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史學學人日記猶如個人的「百科全書」，以生動細膩的筆觸記錄下近代史學轉型視域下史學的新變。學人日記所揭示的近代學派之間的派別分合、學派之間的衝突和融合，對於疏解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和總結近代學術的特質具有重要價值。近代學人日記凝聚了近代史學批評理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裨於近代史學批評價值的進一步探討。近代學人日記保留了官修史書纂修過程中全面系統、生動具體的細節和勢態，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書成書後各方的反應和對其史館制度、修史模式及官修史書價值評判的第一手史料。透過學人日記來解讀近代史學的特質，有裨於深入闡釋近代史學的風勢之變，提煉近代史學轉型過程中的問題線索。
關 鍵 詞：史學學人日記/史學學術史/史學批評/官修史書
基金項目：201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史學學人日記視域下近代史學轉型與表徵研究」(2018BZS012)。
作者簡介：舒習龍(1968- )，男，安徽巢湖人，韓山師範學院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史學理論和史學史研究。
近代史學學人日記呈現井噴之勢，極大地推動了對近代史學的深入研究。近代學者對日記的價值有著深刻認識，吳文會對日記價值和作用有非常中肯的評價：「日記曷為而作乎？吾平日見善而為遷。記之以自勉也；吾平日知過而未改，記之以自鑑也；吾平日之缺陷未彌，記之以自警也；吾平日知識未充，記之以自勵也。它若萬事萬物之繁賾，新知新理之發明，記之足以長吾見識；有朋贈答之詩歌，賢俊流傳之軼事，記之足以增吾學問。……至於風俗之變遷，政治之沿革，慎其棄取，詳其始末，他日依類纂次，則吾之日記或可備修史者之採擇」[1](P14-15)。陳寅恪曾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於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於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2](P81)史學學人日記相比官方文獻而言，更自由、細緻、充分和從容，且對史學問題、線索的記錄基本上能存本真的勢態，故而尤應珍視其價值。
在近代史學演進的每個歷史節點上，史學學人是史學轉型的親歷者、見證者，作為史學轉型的主體積極融入其中，並將近代史學轉型背景下近代史學學術、史學批評、官修史書等精彩細節和多重風貌一一記錄下來。透過學人日記來解讀近代史學的特質，有裨於深入闡釋近代史學的風勢之變，提煉近代史學轉型過程中的問題線索，值得我們傾注心力深入探究近代史學史的相關問題。
一、近代史學學術史的細緻演繹
1840年以來，中國近代史學學術由於時代思潮的催生和中西學術文化的互動，出現了多種史學思潮、史學流派，產生了學術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新史料，一時蔚為大觀。特別是1920年代後，近代史學學術多元並進，造就了中國史學學術的一個黃金時期。近代學術高峰的產生，原因無疑是多重的，其中大量新史料的挖掘和解讀應為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學術的發展有賴於知識積累，當我們對過去作出歷史判斷時，無疑要受到既有學術認知的影響。在近代學術史的研究中，這一點顯得尤為重要。在近代史學學術史的多重建構中，史料居於中心的環節和突出的位置，我們只有藉助大量新史料，尤其是私人留下的日記等直接史料，才能近真地描摹近代史學觀念、近代史學流派、史學風格，梳理近代史學的流變特點，總結近代史學的價值和成就。
史學觀念是史學學術史的樞機所在，對中國傳統史學近代化影響最甚。歷史進化論作為一種較傳統變易史觀進步的科學理論，其分期理論、解釋體系、撰述形式都更便於表述新史學的訴求。孫寶瑄在《忘山廬日記》中指出章太炎善於熔鑄新哲理以解讀中國歷史，取得較好的成績，「太炎以新理言舊學，精也」[3](P566)。孫寶瑄依整體史觀的理念對進化論作了理智的分析：「生存競爭之世界，其始爭力也，其繼爭智也，又進則爭仁。爭愈久，所爭愈文明。今日地球，蓋由爭力之期，漸入於爭智之期也。」[1](P365)胡適則認為：「今日吾國之急需，不在新奇之學說，高深之哲理，而在所以求學論事觀物經國之術。以吾所見言之，有三術焉，皆起死之神丹也：一曰歸納的理論；二曰歷史的眼光；三曰進化的觀念。」[4](P222)梁啓超被譽為「新史學開山」，20世紀初即純熟地運用進化論對舊史學進行批評，但因徒炫新奇，不知吸納傳統史學的優秀因子，故新史學形式雖建立起來，但其本土化、民族化仍有很長的歷程要走。正如金毓黻評價梁氏新史學「徒為稗販，終無所得，真可笑也」[5](P263)，又說「局於己見，動詆古人，以為一錢不值，此非講學者之公平態度也」[5](P1091)，此確是至論。「五四」以後，梁啓超反思新史學的利弊得失，對如何處理「舊典範」和新史觀、新方法有了新認識，「以新學之法講舊學，必能別闢蹊徑也」[5](P677)。總之，中國史學的近代化，既要藉助於西方的歷史觀念和科學方法，更要對中國傳統史學學術有著深刻的了解和同情，這樣中國近代史學轉型才能平穩有序，才能更具中國風格、中國色彩。
