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王石以業餘登山隊員身份登上珠穆朗瑪峰時，《南方日報》曾對他進行過專訪。採訪中，當被問及他經商是否與其家庭背景有關時，王石表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我個人的事。我的父母都曾當過軍官，後轉業到地方鐵路擔任領導職務。我曾有意查詢家譜上溯30代沒有發現我家祖宗有理財『優良傳統』。」王石還表示，「一直到今天都是靠拿工資幹活，年薪60萬元，這在上市公司都是公開的。目前萬科有14億股，每股6塊多，我個人只有27萬股，我還有200多萬元存款，100多萬元的房子，在深圳算起來也就是個中產階層。我不是一個富翁。」
王石稱，萬科沒有「裙帶關係」痕跡。
以下為2003年《南方日報》專訪王石內容摘選：
王江穗，王石妻子，王寧女兒。2012年10月被曝與王石離婚。
記者：登峰歸來後至今，包括您在內的登頂隊員似乎都參加了相當隆重的各種慶祝儀式，您有何感想？
王石：不適應！
記者：怎麼說？
王石：5年來我登頂10座世界高峰，每次走進大雪山，少則半月，多則兩月有餘，從來沒有遇到如此多的喝彩、鮮花和掌聲。之所以受到如此禮遇，可能一是今年登的是世界第一峰；二是因為中央電視臺強力轉播；三是恰遇「非典」時期，老百姓坐家中看電視者增多，並把登山與戰勝「非典」聯想到一起，有共鳴之處。但我也擔心(笑)，以後要是沒有這些鮮花、掌聲、喝彩了，我又會否出現另一種「不適應」。
登山不是對大自然的徵服，而是對人類自我的挑戰
記者：這次珠峰登頂歸來，我聽到一種指責的聲音說：這是人類對大自然的又一次「集體強姦」，您知道嗎？
王石：這種說法我還是第一次聽到，而且是一種極端的說法，有點聳人聽聞。當然，任何體育運動都有負面效果，登山也不例外。
記者：這種說法的背景是，目前尚未完全控制的「非典」疫情就是源於人類對野生動物或大自然的過度侵害，導致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
王石：今年是人類登上珠穆朗瑪峰50周年，登山者已經樹立了很強的環保意識，儘量不給大自然帶來破壞和汙染。中國登山隊協會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向有對大自然保護的優良傳統。深圳曾組織一次登山攀巖活動，要打巖石釘，請示時，中國登山協會主席李致欣告誡說：如果巖上有樹，最好打樹套，不要打巖石釘，以免破壞巖石體。登山運動員對大自然保護最為在乎。這次登珠峰過程中，8300米以下的垃圾，甚至一塊糖紙，我們都收集起來，然後用犛牛送到大本營，再用車運出山外。我們日常所見的爬山過後漫山遍野都是垃圾的景況，在登山運動來說是不可能的。但是8300米以上山峰上的登山者遺骸、廢氧氣瓶，很難運下山來。
記者：那您登上珠峰之頂後的最大自我滿足，是不是「徵服了自然」？
王石：我從來沒有說自己登山是徵服自然。長沙嶽麓山有一塊刻有「登高生悲」的石碑。一般人們都說「登高望遠」、「一覽眾山小」，豪情滿懷。實際則是登到山頂後，人覺得自己是很渺小的。登山者往往是因為不滿現狀，通過登山尋求某種心靈上的解脫。登珠峰與三峽攔壩不同，登山是親近大自然，三峽攔壩是與大自然鬥。
我喜愛登山，就是因為沒有年齡限制
記者：您什麼時候對登山起了興趣？
王石：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登山，小時候父親帶著我到城市郊區登山，中學也沒有停止登山，當兵、上大學，後來到深圳都一直在登山，但大都是3000米以下的小山。
記者：您個人為什麼對登山情有獨鍾？
王石：沒有什麼原因。40歲前我一直還踢足球，40歲以後就不踢了，因為年齡上的原因，我不再適合競技性的體育活動。
記者：登山和踢足球的區別在哪裡？
王石：足球之類的競技運動是與別人競爭，登山是與自己競爭，是挑戰自我。至今，登珠峰年齡最大的登山隊員是70歲。年齡不是登山的最大障礙。
我不是工頭！
