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由周冬雨和易烊千璽主演的《少年的你》上映，揭開了校園霸凌事件的惡劣性質，引發了全民對於校園霸凌的關注與討論。2020年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百度發布了《加強知識科普，讓孩子遠離侵害——2020世界兒童日搜索大數據》報告。報告顯示，2020年「兒童侵害問題」相關搜索熱度同比上漲195%，「校園霸凌」位居兒童侵害問題搜索第一位，並在9月1日開學後熱度激增81%。
言語攻擊、推搡、毆打是校園內不為人知又屢屢發生的事情。看似平靜的校園裡，校園霸凌的種子在悄悄生長。2014年荷蘭電視臺製作並播出了一檔聚焦校園霸凌現象的節目《霸凌》（The Bully Project），節目以隱藏攝像機的方式，記錄校園內發生的真實霸凌行徑。節目組將這些視頻帶到學校給老師們和學生們看，向霸凌者展示他們的惡劣行徑，試圖喚醒他們的良知，敦促校方重視校園霸凌現象並採取舉措。
節目一經播出，引起荷蘭民眾廣泛熱議。這種由施暴者出於嫉妒、憤怒、渴求權力與威望的心理所施加給受害者的口頭及肢體上的攻擊性行為，愈發頻繁地暴露在人們的視線中。
隨著越來越多的校園霸凌事件登上報紙新聞，荷蘭人民對校園霸凌的關注度一再攀上峰值。2016年，treitervlogger以35%的得票率當選荷蘭年度熱詞 ，該詞指的是將霸凌過程拍攝下來，並將其公開散播的人。由此可見，校園霸凌是荷蘭社會關注的一大焦點。
然而，校園霸凌不僅是荷蘭社會的燙手山芋，也是全世界所面臨的一大問題。
校園霸凌已經成為世界性難題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第16條的要旨是創建和平、包容的社會以促進可持續發展，讓所有人都能訴諸司法，在各級建立有效、負責和包容的機構。其中的一大目標就是制止對兒童進行虐待、剝削、販賣以及一切形式的暴力和酷刑。
然而，據聯合國發布的《2020年關於預防暴力侵害兒童行為的全球狀況報告》的報告顯示，很多國家並沒有遵循既定戰略保護兒童，致使越來越多的兒童遭遇傷害、殘疾和死亡。每年約有10億兒童遭受不同形式的傷害。這一數據背後恰恰反映出校園霸凌問題已經十分嚴峻，不容忽視。
報告顯示，每3個11-15歲的學生中就有1個遭遇霸凌，而在所有遭遇霸凌的11-15歲的孩子中，有13%的學生無法正常畢業。
荷蘭校園霸凌問題不容小覷
在荷蘭，校園霸凌現象也不容樂觀。據荷蘭在線了解，2018年荷蘭五所高校與荷蘭提姆布斯研究所(Trimbos Institute)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30%的荷蘭小學生曾在學校受到過霸凌。每14個孩子中就有1個在一周內多次遭受霸凌。其中三分之一的孩子不會告訴他人受霸凌事實，97%的孩子多年內持續受到霸凌。
然而，校園霸凌現象不僅出現在學生的實際校園生活裡，包含侮辱、恐嚇、造謠在內的網絡霸凌現象也日益嚴峻。隨著社交媒體的廣泛傳播和使用，荷蘭的年輕人遭受的網絡霸凌日益增多。荷蘭中央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荷蘭有40萬名15歲及以上的人士受到網絡霸凌，其中近一半的案例都發生在同校學生之間。
今年，由於新冠疫情的爆發，線上授課成為學校的主要授課模式，兒童使用網際網路的頻率和時長都在增加。位於荷蘭海牙的歐洲刑警組織在今年發布的報告顯示，線上暴力和仇恨行為也在不斷增長，在一些國家，越來越多的成年罪犯試圖通過社交媒體主動與兒童接觸，這也加劇了網絡霸凌現象。
校園霸凌在不同文化和家庭背景的孩子中的嚴重程度有所不同。荷蘭青年協會（The Netherlands Youth Institute）2017年的數據顯示，非荷蘭裔學生則比荷蘭裔學生更易受欺凌。
協會並未指明造成該類差異的根本原因，但分析全球範圍內的校園霸凌事件後我們不難發現，通常弱勢群體更容易遭受校園霸凌，包括殘障、同性戀群體，以及文化、種族、宗教背景與校內大多數學生不同的少數學生群體。
由於他們所處的群體在校園內屬於少數人群，在校園內顯得格格不入。同時，由於學校缺乏對該類少數群體的保護，他們在體格、人數上都處於弱勢地位，因此更容易成為霸凌者的目標。
大部分的校園霸凌者是為了提高他們在學生群體中的地位而霸凌他人。許多霸凌者缺乏一定的共情能力，他們通過霸凌行為獲得快感與刺激感。還有的霸凌者曾經也是受害者，心理上的壓抑與自卑驅使他們走向霸凌他人的道路。
究其根本，霸凌行為的根源通常與霸凌者的家庭背景和成長環境有關。長期受虐待、缺乏家長關愛與教育的孩子更容易產生攻擊性行為，以宣洩壓力或獲得他人的關注。
霸凌行為給受害者造成的打擊是毀滅性的。霸凌給受害者帶來的焦慮、恐懼和不安會使他們的注意力降低、學業成績下降，最終導向失學、逃學或完全輟學。
以制度為保障，荷蘭學校、教師、家長、社會機構攜手應對校園暴力
為了解決荷蘭校園內嚴峻的霸凌行為，荷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霸凌舉措，且已初見成效。根據荷蘭在線的消息，2014年，14%的荷蘭小學生每月會遭受多次霸凌，2016年這一數字降到了10%。2014年荷蘭中學生每月遭受數次霸凌的比例是11%，2018年下降至5%。
