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長！
金老師把烏託邦理念定義為一種文化追求完美價值理念的社會投射。它有三重含義，其一是用這種完美的理念來界定理想社會應該是貫徹什麼樣的原則，其二根據完美社會理念，產生出批判社會的特殊角度，其三這些批判使烏託邦社會圖景具體化。
烏託邦主義是一種奇怪的病症，當它尚未轉化為社會實踐時，會如麻醉品般地引起亢奮，使理論家忽視其危險性；而當它造成普遍的社會災難時，錯誤太顯而易見，人們又會斥之為荒謬而不去追根究底。這裡有一個十分重要的領域長期被文化研究者忽略，這就是烏託邦和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關係。
金老師認為，烏託邦主義的基因本來就存在於中國文化的結構中。在西學東漸、中國傳統文化結構大變革的100年中，由於一些我們尚未理解的機制，這個基因被激活了。一百多年來的烏託邦追求，用其壯麗的犧牲向中國人展示一個必須銘記的教訓，這就是：傳統本身並不可怕，但對傳統的無意識才是真正可怕的。
中國文化的烏託邦精神（節選）
文/金觀濤
大同：中國文化的烏託邦情結
中國傳統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文化是儒家思想，其價值核心為追求成仁成聖的道德理想主義。在農業社會中，這種追求個人道德完美的價值投射到社會觀中，這個社會就應該是人皆聖賢的個人之集合。這樣，就產生了儒家文化獨特的烏託邦理念——大同社會之理想。
儒家經典《禮運篇》中只用了107個字來描繪這個理想社會，使得近代可以對大同做出不同的解釋。熊十力認為，在大世界中，儒家提倡破除私心。牟宗三則將其定義為「肯定民主、肯定道德價值、肯定德化人生」。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將其等同於取消私有制的共產主義或原始共產主義。
可見，對大同社會所對應的具體的制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有一點是所有詮釋者都公認的，這就是大同是一個天下為公、人人有高尚道德的社會。這裡，我們正好發現，大同烏託邦是以儒家為主導的傳統文化追求「道德完美」這種基本價值的社會投射。
追求完美之價值在產生「應然世界圖象」的同時，就會把「應然世界」和現實世界進行對比，從而找到了批判現實社會的特殊視角。
在一個人皆舜堯的社會中，每個人內心的道德追求足以解決一切社會紛爭，產生井然的社會秩序。這種社會不需要法律，甚至沒有必要存在任何外在的規範性約束。經濟制度也是多餘的，人人可以自覺地做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於是，根據道德完美和道德完美產生社會秩序這兩個價值標準，大同理念就把現實社會中兩個最常見的存在作為自己批判的對象，並把現實社會所有弊病之根源歸之於它們：一個是人的私心，另一個是制度規範。
根據大同的內在邏輯，大道既隱，人有了私心，道德水平下降了，才需要在外部規定禮法來約束人的行為，不得不用國家和制度來維繄社會秩序進而推之，社會因此出現戰爭和種種不合理現象。
在這種批判視角中，任何正常的小康社會都可以作為理想社會的對立面。一個社會秩序良好的太平盛世，法紀和社會規範總是嚴明的，當經濟繁榮時，人追求個人經濟利益之利己動機往往也越明顯，它們都和大同，所主張的完美價值構成尖銳的對立。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中國傳統社會的烏託邦理想為何具有不同於西方烏託邦的一個重大特點，這就是，與大同相對立的不是亂世，而是小康。在西方的烏託邦理念中，很少把太平盛世作為批判和超越之對象。只有用道德完美這種價值投射社會，才能產生中國特有的大同理念：一種泛道德主義神話。
仁政：理想與現實之間
烏託邦構想什麼時候會轉化為人們普遍的社會行動呢？從邏輯上分析，它取決於烏託邦理念和社會運作的文化系統價值的關係。當兩者方向一致時，烏託邦理念很容易通過社會普遍價值追求轉化為某種實踐。儒家文化作為中國傳統社會官方意識形態，在其治國的各項政策中，本身就包含著極強的道德教化和泛道德主義的因素。
一方面它強調愛民和用道德教化人民，主張一個好的社會要儘量用道德秩序來維持社會各方面的和諧，正如孔子所說德之流行，速於置郵傳命。另一方面在現實的社會管理中，總是要考慮到人有私心，因此禮法制度是必須的。這就是所謂德治和仁政。
正因為儒家治國方案之價值和大同烏託邦價值的指向一致，因此傳統文化中的烏託邦圖案總是或多或少在歷代思想家和儒臣的治國方案中顯現出來。孟子的井田，呂氏春秋的公平社會，陸賈的至德，張載的均平理想等等，都是在大同所主張的完美境界和現實可行之間找到某種折衷。正如一位學者所注意到的，儒家政治理想中有著某種強烈的烏託邦性格。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曾以孔子自喻，說其志雖在大同，其事只在小康，頗為形象地說明儒家社會改造方案和烏託邦價值之間的關係。翻開歷史，我們可以發現，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小規模的烏託邦社會實驗，既比西方來得早，也比較普遍。當穆爾還限於在《烏託邦》一書中紙上談兵的時候，明代思想家何心隱已經在做以宗族為單位的烏託邦試驗了。他將其稱為聚和堂，既管教化，又管經濟，比歐文的紐哈蒙尼公社試驗至少要早250年。