近代史學流派是在史學發展的過程中逐漸產生與形成的，它是中國近代學術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學派間的激蕩互動及不同學派的辯難問詰是學術發展的重要動因，因此近代學派研究有助於理清中國近代學術發展的內在理路和邏輯脈絡。近代史學流派藉助近代「學術網絡」和諸種不同的史學場域，實現學派內、外部的互動與交流。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作為歷史學家，其本身的活動構成的史學場域就是由眾多的社會部門比如研究機構、大學、社團、刊物、政府、出版機構等共同組成的具體歷史情境。它們佔據著不同位置，彼此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是物質性和符號性兼具的空間結構」[6](P308)。史學場域的建構過程，實則是近代史學家群體圍繞史學學科體制化轉型而建立的由多種媒介參與的史學共同體，是近代史學學科獨立化、科學化多方博弈的必然產物。近代史學學人日記以其個性化的語言、生動的筆觸記錄下近代史學流派之間的交往、聚合、對立乃至衝突的生動場景。
清道鹹以後，樸學學風每況愈下，雖有王先謙、孫詒讓、俞樾等堅守乾嘉之餘風，但難挽頹勢。李慈銘曾描述當時學術界的風氣指出，「嘉慶以後之為學者，知經之註疏不能遍觀也，於是講《爾雅》、講《說文》。知史之正雜不能遍觀也，於是講金石、講目錄，志已渝矣。道光以下，其風愈下，《爾雅》、《說文》不能讀而講宋版矣，金石目錄不能考而講古器矣。至於今日，則詆郭璞為不學，許君為蔑古」[7](P938)。如越縵之說，可以理清清代嘉慶以來學術變遷之軌跡。清開國之初，朝廷頗推重宋學，或漢、宋兼採。及乾隆之初，《四庫》書成而漢學蔚興，名儒疊出。嘉道以降，漢學漸有衰退之勢，士不讀書，蔑棄根柢，而專以走捷徑，鑽冷門為務。李慈銘對乾嘉以後樸學的批評可謂尖刻，但卻揭示了晚清樸學開始衰退的大致路向。因此強調變通、摒棄門戶之見，積極汲取其他學派的新因素，也就激發舉步維艱的樸學走向調和漢宋學術之路。
史學學人日記對於學人交往、學派紛爭的記錄往往不加掩飾，對還原當時的學術場景頗有價值。顧頡剛與王國維的學術交往，起於他對王氏學術方法和成就的欽佩，且在北京大學任助教時就開始閱讀王國維的著述，深佩其為學的求真精神和博洽的史料意識，所以雖見面不多，對其學問卻心遊夢馳。1923年3月6日，他在日記中寫道：「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我如何自致力於學問，使王靜安先生果能與我攜手耶!」[8](P386)在1924年3月31日日記中又說，「予近年之夢，以祖母死及與靜安先生遊最為多。……最得到益處的是羅叔蘊(振玉)先生和王靜安(國維)先生的著述」[8](P471)。正因為顧頡剛對王氏學術的高度認可，故希望能昕夕請教，並向胡適推薦王氏入清華國學院。1924年12月4日日記載，「寫適之先生信，薦靜安先生入清華」[8](P557)。顧頡剛日記中，顧氏閱讀王國維著作的記錄從1922年起，幾乎貫穿大半生，說明顧氏對王國維學術的認可和讚許。顧氏自稱王國維是其學術引路人，並稱王國維在做真古史，洵非虛言。
繆鳳林是最早在《學衡》雜誌發表文章的南高學派成員，其後景呂極、徐震鍔、張其昀、鄭鶴聲等相繼加入《學衡》雜誌的作者隊伍。其中，繆鳳林、景呂極是除柳詒徵和吳宓以外發表文章最多的。關於南高學派對學衡派的幫助，可從吳宓在接受中華書局續辦《學衡》條件後給柳詒徵、繆鳳林等人的信中看出端倪。吳宓在1923年9月1日日記中如是說：「《學衡》稿件缺乏。因須竭力籌備，惟國學一部，尤形欠缺，直無辦法。」[9](P248)吳宓對柳詒徵頗為推崇和讚賞，因此《學衡》雜誌中期以後的事務皆與以柳詒徵為旗幟的南高學派協商，「以《學衡雜誌五大特色》等稿，與柳公共同刪改。將終，柳公或謂如此不妥」[9](P162)。而柳詒徵則在辦刊稿件、辦刊經費、出版發行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幫助，這從吳宓日記中可見細節之真。
中央大學史學系體現出南北新舊的轉化，頗具弔詭意味。1941年1月1日，中央大學歷史學系主任金毓黻為歷史系《史學述林》題詞，文中談及學衡派時，著重解讀了史學上南派、北派之不同：「嘗謂吾國古今之學術，因長江大河之橫貫，顯然有南北兩派之差別。……史學亦然，廿載以往，北都學者主以俗語易雅言，且以為治學之郵，風靡雲湧，全國景從。而南都群彥則主除屏俗語，不捐雅言，著論闡明，比於諍友，於是有《學衡》雜誌之刊行。考是時與其役者多為本校史學科系之諸師，吾無以名之，謂為史學之南派，以與北派之史學桴鼓相聞，亦可謂極一時之盛矣。」[5](P5243-5244)北方學派主要以北京大學、北高師等為主，南方學派要包括則主要包括「南高史地學派」和國立東南大學的「學衡派」等。1941年6月30日，金毓黻為諸生講《治史綱要》，涉及本系治史的三大綱領：第一，以研究制度文物為中心；第二，以求通重於求專；第三，以養成學問欲為系風。附各條縷析說明，其中研究「制度文物」之原因為中央大學歷史系側重研究中國史，以正史志書等為研究對象；而「求通」主要體現在注重通史，避免支離破碎的治史方法[5](P4738-4739)。金氏所指以研究文物制度為中心，就是要力圖回歸中國傳統史學的正軌。金毓黻在中央大學側重製度文物和通史，其學術旨趣與「南高史學」的傳統接近，而與史語所那種「窄而深」研究路徑區別較大。由此來看，前引《史學述林》題詞中，金毓黻告誡諸生勿忘「史學南派之歷史」，頗可玩味。金毓黻對柳氏之學頗為青睞，故他雖是北派，但卻與顧頡剛古史觀點不同，而讚許「柳氏之論，不愧通人」[5](P1202)。其後又認為，「柳詒徵之學識固有可議，而其博聞多識亦自有不可及者」[5](P2480)。
