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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病會奪去我們之中很多人的生命，但遠遠不是所有人。
死者會被緬懷，也會繼續和生者一起抗爭，我們不會消逝。
世界會飛速向前，我們會成為公民。
——《天使在美國》
3月，『春天』來了，冬天註定會成為過去。
但無論如何，借用布萊希特的詩來說，「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
在這個似乎已經要「步入尾聲」的時刻，我突然想再看一次《天使在美國》，這部展現疾病陰霾『從開始到結束』的歷史群戲。
這次瘟疫中，很多人深有所感。沒有一個比災難更直擊的時刻，突然令人們享有一種共同的身份：弱者。
回到20世紀末，大洋彼岸的人們，也曾經歷著相似的震悚時刻。即將降臨的千禧年，就像一場徹底的歷史清算。
而愛滋，作為「第一場現代瘟疫」，在託尼·庫什納長達7個小時的同志戲劇史詩《天使在美國》中，則成為一次80年代圖景裡的後現代天啟。
《天使在美國》是託尼·庫什納的代表作，分為上下兩部（千禧年降臨&重建），是1993-1994年兩度託尼獎最佳話劇，還獲得普立茲獎。這版2017年的耀眼西區復排由瑪麗安·艾略特執導，安德魯·加菲爾德領銜。
『少數派』VS『多數派』
80年代，愛滋席捲美國，尤其重創著紐約和舊金山，這些作為同志群聚地與同性戀文化極為發達的城市。
自1969年，整個美國的LGBT，這個曾一度被社會主流視為渣滓、在五六十年代遭遇國家監視和大眾唾棄的群體，以石牆暴動（Stonewall Riots）作為標誌基點，開啟了輝煌的反抗，並與當時眾多其他的民權運動合流，最終成為影響了整個美國20世紀下半葉後現代文化走向的新聲。
到了1980年，同志文化，已廣泛地在自由主義和左派的大都市中建立了ta們獨特的影響力，在尤其以男同性戀為創作源泉的前衛藝術中，他們正彰顯著自我的文化地位。
因此，即便在保守派的壓制中，同性戀也「在反抗中催生了一種普遍的解禁」（喬納森·凱茲）：同性戀者越堅持ta們反叛的文化想像與信仰，樂於擁抱潮流與變革的下一代就越是將ta們挑選出來作為文化的風向標。
在隆納·雷根在同年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時，同性戀文化，「已經狂飆突進地發展了將近十年」。
但愛滋改變了這一切。
1981年，先是在洛杉磯，5個原本健康的同性戀男子被診斷出罕見肺炎。此後，如此公開卻又秘而不宣地，在紐約和加利福尼亞也曝出了多起疾病。在這年年末，有270例發生在男同性戀身上嚴重的免疫缺陷疾病，其中121人因此死去。
1982年，越來越多相似的致死病例爆發，導致目光聚焦在了男同性戀群體。起初這被稱之為同性戀關聯的免疫缺陷疾病（GRID）。在九月份，疾控中心正式將其命名為「愛滋病」（AIDS）。
1983年，通過異性戀性接觸，和其他的傳播形式，愛滋病也蔓延到了婦女和孩童身上。11月，世衛將愛滋病列為國際緊急事件。
1984年，在美國的愛滋病病例已升至7699個，其中，3665人因此喪生。
愛滋令美國社會重新憶起了同性戀者的少數派位置，更可怕的是，這一回他們更是成了公眾眼中需要被燒死的異端者。藉助公共衛生的名義，這一切更是如虎添翼般的順理成章。
「抗擊愛滋，不是抗擊同志。」
畢竟，『死亡的陰霾』，是移花接木和邏輯錯置的最佳溫床。怕死嗎？怕。那就端起恐懼作為火把，指向那些「難辭其咎」之人。
在如今，愛滋病得到了較為廣泛的研究。更全面的了解、對症藥物的研發和安全意識的提升，也令其不再僅僅被偏見地視為「同性戀壟斷疾病」。
但在80年代，在美國，愛滋就是一場貨真價實的「瘟疫」，人們死去，家庭破碎，國家置於未知恐懼的陰霾之下。
原本通過文化場域的影響力，逐漸找回政治話語和社會立足點的同性戀們，他們原本放浪形骸的波希米亞生活與酷兒文化理念，則反過來重重地為自我蓋棺定論：愛滋病被普遍視為同性戀者的「自食其果」，而他們唯一被動或主動的贖罪，則是得為整個國家的陷落背負汙名的十字架。
