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陳其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張峰，西北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自20世紀20年代梁啓超提出「史學史」，中國史學史學科至今已走過了近百年的歷程。民國時期，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尚屬草創階段，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史學史學科才獲得了全面發展。此時，唯物史觀成為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一大批史學工作者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史學的遺產，不僅在中國史學史領域結出了累累碩果、提升了這門學科的科學化水平，而且壯大了學術共同體、開啟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時代。
一、發展歷程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中國史學史已走過了70年的歷程，宛如一條流淌不息的長河，有緩有急，從而使得這70年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呈現出階段性特點。
（一）「十七年」：探索與奠基階段。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探索與奠基階段。這一時期，中國史學史在課程設置、學科理論建設、史家史著研究、學術刊物創辦等方面，都比民國時期有了很大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的教學改革已將史學史列為高校歷史系的選修課，但課程的設置始終受到教材的限制。1961年，在教育部召開的文科教材會議上，周揚同志明確提出了編寫中國史學史教材的要求。此次會議之後，廣大史學工作者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就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對象、範疇、任務、目的、內容、分期、意義等關涉學科建設的基礎理論，以及中國史學史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法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中國史學史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獲得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這一時期學界對史學史學科理論的探討。
與此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側重從實踐層面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對司馬遷與《史記》、班固與《漢書》、劉知幾與《史通》、杜佑與《通典》、司馬光與《資治通鑑》、章學誠與《文史通義》等名家名著，都有較為集中的探討。此外，白壽彝開始摸索中國史學史教材的編纂，並於1964年內部印行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劉節也於此時編寫了《中國史學史講稿》。值得一提的是，白壽彝於1961年創辦了《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刊發學界關於中國史學史問題的討論、研究與資料，成為史學史研究者共享學術信息的家園。
「文革」十年，中國史學史研究雖然基本處於停滯狀態，但是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已在「十七年」間出版之外，其他二十部正史均是在這一時期整理完成並出版的。這為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了資料上的基礎。
（二）1978—1999：開拓奮進階段。改革開放到世紀之交，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拓奮進階段。這首先表現在白壽彝、吳澤、尹達、楊翼驤等老一輩學者開始招收、培養中國史學史方向的碩士生、博士生，擴大了史學史研究的隊伍與規模。其次，北京師範大學成立了史學研究所，華東師範大學成立了中國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史學史研究室。這些機構後來成為史學史研究的重要平臺。再次，《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於1979年復刊，易名為《史學史資料》，1981年又更名為《史學史研究》，並公開向國內外發行，為中國史學史研究者提供了論文發表、學術交流的平臺，推動了學科的深入發展。第四，1985年3月，白壽彝召集全國各地40多位史學史研究者在北京師範大學舉行史學史座談會。會議「總結了成績和存在的問題」，「展望了史學工作、尤其是史學史工作的廣闊前景」，同時，與會學者還建議成立「全國史學史研究會」和編纂一套《史學史叢書》。因此，這次會議具有總結過去、展望未來，凝聚全國史學史研究力量，開展大型史學史研究課題的意義。
