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和他的得力助手李克農

2021-01-13 黨史博採官方帳號

文/水新營

李克農作為中共和人民軍隊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人之一,曾經很長時期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工作。李克農的才能和品德,為周恩來所深知,一直備受周恩來器重。在大革命失敗後的中央特科時,他就得到周恩來的賞識;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以及建國後的工作中,他長期擔任周恩來的助手。兩人在漫長的交往中也結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誼。

秘密工作的好部下

周恩來曾把李克農與錢壯飛、胡底並稱為我黨情報工作的「前三傑」,又稱「龍潭三傑」。1929年12月,李克農經組織批准考入國民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後任電務股長。同年,國民黨秘密組建特務組織,任命徐恩曾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總務科主任,即調查科主任。遵照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來指示,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敵特內部並組成黨的特別小組,李克農任組長。

入職之初,李克農表現得既精明又幹練,很快就獲取了徐恩曾的信任。那時只要徐恩曾到上海公出或個人玩樂,大都由李克農安排,使得國民黨的許多機密也落入李克農小組手中。李克農還同徐恩曾的機要秘書錢壯飛設下計謀,最終使徐的密碼本被錢壯飛掌握。

李克農小組取得的情報,有效地配合了當時紅軍作戰的需要。中央蘇區紅軍之所以以寡敵眾,以弱勝強,能夠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一、第二次「圍剿」,一方面是由於毛澤東等人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指導,而李克農小組及時發出的有關國民黨軍隊部署的情報也起了重要作用。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錢壯飛把顧順章叛變的這個特急情報迅速通過李克農和陳賡轉給了中共中央。在上海負責中央工作的周恩來立即把警報分送中央各部門,採取了一系列緊急應變措施,妥善地保衛了黨中央機關的安全,使黨避免了一場特別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李克農擔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對外稱蘇維埃政府外交部長)。此時,黨中央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隨後,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周恩來擔任主任,李克農擔任周恩來的助手。他協助周恩來舉辦訓練班,著重做了被俘的張學良親信之一東北軍團長高福源的工作,使高覺悟提高很快,並表示回去做張學良的工作。後來,在高福源等的勸誡之下,張學良同意和中共進行會談。1936年2月,中央決定,李克農作為代表和張學良在洛川進行談判。

臨行前,李克農去見周恩來,周恩來給了詳細的指示。他說:「根據目前的政治形勢和軍事情況,這次和東北軍談判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的困難和危險,你們要有精神準備。」周恩來強調,「不管出現什麼情況,一定要力爭談成,談不成談和。要按照瓦窯堡會議的精神談,同時可以根據具體情況相機處理。」

◆1933年,周恩來與紅一方面軍部分領導人在建寧合影。(左起葉劍英、楊尚昆、彭德懷、劉伯堅、張純清、李克農、周恩來、滕代遠、袁國平)

和張學良的會談取得積極進展後,3月7日,李克農一行離開洛川到山西石樓,向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匯報了談判情況及張學良提出與毛澤東、周恩來會談的要求。3月27日,中共中央召開會議,決定周恩來作為全權代表,同李克農前往延安與張學良再度談判。

談判前,李克農進一步向周恩來匯報了上次洛川會談中同張學良討論「反蔣抗日」問題的詳情,並估計張學良在這次談判中還會提出此問題。會談中,周恩來就此問題坦率地和張學良交換意見。周恩來、李克農返回瓦窯堡後,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匯報談判情況時,專門談到張學良關於「逼蔣抗日」的建議。中共中央十分關注,根據國內階級關係變化的實際情況,決定從「反蔣抗日」轉到「逼蔣抗日」。

西安事變爆發後,李克農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進行工作。當時西安市的社會情況十分複雜,群眾思想混亂,國民黨特務伺機活動,挑撥破壞。李克農積極收集國內外的情況反映,提供給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作參考,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作出了重要貢獻。

