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Michael Lewis 酷炫腦
via:Pxabay
以下為朗讀小姐姐全文音頻
作者 | Michael Lewis
翻譯| Amber Zhang
審校 | 酷炫腦主創&Yael&小注
朗讀 | 鴿仔
美工 | 雪今金
編輯 | 小注
在急診室裡，醫生也會和我們一樣被歪曲的認知所困擾！
在加拿大最大的重創治療中心新寧醫院裡，一位眩暈的年輕女士正在接受治療。就在不久前，她經歷了一場迎頭相撞的車禍。這位病人的特殊情況深深困擾著醫生們：除了多處骨折之外，她的心跳也不規律到接近失控的程度，一會兒過緩，一會兒又過速；總之，她身上嚴重的健康問題可不止一兩個。
儘管經歷了車禍，她依然沒忘記告訴醫生她有甲亢病史。甲亢會導致心率不齊，所以，當新寧醫院的駐院「醫療偵探」唐·雷德美爾醫生(Dr Don Redelmeier)趕到手術室時，所有的醫護人員都認為這個病案已經結了，不需要雷德梅爾醫生再來調查病人心率不齊的原因，只需要他提供治療方案就行了。
如果雷德梅爾醫生給了病人開了治療甲亢的藥，在場的所有人都會覺得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舉動。但是，他讓大家先別急著把病人的症狀當做甲亢來治——他需要一點時間來確認他的一個猜想。雖然急救室醫生們似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出了病人的問題，但醫生們對病情的解釋是否太過完美？這樣一個過於完美的解釋會不會有點問題？
《櫻桃小丸子》
有一件事讓雷德梅爾醫生感到煩惱。他在事後說到：「甲亢的確會導致心律不齊，但不怎麼常見。」在得知這位年輕女士有甲狀腺素過多的病史後，急救醫生們立刻推論出她心臟問題的罪魁禍首是過度活躍的甲狀腺，其實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們沒有考慮其他更常見的病因。以雷德梅爾醫生的經驗，醫生們的思維模式並不是基於統計學的。他說：「 80%的醫生不認為概率適用於自己病人的情況，就像 95%的夫妻不相信 50%的離婚率適用於他們，95%的酒駕司機不覺得酒後駕駛相比正常駕駛有更高致死率的數據跟他們有關係。」
在重創治療中心，雷德梅爾醫生的一項工作就是給專家的思維方式「查錯」。新寧醫院的流行病學家羅博·法爾勒（Rob Fowler）說：「儘管醫院沒有專門設立『查錯專員』這樣一個職務，但大家都知道也贊成他幫我們檢查思路，改正我們思考問題的方式。很多第一次和他接觸的人都會感到吃驚，他們會想：『這人算老幾，憑啥給我提反饋意見？』但在你和他熟絡了以後，你就會發現他其實挺招人喜歡的。」。
雷德梅爾醫生覺得，新寧醫院的醫生們能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查漏補缺的人，這樣的意識正是現代醫療行業所發生的改變。像在他在八十年代中期剛入行的時候，醫生們都以專家自居，覺得自己的診斷不會出錯；現在，一個像他這樣的「醫學錯誤鑑賞家」在加拿大的頂級重創醫院也有了一席之地。如今，醫院不僅僅被視作一個醫生們治療傷病的地方，也是一個醫生們面對諸多不確定因素的地方。他說：「有不確定因素就必然有判斷，有判斷就必然有人為錯誤的可能。」
《神探夏洛克》
在美國，每年在醫院裡死於可預防事故的人比死於車禍的人還要多。這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雷德梅爾醫生常常指出，有的時候醫護人員在把病人從醫院一處送往另一處時稍微有點不小心，就會出事。醫生或者護士工作前忘了洗手，也容易出事。甚至病人按醫院電梯按鈕也有可能會壞事。關於電梯按鈕的問題，他曾與同事一起合著過一篇名為「電梯按鈕是醫院裡被忽視的細菌定植源」的文章（「Elevator Buttons as Unrecognized Sources of BacterialColonization in Hospitals」）（1）。在其中一項實驗裡，他收集了多倫多三家大醫院的120個電梯按鈕和96個衛生間地面上的細菌樣本，證明了電梯按鈕極有可能讓人們感染某些疾病。
在所有會讓病人出問題的原因中，雷德梅爾醫生最關注的是誤診。畢竟，醫生和護士也不過是凡人。他們有時沒能發現病人提供的信息是不可靠的。舉個例子，病人經常說他們感覺身體比以前更舒坦了，而且可能真的相信自己的健康狀況在好轉，但實際上他們的病症有任何實質改變。
站在醫生的角度來看，病人明確指出了哪裡不舒服，所以醫生往往把注意力放在病人指出的問題上，從而忽視了全局。對於病人沒有直接說明的方面，他們有的時候就不會關注到。新寧醫院的前首席駐院醫生瓊恩·茲博斯基（Jon Zipursky）說：「唐[雷德梅爾醫生] 讓我學會了去觀察病人不在時的空病房。比如說，我們可以觀察病人們的餐盤。他們吃了嗎？或者，他們帶來住院的行李是準備長住還是短住的？他們的房間是整齊的還是雜亂的？有一次我走進病房，病人正在睡覺。當我準備把他叫醒的時候，他阻止了我，說『其實你只用看就能獲取很多信息了。」
圖源網絡
除此之外，在醫學院裡，醫生們受到的職業訓練也只要求他們去關注一部分而不是所有信息。這導致即使從醫學院畢業了，醫院裡的醫生依然保留了學校教給他們的那種有限的關注視野。如果一個病人有某種疾病的明顯特徵，醫生會很快做出診斷並提供針對該疾病的治療方法；與此同時，他多半不會去想這名患者可能還有其他的、不太明顯的問題。可這些不太明顯的問題有時候卻是致命的。
雷德梅爾醫生讓急救室員工去查有沒有比甲亢可能性更大的導致心律不齊的原因。這時候，大家才發現她有氣胸[1]。她的 X 光片沒能照出肋骨骨折和氣胸；肋骨骨折不致命，但氣胸卻有可能是致命的。在得到了這些信息後，雷德梅爾醫生沒有去管她的甲狀腺，而是對她的氣胸進行了醫治。隨後，她的心跳恢復了正常。第二天，她的甲狀腺功能檢查結果出來了：她的甲狀腺激素分泌是完全正常的。所以，甲狀腺並不是導致她心律不齊的原因。這是一個後來被雷德梅爾醫生稱為「代表性啟發」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 的經典案例。他說：「當你能馬上想到一個簡單直白、還能完美地解釋一切現象的診斷時，你需要格外謹慎。就是在這種時候，你需要停下來檢查一下你的思路。」
注釋[1]：指兩層胸膜之間有空氣，導致肺部部分或完全塌陷。症狀嚴重時，患者會經歷嚴重呼吸困難、休克、和危及生命的心跳停止。
《理智與情感》
