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讀書匯報活動來了,疫情之下適合讀哪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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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12日，言之有範進行了假期第二次讀書匯報活動。本次讀書匯報有共26位同學參加，分享假期讀書心得。在分享的書目中，包括傳播學、經濟學等多個領域的經典書目。並結合當前疫情的特殊時期發生熱點事件，進行了自己的思考。本期分享書目是《公眾輿論》《烏合之眾》《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瘟疫與人》《鼠疫》。

《公眾輿論》

[美]沃爾特·李普曼| 著

分享人：侯雪彤

一、書籍、作者簡介

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國新聞評論家和作家。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在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聲譽。李普曼的時事評論寫作延續了60餘年！他一生寫了上萬篇的時評，發表了涉及新聞學、政治學、倫理學等領域的30餘部著作。

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專欄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眾輿論》中，開創了今天被稱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為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作為一部傳播學經典著作，該書第一次對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讓讀者能細細地體會到輿論現象的種種內在與外在聯繫。此書自1922年問世以來，在幾十年中已經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至今仍然保持著這個領域中的權威地位。

全書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書中第一至第四章，主要論述複雜的外部世界和極其有限的認知範圍等外部因素和個人頭腦中的固有成見、價值觀念以及興趣、利益等內部因素導致了公眾無法認清真相併做出理性決定。

第二部分為書中五六章，論述了領導人如何通過模糊的詞語，統一的象徵製造統一意志乃至公共輿論，並且這樣產生的輿論是與民主原則相背離的，通過操縱輿論同樣可以製造民主的假象。

第三部分為書中第七八章，作者在分析了報紙無力承擔「輿論與法庭」的重任的原因並提出了一些解決方案。作者將這一重任交給了精通某一領域的專家。專家應與決策者保持距離，即將執行者與調查者分離，專家的任務是提供信息。政治和產業部門的專家作為在完全條件下工作的局外人為社會提供大量公正客觀的數據材料，從而使輿論真正反映事實。

二、閱讀體會

在一個世紀後的現代，我們被洶湧的信息洪流衝得支離破碎，讓人分不清觀點與事實、想法與真相。輿論作為與政治息息相關的人類社會產物，在極快速接受信息的時代，很容易讓人產生洞悉一切的錯覺。各方利益團體、媒體（衍生的自媒體）自覺不自覺的引導公眾的注意力和思考方式。所以，在一個世紀後的今天，讀一讀這本《公眾輿論》，反思自身刻板印象的存在，增強信息素養，保持理性思考更是有必要的。

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過於理想化，他的思想帶有「精英主義」的傾向，對大眾持輕蔑的態度，認為無知的大眾不可能形成正確的輿論，必須通過精英來拯救。例如「受眾對所讀到的絕大多數新聞並不具備獨立的知識」。李普曼筆下的專家在現實社會中不可能存在，李普曼認為記者和受眾的刻板成見是形成正確的公共輿論的一大障礙，但同時不存在絕對客觀的新聞，專家在收集情報時也不能保證不帶有偏見。

雖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輿論」的想法也不能幫助美國實現真正的輿論和民主，但是他在《公眾輿論》中提出的「刻板成見」和「擬態環境」卻讓我們認識到：在我們認識世界過程中有時會受到連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的支配，它們不僅影響我們對世界的認識，甚至支配我們的行動。李普曼對現有的民主制度的批判，使我們認識到實現公共輿論和真正民主的任務，依然任重而道遠。

《烏合之眾》

[法]古斯塔夫·勒龐| 著

分享人：張園園

一、內容簡介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創作的社會心理學著作，首次出版於1895年。這本書的創作背景是在法國大革命後，資產階級學者將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看作是理性的勝利。但是，這種看法無法解釋「理性號召人們趕走了國王，為什麼還出現了雅各賓專政的恐怖」。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獨闢蹊徑，從心理學的視角對此進行了研究。這本書雖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因其通俗易懂，頗受大眾歡迎。

在勒龐之前，學者們多是將英雄和領袖作為研究對象，對其進行個人層面的分析和研究，少有人對群體進行研究，而勒龐在當時意識到了群體的力量的崛起。《烏合之眾》共分為三部分：群體心理、群體的意見與信念、不同群體的分類及其特點，細緻描述了群體心理的一般特徵，分析了人們在群聚狀態下的心理、道德、行為特徵。從心理學的角度解釋了為何群體往往呈現出「盲目」、「衝動」、「狂熱」、「輕信」的特點，而統治者又是如何利用群體的這些特點建立和鞏固自身統治的。