當然，衡量和反映這一時期中國史學史發展水平的主要在於中國史學史論著的撰述。這20年間，共出版中國史學史論著數十種，按其性質可以分為四類。一是通史性中國史學史專著，如劉節的《中國史學史稿》（1982年）、尹達的《中國史學發展史》（1985年）和瞿林東的《中國史學史綱》（1999年）等論著。二是理論性中國史學史專著，以白壽彝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1986年）最具典型。三是學科拓展性中國史學史論著，側重從新的視角拓展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路徑。四是文集性中國史學史論著。如陳光崇的《中國史學史論叢》（1984年）、白壽彝的《中國史學史論集》（1999年）等論著，兼具理論的高度和史料的厚度，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2000—2019：蓬勃發展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史學史研究百花齊放，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2000年，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教本》出版。這部面向21世紀的教材，扭轉了過去高校歷史系缺乏中國史學史權威教材的局面，對於完善高校課程體系、培養史學史人才具有積極意義。同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成立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心創辦的《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學刊》，為中國史學史學人研究成果的發表又開闢了新園地。尤其是，以中心為平臺，每年召開一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主題往往結合學科發展而擬定，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如史學比較、史學批評、歷史教育、歷史知識的社會化、中外史學交流、中國少數民族史學、史學遺產與民族精神等，反映了史學史研究的多元趨勢。同時，史學史研討會還發揮了聯繫國內外學人、聚攏研究力量的作用。
這一時期，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進展，主要體現在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的編纂方面。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2006年）、謝保成主編的《中國史學史》（2006年）、杜維運撰述的《中國史學史》（2010年）和謝保成獨撰的《增訂中國史學史》（2016年）等多卷本中國史學史的出版，突破了原有專著對中國史學粗線條的勾勒，折射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逐步深入與細化，標誌著學科體系已趨於成熟。
二、理論探索對學科發展的有力推進
學科的發展有賴於理論的支撐，中國史學史亦不例外。新中國成立之後，史學史研究者大多熟練地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能在這一科學理論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探索，進而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發展不斷增加活力和推動力。
（一）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範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範圍，是中國史學史學科最核心的範疇，因此對於它的理論探討，一直是學界關心的議題。白壽彝在《談史學遺產》（1961年）和《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1964年）兩篇文章中，已經談到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範圍。到20世紀80年代，白壽彝又進一步豐富了原有的觀點，提出「史學的任務是研究人類社會發展過程及其規律。它的範圍可以包括歷史理論、史料學、編撰學和歷史文學」；而中國史學史除了研究「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之外，還應該研究「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所反映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在社會上的影響」。朱維錚認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結構應包括歷史編纂學史、歷史觀念史和中外史學交流與比較三個交叉重疊的系統。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中外史學交流與比較」的內容，使得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範圍臻於完善。學界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和範圍的探討，擺脫了民國時期「要籍解題」式的研究模式，對之後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路徑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研究。將歷史理論作為史學史研究的範疇加以探討，始於白壽彝。之後，瞿林東從理論與實踐的雙重維度對中國古代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進行了考察，他認為中國有歷史理論和史學理論之分，歷史理論「是人們在研究宏觀歷史過程中積累和概括出來的理論，如歷史發展的階段性、規律性、統一性，歷史發展的趨向，以及對重大歷史現象和眾多歷史人物的評價的原則與方法，等等」；史學理論「是人們在研究史家、史書、史學思潮、史學流派等史學活動和史學現象過程中積累和概括出來的理論，如史學的目的、史家的修養、史書的編著、史學發展的階段性和規律性、史學在社會實踐中的作用，等等」。概念的界定有助於釐清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研究的對象，這對於促進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研究的繁榮至關重要。