雷德梅爾在多倫多長大。作為家裡三兄弟最年幼的那一個，他時常覺得自己有點笨；他的哥哥們好像總是比他知道的要多。年少的雷德梅爾還患有語言障礙——口吃讓他傷透了腦筋；為了彌補缺陷，他從來沒有停止過努力練習。由於口吃，他說話總是慢吞吞的；由於不擅長拼寫，他寫字也是慢吞吞的。但他有兩個過人之處：聰明頭腦和溫和的性情。他極其擅長數學，也熱愛數學。除此之外，他還能把數學解釋出來給別人聽，所以如果他的同學沒聽懂數學老師講的課，他們就會來問他。說到給別人講數學，就不得不提到他的性格了。大人們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注意到了他關心他人的能力似乎與他的年齡不太相稱。
在與人相處的時候，他的第一反應是要去照顧別人。儘管在數學課上他總是幫同學們答疑解惑，但他認識到自己也會犯錯。數學裡有絕對的對與錯，所以他知道在遇到難題時他是沒辦法含糊其辭矇混過關的。他說：「其實有的時候我們在數學裡犯的錯誤是能被預見的。你隔著老遠就能知道哪些位置有陷阱容易錯，但你還是掉進去了。」在 1977 年年底，他高中裡最喜歡的老師——弗萊明老師（Mr Fleming）——將一篇晦澀難懂的論文推薦給了他。他在拿到文章的當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地讀了起來。
這篇論文的標題是「在不確定的條件下做判斷：啟發法與偏差 」 (「Judge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發表於《科學》雜誌（Science）(2)。它的作者是兩名來自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後來他分析，他之所以能如此欣然接受這篇文章的內容，可能是因為他的生活裡也常有事情出錯。
《哈利波特》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合作始於 1969 年，那時他們在共同撰寫一篇論文，名為「對小數定律的信任」(「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3）這篇文章討論了人們在使用統計數據做推理時的一個常見錯誤。1970 年，特沃斯基離開耶路撒冷在史丹福大學進修了一年；Danny選擇留在耶路撒冷。在這一年的時間裡，兩個人在不同的地方收集數據，繼續研究人們是如何用統計數據做判斷的。他們想出了一些十分古怪的問題，然後收集了人們對這些問題給出的回答。
舉個例子，請看下面這個問題：
在一座城市裡，全城所有有六個孩子的家庭都接受了一項調查。其中，72 個家庭的孩子出生順序是「女男女男男女」。請你估算在接受了這項調查的家庭中，有多少家庭的孩子出生順序是「男女男男男男」？
換句話說，在這座假設的城市裡，如果有 72 個六孩家庭的孩子出生順序是「女男女男男女」，那麼你認為有多少六孩家庭的孩子順序是「男女男男男男」？也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那些被問到這個問題的以色列高中生是怎樣理解這個問題的，但1500名學生給出了他們自己的答案。他們還向一些來自密西根大學和史丹福大學的學生問了其他同樣古怪的問題。舉個例子：
在一個遊戲中，每一輪都有 20 個彈珠隨機分配給五個小孩：Alan，Ben，Carl，Dan 和 Ed 。以下是兩種可能的彈珠分配情景：
via：NAUTILUS
如果這個遊戲持續進行很多輪，情景 I 會比情景 II 更常見嗎？
兩位心理學家想要弄清楚的是在很難或者不可能算出事件的概率的時候，我們是如何對這種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做出判斷的。更貼切的說，他們想知道人們是如何對這種事件做出錯誤判斷的。他們設計的所有問題都有絕對的正確和錯誤答案，通過比較實驗對象給出的答案和正確答案，可以總結得出常見的出錯模式。卡尼曼後來評論道：「總的來說，我們研究的是人們在想什麼。在做出概率相關的決定時，人們的腦海裡到底都發生了些什麼？這是一個非常抽象的概念。我們在決定概率的時候肯定是有某種思維活動的。」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相信很多人會答錯他們想出來的問題，因為他們自己都會答錯。他們假定，如果他們兩人犯了同樣的思維錯誤，或者兩人都差一點掉進同一個陷阱裡，那麼大多數人也會犯這些錯誤。後來的實驗結果證明他們的假設是對的。這些他們花了一整年才醞釀出來的問題不太像傳統意義上的實驗，而更像一出關於人類思維的小話劇：嘿，看看，這就是在躊躇不決時，大腦所做出的行動。
繆氏錯覺
「對小數定律的信任」這篇文章證明了人類思維的一個特徵，那就是即使我們面對的問題在統計學上有絕對正確的答案，我們也往往不會站在統計學家的角度來思考這些問題。甚至連真正的統計學家在面對這些問題時也不會站在理想的統計學角度思考。此外，文章還自然地拋出了一個新的問題：如果在面對統計問題的時候，人們都不用統計的方式思考，那麼人們是用什麼方式思考的？在接下來的一篇論文裡，兩位心理學家對這個新問題做出了部分的解答。這篇新文章的名字是「主觀概率：對事件代表性的判斷」（「Subjective Probability: A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4）
什麼是「主觀概率」呢？當你的決定或多或少有一些猜的成分時，你判斷某件事情會發生的概率就被稱作主觀概率。舉個例子，當你在半夜十二點看到了你 18 歲的兒子正搖搖晃晃朝家門口走來，你自言自語道：「這孩子八成是去喝酒了。」你在這句話中做出的概率判斷就是主觀概率。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說：「主觀概率在我們的生活裡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我們做出的決定，推出的結論和想出的解釋通常都基於我們對不確定事件的概率判斷，比如我們是否會在新工作上一帆風順，選舉結果會是什麼，或是經濟市場的行情如何。」在遇到這許多的不確定事件時，我們的大腦並不會自然而然地計算出正確的概率。那我們的頭腦是怎樣運作的呢？在我們的腦海裡，經驗法則會取代概率法則來幫我們作出決定。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把這些經驗法則稱為「啟發法」 (Heuristics)，並把他們第一個研究的啟發法命名為「代表性啟發」 (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s)。
《rick and morty》
