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很早就認識到言辭的重要性，《詩經·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毛傳：「輯，和；洽，合；懌，說（悅）；莫，定也。」這句詩的意思是言辭和順，百姓就融洽和睦；言辭動聽，百姓就安寧悅生。關於言辭的重要性，《詩經·大雅·抑》也說：「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告誡人們言語不可不慎重。據《論語·子路》記載，魯定公曾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興邦，一言喪邦」固然言過其實，但言語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視的，尤其是事關國家政事更應該用詞嚴謹。《論語·憲問》：「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裡子產潤色之。」一份完善的命令出爐，竟然需要那麼多人為之嘔心瀝血！先秦時期人們對言辭的重視，《說苑·善說》用一段話進行了歸納總結：「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安所用之。』昔子產修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慚；蘇秦行說，而六國以安；蒯通陳其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不善。」
內心的想法被稱作「志」，有時也稱作「意」。《莊子·外物》說：「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人的語言能力有高有低，很多人有「言不盡意」的人生體驗。《周易·繫辭上》引孔子之言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為此聖人不得不「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語言的基本功能是表情達意，情和意都可以憑藉言辭進行傳達。曹植《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其中的「誠素」就是情愫。情意既可以藉助言辭通達對方，也可以藉助其他方式——比如玉佩。但在人類掌握語言後，交流溝通主要依靠語言來進行。情意就象靈魂一樣，憑附在言辭之上，經人接聽然後為人理解。或者可以這樣說，言是車駕，情意就是車上的貨物，從此地載到彼地。在生活中，語言是表情達意最便捷和最常用的方式。
孔子在《論語·衛靈公》中說：「辭達而已矣。」在孔子看來，說話最重要的是將內心的想法準確無誤地傳達給對方。在《周易·文言傳》中，孔子提到了「修辭立其誠」，要求修辭者持中正之心，懷敬畏之意，對自己的言辭要切實負責。「修辭立其誠」要求說話者懷真誠之心，從心靈深處發聲音，講真話。孔子還說過「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的話，見於《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而無文，行而不遠。』」為了精準地表情達意，有必要對「言」進行修飾，但「文以足言」，不能以文害辭，以辭害意。楚竹書《孔子詩論》第一簡「文亡隱言」，意思是「文」不要起到遮蔽言辭的負面作用，強調的也是對「言」的修飾不能過分。《論語·季氏》記載孔子之言：「不學《詩》，無以言。」孔子以《詩》授徒，目的是培養學生的言語能力。孔子重視言辭，孔門四科中就有「言語」一科。但孔子反對巧言，認為「巧言亂德」（《論語·衛靈公》），「巧言令色，鮮矣仁」（《論語·學而》，聲稱「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在孔子看來，「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修飾過甚會給人誠意不足的印象。在孔子的學生當中，宰予、子貢都善言辭，但孔子對他們都有嚴厲的批評。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載：「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論語》記載宰予的地方有兩處，一見於《陽貨》，宰予與孔子辯「三年之喪」，孔子稱「予之不仁也」。一見於《公冶長》，宰予晝寢，孔子罵宰予「朽木不可雕」後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宰予言行不一，讓孔子非常不滿意。
孔子一方面重視「言」的作用，另一方面反對對「言」進行過分修飾。然而，現實卻是「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論語·雍也》），如果既不能像祝鮀那樣能言善辯，又沒有宋國公子朝的美貌，就很難在這個世界上立足了。容貌是天生的，言語則可以習得。春秋之後，善辯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孟子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說：「君子必辯。」（《荀子·非相》）辯必文其言，文其言則難免過其實，有傷「修辭立其誠」之初衷。尤其是那些縱橫家們，他們繼承了春秋時期「行人」相聘於諸侯的傳統，熟悉縱橫捭闔之術，憑藉自己的口才，鼓吹「縱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史記·蘇秦列傳》）。為了自己的功名利祿，他們見風使舵，明辨利害得失，為諸侯爭城、掠地、殺人、滅國，出奇謀，劃妙策。他們或遊說君王，或互相辯難，無不變本加厲，鋪張誇飾，務必出奇制勝，決勝千裡，形成的文字固然令人拍案叫絕，但也背離了「修辭立其誠」的原則。
呂叔湘先生將語言分為「口語」和「筆語」。「文」在先秦時期的「口語」和「筆語」中已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縱橫家們的言談風氣極大地影響了先秦諸子的著述，各種言說技巧被運用到著書立說當中，大大增加了諸子散文的可讀性。然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卻指出：「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先秦諸子競逞口舌之辯的書寫方法，引起了一些人對以文害辭的擔憂和警惕。《老子》八十一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老子反對對「言」進行修飾，認為修飾會對「言」所承載的志意產生傷害。在言文關係方面，孔子的看法還是比較辯證的，老子則顯得相當偏激。在諸子散文中，《墨子》一書最乏文採，這當然與其「非樂」思想有關。在墨子看來，「文」與「樂」一樣，因為不切實用所以不被重視。韓非對《墨子》一書之所以缺乏文採卻是這樣看待的：「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值），以文害用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韓非深恐人們「覽其文而忘其用」，所以又特意講了「買櫝還珠」和「秦伯嫁女」兩個寓言來說明「以文害用」這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