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試論國史上的所謂「盛世」

「 盛世」乃一古詞，如今不知哪位文人匠心獨運，古詞新用，遂風靡一時。最有資格對「盛世」一詞作出權威性詮釋者，當然是史學界。然而史學界卻又有人高擎出「盛世修史」的大旗，甚至將所謂「宰相監修國史」的古史學糟粕，也當作優秀傳統、時新發明，欲今人發揚光大。所謂「宰相監修國史」，其基本點無非是仰承當政者的鼻息，恣意篡改歷史。南宋秦檜「既監修國史，嶽飛每有捷奏，檜輒欲沒其實，至形於色。其間如闊略其姓名，隱匿其功狀者，殆不可一、二數」。秦檜和養子秦熺等編纂的當代史，「多所舛誤」，「凡所紀錄，莫非其黨奸諛諂佞之詞」。這是「宰相監修國史」的一件代表作。再如清朝修《明史》，竟將清朝祖宗曾經臣屬於明朝的史實，隨意塗抹乾淨，這又是篡改歷史的實例。縱然有蘇秦和張儀的詭辯之才，只怕也難於將「宰相監修國史」的古史學糟粕，說成是值得發揚光大的精華吧。

事已至此，「盛世」一詞，已不可不辨。古書上使用諸如治世、亂世、盛世、衰世之類詞彙頗多。如《呂氏春秋·仲冬紀》說：「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同書《先識覽》說：「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裡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荀子·大略》說：「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這是以古時義利之辨為標準的。《周易·繫辭下》則用「衰世」一詞。《後漢書》卷82《崔駰傳》引其賦說：「何天衢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又說：「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同書卷110《杜篤傳》載杜篤《論都賦》說：「非夫大漢之盛世，藉廱土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但對「盛世」一詞都無解釋。

古人對盛世的內涵沒有作出全面的、規範性的詮釋，有成百上千的浮詞，例如臣僚們自稱「叨居盛世」之類，也有許多人的議論，偏重於某些弊病非盛世所當有。如究其規範，盛世大致可有四條標準：一是吏治清明，貪官汙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樂業；三是社會犯罪率低；四是容納和歡迎直言。這四條標準當然是互相關連，互為因果的。

一、在文明社會，即階級社會中，要貪官汙吏完全絕跡，是不可能的。但在中國古代很少見的盛世中，確是吏治清明，貪官汙吏為數甚少。這個簡單的道理，古人是早已了解的。馬周上奏唐太宗說：「理天下者，以人為本。欲令百姓安樂，惟在刺史、縣令。」唐太宗也說：「比見吏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可見貞觀盛世亦並非沒有貪官，只是為數很少，能及時處置，沒有給百姓造成大的禍害，這在古代已是十分不易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47宋真宗鹹平三年六月孫何奏：

「分百裡之封，或目不知書，或心惟黷貨，屬當盛世，尤宜釐革。」

《歷代名臣奏議》卷313南宋晚期高斯得奏：

「君臣之間，相覿以貨，相賂以利，此元（桓，蓋避宋欽宗名諱而改寫）、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

明朝《名臣經濟錄》卷26謝鐸《維持風教疏》說：

「近年以來，大開捷徑，如納馬納粟之徒，皆謂其有資國用之缺。殊不知得其利未什一，而受其害者已千百。況今日之納馬納粟，即他日之鬻爵賣官，此等風聲，豈盛世所宜有哉？」

《欽定明臣奏議》卷24周怡《劾嚴嵩疏》說：

「又如樊繼祖附勢媚灶，惡跡穢狀，罄竹難書。築城之役，與前任霸州兵備副使王鳳靈上下通同，燒無數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無存，喪師僨軍，仍以為利，此誠盛世之賊！」

清《御覽經史講義》卷28說：

「守令皆賢，則天下鹹理矣。盛世不借才而治，天下何患無人，顧用之何如耳。」

以上言論都旨在從反面說明，如果貪濁之風熾盛，就決不可能有所謂盛世。人們常說政通人和，官清民安，貪官汙吏甚眾，政既不通，又何以得人和，何以得民安？

二、百姓安居樂業，民安邦固，作為盛世的標尺，也同樣是古人的共識。明朝政治家張居正說，「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其勢然也」。「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宋書》卷2《武帝紀》引劉裕上表：