兩位心理學家認為人們在對某個事物做出判斷時，會把該事物和腦海中已有的某個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s) 做比較。當我看到一團雲時，我可能會想：「這團雲和我印象裡積雨雲的樣子有多像？」當我看到一塊潰瘍時，我可能會想：「這塊潰瘍和我記憶裡惡性腫瘤的樣子有多像？」當我看到林書豪的時候，我可能會問自己：「他符合我心目中一個NBA球星該有的模樣嗎？」或者，當我看到某位好戰的德國政治領袖時：「依我看來，他像是一個會去策劃種族滅絕的人嗎？」人生如戲，但我們的世界並不僅僅是一個戲臺子，它同時也是一個賭場，而我們的生活也由一場場計算概率的賭局組成。在任意一個生活的碎片裡，人們都在算概率、做決定、下賭注，而人們判斷的依據是眼下事物和已有心智模式的相似程度，或該事物的代表性。回到剛剛提到的例子，你對「積雨雲」、「惡性腫瘤」、「 NBA 球星」和「有種族屠殺傾向的獨裁者」這些籠統的事物類別 —— 或統計總體 (parentpopulation) —— 都有一些已經形成了的認識或心智模式。當你遇到某個特定事物的時候，你就會把它和它的籠統類別放在一起比較。
人們越容易回想起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就對我們的大腦更「易得」，從而我們的大腦也會認為該事件有更大的發生機率。
The more easily people cancall a scenario to mind, the more probable they find it.
「我們的論點是，在許多情況下，當我們認為事件 A 看起來比事件 B 更有代表性時，我們就會覺得事件 A 發生的機率比比事件 B 更大，」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在論文裡寫道。一個籃球運動員和你心智模式中 NBA 球星的樣子越像，你就越有可能認為他是一個 NBA 球星。換句話說，兩位心理學家認為當人類做出錯誤決定時，那些錯誤並不是隨機的，而是系統性的。
其實，經驗法則和代表性法則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很微妙的問題。經驗法則之所以會被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描述為「有代表性的」，是因為它們對的時候佔多數，而錯的時候佔少數。人類大腦之所以會用這些經驗法則來在不確定的狀態下做決定，也正是因為這些法則一般都很有用。很多時候，一名未來能夠成為 NBA 球星的籃球運動員的確會和我們心智模式中的「 NBA 球星」形象很相似，但有時候，兩者的匹配程度卻並不是很高。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編寫的題目會故意引導實驗對象掉進一些思維陷阱，所以實驗對象們的回答整體反映了和這些思維陷阱相對應的系統性錯誤。我們也能從這些系統性錯誤中更形象地了解經驗法則的本質。
《良醫》
回到之前關於六孩家庭的問題，出生順序為「男女男男男男」的概率實際上和出生順序為「女男女男男女」的概率一模一樣。但是參加實驗的以色列高中生似乎都理所當然的以為「女男女男男女」的概率會更高一些。在後來的實驗中，研究人員發現不僅僅是以色列的高中生這樣認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這樣認為。為什麼人們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人們覺得，一個女孩和五個男孩和人口中接近一比一的男女比例相差太遠，所以不具有代表性，」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解釋道。
此外，當同樣一組學生被問到六孩家庭中出生順序「男男男女女女」和「女男男女男女」哪一個出現的概率更大，學生們一邊倒地選擇了後者，儘管實際上兩種順序有著一樣的概率。理由是什麼呢？按照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的解釋，這是因為人們認為出生順序應該是隨機排列的，由於第二種順序看起來比第一種更「隨機」，人們便更傾向於認為第二種順序有更大的發生機率。
說到這裡，你可能想問：「那在什麼時候，經驗法則會讓我們判斷失誤？」心理學家們提供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在人們判斷任何帶有隨機色彩的事件時。舉個例子，在二戰時期，倫敦市民曾經以為德軍的轟炸是提前選定了目標的，因為有的區被襲擊了好幾次，而有的區又一次都沒有被襲擊到。（後來，統計學家證明襲擊地點的分布完全是隨機的。）再講一個更日常的例子，在一間教室裡如果有兩個學生的生日是同一天，人們會覺得這真是一個驚人的巧合。但實際上，概率論告訴我們在任意一個有大於或等於 23 人的房間裡，至少有兩個人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概率超過了 50%。（5）
我們對隨機事件的認識有個不正確的刻板印象：隨機的事物是不會產生聚集或遵循規律的。按照隨機事件的正確定義，如果我們把 20 個彈珠隨機分給五個男孩，那麼每個男孩都拿到四個彈珠的情況（情況II）應該比有的人拿到三個、有的人拿到四個、還有的人拿到五個的情況（情況I）有更大的發生機率。可參與實驗的大學生們卻堅持認為情況I應比情況II更常見。他們對這一判斷的解釋——同時也完美地反映了他們對隨機事件的刻板印象——是由於I裡彈珠不是均勻分配的，而II裡每個男孩都拿到了一樣數量的彈珠，所以II的分配看起來太「有規律」了，不像是隨機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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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沃斯基和卡尼曼相信此類錯誤對我們的生活有著深遠的影響。他們寫道：「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會問自己一些問題，譬如『我眼前的這個 12 歲男孩長大後有多大可能成為科學家呢？』，『在這場競選裡，候選人 A 競選成功的概率時多少？』，『這家公司以後垮掉的可能性有多大？』」儘管兩位心理學家承認他們設計的問題有一定局限性——問題中涉及到的場景裡，事件發生的概率都有客觀存在的標準答案——他們對自己的結論還是十分肯定的。