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相比，荷蘭的總體表現也不錯。據2018年TALIS（教師教學國際調查）對歐盟各國學校霸凌事件的調查顯示，芬蘭有29.4%的學校每周都會發生霸凌事件，英國為29%，瑞典為27.9%，法國為27.2%，而在荷蘭，這一數字為14.7%。
荷蘭初中等教育及媒體大臣斯洛布(Arie Slob)表示，這一現象的好轉歸功於學校、教師、學生、家長以及所有致力於終結校園霸凌的個人和機構所付出的努力。
荷蘭規定，自2013年起，學校必須負責處理校園霸凌，尤其是網絡霸凌。2015年，荷蘭頒布了新的反霸凌法，強制學校執行有效的反霸凌政策，同時加強對學校反霸凌政策實施的監管，為校園霸凌受害者提供了法律保障。依據荷蘭法律法規，各級學校有義務創建安全的校園環境，保障學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當然，法律並不能完全終結校園霸凌事件，但在法律的規定和約束下，越來越多的荷蘭學校採取了反霸凌方案，有效控制了校園霸凌發生頻率。同時，針對已經發生的校園霸凌事件，學校聯合各方積極介入幹預。
受荷蘭教育、文化及科學部門（the Dutch Ministry of OCW）委託，荷蘭烏特勒支大學、格羅寧根大學、拉德堡德大學、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提姆布斯研究所的教授和研究人員在荷蘭國家教育研究計劃（Netherlands Initiative for Education Research）支持下，對7項反霸凌方案進行試驗，最終得出四種適用於小學教育的有效反霸凌方案（PRIMA、KiVa、Taakspel、Alles Kidzzz），由各學校推廣實施。
與其他的反霸凌方案不同，這些反霸凌方案都以科學研究為基礎，將計劃的重點從傳統的「杜絕結果」改成「防範於未然」，利用創新手段從學習環境、教師培訓、家長教育、主題課程搭建上抑制霸凌行為的增長。
這些反霸凌方案不僅針對霸凌者和被霸凌者，還覆蓋到了全體學生、教師和家長，通過情景模擬等活動向各方科普不同的霸凌情況和應對方式，培養了孩子們的尊重、寬容意識和人際交往能力，提高了教師的應急處理能力，增強了家長對孩子的關注與教育。
在實行這些反霸凌方案的學校中，霸凌的受害率大幅下降。2013年，在實行KiVa反霸凌方案的荷蘭小學中，被霸凌的兒童比例從2012年的29%下降到了13.5%。
除此之外，針對不同的年級段和受眾群體，荷蘭還有很多種不同的反霸凌方案，學校可以自主選擇，採取最適用於本校情況的方案。
荷蘭在線了解到，在預防校園暴力行為的同時，荷蘭的每個學校也都制定了霸凌事件發生後的應對方案。學校會對霸凌程度進行分級評估、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預警通報，並對事件進行處理。一旦霸凌事件發生，老師會直接介入，召開三方家長會，由老師、霸凌實施者的家長和被霸凌孩子的家長參與，聲明處理辦法。在學校，老師會密切關注被霸凌的孩子的行蹤狀況，避免有人刻意孤立他們，防止他們再次受侵害。
除了政府的法律保障、學校和家長幹預之外，荷蘭的一些社會服務機構也自發提供各種援助。隸屬於荷蘭少年兒童服務機構Bureau Jeugdzorg的兒童幫助平臺kindertelefoon.nl為荷蘭8-18歲的兒童和青少年提供各方面的心理疏導與建議。其中，霸凌問題是該平臺最常被問及的問題之一。受霸凌的兒童和青少年可以在該平臺通過電話、在線聊天或論壇討論的方式尋求幫助與支持。
終結校園霸凌，實現可持續發展
校園霸凌給受害者帶來的陰影可能會伴隨他們一生，他們可能終生被焦慮、不安與痛苦纏繞。校園應該是孩子們學習知識、收穫友誼的烏託邦，而不是偏見、歧視、暴力滋生的黑暗土壤。
荷蘭對這一問題保持著持續關注和重視，政府、社會機構、學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校園霸凌應對體系，從源頭預防出發，積極幹預和介入霸凌事件處理，關注受害學生的心理健康，為世界各國終結校園霸凌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終結校園霸凌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之一，也是各國各級學校致力於解決的問題。2020年是聯合國成立75周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奧德蕾·阿祖萊表示：「確保學校環境對於所有兒童都是安全的，這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們需要共同思考和行動，以制止校園和整個社會的暴力。」
為完成這一目標，社會各界將攜起手來，為反校園霸凌建立全面完整的體系，終結校園霸凌，還孩子們一個無憂無慮、充滿希望的樂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