「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併，於是為弊。」

《宋朝諸臣奏議》卷100翁彥國《上徽宗乞今後非有大勲業者不賜第》說：

「臣聞蒙賜之家，則必宛轉計會，踏逐官屋，以空閒為名，或請酬價，兌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居民。大者亙坊巷，小者不下拆數十家，一時驅廹，扶老攜幼，暴露怨諮，殊非盛世所宜有。」

宋徽宗在開封賞賜臣僚第宅，造成大片街區的坊郭戶民被強制拆遷，「暴露怨諮」，不能安居樂業，故被翁彥國指為「殊非盛世所宜有」。《元史》卷205《盧世榮傳》載，元世祖時，右丞相安童上奏：

「老幼疾病之民，衣食不給，行乞於市，非盛世所宜見。」

《欽定授時通考》卷43引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諭：

「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盛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

《明經世文編》卷127何孟春《省營繕以光治道疏》說：

「國家無事，百三十年於茲，豐亨豫大之運，宜非漢比，而閭閻之下，愁嘆之聲，窘蹙之態，殊不稱於盛世。昔有子有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胡直《衛廬精舍藏稿》卷20《啟江陵張相公》說，「比年某再履荊湘之間，有遍邑蒿莽，萬畝波漂，孰為吊訊？至如敝鄉昔時腴民，十喪八、九。詢諸呉會之間，亦莫不然」。「稽之《唐書》，其中葉猶以催科為下。考今盛世乃如此，雖然使今不催科，則國計不充，使仍以催科為課，則民困不知何所終也」。

高攀龍《高子遺書》卷7《聖明亟垂軫恤疏》說：

「赤子寒無一縷，赤身立骨，輾轉於塗泥之中，叫號於風雪之夜，豈盛世光景。」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15說：

「但盛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於賖貰，不如傳言尊者食新，卑者食陳，別其老壯，示孝養之道也。」

以上的言論表明，沒有百姓的安居樂業，就說不上是盛世。

三、社會犯罪率高，大抵源自貧富差別懸殊，階級矛盾尖銳，社會道德下降等諸多複雜因素，是各種因素的複合表徵。社會犯罪率之高低，總是與社會的不公正、變態，還有階級矛盾之尖銳成正比。但社會犯罪率低，則無疑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指針。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卷11《賀刑部斷獄表》說：

「民知逺罪，冒犯寖希，吏有奏疑，報論即下，以盛世土疆之廣，無攸司簡牘之繁，歡心交通，恊氣充塞。」

陳造《江湖長翁文集》卷39《停推疏》說：

「凡曰含生，微一夫徽纆之系；庶幾盛世，追中古囹圄之空。」

明朝徐光啟《農政全書》卷43引焦竑之說：

「今饑饉頻仍，群不逞之徒鉤連盤結，此非盛世所宜有也。」

上述言論都表明，如果社會犯罪率高，就「非盛世所宜有」。按《資治通鑑》卷193載，唐貞觀四年（公元630）時，「天下大稔」，「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百姓「外戶不閉」，即古人所謂夜不閉戶，路不拾遺，這就是盛世社會犯罪率低的寫照。

