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那麼困難，我們花了那麼大力氣把你送進大學，最後你去當全職太太？我不要你的捐款，你給我滾出去！」這個戴著眼鏡，有些蒼老憔悴的女性在鏡頭前斬釘截鐵地說著。
有人說她話語刻薄，將全職媽媽對家庭和孩子的付出貶低得一文不值，是社會對年輕母親刻板印象的加深。也有人說她言之有理，是將普遍情境下女性做全職主婦的巨大風險擺上檯面，對那些還存在幻想的媽媽們當頭棒喝。
被中宣部頒予【時代楷模】稱號的張桂梅校長，並非要針對甚至侮辱那些選擇全職帶娃的女性。作為在一個貧困縣用幾十年努力建起一所免費公立女高中、送無數貧困女孩進入大學學習，張桂梅校長是真的對每一個學生都傾注心血的。
所以旁觀者都懂，她的這番痛心疾首的責罵，並不是為了羞辱曾經的學生，而是真的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作為一個媽媽，即使並非全職在家，但是也能體會每一個全職媽媽對孩子乃至對家庭付出的巨大心血。孩子的吃喝拉撒生活學習，家庭的柴米油鹽，甚至可以說，一個家之所以能正常運轉，媽媽才是那個「掌舵手」。
然而同時，我又不得不承認，很多時候，媽媽對孩子的付出、對家庭的付出，並沒有得到應有的承認。
張校長深知自己的學生從原生經濟條件上並沒有任何優勢，辛苦地拼出讀書升學的上升通道，才是更安全也更正確的道路。因為如果這些從深山中好不容易靠自己拼出來的女孩一招回歸家庭，將未來生活寄託到另一個人的良心上，一旦出現變故，她們是真的毫無退路的。
在這樣的起始條件下，一旦她們成為了一個媽媽，似乎一種天然的，專門針對媽媽這個群體的「懲罰」就這麼突然降臨了。
就像一個詛咒一樣，作為女性，一旦你成為了媽媽，這種「母職懲罰」就將不期而至，改變、甚至摧毀你的生活。
「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對它的寬泛理解可以是：在一個家庭做出育兒選擇的時候，往往被犧牲的是母親——或是暫停工作甚至放棄工作，成為經濟上更為依附的全職媽媽；又或是在保留職場的情況下，以放棄晉升或獲得更好薪資條件的職位來平衡育兒家務與職場關係的犧牲。
母職懲罰對全職媽媽來說，有時候是毀滅性的打擊。一方面，女性因為約定俗成的原因，會將更多的精力與心血投入育兒與家務勞動中，但法律上卻並不直接承認這種勞動的經濟價值。另一方面，整個大環境對媽媽們是一種近乎苛責態度：明明是因為公共場所的母嬰輔助設施缺乏、社會公益化的託育機構匱乏導致帶娃媽媽的窘境，卻反而指責媽媽沒有教好「熊孩子」。
而更嚴重的是，法律上對全職媽媽的保護幾乎少到可憐，如果遇到婚姻變故，她們甚至可能因為沒有直接收入而被剝奪對孩子的撫養權。寫公眾號的這幾年，我時常在後臺收到寶媽們關於育兒和生活的各種傾訴。
其中有一個媽媽的留言，讓我一直耿耿於懷：
從懷孕6個月開始全職在家，現在娃兩歲多，正在辦理離婚爭取娃的撫養權。扯皮的事太多，懶得去想，唯一難受的是，當初如果堅持一下沒放棄工作，現在會不會沒這麼艱難？不過也只能是想想，如果上著班，說不定又會錯過娃的成長。有時候真覺得當女人好難，當媽媽更難。
雖然沒有明說，但不難猜出，這個媽媽很可能因為全職帶娃沒有固定工作，而失去孩子的撫養權。
一個為了不錯過孩子成長，為孩子提供更多陪伴的媽媽，犧牲了自己的事業，結果當面臨變故時，她卻可能因為當初這個陪伴孩子的決定而失去孩子。
大概沒有比這更可怕的「懲罰」了吧？
大家還記得去年郭德綱的「高徒」曹雲金與演員妻子唐菀離婚的事件嗎？
演藝生涯順風順水的唐菀，為了孩子與家庭，息影一年半多，甚至還與經紀公司反目，未來復出渺茫。而就是這樣對自身職業生涯獻祭式的犧牲，最終得到的是前夫離婚公關稿上一句近乎冷漠的：