於是，恐同風暴再次捲土重來，狂襲了整個美國。而這也正與裡根政府的新保守主義不謀而合，右派攥緊了死亡作為論據，狂熱反撲。
嚴肅的整體性的公共衛生問題，與對LGBT公民的壓制，合為一體。裡根總統的顧問布坎南在1983年將愛滋病成為「自然對同性戀這一反自然群體的報復」，議員傑西·赫爾姆斯亦在1987年致總統一書中咄咄逼人地宣稱：「國家中成千上萬地人正在死去，我們卻仍然讓同性戀的生活與道德大行其道。」
當時報紙上的保守派觀點。「愛滋是上帝的震怒。」
疾病正在成為一種明確的指向，甚至不是隱喻。
同性戀者的政治生活不斷死去。同樣，ta們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生活也不斷被仄至牆角。眾多作為文化標誌的酒吧和洗浴店關閉，而諸如美國家庭聯合會等捍衛異性戀秩序的基督教保守派組織，也抓緊了愛滋這個巨大的傷口，開炮討伐驚世駭俗展現同性情慾與身份政治性的文化作品。
生命遭到威脅，創作百般凋零，同性戀者一邊承擔著病痛在身體裡肆虐的痛苦，一邊承受著整個國家加之與眾的罪名。幾乎沒有醫療保障，價格高昂的藥品遠在天邊之外，一旦被診斷後，被辭退、被開除，遭受精神與肉體、生理性與社會性的雙重放逐與隔離。
死亡不被同情不被重視，這次的痛苦程度甚至勝於「石牆」。因為，成為「罪人」後，便無權「感到」痛苦，並為痛苦發出「憤怒」。存在的公民身份正遭到全方位的抹殺。
1986年，美國的確診病例已破萬，死亡人數更是攀升到一個恐怖的位置。同志們參與的葬禮比婚禮更多，或又如劇中所悲悼的，「比我更小的年輕人正在死去」。這就是《天使在美國》中的景象。
安德魯·加菲爾德在《天使在美國》中飾演身患愛滋的同性戀者，同時也是被選中的凡人先知。
正如同加菲在劇中飾演身患愛滋的男主角普萊爾，在病痛的折磨中，他發出諷刺的苦笑：在滅頂的疾病面前，「寬容」才會褪下它的偽裝，彰顯其自身是多麼殘忍且一文不值。
「寬容」時常足以成為傲慢的假面。這便是「大多數」面對「少數派」時所持有的暗流般龐大的惡意：你們的存在，其實歸功於我們的「漠視」與「垂憐」。所以，規矩點，當你惹了麻煩，隨時可以讓你們掃地出門。
這便是成為「大多數」的誘惑，自以為持有對他者決斷權與定義權的自信，已長久地內化為一個意識的龐大整體。從宏觀的意識形態整體到微觀的日常語言，你都可以在不經意間施暴，同時借著「善意」與「正常行為」的名義。
少數派當然是人，任何人首先都得是人。但「大多數」無意識的暴力，卻已私自否認了這個重要的先決條件。
「大多數」意味著安全，「大多數」意味著權力，甚至是傷害TA人的權利。因此，選擇作為少數派而生存，無疑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面對苦痛的決心。
而這在當時的同志社群中，這種選擇基本上是二元論性質的。出櫃與深櫃之間似乎並不存在中間形態。《天使在美國》中，也非常細膩地給出了兩個深櫃者的樣本。
喬·皮特（右）與妻子哈珀，他們正面臨著絕對的婚姻危機
喬·皮特，一個相當性感，十分具有「男子氣概」的律師。他是一個恪守異性戀秩序的摩門教徒，支持裡根的共和黨人，看起來宛如保守派最推崇的丈夫模板。然而，他卻是個深櫃的同志，他的妻子已因他長期的冷淡而趨於崩潰。
但喬卻偏偏遇到了摯愛，對方是普萊爾的男朋友路易斯，一個充滿了宏大概念和掉書袋毛病、卻對愛情唯唯諾諾的猶太人。
在普萊爾在醫院受到愛滋病折磨，死生一線時，這兩個痛苦的男人在街心公園相遇了。喬被路易斯深深吸引，而對方身處猶太教卻仍願意公開同志身份的坦誠，也帶給了他鼓舞。
喬·皮特（左）與路易斯（右）的相遇
因此，喬選擇出櫃，打電話向他的母親和妻子坦誠了這一切。但最終，這份遲來的勇氣，卻並未為他換來一個在異色愛情中眷屬的結局。
當路易斯發現身為律師的喬，曾經在一個壓制同性戀老兵維權的判決中出過主力，他的憤怒甚至戰勝了他在愛情上的犬儒。
『你是一個背叛者，你背叛了我們。』
而與喬形成另一個深櫃同構的，則是他在職業上關係曖昧的領路人，知名律師羅伊·科恩。
律師羅伊·科恩（右，內森·連恩飾）與喬，當深櫃遇上深櫃。
如果說喬的深櫃，在劇中的呈現，還只是偏向自我壓抑和漠然的靜態消極，那麼，羅伊的深櫃則顯得「無惡不作」。
作為一個偏好上的同性戀者，羅伊終生都拒絕自身的同性戀身份，力圖將自己排除在這一「無權的少數派」群體之外。
