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開玩笑說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天賦，精明的猶太人善於經商、熱情的拉美人擅長足球、俄羅斯被笑稱戰鬥民族，而中國人的天賦，就是種菜——這似乎是數千年農耕文明帶來的、深入基因的能力——中國家長陪孩子出國留學，在國外校園開墾出一塊菜地，竟然成了當地的風景線；普通的中國百姓，在陽臺、樓頂、甚至只需要一個花盆，就能種出蔬菜；科學家還把蔬菜種到了沙漠、南極、甚至太空……可以說，只要有土壤的地方，勤勞的中國人就能種出水靈靈的蔬菜和水果。
雖然「中國人有種菜天賦」這一說法，有些玩笑成分，但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是事實，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耕社會，在沒有天氣預報的年代，出於對大自然的敬畏和生活智慧的總結，中國人很早就發明了二十四節氣，特別是在「二分二至並四立」這八個節氣，舉國上下都會通過佔卜和祭祀。
古代中國每年都要舉行最盛大的祭祀社神的活動，社神其實就是對各路土地神的統稱，祭祀社神源自人們的土地崇拜，古人認為，我們生存的土地，乃至在土地上收穫的每一份食物，都來自於土地神的恩賜，但是土地神太多了，包括黃天、厚土、社稷、五穀等等眾神，人類不可能一一祭祀，因此便在播種和收穫的時候，封土立社，一塊兒把各路土地都祭祀了。
中國人在這樣的農耕文明中，自強不息了數千年，真正產生具有歷史意義的改變，是在唐朝。唐朝的老百姓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勞作一輩子；詩人則用他們浪漫的筆觸，寫下無數美麗的田園詩歌；在國家層面，也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通過穩固農業，來穩固稅收，進而穩固國家的運轉，唐朝在農業方面的創新，甚至影響了後世中國1000多年的農業制度。
農業關係到老百姓的生存，也關係到國家的命脈，而農業的根基在於土地，國家自然要對土地進行妥善的管理，讓天下百姓都有自己的耕地可以勞作，養活自己，同時也為國家納稅。唐朝的土地制度，繼承了隋朝的均田制，這是一種按人口分配田地的制度。
均田制又分為永業田和口分田，永業田就是私有土地，可以世代相傳，而口分田是國有土地，你只有使用權，可以在你的有生之年耕種，去世後國家將其收回。值得注意的是，均田制雖然會按照人口分分配田地，但並非每個人都有資格獲得田地，不同人群獲得的土地數量也各不相同，唐朝人杜佑編撰的《通典》，是國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其中就詳細記錄了均田制度：
「丁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
丁男就是成年男子，按照《通典》的記載可知，唐朝的成年男子，可以得到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合計一百畝。老年男性、病患、殘疾人只能得到四十畝口分田，寡婦可以得到三十畝口分田，除成年男子之外，包括未成年男子，如果他們是戶主，則永業田、口分田都給二十畝。
當然了，這些只是針對普通老百姓，如果你對國家有特別貢獻，或是身居高位，獲得的土地又不一樣：
「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一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
皇親國戚和官員的土地，是以頃為單位，按唐朝時的度量衡，大約100畝為1頃，也就是說一個親王一生得到的土地，相當於100個普通丁男。因此有人表示，與其說是人口分田，倒不如說是按身份分田了。
國家既然給了你田地，那麼納稅就成了你的責任，唐朝農民需要交納三種農業稅——租、調、：租就是納糧，調是指交絹，庸是指服役：
「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shī）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兼調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凡丁，歲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每日三尺。」——《舊唐書·食貨志》