1936年6月,在宋慶齡的安排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表達了想訪問陝北的意願。中共中央聯絡局轉達了斯諾的要求,並向毛澤東、周恩來簡要介紹了他的情況。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重視,很快批准邀請斯諾來訪。李克農陪同周恩來在安塞縣白家坪村口迎接斯諾的到來。周恩來對斯諾說:「你見到什麼,都可以報導,我們要給你一切幫助來考察蘇區。」 接待工作由中央聯絡局具體負責,作為局長的李克農,對斯諾在根據地的活動安排得十分周到,受到周恩來的充分肯定。

統戰工作的好助手

全面抗戰爆發後,李克農曆任八路軍駐上海、南京、桂林辦事處處長,八路軍總部秘書長,中共中央長江局秘書長等職,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為了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李克農陪同周恩來、葉劍英等經常會見國民黨上層人士和高級將領,有時還與外國友好人士進行接觸,影響不斷擴大。

李克農時刻注意保護周恩來等領導同志的安全。一次,國民黨特務頭子康澤邀請周恩來吃飯,還有幾位黃埔軍校師生作陪,李克農也陪同參加。席間,康澤等對周恩來一再敬酒,表示對老師的敬重,周恩來不好拒絕,便多喝了幾杯,稍有醉態。李克農看到康澤仍在頻頻勸酒,可能不懷好意,便起來舉杯說:「我替胡公喝!」接連幾杯,面不改色,並說:「再來,再來!」康澤說:「好酒量,好酒量!」便不好繼續對周恩來專門勸酒。飯後,康澤又提議請大家合影留念。

回到辦事處,李克農喝了一杯濃茶,腦子清醒了些,覺得這頓飯不大對勁兒,特務頭子康澤還請周恩來與他們集體照相,會不會是個陰謀,必要時拿出合影照片做文章?他越想越不放心。第二天,便帶人找到那家照相館,對老闆說要看昨天相片照得怎麼樣?老闆立即高興地把底版取出來。那時照相底版都是玻璃的,李克農故意把底版拿到門口有光的地方,雙手舉得高高的,看了好一陣,然後轉身進門,忽然「失手」把玻璃底版掉在地上,摔得粉碎,而後連連地說:「對不起,對不起!可惜了,再重照吧。」事後,康澤知道了也只能作罷。

◆1938年,李克農(左一)與葉劍英、張雲逸等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

1938年4月的一天,李克農正在八路軍武漢辦事處辦公,通信員突然跑進來說,周副主席要他趕快去。隨即,李克農便收拾好文件,趕去周恩來辦公室。不等李克農坐定,周恩來就交代任務說:「克農,張國燾私自跑到這裡來了,你去火車站把他接來,可不能空手而歸喲!」 當時,張國燾受中共中央指派,到黃帝陵祭陵後,即乘坐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的轎車到西安,後又直奔戰時首都武漢,尋機叛黨。

中共中央立即電令在武漢的周恩來等人,要他們設法找到張國燾,促其覺悟回頭。4月8日晨,周恩來接到任務,立即派李克農帶人到火車站尋找張國燾。11日,李克農等人想盡辦法,終於在火車上找到了張國燾,搶在國民黨前面,把張國燾「搶」了出來。由此開始,國共兩黨圍繞張國燾展開了一番角力。17日上午,李克農陪同王明、周恩來、博古一起到太平洋飯店同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盡最大努力挽救他。最終,張國燾還是叛離了自己親手參與創建的這個黨。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

1938年冬,武漢、廣州相繼淪陷,桂林成為同華南、華東、西南乃至香港、海外聯繫的重要通道。李克農奉周恩來指示去桂林建立八路軍辦事處。在此期間,他積極開展對國民黨桂系的統戰工作,團結各方人士,使桂林出現了一個較好的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皖南事變,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和在重慶的南方局十分關心李克農及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人員的安危,周恩來連發數電,向李克農通報了形勢,指示他在緊急疏散民主文化人士後,迅速撤回重慶。

不久,李克農一行安全抵達八路軍重慶辦事處,受到周恩來、董必武等的歡迎。李克農繪聲繪色地向周恩來、董必武等講述了他們路上的驚險場面,周恩來道:「三國時有個關公關雲長,過五關斬六將,千裡走單騎,傳為美談。今天有克公李克農,也過五關斬六將,千裡『單騎』走重慶。真是奇蹟。」