（三）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近代以來各個學科門類的出現和明確劃分，促進了各門科學趨於精密和系統化。但伴隨而來的缺點是過分強調學科之間的界限，削弱了學科之間本身固有的聯繫，限制了人們的視野。20世紀80年代以來興起的文化史研究，恰恰注重對社會生活、時代思潮、民族心理、文化價值相互間的聯繫開展宏觀的整體性考察。受此啟發，陳其泰首次提出「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的理念和方法，主張對史學和文化雙向考察：一方面，結合各個時代的文化走向、社會思潮、價值觀念，考察歷代優秀史著如何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具有什麼樣的寶貴价值；另一方面，通過對一個時期史學著作的研究和分析，又豐富了對傳統文化的總體認識。陳其泰認為，這種「整體性考察」的思路，突破了就史學論史學的局限，正好彌補以往我們史學史研究的不足。視角的轉換，使他對於中國史學史上名家名著的探討，均能結合社會思潮、文化走向、價值觀念、民族心理與優秀史著的內在價值提出較有系統的新看法。
（四）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研究。為了深化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內涵，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試圖運用「思潮」與「流派」的理論方法統攝近現代史學的研究。胡逢祥、張文建的《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界定了「學術思潮」與「學術流派」的概念，認為「學術思潮為一定時期社會上帶有普遍性的治學傾向」；學術流派「即某一學科的研究者中，因相同的學術志趣或師承關係而自然形成的具有獨特治學觀點、方法、風格的學術群體」。學術思潮與流派「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一定的學術思潮往往會派生出相應的學術流派，流派的發展，有時也會形成為學術思潮」。胡逢祥等人新近出版的《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1840—1949）》繼承了之前的觀點，又因研究時限的延長，進一步拓展了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的研究內容與範圍。學術界對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的理論探討，旨在突破原有以史家、史著為基點的研究模式，採用一種全局的視野考察近現代中國史學的發展，進而做出符合學術發展實際情況的研究。
（五）正確評價「十七年」史學問題。對於新中國成立後的史學，學術界存在這樣一種認識：新中國成立後前30年「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學』時期，以農民戰爭研究為代表的研究體系使中國史學完全政治化」。這種觀點完全抹殺了「十七年史學」的成就。陳其泰對此提出商榷，認為十七年史學具有三大品格：一是堅持以唯物史觀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二是在歷史文獻大型工程的整理上，體現了史學工作者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三是當錯誤傾向襲來的時候，正是堅持唯物史觀指導的史學家，抵制了教條化錯誤的傾向，並捍衛了歷史學的科學性和尊嚴。之後，陳其泰又從通史、斷代史、專史研究的成就，對重大歷史問題認識的推進，整理出版大型歷史文獻的巨大成績，學科建設取得的顯著進展等四個方面對新中國成立後十七年的史學成就進行了實事求是的理論評價。
（六）創造性地闡釋傳統史學的精華。中國傳統史學之發達，舉世公認。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陳其泰認為，站在當今時代高度，史學工作者應該自覺地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的闡釋。例如，《史記》這部古代史學名著，如從歷史編纂學這一視角對其傑出成就進行重新審視，就能夠得出具有中西學理融通意義的新概括。司馬遷繼承了先秦編年體史書體裁年代線索清晰、敘事簡潔的優點，克服了其記載範圍不夠廣闊、一事前後隔越數卷的缺點，而創立了「五體」結合的紀傳體體裁，容量廣闊，諸體配合。在內容上，貫徹了「通古今之變」的指導思想，從五帝時代一直寫到漢武帝。本紀是全書的綱領，記載政治、經濟、軍事等各項大事，其餘各篇表、書、世家、列傳都圍繞本紀展開，作為對本紀的補充。各個部分互有分工，而又有機結合，使全書成為一個整體，因而被後代史家稱為著史之「極則」。以此為視角，對於《尚書》、《國語》、《漢書》、《史通》、《文史通義》等史學名著，均能做出新的探索。
三、貫通研究與斷代研究相結合
對中國史學從整體發展的脈絡進行貫通性研究和從局部層面進行深入細膩的考察，是長期以來人們從事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兩種範式。