唐朝人納糧以粟為主，每個成年男子一年要交粟2石；調是根據當地所產來交，可以是絹，也可以是綾或絁，都需要交2丈，還要交棉3兩，如果是交布，則需要加五分之一，並交麻3斤；每個成年男子，每年還要服役20天，不過有錢就可以為所欲為，不願意服役就交絹，每天3尺。
另外我們知道，唐朝有許多胡人（外國人）居住在長安城等繁華城市，他們不會種地織布怎麼辦？很簡單，直接交錢，如果長期居住，則拿牛羊相抵：
「蕃戶內附者，上戶丁稅錢十文，次戶五文，下戶免之。附經二年者，上戶丁輸羊二口，次戶一口，下戶三戶共一口。」——《舊唐書·食貨志》
比較人性化的是，統治者考慮到了農業社會人民都是靠天吃飯，天災難以避免，因此制定了一套免稅規則：
「凡水旱蟲霜為災，十分損四已上免租，損六已上免調，損七已上課役俱免。」——《舊唐書·食貨志》
此時的大唐百姓，是有國家分配的土地，稅收也不嚴重，遇上天災還能減稅，也算是封建社會的一種福利吧，雖然農業勞作很辛苦，但生活至少還是有保障的，安居樂業的百姓，也成就了大唐的輝煌。
一切的崩潰，源於安史之亂，國家動亂，貴族豪強趁機兼併土地，農民四處逃亡，無地可耕，按照人頭收稅的「租庸調」名存實亡，國家能收到的稅急劇減少，大唐帝國瀕臨破產，皇帝也是心裡有苦說不出，直到唐德宗年間，在宰相楊炎的建議下，廢除了均田制，改變「租庸調」的稅收制度，改行「兩稅法」。
所謂兩稅法，是指在夏、秋兩季徵稅，按耕地面積收地稅，按貧富等級收戶稅。唐朝廷進行了全面的人口普查，按照每個人的實際居住地入戶籍，再按照每戶人家財產分等級（包括土地、男丁數等），你家要交多少稅，就按照你所在的等級繳納，一目了然：
「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舊唐書》
由此可見，兩稅法雖然不再按人口收稅，但它與老百姓的家庭、甚至個人的關係，反而結合地更加緊密，因為你的戶籍所在地、你家裡的每一分財產、每一個成年男丁，都與稅收直接掛鈎，因此唐朝廷也有相當嚴格的管理制度。
每三年，會對全國家庭進行一次評級，每年，要進行一次「貌閱」。
貌閱非常有意思：「閱其貌以驗老小之實」。翻譯成現在話就是，我目測你的年齡。貌閱始於隋朝，也是用於整頓戶籍和稅收，目的是為了防止有人謊報年齡，以達到漏稅的目的。唐朝繼承了這種制度，通過貌閱把人定為黃、小、中、丁、老四個年齡等級：
「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
貌閱關係到稅收，稅收關係到國家存亡，因此這種制度非常嚴苛，以鄉為單位，但凡鄉裡被查出有一人作假而未上報的，對不起，凡是涉及的官員通通免職，鄉長和裡長一起流放，造假的人不論出於什麼原因，先打一頓，再定罪。
在整頓戶籍的人群中，有一類人例外，那就是商人，他們常年遊走於全國各地，沒有固定的戶籍，咋辦呢？很簡單，按照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稅，這大概是最早的個人所得稅了吧：
「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在郡縣稅三十之一。」——《舊唐書》
「以貧富為差」，是兩稅法的核心，可別小看了這一改革，它改變了自先秦以來的人丁稅收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也開闢了以貨幣計稅的先河，在安史之亂後的中晚唐，調動了農民耕種的積極性，恢復了帝國的農業發展，同時也奠定了後世稅收制度的基礎，影響了中國1000多年的農業稅收制度，直到2006年，我國全面取消農業稅。
說完枯燥無味的稅收制度，我們還是回到讓人嚮往的田園生活吧。
唐朝一個成年男子的百畝田地，承載了一個家庭的所有夢想和憧憬——在每個夕陽西下的傍晚，父親放下鋤頭，坐在家門前喝一碗茶，看著兒女在膝下承歡，母親也不再織布，懷裡抱著剛出生幾個月的小兒子，一家人在夕陽的餘暉下，其樂融融。
當年詩人白居易路過朱陳村，就看到了這樣一幕，村民們世代守護著自家的田地，他們可能一輩子也沒有出過村莊，沒見過什麼大世面，但過著安穩自足的生活，聯想到自己雖然混跡於官場，卻一生飄零，都到了兩鬢斑白的年紀，還要被貶來貶去，連普通人都能享受的天倫之樂，都與自己無緣，不僅悲從中來，感嘆地寫下了《朱陳村》詩：
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
生為村之民，死為村之塵。