1920年代，南北學術旨趣不同、學術方法的差異造成南北學人對對手頗含譏諷之詞。1924年12月，東南大學柳詒徵、顧實、陳去病三人需到北京調查整理清官檔案，順便拜訪顧頡剛，顧頡剛對三先生評價如下：「東大三先生，柳多聞而狡獪，顧顢頇，陳則狂生也。柳可與把臂，陳、顧則氣味終不投」[8](P560)。顧頡剛堅守北方學派的立場，對三先生評價不高，只認為柳詒徵尚可結為朋友。柳詒徵的弟子繆鳳林作為疑古派的主要批評者，顧頡剛對其並無好感。因此，在其私密的個人日記中，顧頡剛對繆鳳林欲爭歷史系主任的做法甚為不滿：「繆贊虞欲兼任文學院史學系主任，而學生不附，遂日日請學生吃飯。知郭廷以到柏溪，則又造謠言，謂剛伯令郭前往，鼓動學生反對。此等人心中無是非，無善惡。可嘆!」[8](P131)
回望民國學術界南北紛爭，最好的解決之道就是融合南北學術之長，建立消弭派分的新史學，胡適對此解讀頗有見識：「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功夫。」[10](P731)無論是南北學派還是疑古、信古、釋古派，派別多歧不利於學術的全面健康發展。
二、日記與近代史學批評多重闡釋
史學批評是關於史學本身的各種品評、商榷、鑑賞和反思，其對象包括歷代史家、史學成果、史學技藝、史學思想、史學流派和史學機制等。近代學人日記中留存了大量的史學批評的內容，這些內容零散地存留在日記中，需要研究者精心品讀，系統地解讀其中所蘊含的豐富的史學批評思想元素和精神旨趣。近代是史學批評由傳統向近代轉型的關鍵時期，史學批評的主體、對象、話語、評價標準、評價機制等呈現複雜而多元的面相，需要我們藉助中西史學批評理論方法，從學人日記中搜求豐富的史料，以建構近代史學批評的新路徑、新理論、新機制。學人日記在上述領域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如能與筆記、信函、文集合讀，必能推進相關領域的深入研究。
對官方修史制度、修史機制的批評，離不開學人日記的挹注，且日記往往以其批評之大膽、見解之獨到而著稱。德國漢學家福赫伯曾說。中國官修史書，「為政府之鑑，根本不允許有獨立的寫作方法」[11](P94)。英國史家巴特菲爾德也說，中國的史書撰寫多半出於官修，由政府所壟斷，為做官之階梯，他們所記錄下來的史實往往被視為真實和客觀的歷史，後人對官修史書的效力深信不疑，並遵信不改[11](P94)。實則，西方史家對中國官修史書的批評常浮於皮相而未究根本，故對中國官修史書總體面貌的評判和官修史書性質的理解失之偏頗。需要強調的是，他者的眼光只是我們檢討中國官修史書的對照標本之一，評判中國官方史學最有發言權的還是中國史家，因為他們是中國史館制度和官修史書的見證者、承擔者，只有他們才最熟悉官修史書編纂的優劣得失，在近代史學批評意識覺醒的語境下，更能展現近代史學批評的風格和特色。
旗人福格對於清朝的官方修史體制曾有這樣的批評，「今之撰大臣列傳者，俱系翰林。翰林中又多江浙人，往往秉筆多存黨異。……撰敘列傳，於愛之者，則刪其譴責，著其褒嘉；惡之者，則略其褒嘉，詳其譴責」[12](P137)。福格的批評涉及清代官修史書的主體，清代各史館修史主體以翰林為主，而翰林中又以江浙人為多，可能與江浙的文風之盛有關。這些人雖在政治地位上不如滿族勳貴，但在修史方面卻權操於己，故在史權方面往往能愛恨由己、肆行褒貶，以黨護本民族、本地域的利益，可見福格觀察之敏銳，批評之深刻。竊以為，福格對清代官修史書的批評，屬於非權威的洞見。與福格一樣，參與光緒《大清會典》編纂的吏部主事何剛德，也對光緒會典纂修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強烈的批評：「蓋向來修纂官書，不過聚翰苑高才，分任纂修、協修之役，精粗純駁，各視其人之自由。總其成者，半皆耆年高位，以不親細事為習慣，略觀大意，信手批閱，即付剞劂。風行海內，人人遂奉為圭臬，以訛傳訛，流毒無窮；迨識者指其錯謬，已無從補救矣。」[13](P91)何剛德的批評有與福格相同之處，也有不同之處。相同之處在於，修史主體以翰苑高才為主；不同之處在於，何剛德批評史館對史官修史管理能力有限，史官自由裁量權過大，史書質量難以得到保證。何剛德還批評總裁、副總裁佔據高位，對官修史書各個環節審核不嚴，以他官兼領不親細事，造成史書質量堪憂。以上是修史體制上對官修史書的批評，學人日記中還有對官修史書某部分(如體例)的尖銳批評。清史館纂修儒林、文苑傳，繆荃孫謹尊阮元之體例，因此遭到史館同人的尖銳批評：「繆小山編儒林、文苑，搜羅尚非不廣，但皆極短簡，不成體例，且用阮氏文苑傳體，句句必注所引書，而所引書往往引及袁子才，而不知袁子才所為碑傳，皆任意為之，殊不足徵信。餘嘗以袁氏所為較之他書，輒不相合，著書必蘄徵信，故餘為不敢不慎重也。」[14](P389)同人的批評主要聚焦於史書體例必須因時變化，不能固守以往之體例而不知變通，並闡釋了史料選擇必須廣博信實的重要性。
對傳統史學名著，學人日記在精熟地掌握史學文本基礎上，也提出了有見地的批評。1883年，李慈銘為甥侄輩講《史記》時說：「曹沫事不足信，聶政則盜也，專諸乃亂賊，惟豫讓、荊卿不失為義。……史公於《六國表》明著之綱目，以荊卿與政同科，其謬已甚。」[15](P395)李慈銘謹守春秋義理，對《史記·刺客列傳》的歷史敘事提出批評，其對《史記·刺客列傳》的評價，從刺客所處時代、刺客本事來重新認識刺客列傳，其對太史公的質疑似有一定道理，可備一說。再如，惲毓鼎評論班固亦有深意：「孟堅史才不減子長，若論詳實整密，足資實用，盡有勝子長處。即如此志，探源三代之制，直從富教立論，是何等識力!」[16](P466)馬班優劣論千百年來聚訟紛紜，惲毓鼎的評價從文本出發具有一定的價值。他如惲氏評述沈約《宋書》：「偶看《宋書·武帝本紀》，其中記兵事數處，敘次點綴之妙，直到史公，至如孟堅，且當讓其出一頭地，何論餘子。世徒以文士稱休文，不知其實有史才也。」[16](P242)史家以敘事為工，善序事理為史家素養的表現，故在惲氏看來沈約頗善勝績。