就算問題裡的概率很難或不可能被算出來，他們確信人們依舊會犯同樣的錯誤。打個比方，當人們對一個小男孩未來的職業做出猜測時，他們的思維依賴於刻板印象；如果這個小男孩符合他們腦海裡科學家的形象，那他們就會說這個孩子長大後會成為科學家，完全不考慮正常情況下任何一個孩子成為科學家的概率。
在後來發表的一篇論文裡，特沃斯基和卡尼曼描述了第二種「啟發法」。這篇文章叫「易得性啟發：用於判斷頻率和概率的啟發法」（」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Probability」）。(6) 其中，作者們通過一個例子拋出了他們的問題：
在一項研究中，學者們調查了英語語言裡不同字母的使用頻率。他們先節選了一段普通的英文文本，然後記下了文本裡每一個單詞的第一個和第三個字母，並由此算出了不同字母作為單詞第一個和第三個字母出現的相對頻率。（小於三個字母的單詞不在考慮範圍內。）
《良醫》
現在，請你考慮以下的幾個字母，並——
（1）判斷該字母更可能出現在單詞的首字母還是第三個字母；
（2）估算該字母出現在單詞首字母的頻率和出現在單詞第三個字母的頻率之比例。
字母K：
（1）字母K更可能出現在單詞的 __ ；
▢首字母
▢第三個字母
（請打勾）
（2）我估算K出現在單詞首字母的頻率和出現在單詞第三個字母的頻率之比例是 __ : 1。
打個比方，如果你覺得 K 出現在單詞第一個字母的可能性是出現在第三個字母可能性的兩倍，那你就在「首字母」前面的方框裡打鉤，然後在估算比例裡填上「 2 : 1 」。事實上，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收集的數據中大部分人都是這樣回答的。除了 K 之外，他們還問了實驗對象關於其他字母（R、L、N和V）同樣的問題，所有字母都收到了和 K 類似的答案。統計數據表明這五個字母出現在第三個字母的頻率都要高於出它們現在第一個字母的頻率；講具體比例的話，它們出現在第三個字母的頻率是它們出現在第一個字母的頻率的整整兩倍。
所以，人們又一次在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實驗裡出現了系統性的判斷錯誤。他們分析，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人們的判斷被他們的記憶誤導了。在人們的腦海裡，想到首字母為 K 的單詞比想到第三個字母為K的單詞容易太多了。總而言之，人們越容易回想起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就對我們的大腦更「易得」，從而我們的大腦也會認為該事件有更大的發生機率。
和關於代表性啟發法的實驗一樣，這些研究易得性啟發法的實驗並不是為了證明我們有多愚蠢。站在實用的角度來講，易得性啟發法（越容易從記憶裡調取的事件就越有可能發生）在很多日常情況下是一個十分有效的思維工具。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人們需要從記憶裡調取一些信息來準確判斷一個事件的概率，而這些信息卻很難從記憶裡調出來；因此，我們的大腦有時會偷懶，調出易得但是錯誤的信息，從而誤導我們對該事件做出的判斷。「因此，使用易得性啟發法會導致系統性的認知偏差，」 特沃斯基和卡尼曼寫道。人類的認知會被易得的、難忘的記憶所歪曲。
《你的名字》
對 17 歲的雷德梅爾來說，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論文讓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論文裡講到了人們在不確定的情況下做出判斷的方法——儘管不少專業名詞讓他一頭霧水，而且兩位心理學家們描述的仿佛是不為人知的現象，年輕時雷德梅爾卻十分相信這些現象的真實性。和大部分實驗對象一樣，他也認為 K 為首字母的英語單詞應該比 K 為第三個字母的單詞要多，因為他更容易回憶起以 K 開頭的單詞。所以，他相信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論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和大多數讀者一樣——也掉進了他們設計的思維陷阱裡。
讓雷德梅爾感觸頗深的並不是很多實驗對象都有出錯。出錯並沒有什麼奇怪的——每個人都會犯錯。真正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人們犯錯的模式，大家的錯誤竟然如出一轍！這些可預見的、系統性的錯誤似乎在人類的思維中根深蒂固。論文裡，有一段關於想像力和主觀誤差的話讓他銘記於心：「在任何涉及到風險的活動中——比如說，一項探險項目——我們評估風險的方式往往是去想『有哪些我們不能應對的突發事件可能會發生？』如果我們能想到很多這種突發事件，那麼這項探險就會顯得困難重重。
但事實上，儘管我們能很快想到一系列風險，這並不說明這些風險真的有很大概率會發生。相反，如果我們很難或無法想像出一項探險會涉及到任何風險，那麼我們多半低估了這個探險的危險程度。」所以，認知偏差不僅僅會使人在問答題中出錯（比如，錯誤的判斷以K為首字母的英文單詞的數量），有的時候它關乎生死。
《良醫》
雷德梅爾從小就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名醫生。他特別喜歡看電視裡的醫生，也是《星際迷航》裡醫療官「老骨頭」麥考伊和《陸軍野戰醫院 MASH》裡軍醫鷹眼皮爾斯的忠實粉絲。他說：「小時候的我想做點有英雄氣息的事，但我肯定幹不了體育這行，也混不好政治、進不了演藝圈。學醫倒是聽起來還不錯，醫生這個救死扶傷的職業擔得起『英雄』二字。」他的理想讓他在 19 歲大二時放棄了當時的專業，申請了醫學院。在剛滿 20 歲的時候，他已經在多倫多大學接受醫學訓練,為成為一名醫生做準備。
但在醫學院裡，有一些問題開始困擾他。他回憶說：「在剛進醫學院的時候，有的教授會發表一些缺乏科學依據的言論，而我也不敢質疑他們。」他們會把一些常見的迷信當做真理一般講給學生聽（像「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除此之外，不同領域的專家還會針對同一個病症給出相矛盾的診斷。他記得他的泌尿學教授曾告訴學生們，尿血多半意味著腎癌，但他的腎病科教授卻說尿血多半是腎小球腎炎的表現，只不過是炎症而已。雷德梅爾對此十分困惑，說：「兩位教授都對自己的見解深信不疑。」這是因為兩位專家在經歷了專業領域的訓練後，都把他們注意力局限在了自己的專業內。
人生如戲，但我們的世界並不僅僅是一個戲臺子，它同時也是一個賭場。
The world’s not just a stage.It is a casino.