四、在文明社會，即階級社會中，各種各樣的社會矛盾是無可避免的，問題是如何使之不激化。認真聽取揭露社會弊病和矛盾的直言，並努力矯治，是避免矛盾激化的關鍵。然而在專制時代，往往是不易做到的。各種社會弊病堆積的結果，必然使歷朝歷代走向滅亡。中國古代向來把容納和歡迎直言，作為太平盛世的重要標尺。杜甫在經歷安史之亂的禍難時，特別追憶大唐太宗時代的輝煌業跡說：「直詞寧戮辱，賢路不崎嶇。」貞觀之治之所以成為古代著名的太平盛世，是與唐太宗能夠納諫從善如流分不開的。或者說，貞觀盛世與直言是互為依存的唇齒關係，盛世依賴直言，直言支撐盛世，無直言弊政，盛世就不可能出現。史書記載，唐太宗「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這就不單是容納和歡迎直言，而是主動地引導直言。魏徵的話經常是相當刺耳的，但唐太宗卻把他看成是自己「知得失」的一面鏡子。不忌諱橫挑鼻子豎挑眼式的苛責，鴨蛋裡找骨頭式的挑剔，正是社會自信力的表現，統治自信心的表現。反之，害怕直言，又是社會缺乏自信力的表現，統治缺乏自信心的表現。在中國古史上，懲創直言，從來是社會走向衰世的表徵，是無道暴君的指針。故宋人彭龜年說：「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系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將「言路通塞」作為天下治亂興衰的標尺，無疑是深中肯綮的。《三國志》卷53《張紘傳》說：

「自古有國有家者，鹹欲修徳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闇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

宋周必大《周益國文忠公集·承明集》卷9《十二月四日》說：

「上下無復以誠相與，而讒諂面諛之風熾矣。帝王盛世則不然，主聖臣直，語皆深切著明，未嘗遷就其說。」

「主聖臣直」的典故，是來源於《舊唐書》卷77《柳範傳》，吳王李恪「好畋獵，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連帶批評唐太宗「畋獵」。唐太宗「大怒，拂衣而入」。後來又單獨召見柳範，說：「何得逆折我？」柳範說：「臣聞主聖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直。」唐太宗「意乃解」。《宋史》卷386《李彥穎傳》載他針對宋孝宗的專斷，「廷臣多以中批斥去」，上奏說：

「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308載宋光宗時虞儔上封事說：

「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

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44《顯謨閣待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志銘》載陳峴在宋寧宗時上言：

「中外之臣，佞諛成風，雖居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

《宋史》卷425《劉應龍傳》載，他針對賈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皆黜」而上言：

「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

《新安文獻志》巻75《宋特進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贈少師諡文清程公（元鳳）家傳》載，程元鳳在宋理宗淳佑時說：

「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流暢，則四體康強；元氣壅塞，則百骸受病。……夫草茅激烈，猶頼優容，臺臣盡言，亦其職分，以言逐人，非盛世所宜有。」

牟巘《陵陽集》巻8《鹹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札子》說：

「人臣犯顏逆耳，本為難事，藉令未能施用，柰何更加沮傷，遂使循黙成風，此豈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傳，未嘗罪一言者。」

《論學繩尺》卷9陳文龍《理本國華如何論》：

「言其可厭乎？厭言非盛世事也。」《元史》卷182《張起巌傳》說，「風紀解體，正直結舌，忠良寒心，殊非盛世事」，主張「建臺閣，廣言路，維持治體」。

明朝陳啟源《毛詩稽古編》卷25說：

「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為非也，惟其怨，所以為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譏之，是貢諛獻媚，唯諾取容，斯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乎？」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44引洪熙元年詔：

「古之盛世，恆採民言，用資戒警。今兇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刻深，鍛鍊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切勿治。」

以「誹謗」為藉口，鉗制人口，杜絕鯁論，這在古代是常有的事。「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誹謗律」，就是實例。明洪熙帝能頒發此詔，表明他希望實行較為開明的統治。夏良勝《中庸衍義》卷4說：

「盛世君臣盡言不諱，而交修以道。」

《明穆宗實錄》卷40隆慶三年十二月壬寅，《欽定續通典》卷112，舒化等言，「近者以部院政事，屬廠、衛嚴訪，百官惴惴，莫知所措」。「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寃誣，由此以開羅織之門，神陷穽之術，網及忠良，殃貽善類，是非顛倒，陛下將安從乎？且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眾目輕（睚）眥，非盛世所宜有也」。舒化等說，用東廠和錦衣衛的特務來監視官員，幹涉政務，「非盛世所宜有也」。《文章辨體彚選》卷118鄒元標《乞斥輔臣回籍守制疏》說：

