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與世界
深圳有一個傳閱已久的城市宣傳口號：來了就是深圳人。
畢竟建市不到四十年，有很多第一代來到深圳的人，靠著辛勤勞動，第一次湊出首付，真正能在這個城市紮根。
但深圳也是一個流動人口近千萬，這意味著，這個城市的大部分人都只是過客。
」三和大神「可能是深圳註定的過客中，最特殊的一批人。
他們所代表的，是人生無計可施的頹然。
也是生活另尋別處的樂觀。
THU
01
「掛逼」在深圳
深圳，大陸第三大經濟強市，經濟總量在全球 500 座城市中位列第 36 位。
早在 2015 年，這個有 1300 萬人口的城市，本地生產總值就已高於同期芬蘭本地生產總值，逼近埃及本地生產總值。
城鎮化率更是達到史無前例的 100%，是中國第一個全部城鎮化的城市。
可以相見，它也是房價最貴的城市，生活成本也極其高昂，甚至超過北京與上海。
但在它的縫隙裡，存在著一種可以」低價「存活下來的方式 —— 掛逼。
」掛逼「是用於表示人或動物死亡，及事物以比較慘烈的方式結束的一種說法。
這個詞彙用到三和大神身上就是，在捉襟見肘之時 15 塊的床鋪、5 塊錢的掛逼面、兩塊錢 1.5 升的掛逼水。
網吧一小時一元，通宵十元。
探索出這一切的就是」三和大神「。
」三和「是深圳郊外的龍華新區一處大型職業介紹所」三和人才市場「的名字，而」三和大神「就是這一群放棄工廠，掛逼生活的年輕人。
日本 NHK 扛著攝像機，用《三和人才市場 · 中國日結1500日元的年輕人們》記錄下了這個地方。
周圍小巷內，殘破建築物林立，廉價網吧、旅館、雜貨店等百餘家店鋪鱗次櫛比。眾多年輕人或在網吧內瞌睡，或露宿街頭。
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一開頭，父親對蓋茨比說」每逢你想要批評任何人的時候，你就記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人，並不是個個都有過你擁有的那些優越條件。「
在三和的小巷裡，在廉價網吧、飯館、旅館周圍，一群人在其中來回穿梭，耗費光陰，骯髒而自由，貧窮而簡單，這是專屬於窮人的享樂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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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打工的「叛逃者」
打工一天，逍遙三天
深圳製造業的支柱，是來自於各地來打工的年輕人，一項數據中，在此地打工的有 700 萬人左右，除此之外，每年還有近百萬青年持續流入。
作為工廠、企業的聚集地，深圳不缺工作崗位。許多年輕人帶著熱血，來到了深圳。
亟待招聘的都是那些大名鼎鼎的大廠，富士康、三星、華為、騰訊、無人機大疆、平安、中興、順豐.......這些大公司都聚集在這裡。
從內地出來的年輕人還懷抱著大城市的憧憬，帶著對大廠的希望入職之後，很快就會發現，他們面對的是三四千元到頭的工資，和每一天 12 個小時、兩班倒的生活。
除去洗漱的時間，睜開眼睛就是工作，在富士康做過製造工人的宋春江說，他當時每一天都要往蘋果手機上打 3000 個螺絲。
一個動作，一天，做三千遍。
有一群年輕人叛逃了，宋就是幾萬名」三和大神「之一。
他們離開工廠，來到了三和，發現了另一種可以活下來的方式——
回到三和人才市場周邊，找一份靈活的日結工，做一天工就跑路。
打工一天，逍遙三天。
雖然兜裡總是捉襟見肘，但一天上下的生活成本不過三十塊，
點一碗掛逼面 4、5 元，喝一大桶 1.5L 的清藍」大水「 2 元；
住在有Wi-Fi的掛逼店裡，床鋪 15 元，雖然是臭氣燻天的床鋪，但好歹有 Wi-Fi 覆蓋。
再不濟，在網吧裡度過一整晚，一個小時 1 元，通宵 10元。
連網吧的錢也花光的時候，就和衣睡在馬路上、公園裡，大地做床，蒼穹做被。
讓生活運轉的方式就是，找工作賺一些零錢，辭掉工作很快花完，再去找下一份零工。
對工作的判斷標準就是，工資高、來錢快、做一天結一天。
拿到錢之後就快活地花掉，不再儲蓄，懶得去想明天。
人才市場的中介總結道：這裡的人想明天以後的事情比較少，只想把今天過好。
宋春江則把三和大神定義為」首先是不想幹活，懶。工資低不願意幹，太累了不願意幹，幾天不吃飯很正常。 「
到了零工都找不到的時候，來錢最快的手段就是，賣掉自己可以變賣的一切，宋春江甚至連自己的身份證也以幾十塊錢的價格賣出，成為皮包公司的法人。而在三和大神中，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沒有身份證。
沒有身份證，除了寸步難行的種種限制之外，最直接的後果是，這群人主動放棄了享有那個名字和那 18 位數字編碼，放棄了未來的全部可能性。
或許，在所有的成長中，他們從未被賦予過任何可能性。
