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春天的一場訴訟中，伯特蘭·羅素因「傳播不道德的自由主義」被判有罪，因此丟掉了紐約市立學院的教職。由於戰爭，哲學家被困在美國，無法收到從英國匯入的錢，也不能在美國獲得收入，還有3個孩子需要撫養。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述：「只有一個人用實際方式支援了我，那就是巴恩斯博士。他給了我一份5年合同，讓我在他的基金會教授哲學。」
因此，1941年1月的頭幾天，羅素開始了在費城的新工作。授課地點在一間法國現代畫畫廊，「大部分作品是裸體畫，與哲學研究有點不協調」。同時他還面臨與難對付的博士共同生活的問題，「他需要所有人不斷地奉承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是吵架」。這種夥伴關係維持了兩年。到1942年12月底，博士以羅素工作不夠努力，其課程「膚淺無趣」為藉口解僱了他。
實際上，課程的筆記已經形成了《西方哲學史》前三分之二的內容，故而編輯也已經準備好支付書籍出版的定金了。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支付了2000美元，然後大賺了一筆。這本書成了最成功的哲學類出版物。1950年，在羅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官方授獎理由中也提到了它。
這是一次跨越了2500年思想史的巡禮，但羅素也有他的範本。尤其是愛德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羅素認為「這個主題無法在一本更短的書籍或是幾本互相獨立的書中得到恰當的闡述」。
羅素的研究成果被集成一套厚達1200頁的三部曲，公然挑戰了亞歷山大詩人卡利馬科斯的名言：「一本大部頭就是一場大災難。」與不可彌補的大災難不同，大部頭的書籍是可以縮減的。羅素曾對吉本的書做過多次這類嘗試，以持續為自己帶來靈感。到了1959年，他又決定對自己的《西方哲學史》進行縮編。
如今，對大部頭書籍的縮寫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完成。如果採取肢解的方式，原始文本會被編輯者大刀闊斧地刪減，這些編輯只從外部決定刪減哪裡、刪減什麼，再對切口處進行縫合，對局部進行必要調整，使篇章總體協調。
但若採取的是內向重組的方式，則需要以縮略的方式將原始文本幾乎全部重寫，編者最終扮演了合著者的角色。這正是《西方的智慧》所選擇的方式，羅素將這個任務交給了澳大利亞哲學家保羅·福爾克斯。
縮寫的成果成了羅素長長的著作目錄中一個獨特的存在，這是他與其他人合作完成的唯一一部普及類書籍。另一個僅有的例外是與阿爾弗雷德·諾思·懷特海合著的《數學原理》，出版於1910年到1913年間。
卡爾·斯帕多尼（Carl Spadoni）在《誰寫作了伯特蘭·羅素的〈西方的智慧〉？》一文中重現了這次合作的細節。斯帕多尼是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檔案館的館長，那裡保存著這位英國哲學家的書稿。
大體上，問題的答案是：福爾克斯以《西方哲學史》為基礎，實際寫作了整本書，羅素在這期間進行了檢查和注釋。儘管刪減部分的總量相當於原作的三分之二，這部縮減版依然篇幅可觀。福爾克斯在序言首句引用卡利馬科斯的話並不是偶然，不過他機智地指出，「在流通的災難中，這還只是最輕微的一種」。
對比兩本書的目錄，我們立即能發現《西方哲學史》第一冊關於古代哲學的三個部分，還有第二冊關於基督教哲學的兩部分，在《西方的智慧》中也有完全對應的章節。
而對有關現代哲學的第三冊，作者進行了更多實質性的改編，改編篇幅佔到了全書的一半。這是合理的，也回應了對羅素過多關注前笛卡兒哲學而忽略了現代哲學的批評。
更全面地說，一些評論家批評羅素寫的並不是一本真正的通史，而是一部武斷且有偏見的小說。他們在羅素的自傳中得到了答覆：「我接受但不認可沒有個人觀點的人，這種人不可能寫出有趣的故事。對我來說，公正只是一種欺騙。」
忠於此原則的羅素，篩選了要談論的人和事，提前實踐了博爾赫斯在《英國圖書館》（La Biblioteca inglese，對應的英譯本為Professor Borges）中的宣言：
我並不傾向於教授我的學生我所不了解的英國文學，而更願意傳遞我對特定作家的熱愛。更確切地說，對特定幾頁書的熱愛。或者再確切一些，對特定幾行文字的熱愛。我想這就夠了。一個人會先愛上幾行文字，然後一頁書，然後一個作家。
羅素著作的成功證明他了解如何與普通讀者交流。正是他有趣的觀點，或是他的風格使得《西方哲學史》和《西方的智慧》妙趣橫生，後者尤為明顯。我們來讀一讀《西方的智慧》裡的一些句子。
· 曾經人們以為哲學家必須對一切都有所了解，這也許是錯誤的。但今天流行的觀點是哲學家對任何事情都一無所知，這一定是錯誤的。
· 用獨立的、不隨大流的方式思考總是不穩定的。當人們將自己放在被認定擁有真理之人持有的偏見的對立面時，他就會真的面臨危險。
· 大學的作用不是在學生的腦子裡堆滿知識，而是讓他們形成批判性思考的習慣。
談到批評，福爾克斯便考慮了業內人士對《西方哲學史》的批評。儘管在自傳中，毫不悔改的羅素展現了自己的固執：「相對於《西方的智慧》，我更偏愛《西方哲學史》，因為在前者中我磨去了稜角，對激烈的表述踩了剎車。」他順便補充，「但我喜歡後者的插圖」，然而它們在義大利最近的幾個版本中都缺失了。這不是一個嚴重的損失，因為50年前，在本質上依然是口語文化的背景下，圖像可以提供一種視覺刺激，而在今天業已過度視覺化的文化背景下，它們的存在無非是增加了淹沒文字的雜音。 不過，《西方的智慧》最主要的新內容是對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沒有提到的哲學家進行介紹，包括索倫·克爾凱郭爾、奧古斯特·孔德、貝內德託·克羅齊、路德維希·維根斯坦、卡爾·雅斯貝爾斯、讓—保羅·薩特以及馬丁·海德格爾。
對福爾克斯來說，最大的困難顯然是必須用羅素的方式思考和表達。但他極好地克服了這個問題，下面這個例子中對海德格爾尖銳的評論就是證明：
他的哲學極其模糊，使用的術語十分古怪。令人不禁懷疑他的語言本身正在反抗。
福爾克斯所使用的語言與羅素所有作品中的思想全無衝突，要知道，後者可是20世紀最高產的哲學家，也是最多人閱讀的、最大眾化的哲學家。在羅素的上百部著作中，《西方哲學史》以及作為其映像的《西方的智慧》構成了普及類作品的最高成就。所以，它們當得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對前者做出的評價，《羅素自傳》也轉抄了這段話：
這是一本珍貴的書，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比這位偉大的思想家用來滲透久遠時代和遙遠思想的可人的新鮮感、獨創性及靈敏度更值得讚賞。能因存在這樣一位智慧、誠實、勇敢且敏銳的人而自豪，是我們這個如此貧瘠甚至粗蠻的時代的巨大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