部分觀點摘錄：

在集體心理中，個人的才智和個性被削弱。異質性被同質性所吞沒，無意識的品質佔據了上風。

群體是個無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擔責任。這樣一來，那個約束著個人的責任感便徹底消失了。

有意識人格的消失，無意識人格的得勢，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互相傳染作用而轉向一個共同的方向，以及立刻把暗示的觀念轉化為行動的傾向，是組成群體的個人所表現出來的主要特點。

群體在智力上總是低於孤立的個體，但是從感情及其激起的行動這個角度看，群體可以比個人表現得更好或更差，這全看環境如何。

群體衝動、易變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孤立的個人具有主宰自己的反應行為的能力，群體則缺乏這種能力。

群體情緒的誇張和單純；偏執、專橫和保守。

以名譽、光榮和愛國主義作為號召，最有可能影響到群體中的個人。

群體推理的特點，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和三個相似的事物攪在一起，並且立刻把具體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縱群體的人，給他們剔紅的也正是這種論證。

影響民眾想像力的，並不是事實本身，而是它們發生和引起注意的方式。必須對他們進行濃縮加工，他們才會形成一種令人瞠目結舌的驚人形象，掌握了影響群眾想像力的藝術，也就掌握了通知他們的藝術。

群體的信念有著盲目服從、殘忍的偏執以及要求狂熱的宣傳等等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點。

二、讀書感受

其實這並非是我第一次看這本書，我在三年前的時候就已經讀過這本書，當時這本書就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最近之所以重讀這本書，是源於我看到的粥左羅的一篇文章《疫情災難下：請保持理性，不要再加入烏合之眾的狂歡》，這篇文章將《烏合之眾》書中的觀點用來解釋在疫情下很多群體的不明智和非理性的行為。比如最近不斷提及的疫情陰謀論、寵物會感染病毒、搶購雙黃連口服液、對武漢人的惡意等。

在讀完這篇文章之後，我忽然意識到我與這篇文章作者在讀書水平方面的差距。同樣是讀了一本書，但是他可以將書中的觀點恰當的應用到現實生活中，將觀點與事實相照應，從而起到反省現實的作用。而我在讀很多書的時候，往往更注重書本身的觀點和內容，在應用到實踐中這方面較為缺乏，缺乏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在這一契機下，我又重拾《烏合之眾》這本書，試圖在讀書方法層面有所提高。

上述是我所意識到的自己在讀書方法層面的一些想法，接下來我想講一下這本書的內容所帶給我的新思考。不同於第一次讀這本書的全盤接受，這次讀這本書，我更多的直觀的感受是這本書雖然是大眾心理學領域的開山之作，但也存在著不足之處。

首先是在得出觀點的過程中，多是出於以往經驗和歷史事件的參考，而缺乏實驗心理學的充分支持。其次，文中的很多觀點帶有很大的偏見，作者過多的強調了群體的負面形象，比如群體智商低於個人智商，但極少提到群體正面形象和對社會的正面力量。比如在此次疫情中，雖然出現了很多謠言的無序傳播，但是群體在很多事件上如湖北紅十字會事件、李文亮醫生事件都發揮著重要的輿論作用。

總之，我認為《烏合之眾》這本書的功能更多的是在於發現問題和提出問題；而當下讀《烏合之眾》的意義，並非是全盤接受書中的觀點，更多的是提示我們要對群體心理和群體行為報以警惕之心。

《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

[英]約翰·杜翰姆·彼得斯| 著

分享人：李姝婧

《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是一本傳播學的經典著作，它已出版數十年。第一次出版在1999年。原版中文譯名為《交流的無奈》，在最新一版中，改成此名。作者在本書中試圖挖掘傳播學成為一門學科之前的歷史，將傳播理論與實踐的研究置入上下數千年的大背景之中，書中融入了宗教、哲學、社會、歷史、文學、政治和媒介技術史等相關內容，體現傳播學研究的人文取向，從而用一種通俗大眾的表達方式激發公眾對傳播的興趣。

不可否認，這是一本難啃的好書，在序言中，我們能對約翰·杜翰姆·彼得斯以及他所提出的傳播哲學做基礎的了解。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傳播哲學的創立者。傳播哲學是指將傳播作為一種觀念（不是作為學科）從而進行研究。他的學術思想來源豐富，包括歐洲大陸哲學、英國經驗主義、文學、宗教、美國超驗主義與實用主義等多個方面。同時，豐富的個人經歷帶給他獨立批判、勇於創新的學術研究態度。