「古先盛世，草茅賤士，農工商賈，皆得竭智盡力。（張）居正在事，大臣持祿不敢言，小臣畏罪不敢言，誠有之矣。折繡檻於彤庭，投忠肝於玉陛，未之見也。間有憂闗國計，慮切民瘼者，欲抵掌而談當世，不先稟命，則有今日陳之，而明日罹罪者矣，豈盛世所宜有哉！」

劉宗周《劉蕺山集》巻4《辭少宰疏》說：

「皇上不能容一狂直詞臣，數起重獄，自此中外頗以言為諱，積成暌貳之端，甚非盛世之福。」

範景文《文忠集》巻1《救吏科給事中周朝瑞免降疏》說：

「使下有犯顏敢諌之士，足見盛世之有人。」

《東林列傳》卷10《袁繼鹹傳》說：「諫而被刑，非盛世事。」《閩中理學淵源考》卷50《僉事黃未軒先生仲昭》說：「初出草茅，敢言直諫，實盛世事。」

上引古人的言論表明，唯有容納和歡迎直言，方能成其為盛世；摧殘和壓制直言，就不能成其為盛世。其實，不論是言者無罪或有罪，都只能是專制統治者的語言。言論當然有是有非，但應當通過平等討論，通過實踐加以解決。《國語·周語》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是古代著名的格言，然而後代的專制統治者，一般並不以周厲王監謗的敗亡為戒，其安全感正是建立在「防民之口」的基礎上。迷信權力，通過行政權力監控輿論，苛待異論，成為中華古代積久的弊政。當然，監控輿論並非不能取得暫時的效果，就長遠而論，卻無異於飲鴆止渴。早在延安時代，民主人士黃炎培到那裡考察，他向毛澤東提出如何逃脫歷代皇朝興亡的周期律。中國歷史上每代皇朝都渴求長治久安，可哪一代又必然逃脫不了「興亡成敗一剎那」的周期律。這又是與專制政體必然摧殘和壓制直言，「防民之口」密切相關的。

值得注意者，後世人們羨稱的漢朝文景之治，唐朝貞觀之治，當時人卻未曾自誇為盛世。漢朝文景時代其實是個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積蓄國力的時代。漢文帝時，賈誼形容時政為危局，說：「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直到漢景帝時平七國之亂，漢朝統治方得以穩定。即使是粗線條地觀察，漢文帝和漢景帝顯然有失政之疵。唐朝與漢朝不同，武德七年（公元624），隋末的大規模戰亂方才平息，但唐太宗即位後，很快進入國勢鼎盛期。儘管如此，貞觀之治仍有明顯的休養生息的意味。貞觀六年（公元632），魏徵說：「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萑莽巨澤，茫茫千裡，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魏徵此說可能有危言聳聽的成分，但也反映了當時關中地區已相當繁庶，而廣大關東地區尚未恢復到隋朝全盛期的水平。唐太宗估計時勢，也只是說「天下稍安，尤須兢慎」。貞觀十三年（公元639），魏徵上奏，以「漸不克終」告誡皇帝。貞觀末年，宮女充容徐惠上疏諫唐太宗，仍強調「業大者易驕」，「善始者難終」，希望皇帝「守始保末」。[15]由此可見，身處盛世的正人君子，如魏徵等人，甚至如宮女徐惠，他們所關注的，決不是謳歌盛世聖德，取悅於皇帝，而是力圖矯治國病民瘼，犯顏直諫。唐太宗君臣身居盛世，而不自詡盛世，這正是他們的高明處。

與前述情況相反，如宋高宗和秦檜殺害嶽飛，偷安於半壁殘山剩水，窮奢極欲，貪賄成風，迭興冤獄，倒是自詡為「中興」和「盛世」。仲並《浮山集》卷2《代人上師垣生辰》讚美秦檜說，「盛世還生瑞世人，東風屈指歲華新」，「平立伊周伯仲間，幾歲苦心扶國步」，「不用天河洗甲兵，只憑直道致昇平，三王事業賢臣主，一代師儒難弟兄」，「休將前古論今日，萬古無人敢抗衡」。周紫芝賦詩稱頌說：「拜恩元老重，沛澤萬方均。盛世無遺典，中華有聖人。」這只能說明，宋高宗君臣的罪惡統治癒是不得人心，就愈是需要以「中興」和「盛世」作自欺欺人式的麻醉和掩飾。