記者：有議論說，登山是極其危險的極限運動，作為萬科董事長，您登山是對股東和股民不負責任，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王石(激憤地)：我不是工頭！董事長的作用主要在三個方面：決策、監督和培養人才。萬科並非離不開我王石，如果我一離開萬科，萬科就出現問題，那是不正常的。
記者：但是作為萬科董事長，您的一舉一動都與萬科的發展緊密相關……
王石：登山純屬我的私人愛好。上市公司高層出事，肯定要影響公司經濟效果。但是，許多國外的大企業家並沒有因此放棄私人愛好。我要登珠峰的消息，在動身之前很久就已經公開，登山當然有風險，但是股東們可根據對我個人的信賴度，選擇是否拋售手中的萬科股票，這是高度透明的。股東有自己的選擇權。
記者：您的反應好像很激烈……
王石：我1983年下海經商，1984年組建萬科，1999年辭去公司總經理職務，一直盡職盡責，無怨無悔。1995年我國大陸上市的331家公司中，房地產企業29家，至今具有配股資格的只有3家，其中就有萬科。
我出錢，你去到珠峰頂上做秀，如何？
記者：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聲音，說王石登珠峰是個人做秀或商業炒作，您如何理解？
王石：登珠峰，能否登頂，誰也不能十拿九穩。截至目前為止，中國13億人口中只有12人登頂珠峰。這次登頂5人。平均1億人中登頂珠峰只有1人。登頂珠峰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現在在有些人看來，登頂珠峰是一件錯誤的舉動。要我說，如果做秀做到珠穆朗瑪峰山頂上去，這個「秀」是很了不起的，值得鼓勵；換句話說，我出錢，你做秀，如何？
記者：關於商業炒作……
王石：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跑到珠峰頂上去為自己的企業做廣告，這也是絕無僅有的想像。如果我的成功登頂為萬科起到了廣告的效果，也沒有什麼不好！有些人就是想通過指責名人來抬高自己。
下海到深圳後，我一直是有爭議的人物
記者：您的第一桶金是怎麼賺來的？
王石：我1983年赤手空拳到了深圳，當時的深圳簡直就像一個大工地，到處開發，到處塵土飛揚。當時深圳賺錢主要靠比內地優惠的國家政策。那時，深圳兩種進口商品很賺錢：一是日本味精，要是拿到進口1噸味精的政府批文，肯定有的賺；二是臺灣的摺疊傘，在大陸很暢銷，進多少能夠賣多少。但我通過做市場調查，覺得這兩樣都不能再做。
我調查後發現，當時的深圳有兩大飼料廠，每廠都年產20萬噸以上的飼料，其原料主要是玉米，但玉米主要從香港進口，而其中除了從美國、泰國、阿根廷等外國進口外，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北方的大連、天津、青島出口轉內銷的。為何國內的玉米不直接銷到深圳而是轉道香港再回來，調查了解到，主要是解決不了從北到深的運輸工具問題。我當即找到廣東省海運局，了解能否組織貨船從大連往深圳運玉米，當時廣東省海運局正在研究開闢北方航線，苦於沒有貨源，當然求之不得。我隨即到大連，當地正發愁香港貨物運輸能力不足，玉米堆在家裡。就這樣，我當上了中間商，還賣起飼料。當年的4月到12月，我賺了300多萬元。這就是我下海挖的第一桶金，乾乾淨淨。後來，我遇到劉永好，我開玩笑對他說：「如果當時我不轉行，『飼料大王』的名分怕就是我的啦！」
到1984年，資金積累起來後，我就組建了公司，後改稱「萬科」，一直發展至今，儘管路上有磕磕絆絆，但還算基本順暢。
記者：您最初下海到深圳適應嗎？
王石：那個年代的下海者，大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我作為年方30出頭的大學生，放著省外經貿委這樣的好工作不好好去幹，等待官運亨通，而是下海經商，在當時就引起很多人的費解。一般人判斷：一個人生在世上，不是為名就是為利，但王石這小子看起來都不像：穿一條牛仔褲，風裡來雨裡去，騎一輛破自行車。於是人們都得出一條結論：王石這是在裝，這是不顯山不露水，外邊肯定存了不少錢。這些議論讓我很不舒服。就我個人而言，當時我從廣州的省政府機關到深圳下海，不圖名也不圖利，就是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華。