惲毓鼎史學批評最顯著的特點是重宋儒義理之學，他平生嗜好《近思錄》、《儒門語要》及《潛庵先生集》等義理之書，本人「擬取宋、元、明諸儒切要語編成一書，名曰《正修要錄》」[16](P91)，且親自編撰《勵學語》。其最佩服顧亭林、黃梨洲、全謝山，在日記中寫自己看《宋元學案》的感受：「可以推究一代治亂得失之跡，可以練達才識、經世，嘉言懿行可師可法，傾群經之瀝液，窮義理之旨歸。」[16](P261)惲毓鼎曾借徐桐之言對清朝盛行的漢學發出了抨擊：「今訓詁之學盛興，動斥義理為空虛之說，不知子臣弟友何者是虛。」[16](P66)1907年，惲毓鼎對繆荃孫在國史修撰中「尊漢抑宋」的立場頗為不滿：「迨光緒初，繆筱珊前輩(荃孫)為史館提調，主其事，尤惡宋學，語及程、朱，則詈之。驟增漢學數十傳，百年經生，搜採略遍。於宋學則不一留意，且從而刪除焉。其不平如是。國史為千秋公論，劃分漢、宋已非，況又從而上下其手耶？」所以，他希望梳理宋學文獻，「拾遺補缺，冀持兩家之平」。他認為，清史館修的《儒林傳》所記傳的儒士為漢學家，故而「諸傳草率殊甚，承修諸公不屑置意」[16](P104)。他從重宋儒義理之學立場出發，認為國史修纂必須將漢宋置於同等的地位。作為晚清官吏，清廷的命運與惲毓鼎的個人命運息息相關，他對風雨飄搖的晚清時局之憂慮也多在其史論中表現出來，此亦為惲毓鼎史學批評的一大特色。他認為，明代與清代的政治形勢是非常相似的，主張習《明史》而經世致用。還認為明朝皇帝雖昏庸，但有人才治國，有宋學支持，而沒有衰落。「與褚丈暢論《明史》，亹亹不倦。新學盛行，固富理想，然予終覺舊學深切有味也。有明一代，人才最多，法制最善，是以主昏於上，而政理於下，又士重氣節，屢經摧折，曾不少衰。」與晚清今昔作對比時他說：「以今日視之，真可悲感。」[16](P335)論外之意即是希望當權者能學習明朝在用人和發揮宋學上下功夫。而明朝末年國之將亡，大臣仍貪汙腐敗，與晚清沉痾極為相似。「三日看《明季北略》一函，末造大局已壞，而當道諸臣賄賂公行，益洩沓不事事。燕雀處堂不知大廈之將傾，國亡而身家與之俱盡，若輩居心真不可解。讀竟為之淚下，蓋無一字不觸餘懷也。」[16](P348)惲毓鼎對史學本身的理解和分析，接續傳統的「六經皆史」說，認為《五經》中《春秋》、《尚書》、《詩經》皆屬於史家，而《詩經》為古代史官採集民間議論，而陳於朝廷，「凡時政之得失，民情之樂苦，風俗之盛衰，皆於詩覘之」。惲氏還對傳統史學演進得失多有批評：「詩亡而後史法亦失矣。班、範而後，史冊專為一家一人之事，史學家更從事於體例考證之間，抑無當矣。」[16](P596)從中可見其尊宋學之精神和經世致用之旨趣。
近代史學批評不僅重學者自身的學術精神，更重視從同時代學術對比中見其學術品格之異同。如李慈銘對邵念魯學術的評價，他在《越縵堂日記》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記曰：「全謝山譏念魯為學究，頗抉摘是集之謬誤。念魯腹笥儉隘，其學問誠不足望謝山津涯，而文章峻潔，則非謝山所及。」又說：「念魯私淑梨洲，自任傳姚江之學。尤勤勤於殘明文獻，綴拾表章，不遺餘力。雖終身授徒鄉塾，聞見有限，讀書不多，其所記載，不能無誤；要其服膺先賢，專心一志，行步繩尺，文如其人，前輩典型，儼然可想。《鮚琦》以『固陋』二字概其一生，其亦過矣。」[7](P940)李慈銘將邵念魯與全祖望的學術作比較，分析二者學術之不同特點，應該說是比較中肯的學術評價。再如，李慈銘對姜宸英史學成就的評判，雖借用史學批評良史的話語，但卻析理精微、評論公允：「湛園學養深醇，故集中論古，皆具特識……又《黃老論》、《書史記儒林傳》、《讀孔子世家》諸篇，皆正議卓然，足以推明史意。其《書史記衛霍傳後》雲，論者多左霍而右衛，熟觀太史公傳，所謂兩人點穴處，則左衛也，其於霍多微辭。傳敘衛戰功，摹寫惟恐不盡，至驃騎戰功三次，皆於天子詔辭見之，此良史言外褒貶法也，其言誠當。」[7](P938)袁昶在評論同時代學人李慈銘、王先謙和譚獻時，分析深刻、評論大膽：「越縵堂工細，湘綺樓雄雋，各有勝處，今之俊才未易軒輊。論才則王優於李，論學則李勝於王。又譚仲修異軍特起，亦一時之春蘭秋菊，惜其螭蚓歧出，理趣未顯，良由偏？(溺)六朝而未審八家歸方義法故爾。」[17](P96)
張之洞《書目答問》用目錄學的形式，對清代學術流派按照自己的學術理念進行排比演繹，他特別推崇清中葉以來漢學家的經史諸子研究，但對宋學家的著述別擇甚嚴，表現出對理學的冷漠態度。最大的一門為經學家，包括專門漢學、漢宋兼採兩派，共達202人。李慈銘對《書目答問》的評價，既認為它能開啟學問之門徑，又對其貪多自炫頗有指摘，「今日閱之，所取既博，條例復明，實為切要之書。惟意在自炫，稍病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經學諸門，所注太略。甲部為讀書先務，既欲以誘人，宜最其精華，條注書名之下，使人知塗(途)轍所先，不可不讀」[18](P8028)。譚獻對《書目答問》所收古文亦有批評，「(南皮)視學蜀中，撰《書目答問》，可謂學海之津梁，書肆之揭櫫，固今日一大師。尚欲補闕拾遺，抑亦弟子職耶。王氏辨正近日張南皮《書目答問》古文流派之失，謂陽湖之文，源出桐城，並非二派。與予論正同」[19](卷6)。對於新史學開山者梁啓超，惲氏的評論足見史評家之眼光。惲氏閱讀《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後不禁激賞之，評論道：「兩日細看梁任公所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四章，實能提要鉤元，從古書無字句處推明微言大義。」[16](P381)其後，閱讀《中國六大政治家》亦讚譽有加：「曩見梁任公所著《管子》、《王荊公》(《中國六大政治家》第一編、第五編)，敘一人生平之事，而舉一朝之時事、百年中之大局悉納其中，窮原竟委，旁見側出，為史家開一新世界，真不愧一通字，讀而篤好之。」[16](P696)惲氏的評述，雖仍是傳統史學批評話語，但在史學精神方面與前此別有異趣。