清朝皇帝最喜自誇盛世，如《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68雍正六年四月二十九日說：「當此太平盛世。」加之《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約有四、五十處提及自己治下是「盛世」。幹隆皇帝時所編的《八旬萬壽盛典》更有七十餘處自命為「盛世」。王春瑜先生認為：「所謂的康、雍、乾盛世，不過是人造幻景而已。」清朝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在奠定現代中國疆域方面功不可沒（今日的中國版圖約只及乾隆時的四分之三），但從另一方面看，這又是中國與西方列強拉開差距的主要時代，大致有三。一是西方逐漸進入近代民主，逐漸走向以輿論監督權力，而清朝卻加強專制政體，厲行歷史上最長、最血腥的文字獄。彼此拉開了強盛的民主政體與腐朽的專制政體的差距。二是西方學者的聰明才智用於自然科學，實現了近代科學革命。胡適先生曾驚訝於清代學者的聰明才智反而用於故紙堆，這就是為一些人豔稱的乾嘉學派。如宋代歐陽修、蘇軾、陸遊、辛棄疾等人可稱得上是當時世界的文化巨人，而乾嘉學派在經學上有所成就，其代表人物卻僅是當時世界上的文化矮子。清代學者株守儒經，仍將儒學視為天下的第一大學問，遂成井蛙觀天之勢。三是西方開始了工業革命，而中國仍停留在落後農業國的水平。儘管在清朝典籍中，有數不盡的對皇清「盛世」的贊諛，然而經歷康、雍、乾三代，中國在國際競爭的敗勢遂成定局，卻並不醒悟，猶夜郎自大。

即使在此所謂盛世，如康熙時的陸隴其《三魚堂外集》卷4《弭盜》所述：「故前史所載龔遂、虞詡、張綱、李崇之徒，其弭盜之功，非不嘖嘖人口，然愚嘗鄙之，以為非盛世之事也。今天下一統，海不揚波，可謂治平矣，而江浙之間，政煩賦重，歳書大有而藜藿不充者比比也。吾君吾相可不為之所乎？」「政煩賦重」又與盛世如何名實相符？至於康、雍、幹三代大量的貪腐情況，在此不必縷述。其實，清朝皇帝調集一切輿論手段，自詡盛世，正是對自己統治缺乏信心的表現。否則，他們何以會製造綿延長達一百四十年的文字獄，必定要把輿論揉搓到隨心所欲而後快？何以嚴禁漢人移民關東？無非是準備一旦有個風吹草動，就要逃回龍興之地。

中國古代是有隔代修史的慣例，有的或是隔兩代以上，但誠如陳四益先生早已指出，並無「盛世修史」的舊規。例如元朝修遼、宋、金三史，就正值敗亡的季世。人們對盛世的概念固然也可提出不同的標準，但是，上述的四條標準只怕還是難以推陳出新的。難道貪官汙吏多如牛毛，可稱盛世？社會犯罪率居高不下，能稱盛世？古史的史實證明，巧言令色者之自欺欺人、進諛邀寵，其實完全不足以構建盛世。他們口頭和筆下的「盛世」，不過是肥皂泡而已。在現代史學史上固然有如「古史辨」討論的前輩那樣，力圖透視迷霧，探求真諦。但也有偽科學，偽者，不求真務實，弄虛作假之謂也。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評法批儒」，本世紀開初之「盛世修史」，都是偽科學的標本。如果說，當年的「評法批儒」，尚有在政治壓力下，不得不做違心事的情況。今日之「盛世修史」，則是主動請纓，睜著眼睛說瞎話。居然在2004年的講課中說什麼一千年出一個盛世，按漢代文景之治距離唐貞觀之治僅為767年，而講課的當年卻是遼宋澶淵之盟1000年，澶淵之盟後的宋朝算是盛世嗎？連起碼的、淺顯的歷史算術都不想弄清楚，就信口亂說，其故安在？（轉自公眾號「敘拉古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