矛盾的教學反映的並不是教授們孤陋寡聞，而是教授們對於確定性的需求——更確切地說，他們需要的是一個有確定性的表象。站在投影儀邊上的教授不像是在教知識，而是像牧師在傳道。雷德梅爾描述道：「傲慢是他們普遍的態度。他們會說：『你是怎麼回事？你在這裡怎麼能不用類固醇！！？？？』」 他發現醫學界的權威普遍都忽視了諸多醫學問題的不確定性。
之所以忽視問題的不確定性，是因為承認不確定性就等於承認了他們失誤的可能。但醫生是不能失誤的——整個醫學行業的存在仿佛都是在證明醫生們藥到病除、百治百效的本領。當病人接受了治療並痊癒時，儘管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主治醫生通常會把病人的康復歸功於自己的治療。雷德梅爾想，病人在接受了他的治療後好轉並不代表使病人好轉的就是他的治療。
他說：「很多疾病都是會自行消退的，即使不治也會自己好。當人們感到不適時，他們會尋求醫生的治療，而醫生們也會覺得有義務為病人做點什麼。假如一位醫生用水蛭讓他病人的病情好轉了起來，那麼這位醫生可能會一生擁護水蛭療法。同理，有的醫生可能會習慣性地給病人開過量的抗生素，有的醫生可能會長期給耳部感染的病人做扁桃體切除手術。無論是什麼治療方式，只要你試了，然後第二天病人好轉了，這就被視為你的療法有效的鐵證。如果在看了精神科醫生之後你的抑鬱症得到了改善，你可能就從此相信精神病學有神奇的治癒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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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醫的過程中，雷德梅爾還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問題。他的教授們只會把目光局限於數據的表面，但其實這些數據是值得深究的。假如一個患有肺炎的老人來到了醫院，醫生們檢查了他的心率，發現他的心率是每分鐘 75 跳——完全正常。於是，醫生不再去懷疑老人的心臟有問題，然後開始排查別的問題。但是，肺炎之所以對老年人格外致命，正是因為肺部炎症有擴散的可能；而一個健康的免疫系統應對炎症擴散的正常反應包括發燒、咳嗽、打冷顫、分泌痰液以及比平常更快的心跳，因為一個正在對抗感染的身體需要比平常更快速地供血。
雷德梅爾說：「一個肺炎老人的心跳就不應該只是一般的正常值！他的心跳應該像波浪一樣起伏！」如果一個老人患有肺炎還心率正常，那他的心臟有可能有嚴重的問題。但是心率檢測器上的正常讀數卻給醫生們造成了一切正常的假象——正是由於一切都看起來正常，才導致醫學專家有時疏於核查。
站在科學的角度來看，一些廣為流傳的醫學知識實際上錯得離譜。舉個例子，在 1980 年雷德梅爾剛考進醫學院的時候，傳統醫學觀念認為心臟病發後的心律不齊需要用藥物抑制住。到了 1991 年，雷德梅爾快從醫學院畢業了，研究人員發現，那些接受了心律不齊藥物的心臟病人比那些沒有接受的心臟病人有更高的死亡風險。沒有人能解釋為什麼多年以來醫生們一直在系統性地給出錯誤的治療方案，從而間接地促使了病人的死亡。不過，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的倡導者在八十年代時就已經開始參考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7），並將他們的觀點融入到臨床錯誤的解釋中。
很顯然，醫生們憑直覺做出的判斷可能會導致重大失誤——醫療決策不應該忽視與時俱進的臨床數據。雷德梅爾說；「我開始注意隱藏在醫學觀點表面下的分析推理，並意識到很多所謂『概率』都是業界專家編造出來的。我注意到人們對疾病傳播途徑有著錯誤的理解，而且還對他們的錯誤全然不知。對此，我隱約感覺有哪裡不對勁。」
《輕鬆小熊與小燻》
在那篇雷德梅爾的老師推薦給他的論文末尾，丹尼爾·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指出，即便是最擅長概率計算的專家也容易被認知偏差誤導。引用他們的原話：「在面對不那麼一目了然的問題時，他們[指擅長概率計算的人們]的直覺和普通人的一樣，都容易使他們做出錯誤的判斷。」年輕的雷德梅爾認識到，之所以再天才的醫生也不能對錯誤完全免疫，就是因為這些難以避免的、帶有欺騙性的直覺。