學人對於前輩學者學術的認知，隨著反覆閱讀、細心揣摩其作品，從學術接受史的角度而言，其認識前後會有較大的轉變，學術批評的結論更趨於公允和平實。從譚獻《復堂日記》評論魏源《詩古微》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這種轉變的心路歷程。前期，譚獻因為「魏氏高言西漢」不滿，故評價不高：「學問途轍不盡同，惟皆立故常。魏氏高言西漢，說《詩》欲排毛公，理三家遺緒。聞《詩古微》十卷本，後益蔓衍矣。」[19](卷3)又說：「默深貌為閎肅，中實枵然，且令人驟不得事之本末。予謂『龔魏』並稱。魏氏理致稍近儒術，遠不及定盒之不諱雜霸而恢詭，有諸子遺意也。」[19](卷5)後期，細緻閱讀魏氏《詩古微》後，則反躬自省，評價甚高：「其言明清，而《毛傳明義》第二篇，尤觀其通。魏氏此書粹美，殊悔予夙論之莽滷矣。」[19](卷7)學人日記細緻地勾勒了譚獻對於魏源學術態度的轉變，其史學批評僅就文本評論，不因作者的學術立場而影響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可。又如，李慈銘對於《十國春秋》的閱讀史，也體現出作者對於該著學術立場和觀點的變化。吳任臣編纂的《十國春秋》是有關五代時期十國歷史的紀傳體史書，體例頗有創製，考訂精確。李慈銘三讀其書而言：「丙辰讀之尤細甚，薄其體裁之疏，至壬申複閱始嘆其博不可及也。」[15](P482)
史學批評非常注重史學規範的建構，學人著述需尊重前人的智慧財產權，無論是引述前人的觀點還是史料，皆需註明出處。張爾田整理沈曾植《蒙古源流箋證》，不僅用王國維說，更暗採陳寅恪說。楊樹達1930年代記：「昨日晤陳寅恪。告餘雲，近日張孟劬剜板改訂《蒙古源流箋證注》，多用渠說而不言所自出。渠說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經注》趙、戴之爭耳。……孟劬老輩，不應有此，殊可詫也。」[20](P120-121)張所竊取者，當即陳氏「蒙古源流研究」論文四種，故楊樹達在此日記中直言不諱地提出批評。錢基博著《現代中國文學史》頗襲用時人文句，如下編評論梁啓超、胡適：「二公揄衣揚袖，囊括南北。其於青年實倍耳提面命之功，惜無扶困持危之術。啟超之病，生於嫵媚；而適之病，乃為武譎。夫嫵媚，則為面諛，為徇從；後生小子喜人阿其所好，因以恣睢不悟，是終身之惑，無有解之一日也。武譎則尚詐取，貴詭獲；人情莫不厭艱巨而樂輕易，畏陳編而嗜新說。」[21](P513)此處幾乎照抄邵祖平致章士釗函。
近代日記凝聚了近代史學批評理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如史家素養問題，史學批評的價值尺度、對象、原則問題，中西史學的異趣對近代史學轉型的影響問題，史學派別的分合、學術思潮的遞嬗對史學批評的影響等，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裨於近代史學批評的深入研究。
三、學人日記與近代官修史書
近代學人日記保留了官修史書纂修過程中全面、系統、生動具體的細節和勢態，也留存了大量官修史書成書後各方的反應和對其史館制度、修史模式及官修史書價值評判的第一手史料。與官方檔案和其他私人史料相比，日記史料在形式上更為原始質樸，內容也往往更加真實可靠。我們認為，官方檔案只是揭示了官修史書編纂實態的部分情形，如果我們能將眼光投向日記等文獻，史料的儘量擴充會對我們分析和總結官修史書的特色與成就形成豐富的證據鏈。因此，要想深化對近代官修史書的研究，日記應該成為官修史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日記留下了豐富的官修史書纂修的史料，包括體例、內容的討論與協商，編纂宗旨、思想、方法的爭論與交鋒，史料徵引的討論等。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一方面可以豐富史館制度的研究，尋繹近代史館的運作實態，揭示官修史書的利弊得失和影響，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學術意義；另一方面，對近代官修史書的成就與不足，也只有在充分地佔有官方檔案和私人文獻的基礎上，才能作出準確地評估和恰切地分析，這些研究將會對近代歷史編纂學和近代史學史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近代史館對體例十分重視，開館後各方相互討論以確定體例。《文宗實錄》開館後，確定體例關乎實錄修纂的程式、書寫的規範。劉昆先為實錄館提調，後為副總裁，對實錄體例提出了67條凡例，翁同龢亦非常重視，夜歸即全部謄抄一通[22](P204)。不僅實錄編纂重體例，官修的《光緒會典》亦重體例章程。黃國瑾為此向會典館總裁上書，對會典編纂的體例提出了頗有新意的設想，涉及會典編纂中的一些重要問題，如典制體編纂的因革流變問題，典制體中禮典的重要性問題，典制體與國朝《宮史》之間關係問題，繪圖處在輿圖編纂和人員選擇方面的問題，史表對會典體例賅備的重要性問題[23](P271-272)，等等。比如，黃氏對史表功用的強調，即是溝通會典諸體制有價值的見解。史表的功能對於典制體史書纂修同樣具有重要的價值，黃國瑾深刻地認識到用史表補充、完善會典編纂的意義與功能，他提出的「惟典例有待表而明者，職官、樂律、輿服制之類是也；圖有待表而明者，輿地沿革之類是也」，並提出「以《皇輿表》、《地輿表》例，斷自昭代，取舊典、大清《一統志》及各省府廳州縣誌書、官文書，詳考列入典圖」[23](P272)的建議。