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中的秦國，之所以能統一全國，和那些些有才華的文成武將是分不開的，自從秦孝公頒布了求賢令之後，大批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秦國，為秦國富強出謀劃策。
而最先來到秦國的就是商鞅，而這時的秦國可謂是國弱民窮。而當時的秦孝公看見商鞅確實有才華，所以留下商鞅變法強秦，商鞅主持變法以後，秦國日漸強大。從此之後，秦國開始異軍突起，漸漸成為了戰國七雄中最為強大的力量。而這一切不僅歸功於商鞅，還要歸功於另一個人。這個人就是張儀，他們兩個人，一個是為秦國改變了秦朝法律，而另一個則是為秦國以連橫之勢破解合縱之術。
然而儘管這兩個功臣都為秦國做了許多的貢獻，但是兩個人的結局卻截然不同，作為變法者的商鞅被車裂而死且誅滅三族，但是張儀卻毫髮無損，順利地離開了秦國，那麼同樣是秦國的功臣，為什麼他們的下場差了這麼多呢？
小編認為這跟兩個人之間的思想差異有關係，商鞅所遵循的法家思想，讓他的用武之地主要局限在秦國內部。也就是說，從一開始商鞅和張儀在秦國的角色就不同——前者是處理內政的官員，後者是遊走於各國的"外交官"。
終日在秦國君主面前活動，這就意味著商鞅會比張儀獲得更多來自君主的監督，或者說提防。且商鞅和張儀雖同是秦國臣子，但商鞅日常接觸的秦國官員遠比張儀多。因此，商鞅的直接政敵也會遠比張儀多。故而從一開始入秦為官，商鞅要承擔的政治風險就比長期在外的張儀只多不少。
還有，小編覺得這是因為他們兩個手中握著的權力不一樣。商鞅作為變法者，他手中的權力實在是太多了，他又有改變法律、制定法律並執行法律的權力，擁有著軍權和外交權，同時還有著自己的封地領土，可以說商鞅手中握著的權力，幾乎涵蓋了一個國家所需要的方方面面。而這樣的權勢也會讓無論是哪個君王都會為之而感到忌憚，就更不用說新上任的秦惠文王了。
張儀卻有所不同，他所擁有的只是外交上的權力相當於一個說客而已，不會讓君王感到難以控制。而張儀作為能言善辯的縱橫家，他在四處遊說時無疑是處事圓滑的。在秦國，因為長期在外，他與秦國朝臣們並沒有太多直接的利害關係，所以在國內樹敵較少。而在國外，因為是秦國使者，他代表的是整個秦國，所以他也不會輕易喪命。
可商鞅卻不一樣。商鞅推行的改革，雖然於國家層面來說是利大於弊的，但實際上損害了秦國貴族們原本的利益。商鞅在開始改革前與甘龍、杜摯等人的辯論雖然彰顯出了他的優秀，卻早早就為自己樹了一大批敵。
且在實際變法過程中，商鞅還在不斷給自己"挖坑"。因為變法對民生的重要，商鞅需要獲得百姓的支持，所以在變法中商鞅還有了群眾基礎。當時的秦人簡直是做到了「婦女嬰兒皆言商君之法，不言大王之法」。試問哪個君王能容忍這樣的局面？
為人臣子要有所成，自然離不開君主的信賴。可這信賴又是一把"雙刃劍"，在讓臣子步步高升時又將功高震主的斷崖布在前路。你們覺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