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歌之始，是日本上古時代流傳的口頭文學，而其源頭是一種對於生活悲喜的本能感動的發聲，如勞動的號子、信仰的希求、戰鬥的呼號等等。起初，內容也是多涉及殯葬、祭祀、漁獵、農耕、戰鬥、求婚等，與當時人們的實際生活密切相關。
我國《魏志·倭人傳》曾記：「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始死，停喪十餘日。當時不食肉，喪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飲酒。已葬，舉家詣水中澡浴，以如練沐。」這說明當時日本的殯葬儀式中已經有伴隨舞蹈唱「歌（うた）」的習俗。
《日本書紀》中記載：「如此行事，八日八夜，悲歌曼舞。」《古事記》中的「隼人歌」，《古語拾遺》中的單行原始歌謠，直至日本第一部詩歌總集《萬葉集》，和歌才基本完成了，從長到短、從偶數形式向奇數形式的轉變。
《萬葉集》
「五七五七七」共31個音節的形式也得以固定。和歌也成為日本文學諸形態中最早形成的一種獨立的文學形態。「和歌」這種叫法，則是為了區別於當時盛行的漢詩。
《萬葉集》後，從奈良至平安時代前期，漢詩盛行40餘年，和歌一度衰微。《後日本後記》嘆「季世陵遲，斯道已墜」，可窺其一斑。在菅原道真提出「和魂漢才」方針的大背景下，以賽歌為中心，大力推進撰歌，宮廷和貴族社會才又流行起沉寂已久的和歌，才形成和歌與漢詩並存共榮的局面。
平安時代末期至鎌倉時代初期，藤原定家選取飛鳥時代至鎌倉時代百位歌人每人一首作品，編成《小倉百人一首》集。根據選取歌人的年代，推定《小倉百人一首》的成集時間約為13世紀前半葉。起初，這本詩集並不被稱作「百人一首」，這本因由彩色紙張印製而成，故被稱作「小倉山莊色紙和歌」「嵯峨山莊色紙和歌」「小倉色紙」等。後因藤原定家於小倉山編著成集，故得名《小倉百人一首》。
詩歌作為一種根據語言本身的特點淬鍊出的文體，在各文體的翻譯中，詩歌翻譯也是最為棘手，不僅要做到傳達原意，還要做到表達原文的意境、意象。除此之外，詩歌翻譯中，對於原文音律、手法的還原更是困難。詩歌的可譯與不可譯之爭在翻譯界就沒有停止過。但是對於詩歌翻譯的研究，幾代譯者一直在以各自的方式，作出不懈的努力。
《小倉百人一首》中文版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出版。12月15日，《小倉百人一首》中文版譯者、河南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劉德潤，村上春樹《1Q84》的譯者、上海杉達學院日語系主任施小煒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的採訪，同記者聊了聊各自對於和歌及其翻譯的理解。
新書分享會上，劉德潤（右）與施小煒。
澎湃新聞：
為什麼選擇翻譯《小倉百人一首》這本書？
劉德潤：
和歌的翻譯是非常困難的。在所有日本的古典詩歌集中《百人一首》（即《小倉百人一首》，下同）篇幅最小，它只有一百首。像《萬葉集》有4500首，《古今和歌集》有一千多首，《新古今和歌集》有近兩千首。
而且《百人一首》中詩歌的跨度達600年，包括從萬葉時代，平安時代一直到鎌倉時代，跨越日本古代三個重要的時段，它就基本能代表日本古典詩歌的全貌。
我從小非常喜歡中國的古典詩歌。而我接觸到日本的古典詩歌，最早是我的老師住吉裡子女士，在「文革」中她就開始教我日文。她教我的第一首和歌是太田道灌的傳說，兼明親王的一首。
「七重八重花は咲けども山吹の実のひとつだになきぞ悲しき」（山吹花開七八重，堪憐竟無一粒子）
就是說太田道灌，有一次他去打獵，路上遇見暴雨，他就去一個農家敲門，出來一個姑娘給他開門，那姑娘一看那個英俊的武士就拿了一株棠棣花遞給他，然後朗誦著一首古老的和歌。太田道灌雖然是武士，但是和歌寫得並不好，答不上來，只好冒雨就趕快離開了，逃跑了。