上述關於體例的建議，契合《光緒會典》編纂的實際要求，因而在成書後的《光緒會典》中得到了響應。國史館編纂國史對體例的設計也是唯求其精審，先後發布了《改定史館章程條例》、《國史館改良辦法》、《謹擬開辦儒林文苑章程》、《擬增輯儒林文苑傳條例》及《續增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隱逸各傳條列》等。如陳伯陶曾上書國史館總裁，提出體例的具體設想《擬增輯儒林文苑傳條例》，其上書中說：「竊不自揆，發筐中官私載籍，錄其尤異者，為之增輯。其各省經已呈送者，亦並為採入。自去歲四月迄今，寒暑迭更，編次粗就，謹錄以供裁擇。」[24](P34)他對體例的建議得到國史館總校惲毓鼎的高度讚譽：「午後至史館，陳子礪同年來談，其修補『儒林』『文苑』各傳甚有功，於各家宗派亦言之娓娓，自是今日好史官也。」[16](P240)這並非溢美之詞，而是對陳伯陶勤奮工作和創造性建議的公允之論。
近代各史館對考績都很重視，國史館、實錄館、會典館、則例館都有相應的規條，規條中列明「堂期功課檔」、「月功課表」、「清檔」等規定，記載館中人員的工作進度，督促修纂人員按時完成纂書任務。只有制定比較嚴格的考績制度，才能保證修書的速度和成效。比如，實錄館就有嚴格的考勤制度，「凡總纂、纂修、協修、收掌、校對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館，勿使曠誤，逐日畫到，由提調官加押存查」。又對收掌、提調、監修、總裁等官的職責作了規定：「滿漢本應派收掌官四員專司其事，逐日記明檔簿，提調不時檢查，至纂書體例及書內有應斟酌之處，並請監修總裁、總裁指示，纂修官與提調毋庸攙越。」[25]催交功課是提調的重要功課，那桐任光緒會典館提調時積極任事，承擔督促功課的任務。1898年2月9日，那桐至會典館，會同劉恩溥、羅文彬等攜功課人名單四包到會典館總裁徐桐家中呈回，未遇[26](P267)。1900年4月，那桐至會典館，同提調總纂各官商辦功課[26](P313)；5月，早晨到會典館與禮部侍郎長麟議功課[26](P315)。催交功課是會典館提調重要工作，它關係到會典編纂工作能否按期完成。作為特開史館，《各國政藝通考》館前後修史進度的變化，更能說明提調督催功課的重要性。《各國政藝通考》館於1902年開館，前期因無專人督催，修史成效緩慢。1905年5月後，因為惲毓鼎實力督催，故修史成效顯著。翰林院編纂《各國政藝通考》久不成，此事引起慈禧太后的關注，對翰林院掌院裕祿頗有詰責之語，裕祿解釋無專人任督催之役，故散漫而無效率，並提議以惲毓鼎總其成，獲慈禧太后首肯。回館後，即與孫家鼐商定惲毓鼎為總辦督催功課，並以於齊慶、夏孫桐為副總辦。規定每月三、六、九日為堂期，無期不到，將以本月進呈第一期書[16](P236)。惲毓鼎座師孫家鼐對修史進展頗為關心，唯恐修史不力致進書延誤，所以推薦惲毓鼎總負其責。
1913年，袁世凱設清史館，聘前清東三省總督趙爾巽為館長，目的在網羅遺老，桐城派、超社等文史大家、碩學鴻儒都在網羅之列。總裁之下設總纂、纂修、協修和名譽總纂、纂修、協修及提調、校勘等職。總纂由總裁選聘，而總纂可以根據自己的交際圈推薦若干名纂修、協修人員。清史館的職位設置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權力網絡，每個人一旦進入網絡之中，就會身不由己地受到制約。學人日記以當事人的視野記錄下清史館鮮活的細節和修史的過程，有心人可以敏銳地捕捉到其中一些變化。(1)聘書與聘金。晚清史館中，提調、總纂、纂修、協修等均由總裁、副總裁向皇帝推薦，並報翰林院、詹事府核准。他們與史館並非僱傭關係，修史是其職責所在。民國時期，清史館史官與史館是一種聘約關係，他們一般或在學、或在官，修史全憑個人之志趣或利益之考量。繆荃孫在日記中記道：「吳子修來，代致史館聘書。」[27](P2742)清史館總纂的聘書是由吳慶坻轉交給繆荃孫的，說明繆氏與清史館館長趙爾巽早有接洽。這從惲毓鼎日記中也能得到佐證：繆筱珊丈過談，蓋膺清史館之聘而來者。繆丈粹於考證之學，熟諳史例，互談史事甚暢。丈謂修清史當以康雍乾修《明史》為法[16](P709)。日記中對繆氏漢學考據推崇備至，並對《清史稿》體例一依《明史》體例為法有所說明。《藝風老人日記》還記載了「聘金」情況：「葉葵初來，示次珊電報，隨又送千元來，囑特致晦若、聘三、子琴、在廷。」清史館館長趙爾巽託葉景葵送來聘金，並請繆荃孫以江南文人領袖的身份出馬聘請于式枚、王乃徵、楊鍾羲、唐晏四人，卻並未收到好的效果，許多人出於移民立場而拒絕受聘。考察參與《清史稿》編纂的各派人物日記皆能看到聘書與聘金的記載，說明這是一個鮮明的變化。(2)名譽總纂、纂修的設置。清代史館不設名譽總纂、纂修，但民國清史館卻設立名譽總纂、纂修。名譽總纂、纂修的設置可能不在修史本身，更看重他們背後的人脈資源和關係網，但確會讓精通官修史書編纂的史學鴻儒感到不快。1914年9月，趙次山送來清史館聘書一份、信一函、修史商例七件，聘餘為名譽總纂。惲毓鼎日記亦有記載：餘雖不敢自命史學，然沉潛廿四史垂三十年，其中義例得失知之頗審。趙次老僅以名譽協修相待，不全與聞史事，亦無從強以相聒矣[16](P709)。姚永概在日記中對聘書之事也有記載：夜又得二兄書，寄清史館聘書，餘為名譽纂修[28](P1379)。那桐雖充任過光緒會典館提調、國史館總裁，但卻並不精通官修史書編纂，故欣然接受史館之約；而惲毓鼎精熟於官修史書編纂，對史學頗為自負，趙爾巽僅以名譽協修相待，招致惲毓鼎的不滿，也是《清史稿》修纂的損失。(3)圈內與圈外的互動。清史館以遺老為主，囊括了各派人物。