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乃至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詩人，李白和杜甫，在宋代史學巨著《資治通鑑》中有多少筆墨呢？答案或許出乎意料，李白隻字未提，杜甫只被引用一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這一現象其實和《資治通鑑》的寫作目的有直接關聯。
《資治通鑑》的作者司馬光，以「砸缸救人」故事為人所知，他七歲讀《春秋》，立志接續其作，編纂之後1400餘年的歷史。公元1066年，宋英宗決定將司馬光編寫的史書，作為官方文化工程進行，迄至1084年編纂完成，共耗時19年。
通常，人們用「信史」的態度閱讀《資治通鑑》；然而，姜鵬在《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中寫道：「我們面對的是一套被講述的歷史，並不是歷史的全部，更不是歷史本身。在傳統史學領域中，無論多麼經典的文本，都帶有這個特徵。越是經典、偉大的史學作品，越不可能只是一部史料，一定是某種思想的產物。」他的觀點提醒我們：司馬光的用意，絕不只是追求真實的歷史，更是用歷史傳達自己的政治思想。
以海登·懷特為代表的20世紀後現代史學，提出非常值得反思的觀點，即歷史本身是一個文本，它是被人所書寫的，我們應該在內容之外，關注其寫作的軌跡、目的與意義。其實，姜鵬在解讀《資治通鑑》時，便清醒地利用這一原則解讀出司馬光的書寫用意。用他自己的話說：歷史既追求真實性，也是對真實性的消解。對於《資治通鑑》，它沒有一個字講宋代，卻每一個字都在針對宋代思考。解讀司馬光的敘事，一定要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解讀者的聲音，而不只是解讀者評說的對象。
司馬光本人相信禮樂教化的作用，強調道德意義，反對過度擴張，提倡君主愛民之德政。這些觀念滲透在他剪裁、編纂和書寫的《資治通鑑》中。例如唐代將軍李靖、李勣，劉餗的野史軼聞著作《小說》，記載他們不為李世民效力；而陳嶽的私修史《統紀》記載其充當幫手。在此情況下，司馬光選擇前一種，認為其有益於風化。
再如春秋趙簡子的故事，《史記》記載趙簡子聽術士之言選擇毋恤，司馬光沒有採用這一版本，而是採用《韓詩外傳》的說法，這兩部書雖然基本史實相似，但「韓詩」版本更強調「德行」，突出有德比有才更重要的原則。
又如記錄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內容涉及禮樂制度、刑政德教、農業生產、天人災異，體現對天道的敬畏，對災異的焦慮，注重天人關係。但司馬光大量刪去天人關係的論述，突出禮樂制度。一方面因宋代天人鬼神之說，已經不再主流；另一方面，司馬光強調禮樂教化是治道的重要基石。
這裡有必要說明：什麼是「禮」或者說禮的制度。儒家思想的「禮」不僅是彬彬有禮的外在禮節，在司馬光這樣的治世能臣那裡，「禮」更多是價值取向延伸出的系統制度，「禮」最重要的功能是穩定秩序，最重要的特點符合天理人情，所以當我們不討論個別細節，總體來看，遵「禮」就是尊重一種廣為認可的合理秩序，這也是司馬光強調「禮」的緣由。
舉例而言，春秋時，吳國季札非常賢能，卻是幼子，不符合嫡長子繼承制，吳王雖想傳位於他，但他卻拒絕王位，後來，其兄弟諸樊、餘昧，二人的兒子爭奪權力，造成國家混亂。唐代獨孤及評價此事，認為「義」最重要，可以以賢廢年，君命高於禮。司馬光則認為，遵「禮」最重要，國家存續不是唯一的最高標準，比如推翻夏桀、商紂，在孟子那裡不是「弒君」而是「誅惡」。君臣關係也只是禮的一部分內容，「禮」的作用，是促進並規範和諧有序的君臣關係。
遵循禮樂制度，重視人倫道德，其實正是德政的核心。有觀點認為：道德主義的施政方式屬於古代，不夠先進，不能指導當下。筆者以為，注重道德沒有錯，錯在我們對「道德」的理解，那種惺惺作態的道德表演，不是道德，一顆對黎民蒼生的愛護關切之心，才是儒家崇尚的施政道德。
胡適曾評價孔子為源頭的儒家思想，重視動機，動機是道德的源頭，一切行為由動機而起。但是，強調動機不等於不問結果，俗語有「好心辦壞事」的說法，好心是善的動機，而辦壞事是結果，無論心多麼好、多麼善，可壞的結果卻要我們完完全全地承擔。
事情做得不夠出色，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善的動機為藉口，對事情敷衍塞責或恐擔責任。切莫忘記，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正統觀念，固然強調道德、禮樂、德政之類的觀念，但其結果一定是國家繁榮、人民安康，任何固守信條，而不向這一最終結果而努力的施政者，本質上都沒有做到司馬光所陳述的要求。
不得不說，缺乏對歷史背景和司馬光政治思想的了解，我們難以完全讀出那些用心良苦的寫作。不過，我們首先要明確，《資治通鑑》之所以偉大，不僅在於它是善史，更在於司馬光「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鑑前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的用意。
歷史不僅僅傳達真實，它更在傳遞思想觀念和價值尺度。這既是20世紀現代歷史學的反思，也是中國史學自「春秋」開啟的「善善惡惡」「一字喻褒貶」的傳統。在此意義上，《資治通鑑》依然有太多地方，值得後人探索。
《稽古至治：司馬光與〈資治通鑑〉》姜鵬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