「浙江潮」的統一體，將陶淵明與白居易合二為一。這是他的成功處，也是他的失敗處，他以人格完成了對貶官文化的救贖，但卻未能成為中國大航海時代到來的弄潮兒，人在海南，心在江南，由此上溯至孔子，孔子若真的「乘桴浮於海」，未必就能開闢中國的海洋文化，其結局，很可能同蘇軾差不多，充其量做個觀潮者。中國士人對大海無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