繆荃孫作為超社的經史名家，一直奉瞿鴻禨為精神領袖，瞿氏雖未受聘於清史館，但繆荃蓀常會向其請示清史修纂中的重要問題，此舉一方面在於消解道義上的壓力，另一方面希望通過與圈外精神領袖的互動獲得體例和宗旨的支持。《藝風老人日記》甲寅年七月三十日載：「詣瞿中堂談，交史館條議與閱。」[27](P2751)但繆荃孫的努力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如沈曾植就將揉爛的清史館開館辦法寄來[27](P2756)，以羞辱繆氏。(4)修史過程的生動敘述。日記以逐日記錄的形式，將史官接受史館任務後撰著情況以及史官之間的交往以線性呈現的方式述其始末。例如，1917年，作《楊雍建傳》。作《向榮傳》。訪通老，同赴史館[28](P1379)。1918年，作《張國梁傳》[28](P1386)。1919年，作《彭剛直傳》，僅用一天時間即作成[28](P1392)。1919年，赴史館，作史傳三首。作史傳兩篇[6](P1431)。柯風孫召飲，飲後至清史館，人已散，只晤秦幼衡[28](P1427)。(秦樹聲，清史館聘為《地理志》總纂)與二兄同赴史館[28](P1432)。通老將歸，來午飯，同赴史館，是日開館[28](P1438)。從以上簡潔的敘述中可知，姚永概在清史館中與桐城派前輩馬其昶、總纂柯劭忞、秦樹聲、二兄姚永樸交往最多，常一起赴館。姚永概主要修纂了《楊雍建傳》、《張國梁傳》、《彭剛直傳》(彭玉麟傳)、《劉蓉傳》、《徐永烈傳》、《年羹堯傳》及《嶽鍾琪傳》等。從日記可以看出，他對清史稿所作的主要貢獻和諸傳成書的次第。夏孫桐曾記其撰著《食貨志·鹽法》，但遍查日記沒有相關記載，可能是夏氏記憶有誤，將其二兄的工作算在姚永概的身上。
近代史館內部紛爭在修史的各個環節都有可能爆發，學人日記以其及時性、呈現矛盾的深刻性為我們揭示出官方修史鮮活的事態，這是其他文獻類型所無法比擬的。比如，提調、總纂、纂修等身份的爭奪，學術問題的紛爭，都會造成史館內部的不睦不協。1889年，光緒會典館準備設立畫圖處，會典館總裁徐桐、剛毅等商酌設立圖上提調官，因黃國瑾頗有史家之長，故欲讓黃國瑾擔任圖上提調官，此舉引起其他史官爭奪圖上提調館。為避免矛盾，黃國瑾向總裁徐桐上書堅辭提調一職，他認為：「凡所經營皆自為謀，蜘蛛結網、鳩雀爭巢，豈非壯夫所深恥哉。」[23](P267)在黃國瑾的一再堅持下，各總裁協商接受其辭請。不過，會典館提調一職頗具誘惑，黃國瑾不欲為，乃君子人格使然，而文廷式對此卻躍躍欲試，並為此開罪翰林院掌院學士徐桐：「知道希(文廷式)因爭提調，與掌院有違，言甚可笑也。」[29](P126)提調在各級史館中屬於具體的管理者，有些史官為此爭奪，在所難免。
史館中的等級制賦予總纂一職的地位，故爭奪總纂也成為近代史館的風景。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記載：諸又塍編修，錢塘人，甲戌科進士，文學庸下，而在杭人中尤為謹飭之士，以充國史館纂修，冀升總纂，得京察又恨不獲會試差，遂病內熱而亡，年止三十八。為此，李慈銘評論道：此輩若令居鄉做秀才可延其年，人不知學，而務速化高門縣簿，危害多矣[15](P327)。諸又塍名利慾太盛，故中年而亡。1898年6月，因東閣大學士、會典館總裁崑岡欲讓其門生許澤新充任會典館總纂，招致提調葉昌熾的不滿：「穎初從不到館，乃越次請補，如子丹何，如眾議何？館差非鑽營不可得，惟史館尚存公道，若再開此幸門，則此後尚復有人當差乎？」[29](P248)由此可見，會典館中任用私人現象的存在，也反映總纂之爭實乃團體利益之爭也。
在修史過程中，因學術主張不同或利益糾葛，總裁與總纂之間常會出現齟齬。比如，光緒國史館圍繞如何評價乾嘉學者紀大奎的學術這一問題，總纂繆荃孫就對國史館總裁徐桐學術標準和肆權獨斷的作風頗為不滿，憤而辭職。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清廷開館修國史，繼任總裁徐桐因為宋學立場而偏好宋儒邵雍，因紀大奎正是邵雍易學的闡揚者，故徐桐堅持自己的學術標準，將紀大奎載入《儒林傳》中。而繆荃孫則主張應將紀大奎列入道家，編入《儒林傳》不妥。繆氏認為：「《易》有經學之易，有術數之易，所以朱子注《參同契》，《四庫》列入道家，而不收經部，以此為例，大奎似未便補入。」[30](P177)本來是正常的學術論爭，但由於有國史館史官的推波助瀾，故繆氏被視為「恃才獨斷，渺視前輩」，結果徐桐挾機報復，利用職權在翰詹考績中將繆荃孫列為差等。關於此事，《緣督廬日記》也有記載：夏閏枝來述筱珊因與掌院爭紀恢齋入《儒林》，大考為所中傷……大奎從邵子先天入手，繼闡明良知，亦不攻朱學，又旁涉二氏術數、疑龍、撼龍諸說，其學頗不純[29](P326)。學術問題本來應該通過學術論爭來解決，但一旦涉及史館中權力高下之不同，結果學術爭辯往往就演變成權力之角逐。
以近代學人日記為主，輔以官方的文獻和檔案，從探究近代史館制度、官修史書演進問題入手，將近代官修史書的編纂置於中西學術文化互動交融、私人修史繁榮以及新史學思潮興起特定的時代背景下，考察近代官修史書的利弊得失和特點，總結近代官修史書編纂特點、編纂思想、方法和智慧，梳理近代官修史書的價值，力圖從一個全新的視角，來梳理和解讀近代學術與政治文化對近代官修史書的影響，揭示官修史書在近代的演進走勢，進而彰顯官修史書在近代史學史和政治文化抉擇轉型過程中所具有的關鍵性意義。
四、結語