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
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
一生苦如此，長羨村中民。
那時的人們，雖然物質生活不如現在千萬分之一，但好像比現代人的生活更加豐富多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歲月靜好。
男耕女織，是普通農家人的日常生活，男人穿著汗衫、外袍、褌袴（kūnkù），多為粗麻布製成，頭戴幞頭、腳踩皮靴，就開始了一天的勞作，女子則是穿著襦、裙、褲三件套，腳下一般穿麻鞋，南方人則更多喜穿木屐鞋，現今日本人依然愛穿。
但是對於特別窮困的家庭來說，這些基本的行頭可能都置辦不齊，詩僧王梵志作《貧窮田舍漢》就描寫了這樣一個家庭：
貧窮田舍漢，庵子極孤恓。
兩共前生種，今世作夫妻。
幞頭巾子露，衫破肚皮開。
體上無褌袴，足下無復鞋。
這老和尚也是非常調皮了，把窮人家的窘態極盡描寫不說，還調侃道「「如此硬窮漢，村村一兩枚」，像這樣的窮人，每個村裡都有一兩枚。現在網友喜歡用「一枚人」來調侃，殊不知這個梗早在唐朝就被這個調皮和尚用過了。
據記載王梵志生活在隋末到貞觀年間，天下剛剛經歷了一番戰亂，老百姓生活艱苦也很正常，這對窮苦夫妻如果再熬些年，等到貞觀治世出現，甚至到盛唐，我想，憑他們的辛勤勞作，一定可也以過上自給自足的生活吧，就像孟浩然《過故人莊》中寫的那樣，偶爾叫上三五好友，一起喝杯小酒，也是生活中的一抹光亮：
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
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
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
詩中描寫了一個典型的唐代村莊，按唐代對村莊的定義：「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城裡人租住的地方叫做坊，長安城有一百餘坊，而城市之外叫做村。根據唐朝制度：「四家為鄰，五戶為保，百戶為裡，五裡為一鄉」。由此看來，唐朝人的村，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是一種聚集而居，隨之形成的群居形式，並不是一個行政單位，和我們現在意義上「村」相對應的是「裡」。
孟浩然詩中描寫的村，有「郭」圍繞，大概就是圍繞著村莊的土牆，可能是起到一定的安保作用，就像城市周圍的城牆一樣，被稱為「城郭」，孟浩然走進古人家裡之後，還看到了「軒」，有人說軒是軒窗，也就是窗戶，也有人說軒是指帶有窗戶的長廊。不管有沒有長廊，反正孟浩然是打開窗戶之後，看到了「場圃」，就是菜地和打穀場，這裡種植著許多桑麻。
在這祥和寧靜的農家小院中，孟浩然和古人一起飲酒，話桑麻，並約定等到來年重陽節，還要一起賞菊花，自從陶淵明「採菊東籬下」之後，菊花在古代文人心中的地位，可是首屈一指的，特別是在重陽日，如果不喝酒賞菊，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文人。
像這樣描寫田園生活的唐詩還有許多，比如王維在《渭川田家》詩中寫道：「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和老白一樣，都是在偶然間看到農家生活場景，有感而發，但詩歌的美好，畢竟有詩人善於發現美的眼光和浪漫的筆觸，而對那些真正以種地為生的農民，詩人筆下的美好，不過是日復一日的生活罷了。
你看，白居易的感嘆，是路過所見；孟浩然的約定，也是因為偶然被邀請；王維的田家情懷，也是在渭水邊偶然發出……若真要叫他們去過那樣的生活，恐怕很難做到，陶淵明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不為五鬥米折腰，跑去種地，結果「草盛豆苗稀」，連生存都難以維持。
我們如今嚮往田園生活，大抵也只是嚮往詩人筆下的美好，在和平的年代，唐朝詩人寫下田園詩，來寄託對田園生活的眷念，我們則把自己代入詩情畫意中，其實也是對田園、農家、小橋、流水的眷念罷了，在那片美好的田園中，是我們這個擁有數千年農耕文化的民族，對寧靜與安定生活的嚮往，是我們在現實壓力下，對自由生活的渴望。
畢竟，我們的民族天賦，就是種菜嘛。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