在這本書中，作者詳細的用五個部分講述傳播觀念的發展，最終作者得出一個結論：交流是不完美的，我們無法忽視交流中溝壑的存在。認識到這一點後，我們才能夠正確的看待交流，交流中的自己與他人。

生活在大眾媒介下的我們，似乎已經習慣電視、網際網路，甚至已經到來的5G等技術帶給我們自身的便利。儘管它們大大的壓縮了我們與他人交流的時間與空間的限制，但我們仍然會感覺到交流的無奈隨處可見。我們對於交流的渴望更多。因此，萌生出了各種各樣的社交平臺滿足人們對於「完美」交流的需求。我們越是依賴，往往越能夠感覺到這種交流的不真實性。事實上，人們期待的交流總是附加了自己對與交流並切實際的幻想，彼得斯這本書就在為我們打破這種幻想，告訴我們完全心意相通的交流實際上並不存在，因為由於背景不同、語境不同，理解的意義也不同。

那麼既然完美的交流不存在，我們是不是就不交流？答案當然是不會，正如作者開篇就講到的，交流失敗並不意味著我們就是渴望搜尋靈魂伴侶的孤魂野鬼，而是意味著我們有新的辦法彼此聯繫，能共同開闢新的天地。曾經阿多諾也說過一句話：人與人之間的疏遠不加區分地廣泛存在，而想要打破這種疏遠的渴望也同樣不加區分地廣泛存在。這本書不是傳遞對交流的悲觀，而是讓我們明白，只有真實的交流，真實的態度，才能夠傳遞你所想要表達的觀點。

《瘟疫與人》

[美]威廉.H.麥克尼爾| 著

分享人：邢拓

一、書籍簡介

威廉H.麥克尼爾（William H.McNeill），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榮譽退休教授。在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其重要著作有《西方的崛起》《世界通史》《瘟疫與人》等。

本書以瘟疫、疾病作為主角，將歷史學和病理學結合，從疾病史的角度對人類眾所周知的眾多歷史現象做出解釋，把傳染病如何在歷史上影響到整個人類的遷移、民族的盛衰、戰爭的勝敗、社會的榮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興滅、政體的變革、產業的轉型、文明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等做了完整的論述。作者認為，眾多歷史現象表明，疾病，特別是其中的傳染病，乃是「人類歷史的基本參數和決定因素之一」。

二、 心得體會

第一，傳染病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的。比如傳染病傳染範圍的擴大。隨著交通工具和運輸能力的改進，洲際社會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傳染病的傳播範圍也由最初的國家、地區內部擴大到國與國之間、洲與洲之間。19至20世紀的鼠疫，蔓延到全球；印度爆發的霍亂，隨著陸路和海路傳播到了更多地方。

第二，人類對於傳染病的認識是不斷深化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會將傳染病、瘟疫宣傳成上帝的意志，而隨著科學的不斷發展，人們對於傳染病的基本認知、傳染途徑、防控方法在不斷深化。本書中提到的，「將患者隔離、曬陽光、戴口罩」等方法基本上與當代傳染病的基本醫學知識無差異。

第三，傳染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類文明與社會發展的進程。這是本書中作者最重要的一個論點。作者在文中提出了一個「微寄生——巨寄生」模式，微寄生就是自然界的病毒、細菌等微寄生物與宿主（人類、鳥類等）的關係模式，巨寄生主要是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模式。(例如，獅子捕食人或者其他動物，人對人的徵服與統治等)。

這兩種模式本質上討論的便是人類歷史上的兩個核心主題：人與自然、人與人。通過這個模式，作者詳細闡述了傳染病在殖民擴張、人口規模變化、城市與鄉村二元發展、經濟發展與政權穩定等方面所造成的變化和影響。聯繫到當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儘管當前隨著公共衛生和醫療水平的提升，傳染病所能造成的影響有限，但不能否認的是，除了每一條鮮活的生命外，疾病還對於民眾心理、經濟生產、社會秩序、文化消費、外交等產生了一系列影響——而這已經遠遠超出了疾病防控專業本身，這對於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四，值得思考的是，到底是什麼因素決定了人類歷史和社會發展的進程？人種決定論？還是環境決定論？賈雷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中認為，自然地理環境的差異，主要影響了不同社會在不同大陸上得到的不同發展。地理環境決定了人種的進化，影響農業發展，進而誕生了組織、技術、文字等社會特徵。麥克尼爾也持類似的觀點。他的學術研究成果更多地關注於技術、自然生態環境對歷史進程的影響。