他憎恨多元，是麥卡錫時代的得力幹將，曾巧舌如簧地把一對共產主義夫婦地送上了電椅。他是一個無情的大多數，而且是「大多數」中最為慕權的撒旦。正如他在被診斷出身體異常（愛滋病）時仍舊口出豪言的殘忍：
「很多人覺得，我之所以是男同性戀，是因為我和男人有性關係。這大錯特錯。同性戀並不是男人跟男人睡覺，同性戀是一群掙扎了15年，都不能在市政廳通過一項無足輕重的反歧視法案的人。同性戀毫無人脈，也不為人所知，他們是零影響力。你覺得我是這種人嗎？」
然而，即使羅伊終生都在角逐著「大多數」中最佔統治地位的權力，並如願以償地走到了最高處。但他的身體和欲望卻始終沒有背叛他的本性。羅伊最功成名就的頂峰感染了愛滋，一開始他堅持謊稱這是肺炎，最終仍舊住進了醫院。儘管他依舊動用各種權力和手段拿到了極為罕見的治療藥物，但仍未頂住死亡的召喚。
而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被吊銷了律師執照。最後，藉由他人之口，引述了一段同行對羅伊逝世的評價：「36年，這個恬不知恥的深櫃基佬，終於死了。」
或被動或主動地擁抱機制的利維坦，棄絕本性，棄絕共情，用權利換權力，最終回饋的代價實在殘忍。
喬失去了愛情，也在失去了唯一關愛他的妻子。羅伊掩藏與否定了半輩子的同志身份，在愛滋病的浪潮席捲中，被迫大白於天下，極其諷刺地，為他一生的惡行釘下最殘忍的一枚逆反勳章。
今日再看，仍心有戚戚。
人可以保證自己永遠都是「大多數」嗎？
『用災難，寫一首狂想曲』
《天使在美國》有一個很複雜的全稱：Angels In America, 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一部關於國家主題的同性戀幻想曲。
其中，「Fantasia」一詞大概最能概括整部作品瘋狂又充滿想像力的特性。儘管立足於1980年代美國同性戀最深重的災難，但《天使在美國》並不是一部非常寫實性的作品，實際上，他充滿了妄想與狂想的瘋狂能量。
在劇中的第二部《重建》中，男主角普萊爾，在身染沉痾之時，被天使選為先知（Prophet），展開了一場從正在被愛滋病侵擾的「人間煉獄」到「天堂」的旅途，最終在喜劇般的生命狂喜中，實現了詩學救贖。
瑪麗安·艾略特（Marianne Elliott）
這版首演於西區的新經典復排，由瑪麗安·艾略特導演，想必劇迷對她絕不陌生。早一點的《戰馬》、2019年獲得滿堂喝彩的性轉版音樂劇《夥伴們》（Company）就是她的作品。瑪麗安在這部作品中對都市霓虹色彩的大膽運用，對非現實場景的狂野想像，以及眾多解構性的後現代思考，在這部《天使在美國》中同樣獲得了非常突出的運用。
在庫什納的原劇本中，《天使在美國》既是一部「政治時代劇」——在關注同性戀者作為少數派被歧視與壓迫的處境外，但它同時也是著眼於人類歷史的整體性、相當宏大的寓言詩劇。
庫什納將整個『現代性神話的破滅』，以及對美國這一龐然大物的國家機器——「利維坦中的利維坦」的憂思，共置在千禧年主義下的末日圖景之中。
現代性危機亦始終陰魂不散。在科技發展、工具理性膨脹到畸變的情態下，「上帝已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主題。正如劇中「天使」召喚普萊爾時發出的埋怨：「人類發狂一樣的進步將上帝驅走。」
但在政治上左右拉鋸的新保守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似乎都並未對愛滋這場「啟示性的瘟疫」，伸出任何實質的援手。
宏觀來說，無論是劇中還是歷史，這個時期的同性戀者與愛滋病人們極大程度上受盡了保守派的冷眼。
微觀來說，新自由主義似乎也無法盡到重整乾坤的責任——堅守這一政治理念的路易斯，是普萊爾的伴侶與愛人，但他卻由於無法承受男友患病的慘狀，無法負起與「愛」相應的責任，便選擇臨時出逃，甚至與別的男人發生了性關係。一度將被愛滋折磨的普萊爾打進雙重的絕望中。
戀人路易斯與普萊爾
但同時，從70年代開始，美國便開始了極為聲勢浩大的宗教復興運動。將千禧年的降臨視為末世的言論也鬧得滿城風雨。大眾重新對各大宗教啟示錄產生了興趣，而80年代的愛滋，作為第一場後現代瘟疫，連同20世紀初以來全球命運的風雨飄搖一起，仿佛驗證著一次即將到來的滅頂。