犯錯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他們[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讓我們更透徹地理解了人們犯錯的原因。他們的理論就像是一種語言，用這種語言我們便能夠解釋清楚思維陷阱的運行機制是什麼、我們為什麼容易掉進這些陷阱裡。他們並不否認或妖魔化錯誤，而是正視錯誤，並承認犯錯是我們人類不可避免的，」雷德梅爾對這篇引人深思的論文評論道。
1985 年，雷德梅爾成為了史丹福大學醫院（Stanford University Hospital）的駐院實習醫生。在他 27 歲完成實習時，高中時讀到的那篇文章依舊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價值觀。懷揣著理想，以及兩位以色列心理學家帶給他的觀念，他對自己未來的方向有些迷茫。他考慮過到加拿大拉布拉多地區 [2] 北部定居——在他還未從醫學院畢業時，他曾經在那兒的一個小村莊實習，為當地的 500 名居民提供醫療服務。
他回憶道：「我沒有過目不忘的本事，思維也算不上很敏捷，所以我擔心我沒有能力成為一名傑出的醫生。如果我不能成為一名很棒的醫生的話，那我倒不如去為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地區服務，起碼那裡會需要我。」那時的雷德梅爾還以為自己會成為一名傳統意義上的醫生，在醫院或診所裡坐診。但計劃趕不上變化快——就在不久後，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見面了。
注釋[2]：拉布拉多(Labrador)地區位於加拿大的東北部，是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的一部分。
《生活大爆炸》
1988年春天，阿莫斯·特沃斯基和雷德梅爾以及他們的同事們在斯坦福教工俱樂部（Stanford Faculty Club）一起吃了午飯。雷德梅爾平時都不吃早飯，但是在和特沃斯基見面的那一天他卻吃了，以免自己在午餐上吃太多。哈爾·索科斯（Hal Sox）是雷德梅爾在斯坦福的上司，他也出席了那場午餐。在雷德梅爾見到特沃斯基的兩天前，索科斯告訴他：「到時候你啥都別說，不要插話，好好坐在那兒聽著就行了。」用索科斯的話來說，和特沃斯基交流「就好像是和愛因斯坦一起討論——他會是一個被歷史記住的天才，他的才華不可複製」。
無巧不成書，特沃斯基第一篇涉及到醫學領域的論文就是和索科斯合作的。他們的文章源於特沃斯基向索科斯提出的一個問題：人們在賭錢時的思維模式是如何在醫生和患者的思維中體現的？特沃斯基用一個例子剖析了他的問題。如果給你兩個選擇，一個能讓你穩贏 100 元，另一個有 50%的機率贏 200 元，你會選哪一個？統計學角度來講，兩個選項的期望值都是 100 元，但人們傾向於選擇能穩賺的前者——畢竟，雙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
但是，如果一個選擇肯定會讓你虧 100 元，而另一個有一半一半的機率讓你一分錢不虧或者虧 200 元，你又會選哪一個？和贏錢的例子裡相反，在涉及到輸錢時，人們往往會選擇冒險一搏。在特沃斯基的幫助下，索科斯和另外兩位醫學家一起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來研究醫生和病人們在面對不同選擇時做出的不同決定——如果他們面臨的選擇意味著失去，而不是得到，這會對他們的決定造成影響嗎？
和上文中賭錢的例子相對應的醫學案例是肺癌的治療方式。在八十年代初，面對肺癌，醫生和患者們有兩個選項——手術或者化療。兩種治療方法都不理想，不過他們有著不一樣的弊端。相比化療，手術更可能延長患者的生命。但與此同時，患者有小概率會死於手術失敗，而化療卻不會在短時間內帶來死亡的風險。當患者們聽聞手術治療的存活率為 90%時，75%都選擇了手術。但如果醫生換一個說法向患者描述手術的風險，告訴他們手術的死亡率為 10%，這時就只有 52%的病人選擇了手術。
所以，面對一個生死攸關的的決定，影響人們決定的不是存活機率數據本身，而是存活機率是如何被描述的。不僅僅是病人，醫生也是這樣做決定的。索科斯覺得，和特沃斯基共事轉變了他對自己職業的看法，他說：「我們對醫學裡的不少認知問題都還缺乏理解。」這讓他思緒萬千，他不禁想到有多少外科醫生——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曾用「 90%存活率」來向病人描述手術風險，而不是「 10%死亡率」，僅僅因為醫生們自己會從做手術中受益。
想到其他人不曾想到的。
Think what no one else has ever thought.