在《瘟疫與人》中，作者論述了傳染病給人類和人類社會帶來的種種影響，而本書的主角——傳染病便孕育在自然界的生態系統中。溫溼度、降水、氣候、生物、植被等等構成的自然環境影響了寄生物的進化，進而對疾病的產生、人類的遷徙和文明的形成造成巨大影響。例如，非洲與溫帶地區相比在文明上的落後，中國南方廣大地區開發滯後於北方1000年，恆河地區疾病頻發造成印度今日的積貧積弱等等。

當然，環境決定論也不乏質疑的聲音。不少學者就認為，一個長期穩定的外部因素無法成為一個短時間內發生制度或者文明更替的社會發展的根本原因。馬克思認為，在文明發展初期，土壤肥力、水源等代表生活資料的自然資源具有決定作用，在較高的發展階段，森林、金屬、煤炭等代表生產資料的自然資源顯然發揮更多作用。因此，我們理應更全面深刻地理解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的關係，兩者並非是單一的因果關係，人類社會和文明的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而形成的。

《鼠疫》

[法]阿爾貝·加繆| 著

分享人：周韻迪

一、書目簡介

《鼠疫》是一部存在主義文學作品，是阿爾貝·加繆創作的長篇小說，書中描寫了以主人公裡厄醫生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對鼠疫肆虐從而頑強抗爭的故事。

小說講述的故事並不複雜，在北非阿爾及利亞的奧蘭，這座普通和安詳的小城市裡，鼠疫悄然降臨。大量的老鼠死在了城市的各個地方，之後病毒發生跨物種傳播——看門人米歇爾從發病到猝死，接著越來越多的人感染，然後不治身亡。但此刻的政府卻沒有重視這場災難，此刻的市民也並沒有任何防護的意識，因為他們認為疾病不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並且很快會結束。但疾病並沒有像期待中那樣發展，反而加速擴散，城市被封鎖，平靜且安寧的生活被打破。鼠疫蔓延的同時，政客卻想通過災難獲取利益，一些人也通過各種各樣的手段發著災難財，而另一些人卻在積極地與鼠疫做著頑強的抗爭，在荒誕與絕望的現實中，尋找著真理與正義。

二、閱讀感悟

《鼠疫》雖然是一部虛構的故事，但是書中滲透的存在主義思想與內涵卻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究。

存在主義是當代西方哲學主要流派之一，然而存在主義作為一個文學流派的出現，主要是以宣傳存在主義哲學為目的。加繆一直被看作是存在主義者，儘管他自己多次否認，但是在加繆的書中卻不乏蘊含著存在主義的理念。

加繆的存在主義思想帶有極其濃厚的荒誕色彩，他認識到生命的有限性，但是即使生命是有限的，他也主張要用有限的能力去做出無限的反抗。反抗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反抗的過程。

書中鼠疫的結束就像它到來時那樣悄無聲息，人們不再受鼠疫的折磨和威脅而共同慶祝時，只有主人公裡厄醫生清楚的認識到鼠疫的結束，並不是源於他們的奮力抗爭，而是病毒的暫時離開。書中結尾這樣寫道，「據醫書記載，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於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

面對荒誕，需要承認並正視。抗爭者認識到病毒不可能完全消失，不知道它會在何時何地再次捲土重來。未來的不可知與自身的局限性都沒有讓抗爭者氣餒。即使災難再次降臨，有一群人依然會選擇去抵抗和鬥爭。就像書中所說的，「我對英雄主義和聖人之道都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是做一個人。」

在書中作者加繆還描寫了神甫的布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否認了宗教可以帶來的意義。在瘟疫面前，上帝無法拯救人類，只有人類發揮自己的理性與智慧才可以得到救贖，作者通過主人公裡厄醫生的態度表露的是自由的人道主義精神。像裡厄醫生這樣一個虛擬的人物，在現實中也是無數抗爭著的人的真實寫照。

《鼠疫》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國法西斯佔領以後創作的，結合當時的創作背景，鼠疫被隱喻為法西斯專政與戰亂。跳出這個背景來，鼠疫也被看作為災難的象徵。它似乎時刻提醒著我們災禍始終都在，我們不能盲目樂觀，要時刻做好與之抗爭的準備。

END

責 編 | 李姝婧

美 編 | 李姝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