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作家保羅·索魯曾經說：「最好的旅行書裡，每一頁激動人心的文字都暗藏著『孤獨』一詞，它像水印般若隱若現而又不可消除。」
最有名的那本旅行指南叫做Lonely Planet（《孤獨星球》）。在宇宙無盡空虛的黑暗裡，地球從來不是主角，它孤獨地圍繞著太陽系旋轉，而太陽系甚至也不在銀河系的中心，它離銀河系的中心距離約為兩萬六千光年。
人時常錯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或者自己熟悉的生活才是生活的唯一面貌或者本來面貌。但如果我們真的用Lonely Planet那樣的眼光去審視自我的生活，去踏入另一個不熟悉的世界，我們才在孤獨之中發現世界的浩瀚與多樣。
2020年，疫情襲來，旅行突然變得奢侈。一張機票就能夠橫跨大洲、海洋建立起的聯結似乎成了舊夢，外部世界突然變得可怕且可憎——疫情如同海水，把人重新變回了孤島。
也正是在這段隔絕的日子裡，我們才發現旅行的重要性，才注意到那些在旅行中、在異域的生活過的旅人們，於孤獨之中寫下的文字和觀察如此珍貴——我們不能直接踏上異域的土地，但是文字可以。
郭建龍曾在中亞、南亞和非洲徒步旅行，並且寫出了《穿越百年中東》《穿越非洲兩百年》《印度，漂浮的次大陸》等遊記，他總是滿懷好奇心、不畏艱難地深入一個地區，他的旅行不是為了放在社交網絡，而是懷著好奇和敬意去接觸新鮮的文明。
今天，我們看看他眼中的旅行書寫。
作者 | 郭建龍
編輯 | 程遲
我是一個為了好奇心而活著的人。
在旅行中，我利用一切機會與人們交流，既有各地大學機構的教授、學生，也有代表了政治秩序的警察、軍人和參加選舉的官員，以及境遇各個不同的商人、教師、職員、打工者，還包括了戰亂地區想去參加極端組織的青年人，以及各種各樣的難民、偷渡客和倖存者。
我將每一個地區人民的遭遇集合起來，作為對當地政治、文化、歷史和經濟的考察，寫成書籍，將所得所思與大家分享。我的下一步應該是去南美，或者專門針對在海外闖蕩的中國人進行一番考察。我在2020年本應該繼續在海外闖蕩，但變化卻突然而來，打亂了我的節奏......
旅行，去認識世界
2020年的疫情讓世界進入了近百年間最封閉的一年，也讓海外旅行暫時成了禁區。但是，不時出現的國際新聞，仍然讓我牽掛著遠方曾經遇到的人們。
比如，當去年年中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港口發生大爆炸時，我會立刻意識到，6年前我在貝魯特所住的旅館可能已經不存在了。那個小旅館就在港口的旁邊，距離發生爆炸的碼頭直線距離只有兩三百米而已。通過網絡上流傳的照片，我能夠認出那條街區，甚至看到那棟已經被毀壞的樓，但當我試圖去了解我見過的人是否安好時，卻得不到答案。
發生爆炸後的黎巴嫩首都貝魯特港口。 圖/維基百科
到了11月，衣索比亞政府軍再次與提格雷的地方武裝發生了衝突，政府軍炮轟了提格雷的首府梅克勒，我突然想到，我的書《穿越百年中東》有一部分章節就是在梅克勒的一家小旅館裡寫出來的。
我甚至忘了那個旅館的名字，卻記得在那兒有一位美麗的女孩子，她夢想著去首都阿迪斯阿貝巴讀書。但是，她的夢想到底實現了沒有？當戰亂再次籠罩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時，她在梅克勒的家人到底怎樣了？依然沒有答案。
如果不限於去年，那麼還有更多的人和事讓我牽掛。
2016年，我在喀布爾遭遇了人生最危險的劫難，最後雖然人沒有被綁走，但頭上、胳膊上都被砍傷，身上所有的錢、設備和證件也被搶得一點不剩。但更讓我想不到的是，在這個世界上最著名的戰亂之地依然是有秩序的，阿米裡探長竟然能夠幫我找回所有的證件和設備（只有美元沒有找回），讓我不用回國補辦證件，得以繼續我的旅程。