因為在重慶地區國民黨的特務很多,活動猖獗,所以周恩來非常擔憂李克農的安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李克農一行在重慶休息了約兩個星期,便趕赴延安。

情報工作的好幹將

抗戰勝利後,李克農擔任駐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秘書長,對外主持交涉和新聞發布活動,對內則統管代表團各項工作。同時,作為中央社會部和中央情報部的副部長,他根據內戰即將爆發的嚴峻形勢,對華北、東北、華東等地的情報組織布置工作。

1947年3月,黨中央撤出延安以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領黨中央的精幹班子組成中央前委,繼續留在陝北,指揮全國各個戰場。葉劍英、楊尚昆、李克農等率領黨中央與中央軍委部分工作人員,組成中央後委,到晉西北地區統籌安排各項工作。李克農住在山西臨縣三交鎮,指揮各地情報系統,通過電臺將重要情報及時報告給留在陝北的中央前委。周恩來後來深情地說:「在陝北戰場上,天天有用得著的情報,使我們對敵情了解得很清楚。」

當時,我軍的軍事情報往往是通過多種渠道獲得的。比如胡宗南進攻延安的情報來源,既有來自被譽為中共情報戰線「龍潭後三傑」之一的熊向暉提供的,又有來自西安情報處提供的。西安情報處直屬李克農領導的中央情報部。從獲取的情報數量和質量來看,西安情報處在解放戰爭中貢獻最為突出,先後向黨中央發送國民黨軍事、政治、經濟情報多達2400多份,計30餘萬字。特別是在宜瓦戰役、西府戰役、荔北戰役等戰役中,西安情報處向中央及時提供了大量胡宗南部隊的政治軍事重要情報。

1947年10月,中共在北平的地下電臺被敵人偵破,致西安情報系統負責人王石堅等人被捕,波及西安、蘭州、瀋陽、承德等一些地下黨組織連遭破壞。好幾位重要情報關係,如國民黨第十一戰區長官部少將處長謝士炎等均被蔣介石下令殺害。這是我黨情報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損失。當時,李克農在河北平山縣東黃泥村,非常痛心,十多天寢食不安,心臟病也犯了。他一面總結經驗教訓、研究對策;一面向黨中央寫出檢討報告,並請求處分。周恩來看了報告後,對李克農慰勉地說:「有這樣的檢查總結和善後措施很好,就照這樣辦。我們進行武裝鬥爭還有打敗仗的時候,何況是秘密戰線呢?反正我們把胡宗南鬥垮了。有此檢討即可,不必議處。」

◆1948年,李克農率中共中央社會部部分工作人員赴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經晉綏根據地臨縣時,與當地公安保衛幹部合影。

在解放戰爭的大決戰中,情報工作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李克農理解中央的意圖,早就致電各個地區的情報部門注意收集有關的情報,並及時把情況報告毛澤東與周恩來。當時與王石堅情報系統並列的,還有潘漢年情報系統、吳克堅情報系統、劉少文情報系統等等。這些情報系統收集到了大量國民黨軍的機密情報,對三大戰役的勝利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9年春,國共進行和平談判。國民黨方面代表團團長是張治中,共產黨方面代表團團長是周恩來。4月1日,國民黨政府代表團抵達北平,我方只派北平軍管會秘書長齊燕銘等到機場迎接。國民黨方面代表團住在六國飯店,住下不一會兒,周恩來到飯店拜訪,見面就質問張治中:「文白先生,很對不起,沒去機場迎接。我請問你,既然是為和平解決兩黨問題,為什麼你還要在事前親自到奉化向戰犯頭子去請示呢?」問得張治中表情尷尬,從而對周恩來的冷淡態度恍然大悟。

原來,3月中下旬,我方情報系統獲悉,張治中去奉化溪口與蔣介石會晤,勸蔣和談。張治中的這些活動,我方情報組織獲悉後,李克農立即向毛澤東、周恩來報告。中共中央決定對張警告一下,故意採取了冷淡態度。張自知理虧,急忙向周恩來訴說苦衷。4月上旬開始,雙方代表團在北京飯店進行談判。特別在解放軍渡過長江與處理戰犯兩個問題上,談得比較艱苦。談判期間,李克農領導的情報系統,及時掌握國民黨代表團內情,使中共代表團一直處於主動。