自朱傑勤的《中國古代史學史》（1980年）出版之後，貫通性的中國史學史著作猶如雨後春筍地湧現出來，劉節的《中國史學史稿》、尹達的《中國史學發展史》、白壽彝的《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瞿林東的《中國史學史綱》等論著，書寫的時間跨度貫通整個古代，或延續至今，反映了作者研究中國史學史的視野和自成體系的認知。2006年，白壽彝主編的六卷本《中國史學史》和謝保成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史學史》同時出版。前者秉持了白壽彝《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的撰寫理念，同時又盡力吸收學界的新成果，反映了當時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後者延續了尹達編纂《中國史學發展史》的思想，只是弱化了按照社會性質劃分中國史學史階段的做法，代之以時代的演進為書寫脈絡。2010年，杜維運的三卷本《中國史學史》出版。此書最大的特色在於「以浩瀚廣闊的眼光，用比較史學的觀點，將中國史學與西方史學相比較，而置中國史學於世界史學之林」。2016年，謝保成又撰成三卷四冊的《增訂中國史學史》，「採取按時間跨度和史書系列相結合的框架，敘史家、史書、史學、史法演進、修史制度等基本內容，分析發展演變趨勢，貫通前後，直至20世紀中期」。除此之外，喬治忠的《中國史學史》（2010年）、謝貴安的《中國史學史》（2012年）、瞿林東主編教材《中國史學史》（2019年），也各具特色，反映了貫通性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最新進展。
中國斷代史學史的研究，近些年來成為一些學者專攻的領域，頗受學界重視。從現有的成果來看，幾乎每一朝代的史學都有專著論述，作者所考察的範圍和關注的領域，較之通史性中國史學史又有所拓展。這方面的代表作有：戴晉新《先秦史學史稿》（2000年）、許殿才《秦漢史學研究》（2012年）、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2003年）、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1998年）、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1995年）、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1989年）、燕永成《南宋史學研究》（2007年）、羅炳良《南宋史學史》（2008年）、周少川《元代史學思想研究》（2001年）、錢茂偉《明代史學的歷程》（2003年）、楊豔秋《明代史學探研》（2005年）、傅玉璋等《明清史學史》（2003年）等。這些斷代史學史論著，是作者長期深耕某一時期史學的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見，有些研究模式對於撰著貫通性中國史學史亦不無啟發。從整體而言，這些成果雖然關注的時代不同，但是卻可將先秦至清代時期的史學串聯起來，形成中國斷代史學史研究的系列。
四、研究領域的拓展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逐步開展與深化，白壽彝提出要對中國史學中的歷史理論、史料學、歷史編纂學、歷史文學進行研究，同時「寫某一方面的專著，如史學思想史、歷史文獻學史、史料學史、史書體制流變史之類」。這裡提出的一些研究方向，後來大多被史學界拓展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甚至構建成為史學史的分支學科。
（一）古代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瞿林東長期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研究，先後發表了《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發展大勢》（1992年）和《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發展大勢》（2011年）兩篇專文，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歷史理論研究做出了階段性的劃分，同時對每一階段的特點予以了評析。1998年，他的《史學志》一書從歷史理論與史學理論兩個維度出發，討論了中國史學上的天人關係、古今之變、「成敗興壞之理」、關於多民族國家之歷史認識、英雄與時事等歷史理論問題；闡發了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古代史學理論的基本範疇、史學的社會功能、史學批評的標準和方法論等史學理論問題。值得關注的是，2011年，瞿林東主編的三卷本《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出版。在該書的「導論」中，作者首次系統地論述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的研究對象、範圍、特點和發展大勢，奠定了中國古代歷史理論分支學科的基礎。
（二）史學思想史。吳懷祺側重從史學思想史的視角研究中國史學史。1992年，他出版了《宋代史學思想史》一書。在這部斷代史學思想史中，作者對史學思想史的概念與研究對象、研究方法進行了解讀，認為史學思想史既要「考察史學思想和哲學思潮的關係」，又要「考察史學思想的淵源流變」；從事史學思想史的研究，則需要「研究史學思想各個部分之間的辯證關係」，同時「要結合有關的著作研究」。以宋代的史學思想史為切入點，作者又將研究的視域拓展到整個中國史學，於1996年出版了《中國史學思想史》。繼此之後，吳懷祺組織學者對中國史學思想進行貫通性與專題性研究，先後於2005年和2012年出版了十卷本的《中國史學思想通史》和六卷本的《中國史學思想通論》；時隔六年，他將這兩部論著合刊再版，形成16卷本的《中國史學思想會通》，構建了較為完整的中國史學思想研究體系。