因為二人結婚以來，一直都是男方在養家，女方無收入。一句話，否定了作為媽媽的唐菀對家庭和孩子的所有付出，讓她變成了輿論場中，被人「圈養」的金絲雀。
我遇到過很多全職在家帶娃的媽媽，堅持到將孩子送進幼兒園，便無論如何也要重新出來工作，不管薪資多少：
「小心翼翼問另一個人要家用的感覺真的太糟了，明明花銷都是為了孩子和家庭開支，卻像是我討來的。」
因為缺乏法律與道德環境的雙重保障，讓全職媽媽不僅成為一項高付出高風險的「職業」，更是擁有其他職業沒有的隱性「懲罰」。
在這樣母職懲罰的陰影下，每一個全職媽媽都像是踩在刀尖上起舞，希冀著不好的情況不要到來，或者至少晚點到來。這大概也就是一輩子為了給女孩爭取受到更高教育機會的張桂梅校長，會這樣痛心呵斥曾經的學生選擇這條路的原因吧。
所以受到這種「詛咒」的只有全職媽媽嗎？當然是不可能的，努力掙扎在職場和家庭間的職場媽媽，其受到的「懲罰」程度並不會少一分。母職懲罰對職場媽媽的傷害，更像一種鈍刀子磨肉，日積月累，傷可見骨。
美國社會學評論研究顯示：相比起沒有孩子的女性，每多一個小孩會讓媽媽的工資減少5%。
對於生完孩子的女性來說，職場的競爭力似乎天然就將變弱，這種競爭力的改變，明確地影響了她們的工作收入。
潛在的社會規則下，默認照料孩子的問題是媽媽的責任——而爸爸在這其中，只是偶爾提供「幫助」的輔助角色。
於是能夠看到，職場媽媽們，在每個家長會、幼兒園/學校活動日都需要請假前往，當幫忙帶娃的老人不便時，甚至還需要重拾接送的責任。
可能會有人問，這個時候，爸爸去哪兒了？這個問題很有意思，因為很大程度上，爸爸們在社會既定育兒氛圍中，有意無意地把自己放在幫忙者的立場上。
「我幫忙那就值得大誇特誇，我不幫忙那也是人之常情，畢竟我要負責賺錢養家嘛。」
我曾看過網上一個媽媽的吐槽，說到自己孩子突然生病，而自己的部門在趕項目進度，按理必須要加班。
她想讓孩子爸爸先帶孩子去排隊就診，自己加班結束後再趕去，但丈夫也遇上臨時加班需求，沒法抽身。
在這樣的情況下，丈夫理所當然地要求她請假去送孩子，而理由是，自己的工作很重要——潛臺詞不言而喻。媽媽的職場需求，是「次位」的，是被默認可以為孩子、為家庭作出退讓甚至犧牲的。落到具體的事情上，則是越來越少的加班、出差任務，越來越多因為孩子而不得不請的事假。
《2019職場媽媽生存現狀調查報告》中明確指出：
65%的職場媽媽認為自己有潛在抑鬱傾向；
90%的職場媽媽認為沒有小孩目前事業發展會更好；
85%的職場媽媽對小孩感到愧疚；
34%的職場媽媽會考慮要二胎，在擔任管理崗位的職場媽媽中，這個比例下降到了15%。
資本與人力市場的反饋是最直接也最殘酷的，職場媽媽們，在長久的掙扎中，慢慢只能往工作時間更靈活的崗位流動。
這樣的職位，往往也意味著更少的薪酬與更低的「職業天花板」。
「我為孩子放棄了我的職業追求，而我還需要一遍一遍地告訴自己這是值得的，因為我不能讓自己在某一天突然埋怨孩子的出生耽誤了自己。」
成為媽媽，是大自然賦予每個女人的天賦與禮物；但有時候，它也是一種對女人的「詛咒」。
我常常看到一種言論，指責不該將這些關於母職的負面情緒與不夠美好的現實展示給公眾，而這正是問題所在——
當一種隱性的、對一個巨大群體有無差別負面傷害的事物就在那兒，掩耳盜鈴式地假裝看不見它，只會讓問題加劇。
傷害越來越重，割裂越來越深，母職懲罰成為了大家心照不宣卻諱莫如深的問題，逃避只會讓人本能地趨利避害。
「當我無法改變因為生養孩子而自身遭到懲罰的既定結果，那麼我只能選擇不去成為母親。」
若要避免一語成讖的未來，需要整個社會環境，文化語境和家庭分工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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