在午餐上，雷德梅爾大部分時間都在看索科斯和特沃斯基對話。他注意到特沃斯基有淡藍色的眼睛、飄忽不定的眼神，和輕微的口吃。他的英語很流利，帶著濃重的以色列口音。特沃斯基描述說：「他精神很好，看起來有點過度警覺，在他身上一點也察覺不到那些高級教授身上的疲乏。餐桌上，百分之九十的話都是他講的，而且他講的每一句話都值得一聽。當了解到他的醫學知識其實很有限時，我吃了一驚——要知道，在那時候他已經對醫療決策有著很大的影響了。」
特沃斯基問了兩位醫生不少問題，大部分都是關於醫療場景中不符合邏輯的行為。看著索科斯回答（或者嘗試回答）特沃斯基的問題時，雷德梅爾意識到，他在這場午餐上了解到的關於索科斯的信息比他在過去三年裡了解到的還要多。他說：「特沃斯基非常清楚哪些問題是值得問的。」
在午餐的最後，特沃斯基邀請雷德梅爾去他的辦公室坐一坐。不久後，特沃斯基便問起了雷德梅爾對人類思維的看法——他希望醫學界能對他的觀點產生共鳴。他提到了由經濟學家保羅·薩穆爾森（Paul Samuelson）[3] 想出來的薩繆爾森賭注（the Samuelson bet）。假設你只能下一次注，並且輸贏的可能性都是50%，若是贏了則獲得 150 元，若是輸了則失去 100 元，你願意接受這樣的賭注嗎？大部分人都會拒絕參與。
但是如果人們被允許重複賭注一百次，很多人都會改變主意，接受這個新賭注。顯然，人們只在可以重複賭注一百次時才去計算期望值，並通過期望值判斷他們會贏錢，但在只能下一次注的時候他們卻不去考慮期望值——為什麼？人們在賭註裡矛盾的行為並不好解釋：的確，當期望值告訴你你會贏錢時，你賭的次數越多，你輸錢的可能性就越小；但隨著你賭注次數的增加，你可能會輸掉的錢也越來越多。講完了薩繆爾森賭注，特沃斯基對雷德梅爾說：「好了，我講完了。現在輪到你告訴我一個類似的醫學例子！」
注釋[3]：PaulSamuelson,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麻省理工經濟學院教授。
《私人採購員》
雷德梅爾馬上想到了好幾個類似的例子。他回憶道：「不管他講什麼理論，我都能立馬想出一大堆醫學相關的案例。他能停下來聽我的想法實在是我意料之外。」雷德梅爾決定用醫護角色的雙重性和薩繆爾森賭注做類比：「醫生的職責有兩重。他們是患者健康的最佳代理人。同時，他們也是人民健康的保護者。醫生們一次只看一個病人，不像衛生政策的制定者，每制定一個政策都會影響到一整個群體。
但是醫生的兩個職責之間存在矛盾。有的時候，對某一個病人最好的療法是開一劑抗生素；但是，如果抗生素被過度使用，導致病菌進化，產生抗藥性，變得更危險和難以治療的話，整個社會都會受影響。所以，一位恪盡職守的醫生不能只考慮某個病人的個人利益；他還需要考慮到所有患有同樣疾病的人和他們的群體利益。因此，醫生們該如何權衡患者個人和患病群體的利益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甚至比該如何制定公共衛生政策還要重要。畢竟，醫生們會一次又一次地處理同樣的病，所以他們會多次面臨同一個「賭注」。在醫生們只能賭一次的情況裡，他們的行為會和能重複下注的情況裡有所不同嗎？
《美麗心靈的永恆陽光》
隨後，特沃斯基和雷德梅爾合著的一篇論文通過實驗證明了醫生在治療個人和治療群體時的確有著不一樣的表現，即便個人和群體的病是一模一樣的。（8）為了避免麻煩，在面對多位病人時，醫生們通常會要求他們做一些額外的檢測，並且很少問到如果治療中發生意外，他們是否願意捐獻器官。但是在面對單個患者時，儘管該患者的問題和集體患者的問題一樣，醫生們往往會給單個患者不一樣的治療方法——如果醫生們是在制定關於治療這個病的公共政策，他們多半不會採取這些方法。
在一封致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主編的信裡，特沃斯基和雷德梅爾寫道：「這些實驗結果的目的不是為了贅述醫學裡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之間的衝突。它們展現了一種差異：在醫生們的思維中，用於集體的視角和用於個人的視角之間存在差異。這種差異會導致問題——一個需要我們想辦法去解決掉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道理去擁護一個適用於個人卻不適用於集體的治療方法，或一個適用於集體而不適用於個人的治療方法。」
文章發表後，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收到了大量回應這篇文章的讀者來信。論文的重點不是說醫生對單個病人的治療方式不正確或不恰當，而是如果單個病人和集體病人都患有同樣的病，卻受到了不同的治療，那麼醫生不可能對單個和集體病人都給出了最好的治療。很多回信的醫生們都對這一論點感到擔憂或不悅，但雷德梅爾卻說：「大多醫生都試圖維護他們理性、嚴謹的表象，但他們說的——起碼有一部分——是假話。引導我們思維的是希望、夢想和情緒。」
雷德梅爾和特沃斯基的第一篇文章只是他們合作的開始。不久後，他們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係，甚至在半夜都還在特沃斯基家裡一起工作。對雷德梅爾來說，和特沃斯基一起工作絲毫不乏味；他覺得，和特沃斯基的合作經歷「完全是一種滿足，一種樂趣」。在某種程度上，雷德梅爾知道，他的這位同事將會改變他的人生。他知道他將永遠記住特沃斯基說的一些話：
「看到其他人都能看到的，但想到其他人不曾想到的，是優秀科學研究的要點之一。」
「很多問題都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人在應該守規矩的時候沒守規矩，或者在應該發揮想像力的時候沒有發揮想像力。」
「有時，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比證明你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更容易。」
圖源網絡
雷德梅爾是一個思維活躍的人，但在他和特沃斯基的合作裡，似乎所有創新想法都是特沃斯基提出的。特沃斯基構築了思維框架，雷德梅爾只需要提供醫學領域的例子來闡明他的論點。因此，雷德梅爾覺得，也許自己並沒有對他們的合作做出許多貢獻。他說：「從許多角度來看，我的工作只不過是一個被美化的秘書職務。心底裡，我覺得其他人能很容易地替代我——這困擾了我很久。當我回到多倫多時，我有一個疑問：『那些理論和文章是不是都是特沃斯基的研究成果？其中有沒有屬於雷德梅爾的東西？』」
儘管如此，在和特沃斯基成為同事後，雷德梅爾找到了自己的事業理想：他想同時以一名學者和一名醫生的身份，去探索醫生和病人們思維中的錯誤，讓醫療決策和認知心理學這兩個研究領域相結合。這與他過去的人生規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就在幾年前，他還以為自己會定居在拉布拉多北部某個小村莊，成為一名普通醫生。至於具體如何實現他的理想，他還不能即刻給出確切的答案。但他確信，通過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他發現了自己的執著探求真理的一面。
數年後，雷德梅爾已經從斯坦福回到加拿大好幾年了，但他的腦海裡依然會時不時聽到特沃斯基的聲音；有時特沃斯基的聲音是如此清晰明亮，甚至蓋過了他自己的聲音。他慢慢認識到，他和特沃斯基的合作並不全是特沃斯基的成果，其中他自己的貢獻也不可小覷。他對自我價值的認識始於一個簡單的問題，一個關於流浪人群的問題。流浪者是一個令當地醫療系統頭疼的負擔：他們過度頻繁地光顧急診室，對醫院的資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消耗。多倫多的每一個護士都知道，如果有流浪漢晃悠進醫院了，他們應該以最快的速度把他打發走——雷德梅爾尋思著這樣趕人的做法是否明智。
《萬物生長》