坦贊鐵路的一個小站。圖/作者提供
兩年前，我還可以聯繫上這位探長，可是現在我已經聯繫不上他了，他又是否安好？
當馬裡、布吉納法索等西非國家不時又爆出來恐怖襲擊時，我立刻想到了在那裡遇到的人們，比如曾經在我得瘧疾時幫助過我的一位商人馬依噶，他即便面對著戰爭和國家分裂，遭遇過兩次劫匪，卻依然帶著樂天的生活態度，以及對國家和民族的深深同情。
我遇到過的難民、偷渡客朋友是否回到了家鄉，或者找到了謀生手段？我見到的大學生是否實現了去歐洲讀書的理想？那位想要去參加ISIS的青年還活著嗎？等等，太多的問題都不再有答案。
旅行使人惆悵，因為可以見識真實的世界，而當世界變得真實時，它可能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可愛。
以非洲為例，對於普通人，非洲往往意味著壯觀的沙漠和離奇的動物，但非洲的主體——人，卻往往被忽略了。只有去過、看過，才知道那兒的大部分國家依然貧窮，需要世界幫助的同時，他們也在自救，尋求自我發展，只是由於之前殖民時代留下的羈絆太多，想要發展依然困難重重。
非洲的壯觀沙漠景象，經風化作用形成的巖石山嶺。 圖/維基百科
也正因為旅行的沉重感，當遭遇了新冠襲擊之後，人們首先嘲笑的，就是那些在疫情期間恰好流落異鄉的旅人。
然而，這些嘲笑別人的人可能不會理解，旅行除了疲憊，也可以給人希望。事實上，旅行是真正擺脫固步自封的手段。
一旦青年們走出了國門，他們會看到，即便再貧窮的地方，當地人的社會也有不少可取之處，比如穆斯林社會的誠信和心口相符、東南亞社會人們之間的信任感、非洲和印度人的熱情。
只有理解了世界的複雜性，才會拋開黑白二分的世界觀，去追求事物背後的來龍去脈。比如，只有聽到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雙方人民的訴說，才能理解卡拉巴赫問題不是非黑即白的現象，而是歷史、民族、宗教等問題糾纏在一起，將雙方都變成了受害者。
旅行見證文明
那些喜歡的旅行的人們，也往往在經歷了世界的壯闊和深邃之後，轉型成為學者、政治家、外交家、人類學家、動植物學家等等。
在很長時間內，世界上最好的博物學家也是極為優秀的旅行家。其中最成功的是德國的亞歷山大馮洪堡，這位出生於1769年的博物學家在生物學、地質學等多個方面都有極深的造詣，並踏遍了南北美洲的大部分領土。
發現了進化現象的達爾文也是一位博物學家，他跟隨小獵犬號的旅行就是一種遠遊、考察和發現的過程。與達爾文齊名的華萊士也曾經花了大量的時間考察太平洋的島嶼。
從左到右分別為亞歷山大馮洪堡、達爾文、華萊士。
當明清時期的中國人逐漸走向封閉的時候，歐洲人卻將好奇心發揮到了極致，海外的經歷也成了政治家重大的財富。比如，英國首相邱吉爾在成為政治家之前，就曾經在印度、阿富汗、南非等地生活過，甚至在英國與布爾人的戰爭中成為俘虜。
即便到了今天，這樣的習慣依然保留著。英國首相德蕾莎·梅伊時期的外交大臣斯圖爾特，就曾經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不久，就以純粹旅行者的身份前往阿富汗進行了徒步穿越，這本來是年輕人的撒潑冒險，卻足以影響他的世界觀，並可能間接造就了一位外交大臣。
小獵犬號。圖/維基百科
與中國不同，歐洲和美國的許多學者和政治家都有過海外打工或者闖蕩的經歷。最近幾年華文世界非常著名的寫中國系列的彼得·海斯勒，也曾經以志願者的身份來到中國，並最終成為著名記者。
在歐美世界，旅行文學也已經成熟，完成了職業化，不去說那些專門以旅行文學打江山的人如保羅·索魯，就連嚴肅文學的海明威，從本質上講，就是一個去往非洲和歐洲的背包客而已。