中國近代史學發展呈現官修、私撰互動、中外史學交融的新景象，巨變時代的多種因素、多種勢力都參與到近代史學的轉型和變革之中。面對複雜的近代史學的演進機制、多元的史學發展範式，學人日記從多個層面、多個角度記錄和反映了近代史學領域的變化。利用學人日記研究近代史學多個領域的成就，應該說是深化近代史學研究的一個新視角。學人日記可視為個人的編年史，它以史學學人的格局和眼光記錄下歷史轉折時代日常生活的細節、家國情懷、複雜的人性、社會巨變的思考，將學人日記合讀，並與時代情勢相關照，會激發出以往不曾關心、卻很重要的新問題、新領域、新見解。與官方文獻相比，史學學人日記形式上更質樸、內容上更真實。官方文獻以官方的視角和話語構建「正面」的史學敘述，而史學學人日記卻提供給我們史學的「另面」。以往的近代史學研究，在研究路徑、視角、話語育說上，可能更重視官方文獻、史學名著等，這無疑會部分遮蔽史學的「另面」。學人日記作為承載學者學術交往、思想和學者內心隱秘的文類，就是特定知識範疇的史官，具有獨到的學術史、文化史、日常生活史的價值。本文利用學人日記來梳理和解讀近代史學學術、史學批評、官修史書的品格與風貌，只是初步的嘗試。其實，學人日記對於近代史學史的價值是多元的，頗值得學者深入挖掘。
近代史學學術史的構建，一定要立於中西學術交融的歷史場景下，將學術史的書寫與時代風勢、學術變動的內因和外因結合探討，重在梳理近代史學變遷的觀念、史學表述體例、史學流派等。中國近代史學批評、官修史書編纂更離不開學人日記的參與，它不僅能提供給我們關鍵的線索和細節，更能彰顯近代史學批評特色，而且還能從歷時性的角度全景式展現近代史館的運作、官修史書變化的風貌。在史料運用方面，學人日記當然是一個重要的史料來源，但日記記事的瑣碎性，敘事論史的不完整性，記述的情緒宣洩，值得研究者高度警覺。日記對史學的記錄和評述，只是「一家之言」，需要將日記與日記，日記與名著、信函、文集等，日記與官修史書比勘互證，如此才能克服日記文獻的內在缺陷，發揮其優長，從而對中國近代史學的特質作出更深入、更準確、更全面的認知。
原文參考文獻：
[1]吳文會.日記序[J].學生文藝彙編，1926(3).
[2]陳寅恪.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A].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3]孫寶瑄.忘山廬日記(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4]胡適日記全編：第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5]金毓黻.靜晤室日記：第2冊[M].瀋陽：遼瀋書社，1993.
[6]張意.文化與符號權力——布爾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導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7]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M].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8]顧頡剛日記：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2011.
[9]吳宓日記：第3冊[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10]胡適日記全集：第4冊[M].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11]汪榮祖.史學九章[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12]福格.聽雨叢談[M].北京：中華書局，1959.
[13]何剛德.春明夢錄·客座偶談[M].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3.
[14]賀葆真日記[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
[15]李慈銘.荀學齋日記[M].李德龍，俞冰.歷代日記叢鈔：第100冊[Z].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16]惲毓鼎澄齋日記[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17]包琪.袁昶年譜[D].瀋陽師範大學2012年碩士學位論文.
[18]李慈銘.越縵堂日記[M].揚州：廣陵書社，2004.
[19]譚獻復堂日記[M].光緒仁和譚廷獻，1887.
[20]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1]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
[22]陳義傑.翁同龢日記：第1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9.
[23]黃國瑾.訓真書屋遺稿[M].紫江朱氏存素堂，1943.
[24]陳伯陶.上國史館總裁書[A].瓜廬文剩：卷1[M].香港：學海書樓，1932.
[25]實錄館新定規條[Z].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國家圖書館分館藏.
[26]那桐日記(上)[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27]繆荃孫.藝風老人日記[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28]姚永概.慎宜軒日記下[M].合肥：黃山書社，2010.
[29]葉昌熾.緣督廬日記[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