太田道灌是江戶城的創始人。江戶城是他在一片荒原上建起來的。後來，1979年朝日新聞創刊一百周年的時候，就開闢了一個小小的專欄，叫「折々の歌（四季歌）」，就是應時四季的和歌。春天是櫻花、梅花——梅花在日本春天的花，我們是冬天的花；到夏天，螢火蟲；秋天是菊花也好，霜也好；落葉——我們是說一葉知秋，日本的落葉是在冬天，日本跟我們風土氣候不一樣。我當時就每天把這個專欄的和歌一首一首地抄下來，抄著厚厚的好多本。後來我的好多日本老師，看我這種熱愛的精神，他們很感動。就買了給我寄來。現在這個專欄結成集子的20來本，我基本上就湊齊了。我從那個時候就嘗試著把喜歡的和歌翻成漢詩。自己隨身帶一個小本兒，往上翻。那時候是鉛筆寫的，可以擦乾淨，可以重寫。就這樣，不斷在積累、在學習。
後來住吉裡子老師回到日本以後給我寄了很多書，其中就有《百人一首》。我就愛不釋手地每天在學習，每天在朗讀。與中國古詩結緣，然後跟日本古詩結緣。就這樣開始了和歌的學習。我也有一種衝動，想把和歌介紹給我們中國的讀者。
澎湃新聞：
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和日本現代文學的翻譯有什麼區別？在翻譯的時候，有怎樣不同的體會？
劉德潤：
我就覺得，第一是語言上的變化很大。我聽那些英語老師說，莎士比亞的英語，他們都看不懂。那是400年前的英語，他們說那個叫古英語（莎士比亞時使用的英語應為「早期現代英語」）。而我們要去讀日本古典文學的，動輒是一千多年前的像《萬葉集》，是1300年到1500年前。《古事記》《日本書記》的歌謠更古老，差不多是兩千年前的。
日本的語言，每個朝代、每個時代都不一樣，但是翻譯起來越來越簡單。所以，第一是難度不一樣。第二，我們要再現日本古典的話，我們要用的語言和翻譯現代文學也不一樣，要儘量體現古代的語言風格。所以對中國古代的語言要有所了解和掌握才行。
施小煒：
我主要是做近現代日本文學翻譯。那麼語言是比較現代的。但同時，我也做一些日本古典文學的翻譯。比如說，我送給劉先生的這本《飲露餐英集》，是我8月份推出的一個和歌小冊子的譯本。
剛才劉老師也提到，日語從古至今，語言的變化非常大——我們中文的古文和現代漢語差距也是很大的。很多日本的高中生，他們在高中要學古典語法。他們學他們的文言文就是當外文去學，就好比學一門外語一樣，詞彙也不相同，語法也是完全另外一套語法。劉老師在翻譯的時候，他經常以中國的古詩的形式去再現日本的古詩。我也是採取同樣的方法，可能稍微有點不同，我也以五言絕句的形式去翻譯日文的短歌。因為這可能是音節上面最接近的。儘管一個是31個音節，一個是25個音節。但是中文因為使用漢字，它很濃縮，音節一樣多甚至比較接近的話，那中文傳達的意思肯定要多很多，信息量要增加很多。所以只好撿一個相對來說，音節少一點，就是「五絕」這種形式。但同時我也用一些長短句的形式。這就像是宋詞的小令一樣。雖然不是用一個固定的詞牌，但是看上去像宋詞的小令的感覺。
我在翻譯的井原西鶴的《好色一代女》，也是用文言寫成的小說。但第一，小說這個東西跟詩歌還不一樣。假設我們用文言翻譯的話，今天就沒有人看這個小說了。另外，它考驗譯者的能力，也就是說譯者未必能夠完全用文言的形式，把那麼長的小說全部翻譯過來。所以一個是沒有受眾，另一個難度也太大。我就找了一個比較折中的方式，用白話的方式，就是用明代的「三言二拍」裡面的語言去翻譯。現代日本文學，比如說我翻譯的村上春樹，那就完全是用現代語言翻譯這個日本的現當代小說。
澎湃新聞：
兩位如何理解日本詩畫之間的關係？
劉德潤：
日本畫首先是接受了中國畫的影響，特別是南畫、文人畫的影響。《小倉百人一首》裡面的是「浮世繪」。浮世這個詞是浮生若夢的意思，也有這個世界充滿了憂愁的意思，也有及時行樂的這種人生態度。
它的誕生是在鎌倉時代，到江戶時代到達了全盛期。為什麼？因為印刷術通過兩條渠道傳到日本。第一是通過朝鮮半島。日本豐臣秀吉在朝鮮打了敗仗，但是把印刷術搬回去了。第二個是我們通過絲路傳到歐洲的印刷術，被傳教士又帶回日本，目的是印《聖經》。所以日本出現了比較興旺的出版業。日本的出版業也面臨時代的變化。江戶時代結束了烽火連天的戰亂，迎來了和平，大家安居樂業。教育普及起來了，靠的一個是私塾，而且更多是「寺子屋（てらこや）」。寺廟就是學校，和尚就是老師，周圍的貧苦的農民的孩子都可以上學。不一定要學費。你家收南瓜了，給他抱個南瓜也行。你給他打一捆柴送去也可以，這樣就教他們讀書、寫字、打算盤。日本的國土非常狹窄，如果一個父親有一點土地，有兩三個男孩，那個土地是不能分的，因為當時的法律是長子繼承權。老二老三怎麼辦？送到城裡當小夥計，到商店站櫃檯去。那麼他們在農村就接受過基本的教育，他們成為文化消費的群體。所以第一是天下太平，第二是有消費的人群，再加上技術的發展，印刷業的出現，所以浮世繪是因為印刷業的出現而產生的。所以就支撐起了江戶時代，詩歌與畫的結合，走進了千家萬戶。很多人都把它買來，貼在自己家裡。