外交工作的好幫手

新中國成立後,李克農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中央情報委員會書記、中央軍委總情報部部長、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央調查部部長等職。在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時,他在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的直接領導下,全力完成了外交部的組建工作。

1951年7月7日,李克農身負重任,抱病出徵到達朝鮮開城,進行停戰談判。當時的很多談判活動,都是在毛澤東、周恩來電報指導下進行。電報內容不僅談到原則問題的準備,甚至談判方式方法問題也給予具體指導,最終取得了停戰談判的勝利。

1954年2月28日,由蘇聯倡議,蘇美英法四國同意,定於同年4月舉行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這次會議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派代表團參加的重大國際會議。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以外長身份率團參加會議。周恩來批示就組團人選與有關事項由李克農提出方案,工作人員也由李克農決定。

周恩來提出的方案很快經中央批准後,李克農就不顧身體欠佳,全力以赴投入會議的各項準備工作。他與多個部門聯繫,集合了多方面的精英人才,編寫了1700多萬字的資料,組成了160多人的隊伍。李克農積極協助周恩來,為會議達成協議作出了重大貢獻。

1955年4月,亞非會議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舉行。在沒有西方大國參與的情況下,29個亞非國家的政府首腦齊集一堂,討論亞非國家的前途和命運,是現代國際政治舞臺上一個史無前例的創舉,幾個會議發起國來電,邀請新中國參加。中共中央決定接受邀請,派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出席。

◆1960年,周恩來、鄧穎超探望李克農及家人。

西方大國的某些領導人,對這次會議心懷反感,對新中國參加會議更為敵視。他們一面散布說萬隆會議將要失敗,一面玩弄外交伎倆,施加影響,給會議製造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要求李克農準確及時地掌握有關情報,使新中國代表團順利出席會議並取得成功。

3月,中國代表團正在緊張地進行會議準備工作。李克農獲得情報,美國政府與臺灣當局對周恩來出席亞非會議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十分恐慌,「蔣特已布置人對我代表團進行破壞」,核心是暗殺周恩來。這項活動,由國民黨特務頭子毛人鳳全權負責。為此,李克農密切關注敵方的動向。4月11日,載著出席亞非會議的中國政府工作人員、記者及機組人員的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爾公主號」,在從香港飛往雅加達途中爆炸失事,機上人員全部遇難。特務的暗殺目標周恩來總理因剛剛做完闌尾炎手術,臨時秘密改變行程,而倖免於難。

由於長期的隱蔽戰線鬥爭和艱苦的戰爭環境,李克農身體狀況一直不好。1957年10月,他不幸摔倒造成腦溢血而住院治療。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領導對李克農的病情很關心。周恩來幾次到醫院研究治療方案,他數次對醫生們說:「治病就是打仗,有決心比沒決心強。你們大膽治療,出了事我負責。」手術後不久,李克農慢慢恢復了知覺,後逐漸康復。

1958年初,李克農大病初癒,組織上安排他和夫人趙瑛去廣東從化療養。恰巧周恩來、鄧穎超夫婦也在那兒休養,兩對老戰友不時見面。見面時,他們經常暢敘往事,充滿樂趣,十分開心。1960年,李克農的妻子趙瑛不幸患癌症。周恩來、鄧穎超專程到李克農位於北京米糧庫胡同的家中看望慰問。

1962年2月7日,中央工作會議結束。這時,堅持參加會議的李克農身體已經很糟糕,2月9日下午病情發展。周恩來獲悉後,安排鄧穎超趕到李克農家中,連勸說帶強迫,硬將李克農送往協和醫院。孰料幾小時後,李克農病情急劇惡化,搶救無效,不幸去世。

聞此噩耗,周恩來悲痛不已。他立即來到醫院病房,向李克農遺體默哀告別,又和工作人員安排後事,研究治喪委員會成員名單。2月13日,首都各界在中山堂舉行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作為主祭人向李克農遺像敬獻花圈。接著國務院副總理、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致悼詞。悼詞中有周恩來親筆加寫的一段話:「大革命失敗後,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鬥爭;李克農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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