（三）經史關係研究。「六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在封建社會中長期成為政治指導思想和學術指導思想，因此，重視考察各個時代的經史關係，是深化史學史研究的路徑之一。1997年，陳其泰出版了《清代公羊學》，將經學史的內容納入史學史的考察視野。與此同時，吳懷祺對《周易》與中國史學發展的關係做出了探討，於2004年出版了《易學與史學》一書。作者把易學與史學關聯起來考察，目的「不是以史證易」，「而是想以易解史學，通過易學與史學關係的研究，說明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獨特的路徑」。汪高鑫的《中國史學思想通史·經史關係論卷》（2011年）和《中國經史關係史》（2017年）兩部專著，論說經史的聯結，梳理經史關係的變動，解析經史的因緣關係，推進了經史關係研究的新發展。
（四）史學批評史。中國古代「史學的進步、發展，或隱或顯，總伴隨著史學批評」。瞿林東從1991年1月起，開始在《文史知識》發表有關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的學術論文，並於1994年推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一書。該書的出版，引起了學術界對史學批評範疇、性質、作用、學術標準、方法等問題的深度討論，強化了對史學批評內涵的認識。此後，白雲的《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論綱》（2010年）和劉開軍的《晚清史學批評研究》（2017年）分別從貫通與斷代兩種視野論述中國史學批評史，深化了對於中國史學史的研究。
（五）歷史編纂學史。與西方史學相比，歷史編纂是中國史學最為優長和最具特色之所在。陳其泰從20世紀80年代便致力於中國歷史編纂學史的研究，發表了大量與此相關的論文，並於2011年結集出版《歷史編纂與民族精神》一書。作者在該書中，對構建中國歷史編纂學學科體系、發掘傑出史家的編纂思想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的意義、古代設館修史的功過得失、歷史編纂的理論自覺等宏觀問題，以及近三百年「新綜合體」的探索、20世紀史學民族風格成就舉要等重要個案，均進行了極具深度的論述。2018年，作者主編出版了五卷本《中國歷史編纂學史》。全書240餘萬字，是第一部中國歷史編纂學通史著作，上起先秦時期，下迄20世紀末，系統論述了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道路和內在規律；徹底擺脫以往把歷史編纂視為單純技術性問題的看法，和孤立對待、只從表層著眼的路數，因而本書構建的中國歷史編纂學話語體系，裨益於推動中國學術走向世界。
（六）官方史學研究。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兩大幹流。長期以來，學術界對官方史學關注較少。劉節較早注意到了官方史學的價值，在《中國史學史稿》（1982年）中用大量篇幅介紹不同時期的史官制度、史館制度和官修史書的成就。1991年，楊翼驤與葉振華發表《唐末以前官修史書要錄》一文，對唐末之前的官修史書進行了研究。1993年，喬治忠的《清朝官方史學研究》出版，成為首部斷代官方史學研究的系統之作。繼此之後，他又出版了《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2008年）、《清代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相互關係研究》（2016年）、《增編清朝官方史學之研究》（2018年）等論著。陳其泰於2003年發表了《中國古代設館修史功過得失略論》、《設館修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等文章，在對官方史學弊病檢討的同時，對其取得的成就予以了充分肯定。謝貴安長期專注於實錄研究，先於2007年出版了《中國實錄體史學研究》一書，後於2013年出版了對宋、明、清各朝實錄及已佚實錄的研究論著。其他，如嶽純之的《唐代官方史學研究》（2003年）、王盛恩的《宋代官方史學研究》（2008年）、王記錄的《清代史館與清代政治》（2009年）、楊永康的《明代官方修史與朝廷政治》（2015年）、劉永祥的《民國時期國史館的變遷》（2015年）等論著的出版，對於促進官方史學研究的繁榮、豐富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內涵，均具有重要意義。
五、近現代史學史研究方興未艾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對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極為薄弱。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近現代史學史除了個案研究層出不窮外，整體研究方興未艾，呈現出三大趨勢。
一是貫通研究備受關注。對近現代以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趨勢、成就、規律開展綜合性、貫通性考察，始終是學界關注的課題。在此方面，白壽彝的《談談近代中國的史學》（1983年）、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1989年）、陳其泰的《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1994年）、蔣俊的《中國史學近代化進程》（1995年）、林甘泉的《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學》（1996年）、瞿林東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分析》（2009年）、王學典和陳峰合撰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2009年）、瞿林東的《20世紀中國史學散論》（2010年）等論著，關注近現代以來社會發展與時代變革在史學領域的投影，進而從宏觀上梳理史學演變的脈絡與發展的特點。