宗教天啟，似乎在政治理性與感性缺位的時刻，重新提供了面對末世的良方。《天使在美國》中個體與天體對話的救贖之路，同樣也復刻了末日啟示錄中重新審判的革新意義。
但《天使在美國》中對愛滋病這一背景的描繪，和將同性戀者普萊爾尊為實施這一行動的先知，則有了喜劇性和後現代性的顛覆意味。
《聖經》原典中尊貞潔為聖，但在《天使在美國》中，普萊爾則是「性」與「人慾」的天使。不但出於酷兒精神，對種種天啟現象充滿了吐槽欲（天堂之門打開時，普萊爾驚嘆」這簡直是他媽的史匹柏的電影），同時，真誠的人類生理反應，也成為他與天使交手的契機。初見天使時產生的夢遺，以及尊為先知時與天使那場詭異的交配，都讓同性戀版的先知救世充滿了戲擬的喜劇意味。
因此，這首先導向的是同性戀者的去汙名化。原本在宗教正典中，同性戀仍為禁忌，並被視為撕裂家庭與社會正態的異端存在。這一語境實則與愛滋病肆虐下同志群體受到的漠視，形成了近乎重合性的同構。
然而，利用對原本排斥同性戀的『救世正典』的戲仿，讓身患愛滋病的同性戀者，如同但丁遊歷地獄那般走了一回天堂，最終以個體為代表，為人類的自我救贖伸出援手。
這實在是一場極為巧妙的反撥，也是對「愛滋病患者/罪人/同性戀者」這三重身份疊加的拆解，一定程度上，這是對同志群體精神狀態與自我認同的重建。
而遞次下來，更為亮眼的則是對宗教神話本身的背離。在千禧年的末日中，宗教自我認指為唯一的救贖。但同性戀者普萊爾，代表人類，發出了ta們質疑的聲音：這一切是否真的純然完美，值得信賴？
而在劇中，宗教的神聖性也不斷被拆解，劇中的天使不負2000年那版電影版的純潔無垢，而是怪骨嶙峋、翅膀漆黑一片，仿佛一隻從現代工業中砰然撐出的巨獸，並跑著滿嘴火車。
而天堂也不是一個完美的願景，天使們苦著臉，宛如社畜，依著上帝的指示，不斷給人間機械性地降下災禍。
而作為先知的普萊爾，原本被天庭賦予了決斷的權力，但他最終，仍舊選擇了回到人間，與病痛，與真實，與人的存在，共同站在一起。
「我還是，還是，想獲得祝福。我想活著，我無法自制。我受盡了苦難，但仍有比我更強大的人們，ta們在活著，ta們受苦，但ta們仍在求生。我不知道活著是否更勇敢，但我認同這種慣性。對活著，上了癮，我們無可救藥地活著。現在，我把天堂留給你們，我把疾病帶走，連同死亡。我也一起帶走。地球是我的家，我想回家。」
因此，「重建」有了全新的救贖意味。不僅僅是同性戀者內部的自救，更是人類同時作為個體與整體的自救。
在現代性的危思之下，重新彰顯了人的價值，和在災難面前自我更新的能量。人充滿可能性，同樣，人的關係也充滿可能性。
劇末，普萊爾已攜帶愛滋病毒生活了5年，對同性戀原本充滿歧見的一位摩門母親，接納並幫助了病痛中的他；和傷害自己的前男友路易斯之間，重新充滿友愛。曾經飽受折磨與掙扎的受苦者，因為彼此的聯結，在滅頂之後，在廢墟之上似乎又重新看到歷史前進的曙光。
正如普萊爾的尾聲獨白：世界向前發展，我們不再默默無聞地死去，我們終將成為公民。我祝福你們所有人，好好生活，偉大的時刻來了。
這是重建。
時至今日，我再看《天使在美國》，仍舊驚豔於這種力量。在自我禁閉的這段時刻裡，囿於命運與人禍的無常，經常性地感到疲倦和心力交瘁，一度感到往日所有喜愛的藝術作品，都在某種程度上透露著殘忍。
但如今，重新走上街頭，我真的希望，能夠看到一部作品，能夠憑弔或紀念，我們在這個時期所遭遇的一切。我希望這段記憶，能夠以各種形式，留下來。
保重身體。我們或許還能等到這樣一個偉大的時刻。
撰文丨JunQ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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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丨Ntlive.com，Google，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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