記者：您這樣的個性，能融入深圳的經濟圈嗎？
王石：當時我的公司經營得很好，留著很多人才，但員工工資並不算高。一次，一位老闆請我吃飯，向我請教企業如何留住年輕人。我給他講了萬科的幹部政策、工資系統。對方顯得老大不滿意，說我王石老是唱高調，背後肯定藏有什麼秘訣。因此以後碰見類似的請客吃飯，我一概回絕。
記者：有沒有遇到過挫折？
王石：深圳當時就是中國改革的前哨，作為有爭議的改革人物，肯定會受到非議，我後來也就不再理會流言蜚語。1985年的一天，深圳市紀委的兩個處長找我談話，見面的稱呼是「王石同志」，說是紀委接到不止一封檢舉信，要找我進行核實；並說之所以叫我「同志」，還是把我當成自己人的，只要承認問題，解釋清楚了就沒事了。檢舉信說我在香港有不止一處房產，還有一筆存款。我說這是絕對沒有的事，如果別人有舉報，你們不妨告訴我內容。後來兩個處長透露舉報，說我在香港有兩處房產、30萬港元存款。我一聽就很動氣，當即告訴他們兩個：誰寫的檢舉信我不知道，我也沒有這回事，但如果屬實，應該在「30」後面加兩個「0」，30萬有點看不起我，3000萬元才與我的身份相稱。兩個處長從未聽過如此「狂言」，倉皇而去。在當時，正經幹事的反而遭受非議，被視為不正常，是十分荒誕的。這可以說是我經商過程遭受的最大的挫折。
萬科沒有「家族」企業、「裙帶關係」的痕跡
記者：您經商是否與您的家庭背景有關？
王石：沒有任何關係，純粹我個人的事。我的父母都曾當過軍官，後轉業到地方鐵路擔任領導職務。我曾有意查詢家譜上溯30代沒有發現我家祖宗有理財「優良傳統」。我覺得財富夠花就足矣，太多我有點把握不了。而且人突然暴富後，顯得有些不知所措，生活單調，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起見還要請保鏢。萬科1988年股份制改造時，儘管萬科前身沒有讓上級公司投資一分錢，也沒有讓其做任何銀行擔保，全都是由我白手起家搞起來的，但資產評估為1300萬元，按四六開，其中60%股份屬政府，40%為職工股份，因為我沒有取一分錢，其他職工也就沒有分拆，而是作為企業發展基金。我一直到今天都是靠拿工資幹活，年薪60萬元，這在上市公司都是公開的。目前萬科有14億股，每股6塊多，我個人只有27萬股，我還有200多萬元存款，100多萬元的房子，在深圳算起來也就是個中產階層。我不是一個富翁。
記者：萬科是否帶有中國家族企業的通病？
王石：萬科沒有我的一個親戚、戰友、同學，是一個現代企業，絕對不是家族企業。1989年，因為某種原因我離開過萬科一陣子，我的母親把我的一個表妹安排到萬科，回來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掉我的表妹。我母親老大不滿：你公司不是要人才嗎，你表妹也是人才呀！我就勸她，表妹畢業於吉林大學國際金融系，只要是人才在深圳就不怕找不到工作。
很難把個人的成功歸結到哪一點
記者：您好像說過，司湯達的《紅與黑》裡主人公於連的經歷，對您今天的成功影響很大？
王石：司湯達、狄更斯、雨果、梅裡美、巴爾扎克等西方作家的作品對我的人生觀都影響很大，我們小的時候只能讀到這些書，其中給我最深啟迪的就是他們作品中張揚的「人本主義」精神，包括機會均等、個人隱私權、選擇權等，貫徹在我的公司中，就是對人才的尊重。
記者：您是當兵後讀的大學？
王石：我當了5年的兵，開了18萬公裡的車，部隊經歷磨礪了我的團隊精神、組織紀律觀念和吃苦耐勞，對我後來的創業、辦企業受益無窮。但在部隊當兵的最後時期，我十分厭倦部隊生活，急於想離開部隊，但現在時間越長越懷念部隊。
記者：您的大學時代是如何度過的？
王石：我的大學專業是給水排水專業，我對這個專業不感興趣。整個大學我讀了兩門課，一是英語，這對我後來了解國外經濟信息很有收益；二是政治經濟學，這對我後來經商直接有用。就這樣，非常認真刻苦地讀了三年書。
這些經歷都或多或少影響了我後來的人生取向，但人是很複雜的，很難把個人的成功歸結到哪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