總之，儒家文化的烏託邦理念是現世的，具備轉化為改造現實社會的可能性。這一點，是它和那些建立在宗教境界之完美理念之上的烏託邦最大不同，烏託邦精神始終是中國社會改造之巨大動力。
烏託邦魔化的三個條件
在中國受到西方工業文明全面衝擊之前，烏託邦雖然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但它一直是潛在的，並沒有轉化為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實踐。歷代民間和異端知識分子小規模的烏託邦追求和試驗常見於記載，但封建國家和士大夫，從未把大同烏託邦當作治國的基本出發點他們或進行勸農、整肅吏治，或主張變法均田，所推行仁政之類現實之社會改造政策都是非烏託邦的，其目標是造就一個小康的太平盛世。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烏託邦追求在歷代儒生的社會改造行為中被遏制，使他們能夠表現出一種高度現實主義的經世精神呢？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在儒家文化中，存在著以下三個因素對烏託邦追求進行疏導和規範化，使得追求道德完美和泛道德主義神話之熱忱，可以轉化為一種現實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實踐。
第一，儒家經典把大同理想界定為一個古代存在過的社會。一個大道運行、聖人在世的古代社會畢竟不像未來那樣具有現實性。儒家持一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哲學觀，並從這種哲學觀中導出循環的甚至是退化的歷史觀。完美的天道和社會理想（大同）是永恆不變的，但這種道的實現卻在退化。人心不古和道德水平的下降作為一種自然趨勢存在，需要儒生用極大的道德努力來抗拒它。大同並非某種自然過程（如進化、發展生產）可以自動達到。這樣，烏託邦只是作為一種超越性社會理念而存在，不太容易一下子轉化為現實社會改造目標。
第二，儒家意識形態在中國兩千年的政治實踐中，縣有豐富內涵的道德理想被越來越具體地等同於倫理價值。這樣，追求道德之完美就被規範化為達到忠孝、三綱五常之類儒家倫理之理想狀態。儒家倫理又是用於設計中國傳統社會結構之藍圖。道德完美和泛道德主義價值一旦指向現實的倫理關係，就使追求烏託邦的熱忱和對現實社會改良結合起來了。
於是，烏託邦社會目標就變得不那麼烏託邦了。這裡，烏託邦目標已被邏輯地歸為仁政之理想。朱熹的禮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曾把作為社會制度的禮分成兩類，一類是作為天理的禮。它是理想的，完美的，永恆不變的另一類是作為事的禮，它是可以通過學習改變，並在學習中不斷逼近理想的。例如三綱、五常是作為天理的禮，而文質、三統是隨時代變化的制度。
儒生奮鬥目標是儘可能排除人慾去實現天理，在行動上，追求完美的熱忱就指向了改進現實的弊病去達到理想狀態的人倫關係。在這種理論架構中，甚至維護傳統的倫常（只要它是理想的）都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烏託邦目標的取代品。儒學在將道德轉化為倫理的過程中，烏託邦精神也現實化了。
第三種抑制烏託邦主義轉化為社會行動的因素是儒家文化的倫理中心主義和道德精英主義的結構。也就是說這種文化把道德倫理價值看作是高於知識和社會制度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並不因獲得知識和社會制度改良就能達到，而只有靠每個個人的修養和對社會進行道德教化。烏託邦式社會理想追求，就必須落實到個人的道德修煉之上。
在儒家知識分子的終極關懷中，追求個人道德完善始終是放在第一位的。只有先做到內聖才能外王。即使在外王中蘊含著烏託邦目標，它也只是內聖自然達到的結果。這種把內聖看作外王和社會改造前提，持個人主義的道德修身也會遏制烏託邦的泛濫。
另一方面，儒家傳統中，一直以來存在很強的道德精英思想，即認為很難達到道德的完美境界。雖然理論上承認人皆可為堯舜，但由於各人的智力、天分和意志力的差異，使得只有少數人才能達到較高的道德境界。正如餘英時所說：儒學事實上便是君子之學。這一傳統的君子理想在今天看來似乎帶有濃厚的精選分子的意味（即所謂elitism ）。因此，對於儒家知識分子來說，重要的是通過內聖外王去追求一個仁政的小康社會。
綜上所論，中國文化的烏託邦所蘊含的價值追求，完全被這三種文化要素引向現實的社會行動。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只要儒家文化出現整體性結構性的變動，這三種疏導和遏制烏託邦價值追求的因素被破壞，而整個社會仍籠罩人人道德高尚的社會才是最終合理的價值取向，那麼，烏託邦主義就會如被囚禁在魔瓶中的巨人，因瓶蓋被新時代打開而釋放，使整個文化價值系統變形，甚至出現劉述先稱為魔化的現象。當中國文化在近代受到西方全面衝擊時，正好出現了這種情況。
本文選自金觀濤《中國文化的烏託邦精神》第三、四、五節，原文刊載於《二十一世紀》。配圖源自網絡資料，如有侵權還請聯繫刪除。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