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璟璟
近日，農業農村部在其官網公布了《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徵求意見稿）》並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列入《目錄》的動物，著按照家畜家禽進行管理，可以用於食用等商業利用。針對此前關注度較高的狗是否列入《目錄》，農業農村部在說明中回應，狗已從傳統家畜「特化」為伴侶動物，國際上普遍不作為畜禽，我國不宜列入畜禽管理。（澎湃新聞）
「狗為伴侶動物，不宜列入畜禽管理」，這意味著國家立法層面「狗肉將被禁食」。在多年的輿論呼籲、社群論辯之後，「禁食狗肉」借著最近的特殊契機，終於得以迅速推進。這貌似是機緣巧合，實則也是大勢所趨。要知道，橫向比照而言，「不食狗肉」早就是現代文明社會的主流選擇，將之予以法理層面的追認，可謂水到渠成。
眾所周知，立法禁止食用特定動物，邏輯依據無非源於兩個維度：其一，防疫需求，也即阻斷「病毒」「疫情」的跨物種傳播；其二，倫理需要，為的是捍衛人類社會共同的文化、良知和價值系統。「狗是人類的朋友」，很久以來，人類對於「狗」的人格化賦義，以及狗類所扮演的「陪伴」角色，客觀上都建構起了一種特別的情感連結，這是「禁食狗肉」最大驅動力。
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文明的進化史，就是對「原始欲望」不斷加以規制的歷史。「什麼都吃」，恰恰是一種最野蠻、低級的口舌之欲。事實上，農牧生產的悠久進程，早就篩選出了最經濟、最合適的蛋白質來源，體現在法律層面就是「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在滿足果腹和營養所需的前提下，人類社會「殺生取肉」的對象其實是不斷收縮的。而與此同時，通過對不同動物的不同分類、定位與善待，人類達致了一種更高層級的精神實現和情感升華。
所謂文明的標尺，就是對「野蠻」的克制；所謂文明的參照，就是主流的一致性偏好。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吃狗肉」仍然是個別群體和地方的風俗傳統。而誠如我們所見，其也一再招致眾怒，衝擊了多數人的感情，撕裂了「生活共同體」的價值基礎。需要釐清的是，「禁食狗肉」絕不是多數人強人所難逼迫少數人就範，而是現代文明對蠻荒陋習的規束與改造。
須知，作為食物鏈頂端的人類，從來不缺肉類蛋白質的獲取渠道，缺的只是自持自製，缺的是對生命的尊重、對自然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