為了消除他心頭的疑惑，雷德梅爾在 1991 年展開了一場實驗調查。他給一大批想要成為醫生的學生分發了醫院的綠色工作服，並且給他們在急診室附近安排了住宿點。這些學生們無償地擔起了流浪漢接待員的職務。當有流浪漢走進急診室時，他們會回應流浪漢的任何需求，無論是給他拿吃的喝的、坐下來陪他說話，還是幫他掛號看病。學生們非常喜歡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體驗了一把當醫生的感覺。但他們只為一半走進醫院的流浪漢服務——迎接另一半流浪漢的是醫院護士們不屑一顧的打發。
對這些光顧過實驗醫院的流浪漢，雷德梅爾記下了他們在去過實驗醫院後又用過市裡哪些公共醫療資源。不出所料，受到「五星待遇」的那組流浪漢比受人冷眼的那一組更經常回訪實驗醫院。令人意外的是，儘管訪問頻率有所增加，但他們對市裡醫療資源的使用卻有所下降。這是因為如果流浪人群感覺在某個醫院受到了良好的照顧，他們就不會再去找其他能滿足他們需求的醫院了。引用一名流浪者的話：「我對醫療系統最高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家醫院接待我照料我。」從雷德梅爾的實驗可以看出，整個多倫多的醫療系統都在為他們對流浪者輕蔑的態度付出代價。
看到其他人都能看到的，但想到其他人不曾想到的，是優秀科學研究地要點之一。這是特沃斯基曾經對雷德梅爾說的一句話，也是讓雷德梅爾永遠忘不掉的一句話。有一天，他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的另一頭是一名受藥物副作用影響的愛滋病患者。通話進行了一半，對方突然打斷了他，說：「對不起，醫生，我必須得掛電話了。我剛才出車禍了。」原來，他在一邊開車一邊和雷德梅爾打電話。這件事讓他想到一個問題：邊開車邊打電話會增加事故風險嗎？
via：Pixabay
1993 年，他和來自斯坦福的統計學家羅伯特·提布希拉尼（RobertTibshirani）針對以上問題設計了一項複雜的研究。他們在 1997 年發表研究論文，證明了駕駛時使用手機通話和非法酒後駕駛一樣危險。（9）除此之外，不管開車時打電話的司機是否拿著手機在打電話，他們出車禍的機率都比不打電話的司機高出整整四倍。這項研究有著特殊的意義——它是首個使用嚴謹的科學方法來證實手機通話和交通事故之間的聯繫的研究。因此，它激起了世界各地要求管制駕駛時通話的呼聲。沒有人知道這項研究避免了多少人死於交通事故——它輻射到的地區和人口是如此之廣，以至於我們需要設計一個比它還要複雜的研究來計算出具體數字。
這項關於駕駛的研究也激發了雷德梅爾對司機思維的興趣。新寧醫院的醫生都認為，他們的工作在事故受傷者到達急救室後才開始。雷德梅爾卻認為，醫生們應該從源頭解決問題。每年，車禍會導致全球 120 萬人死亡，因車禍而終身殘疾的人數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雷德梅爾說：「每年全世界 120 萬人喪命，相當每天發生一場日本海嘯[4]。要知道，100 年前還鮮有人死於車禍；對比現在車禍造成的傷亡，這簡直不可思議。」作為方向盤的操控者，司機的想法和判斷有著不可挽回的後果。
人類的大腦是有限的，因此我們的注意力也是有限的。我們的意識會儘量隱藏注意力缺陷，導致我們自以為知道一些在我們注意力外的事情，比如說，未能注意到周圍危險的司機自以為安全。雷德梅爾說：「從特沃斯基的研究中學到的最重要的一課，不是人們覺得自己是完美的——不，人們可以犯錯。最重要的一課是人們不理解他們有多容易犯錯。打個比方，有的人可能會說：『我已經喝了三四杯酒了，所以我現在的注意力大概比正常的時候差 5%。』 錯！事實上他的注意力比正常時候差 30%。正是這種認知和事實的不匹配，才導致美國每年一萬起致命交通事故的發生。」
注釋[4]：原文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一場日本海嘯，但結合上下文和實際數據，文章最有可能指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海嘯。這場日本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造成了近 1.6 萬人死亡。
「特沃斯基給了每一個人接納人為錯誤的理由，這就是他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的方式，儘管我們沒有辦法對此作出證明，」雷德梅爾總結道。
參考文獻（點擊滑動查看）
1. Kandel, C. E., Simor, A. E., &Redelmeier, D. A. (2014). Elevator buttons as unrecognized sources of bacterialcolonization in hospitals. Open medicine:a peer-reviewed, independent, open-access journal, 8(3),e81–e86.
2. Tversky, A., & Kahneman,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New York, N.Y.), 185(4157),1124–1131.
3. Tversky,A., & Kahneman, D. (1971).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2),105–110.
4.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2).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3(3),430–454
5.Probabilityand the Birthday Paradox. (2012, March 2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bring-science-home-probability-birthday-paradox/
6.Tversky, A., & Kahneman, D. (1973).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2),207–232.
7. Eddy DM. Probabilisticreasoning in clinical medicine: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In: Kahneman D,Slovic P, Tversky A, eds.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Bias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249-267.
8. Redelmeier, D. A., &Tversky, A. (1990). Discrepancy between medical decisions for individualpatients and for groups. The 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 322(16),1162–1164.
9. Redelmeier,D. A., & Tibshirani, R. J. (1997). Association between cellular-telephonecalls and motor vehicle collisions. The 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 336(7),453–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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