英國作家奈保爾以異域小說出名，但他的印度遊記同樣深入人心，他的小說素材也是在異鄉生活時獲得的。可以說，不管是約瑟夫·康拉德、格雷厄姆·格林，還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多麗絲·萊辛，如果沒有異域和旅行，就沒有他們的文學道路。
在中國歷史上，凡是遺留下旅行文學作品的朝代，也往往都是那些外向型的、更加具有胸襟的朝代。
事實上，中國在旅行文學史上的地位一點也不低，以至於歷史學家研究中亞、印度、東南亞等地的歷史時，往往需要藉助中國古典作品，才能窺得一鱗半爪。
當我在柬埔寨旅行時，最好的旅行讀物不是各種現代的旅行指南，而是來自一位700多年前的元朝人周達觀。
作為一名使者，周達觀詳細地記錄了吳哥（當時叫真臘）的地貌、建築和風俗，竟然與現代人們所見的幾乎一模一樣。在他的敘述中，我們能夠看到巨大的吳哥窟，以及龐大的吳哥城，我們也知道，在當時的吳哥，就存在著一個中國人群體，表明我們的祖先並非一直是固步自封的。
吳哥窟。圖/維基百科
日後，隨著法國人亨利·穆奧和英國人安娜·裡奧諾文斯再次發現吳哥，驚奇的歐洲人甚至將之當成是希臘的亞歷山大和羅馬的圖拉真東徵時期建造的遺址，因為他們不相信這是由東方人建造的。可是，由於周達觀的記錄如此詳盡，才讓人們確認，在東方也擁有著世界上最偉大的石頭建築。
在元代時，中國旅行者的足跡也並不比歐洲的同時代人差。雖然歐洲的傳教士們曾經跟隨著蒙古人來到了哈拉和林和大都，而年幼的馬可·波羅更是成為時代傳奇。但是，中國人也曾跟隨著蒙古人的擴張走遍了已知世界。
比馬可·波羅還早的時候，中國著名的大臣耶律楚材和道士丘處機都曾經前往外蒙古和中亞地區，見證了蒙古人對中亞的徵服。
更加神奇的是生活在漢地的馬可斯（一位蒙古族人）曾經從中國前往敘利亞，並成為全世界景教的教主，而另一個來自漢地的人巴瑣瑪（可能是維吾爾人或者汪古人）則在伊利汗國蒙古人大汗阿魯渾的派遣下，前往西歐地區出使，成了最早前往西歐的中國人。
馬可·波羅在回程時選擇了海路，這條路對於中國人也早已開放，旅行家汪大淵就記載了這樣的行程，並讓現代的人們知道，在世界旅行的大潮中，除了伊本·白圖泰和馬可·波羅這樣的外來者，中國人也是必不可少的。
馬可波羅畫像。 圖/維基百科
這些人的記錄，無不表明了當年一個世界帝國的繁榮昌盛。而在更早之前，不管是唐代還是東晉十六國時期，中國人的記錄都成了流傳下來的對印度最詳盡的記載。
唐代的玄奘和義淨不僅為我們留下了印度的記錄，還包括了中亞的內陸和東南亞的海洋，杜環更是成了遠達非洲的第一個中國人，並告訴人們，即便在遙遠的伊拉克境內（當時的阿拉伯首都庫法），也已經有了一個中國的工匠和商人群體存在。
東晉時期的法顯、北魏時期的宋雲和惠生，他們所經過的道路，即便到了千年之後依然不變，在我經過巴基斯坦北方時，所看到的景象與當年法顯見到的，幾乎毫無區別。
法顯在阿育王宮殿。圖/維基百科
法顯的記錄還給了我們一幅跟現代旅行者類似的圖景：法顯的同伴們並非一起上路的，他們只是在路上遇見，並向著同樣的目的地前行，在路上，他們有歡樂有爭吵，一會兒分開，一會兒又相遇，有的人提前回來，有的人死在了路上，最後剩下少數人到達了印度。
現代的背包客同樣在路上聚聚散散，無數次相遇，又無數次懷念。看到這樣的文字，才能明白數千年來的人性是沒有變化的。
中國旅行文學的再起步
當中國人驕傲地談論著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慈恩傳》時，卻又忽略了另一個事實。雖然玄奘代表了中國海外旅行的高峰，但也恰好在玄奘的同時代，中國人卻突然落後了。我們可以做一個這樣的對比：
公元622年，也是玄奘西行之前五年，穆斯林的先知默罕穆德剛剛逃離了故鄉麥加去往麥地那，這時的伊斯蘭教還未出現於世界。八年後，玄奘到達那爛陀寺的同一年，從麥地那出發的默罕穆德又徵服了故鄉麥加，隨後，伊斯蘭教擴張之迅速，超出了人們的想像。