江戶時代寺子屋
《小倉百人一首》浮世繪是江戶時代，日本橋一家出版商繪製的。原來是幹什麼的？做團扇。團扇上面過去用手繪，能印刷以後，一張一張往上粘貼就行了，做的團扇很多。它也涉足了出版業，也團結了很多木版畫的畫師。這也就是今天我們講的歌川派的浮世繪畫師。在他的策劃下，這本書在江戶時代就問世了。
施小煒：
「浮世繪」是一種木版畫。它的特點就是套色印刷。所以這個木版畫是五彩繽紛的，顏色非常的好看。到了江戶時期，日本畫家的繪畫技巧已經超過當時的中國了。尤其是畫人物，我們中國畫在這方面做得不好。但你看日本的浮世繪的人物畫，畫的有誇張的地方，但它整個比例非常合理。葛飾北齋那是世界級的大畫家，他的繪畫技巧非常高超。我們中國基本上是沒有職業畫家的，我們都是文人兼做畫家。
葛飾北齋《富嶽三十六景》之神奈川沖浪裏
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欣賞的是詩畫不分家，畫了一幅畫，題上一首自己寫的詩，再蓋上自己刻的印章。我們都是這個等於是業餘的。那日本到了歌川廣重、歌川國芳的時候，已經是職業浮世繪的繪師了。跟同時代的中國畫家一比的話，他們的技巧很高超。然後他們套色印刷的技術也已經超過當時的中國。所以後來浮世繪傳到歐洲之後，影響了歐洲印象派的崛起。包括梵谷也非常喜歡浮世繪。讓歐洲看到了一種完全不同的來自東方的審美。而中國的繪畫就沒有產生這樣的效果。這是為什麼？值得我們中國人好好反思。
至於為什麼《百人一首》，跟浮世繪放在一起。因為《百人一首》這個東西，日本把它做成撲克牌，就叫「歌留多（かるた）」。「か」其實就是指「カード（card）」，就是卡片。法語中是叫「carte」，荷蘭語和法語的讀音比較接近，傳到日語中就變成了「かるた」。當然，實際上本意是指卡片。
歌留多
日本很早以前就開始使用這種卡片，把和歌抄寫在上面，然後用作一種遊戲，叫「カルタ取り」了。過年過節的時候作為一種遊戲，一個人念了上句，大家去搶這個東西。那麼這種卡片後來就把背面印上畫。這一面是和歌，那一面印上畫，這樣就做得色彩非常好看，便於銷售。這個也就是歌川廣重的「歌留多絵（かるたえ）」的起源。這個對日本的小孩子從小的古典詩歌啟蒙非常好。它基本上是日本人對於古典詩歌認識、學習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
澎湃新聞：
兩位如何理解日本古典詩歌審美？
劉德潤：
一般來說，從《萬葉集》的時代起，日本詩歌注重的是樸實、男子漢氣概。上至天皇下至農民、士兵都要寫和歌。相對中國古典詩歌而言，和歌更容易寫。因為它沒有那麼多的平仄或者啟承轉的規矩。到了平安時代，這個文化就被貴族壟斷，經過貴族的精心雕琢，和歌就變得更加重視技巧。到了鎌倉時代，貴族大權旁落，他們覺得自己大勢已去，和歌就有了一種懷舊的感傷。
這是代表日本三個時代的詩歌。這本《小倉百人一首》，就彌補上了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江戶時代，一個全民狂歡的文化饗宴的時代。而且把這個歌川派的畫師，在出版商的策劃下，他們把過去的手抄本的和歌寫在上面，下面印上浮世繪。這個浮世繪的人物和這個活潑的人物，並非有必然的聯繫。
他們第一是在懷古，第二是在追捧當時的流行文化。下面畫的主人公，大部分是當時的戲劇的主人公，或者是流行小說的主人公。所以它是非常流行的文化。它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市民消費團體群體。
施小煒：
和歌其實客觀看的話，政治地位遠遠低於漢詩。但是，和歌是「貴賤皆重，老少鹹宜」。漢詩並不是這樣，明確是要有教養的這種高層的這些官員和知識分子才行。但是，和歌是一般的百姓也可以享受的，從貴族到平民都可以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