二是專題研究形式多樣。為了推進中國近現代史學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側重從近現代史學的某一個方面切入，進而深化對近現代史學的認識。例如俞旦初的《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1996年）、張廣智主編的《20世紀中外史學交流》（2007年）、李孝遷的《西方史學在中國的傳播(1882—1949)》（2007年）和《域外史學與中國現代史學》（2014年），注重從中外史學交流的視角探討近現代中國史學的複雜景象；又如陳以愛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2002年）、劉龍心的《學術與制度》（2007年）、尚小明的《北大史學系早期發展史研究（1899—1937）》（2010年）等論著，著重從學術研究機構、學術制度和高校等視角解析中國近現代史學發展的新動向。這些研究，開闢了新的學術增長點，促進了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研究不斷推陳出新。
三是斷代研究自成體系。選擇中國近現代史上某一特殊時期，綜論其史學成就、考鏡其史學流變，是新中國成立後史學工作者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史的又一傾向。如王學典的《二十世紀後半期史學主潮》（1996年）、張劍平的《新中國史學五十年》（2003年）、田亮的《抗戰時期史學研究》（2005年）、張越的《新舊中西之間——五四時期的中國史學》（2007年）、謝保成的《民國史學述論稿（1912—1949年）》（2011年）等論著，對近現代某一時期的史學做出了頗具新意的縱深研究。如果將這些系列著作合而觀之，則構成展現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巨幅畫卷。
六、資料建設和研究方法的創新
資料建設是學科發展的保障，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史學界在中國史學史的資料建設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1980年，吳澤、袁英光等選取了新中國成立後的48篇中國史學史論文，編成兩冊《中國史學史論集》（1980年）予以出版。楊翼驤耗時多年編成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1987—1999年），將先秦至元明時期的史家、史著、史學活動等重要史學事跡按年編入，兼具史料性與學術性，成為史學史研究者的必讀之書。其後，喬治忠與朱洪斌一方面對楊書進行修訂、增補，另一方面又續編了清代卷，並將此四冊合而刊之，名為《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2013年）。龔書鐸、瞿林東主編的《中華大典·歷史典·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分典》（2007年）共分三冊，600餘萬字，內容上起先秦、下迄清末，涵括「歷史理論總部」、「史學理論總部」和「史學史總部」三大部分，是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史學史資料建設的又一重大工程。其他，如吳澤、楊翼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1983年），陳光崇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論文、著作索引》（1983年），楊翼驤審定、喬治忠和姜勝利編著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述要》（1996年），張越編的《史學史讀本》（2006年），喬治忠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經典精讀》（2014年），王學典主編的《20世紀中國史學資料編年》（2014年），王東、李孝遷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文獻叢刊》（12種14冊，2018年）等資料性論著，都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建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方法，學術界在堅持唯物史觀指導的前提下，試圖採用多元視角對中國史學發展的歷程予以審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引介外國年鑑學派、新文化史、接受史學、傳播史學、後現代主義等理論與方法，為中國史學史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學術網站檢索系統與史料資料庫的建設，正在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人們研究史學史的方式；中國史學史呈現的跨學科研究趨勢，在為史學史研究帶來新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對中國史學史研究者的素養提出了很大的挑戰。（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