公元632年默罕穆德死亡，短短的三年後，阿拉伯半島已經統一在伊斯蘭的旗幟之下。又過了八年（640年），阿拉伯人已經完成了對敘利亞的徵服，而此時，玄奘仍然在印度，正準備和戒日王的第一次會晤。
紅海日出。圖/作者提供
公元651年，阿拉伯人徵服了波斯。此刻，玄奘已經歸國，他的名著《大唐西域記》剛剛完成了五年。
也就是說，在玄奘出發之前，在西方世界還沒有伊斯蘭教的影子，到玄奘歸國不久，西方已經出現了一個橫跨亞非的龐大帝國，從北非經過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直達伊朗、阿富汗。
《大唐西域記》書影。圖/維基百科
唐朝已經是中國最外向的王朝，然而，在出了玄奘和義淨等僧人之後，對於世界的考察就慢慢中止了，旅行者變得越來越沉默，到了安史之亂後，隨著路途的中斷更是慢慢絕跡。
反而是阿拉伯人接過了漫遊的旗幟，從此開展了對東西方的大規模徵服和考察，阿拉伯的旅行者和商人遍布世界，甚至在安史之亂時期在廣州掀起了叛亂。
唐代繁華街景。圖/《長安十二時辰》
對於世界旅行文學而言，從此中心不再在中國，而是進入了阿拉伯時段，阿拉伯的地理、天文和數學知識也進入了爆發時期。
不管是阿拉伯人的探索，還是後來西方世界的地理大發現，與這些成就比起來，中國對於世界的考察雖然有過高潮，但依舊有局限。
若要深究，可能因為不管在現代還是在古代，旅行都是少數人的活動，只有極少的僧侶、商人和使臣能夠前往。他們的書籍雖然傳下來一部分，但對於大多數人來說，那些異域世界都顯得過於遙遠了，不在他們關注的範圍內。
即便到了清代，對於異域的想像依然是《西遊記》和《鏡花緣》式的，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奇思妙想。文人們沉浸在白骨精和雙面國的遊戲文字之中，對於真實的世界不感興趣。在這樣的氛圍下，中國的旅行文學一直作為一種邊緣化的文體存在。
《西遊記》早期版本。圖/維基百科
即便在清末和民國時代出現了徐志摩、蕭乾這樣一批寫出了海外報導的人，但因為國內的政治情勢，海外旅行再次成為了不可能。直到改革開放之後重新起步時，中國人對於海外的陌生感已經直逼1840年。
幸運的是，在短短的40年裡，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人們對於海外的認知也在迅速提升。特別是對歐美日等發展中國家的認知，甚至可以說，中國知識界對美國的了解，已經不比美國知識界對中國的了解差。作為了解世界窗口的旅行文學也有了一定的發展，比如以探索美國憲政制度聞名的林達，以及在中東地區擔任記者的唐師曾。
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曾經是一代年輕人的記憶。圖/《歷史深處的憂慮》
但是，旅行文學依然只是一個很小的門類，特別到了現在，隨著背包客的興盛，本應出現更多的好作品，但我們看到的大多數都是最淺薄吃喝玩樂流水帳，缺乏有深度的作品。加之今年新冠的影響，出國旅行已經不再時髦，逐漸退出了人們的話題。
而市面上的文藝青年們所看的旅行文學，依然只是臺灣的背包客三毛寫於幾十年前的遊記。
到目前為止，旅行文學依然只是一個只有少數人參與的遊戲，如果將簡單的吃喝玩樂型排除在外，剩下的恐怕一隻手就可以數得過來。
最近幾年，市面上出現了更有深度的旅行文學作品，在小說方面，有鄭辰所寫的《羅摩橋》，而在遊記上，能夠數得出的，就只有去年劉子超描寫中亞的作品《失落的衛星》了。
旅行文學的邊緣地位，與中國現代的經濟地位顯得極不相稱，那些充滿了好奇心去觀察世界的人還是太少。當我們在經濟上與世界不再只是簡單的貿易關係，向外看，去了解世界，遲早會變成一種硬需求。
我希望，世界旅行不僅是一種可有可無、甚至受到嘲笑的行為，而是變成一種走向文明的敲門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