中介甚至認為他們是「老成」的，他們過早地「成熟」，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選擇不再給資本打工，信奉著「山珍海味也是吃、掛逼面也是吃，最終目的是一樣」的真理。
某種程度上，他們已經開始不再相信，辛勤勞動能夠帶來體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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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一代留守兒童長大了
有人不想認命
東東今年只有 22 歲，已經快速厭倦了成為大廠的流水線工人。
他先是從江西農村奔赴在廣州打工的母親，一次矛盾之後，又從母親身邊離開來到深圳尋找工作機會。他先在三星、富士康等大廠工作，之後又迅速辭職，來到了三和，開始了打零工的生活。
東東體會到過工人的議價權低意味著什麼，賭氣離開工廠是無法拿到工資和押金的，相當於每天十幾個小時的重複工作，一分錢都得不到。
於是，他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論：
」大廠是很難辭的，日結的話你想走就走。「
」每天下班可以領到工錢，自由，如果發現老闆怎麼……可以及時走。也是對自己的一種保護。「
這是上一代人想都不敢想的。
30多年前，東東的父母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卷著一床鋪蓋，就到了深圳謀生，背負著家裡一家老小的口糧，兢兢業業，賺一分就寄一分回去，等到年老，無法給這座城市貢獻更多體力和勞動價值的時候，就葉落歸根，回到內地農村。
這一代人，直接貢獻了改革開放後的經濟飛躍，代價卻是與年幼子女的種種分離。
而東東和宋春江就是中國第一批留守兒童。
從所有角度來說，他們的童年都是極其匱乏的，沒有陪伴，也沒有錢。
小時候，他們坐在門檻上，想念、等待父母的時候，一定幻想過大城市的高樓林立，想像著他們的父母在樓宇間穿梭、賺錢。想像那個留住他們父母的車水馬龍的城市，在太小的時候就向他們招手了。
翻越大山，拿著另一捲鋪蓋卷，到大城市來找父母的時候，卻發現，大城市的面目並不友善。
如今他們接過父輩的旗幟成為第二代農民工，成為農民工二代，隨同父母住在擁擠骯髒的城中村，試圖接受同樣的打工者的命運，卻發現勤勞早已不能致富。
或許也可以這樣忍耐下去，老後歸鄉，第三代農工再取代他們的位置。
可是，這個鏈條突然鬆動了，起碼在」三和大神「這裡，短暫地鬆動了。他們開始了一套新的打工者的生存哲學。
如果父母那一代，在攢夠一些資本的話，還有在階層上的翻盤機會，對第二代農民工來說，這個機會顯然更少了。城市 GDP 在瘋狂上揚的時候，作為打工者的報酬和工作時間卻沒有改變。
這群人發現，見過了大城市的自己，無法再回到故鄉。而沒有學歷和技能的自己，又無法留在城市。
乾脆，就在城市的角落裡，沒有面目地自由存在。
宋春江說，以前是很有鬥志的，去年還有一點點鬥志，今年是一點都沒有了……
有人勸他，說他還年輕，宋春江說他幾年前同樣年輕，現在一樣一無所有。
」現在真的是習慣了「。
幾年前，宋春江想靠著玩遊戲買號賺錢掙錢，網貸了兩萬塊錢買裝備，沒想到遭遇封號，錢都打了水漂，剩下的8千他就乾脆自己全花了，直到現在他還欠著3萬塊的外債。
但沒有了身份證，已經沒人找得到他了。
NHK 記錄者問宋春江：你不跟父母聯繫他們不傷心嗎？
」聯繫了更傷心。「
他回答。
時間留給宋春江的答案顯而易見，老了怎麼辦？
」老了死了就死了，沒辦法了。「
也有一些人還不想認命。
陳用法就是其中一個，牛仔褲工廠的一次機械意外，被瞬間絞掉了右臂，命保下來，拿著不多的賠償款在深圳開了一家早餐店，賣力做工。
妻子女兒都陪在身邊。
他深知那句」來了就是深圳人「不是講給他的，也從沒妄想過成為一個深圳人。只是，他無法像其他打工者回到老家，也無法像」三和大神「一樣不在乎了。
因為女兒轉眼到了學齡的年紀。
現在繚繞在他心頭，最麻煩的事情就是女兒的升學問題。
在深圳，為孩子申請上學時，父母首先要被分類。
第六類的戶口，是市戶口，只能在本區租房。
房價高企，肯定不可能擁有自己的住房。但作為城市的第六階層，他的女兒無法在深圳上公立小學。而距離女兒上小學的時間，只有一年了。
他深知，把女兒放回老家，再次成為留守兒童不會是一個他能夠承受的選項，他已經無法想像，這個半天都離不開他們的小女孩，又被鐵軌扔回老家的樣子。
但每一天能做的抵抗，只有賣好每一份早餐，或許能給女兒博一個在私立小學上學的機會，或許能在他這裡，靠著這隻右臂給女兒掙破這個留守兒童的循環。
一直編著謊話，得過且過地過日子的東東在紀錄片的最後，也離開了三和，去廣州投奔在美髮店打工的姐姐，他的新夢想是做美髮師。
那些年輕的打工者，那一撮撮被工廠的低薪高壓捻滅的火苗，偶然之間在三和找到了短暫的休憩之處。
憑藉著「既然衝不上去，乾脆就停下來」的享樂主義哲學，頹然寄居在深圳的縫隙中。
「打工一天，逍遙三天」的三和大神們，在這片土地上，像是經歷了一場短暫的人生gap year。
如果前路漫漫，有諸多艱辛、諸多酸楚、諸多渺茫。
那就換條路走。
讓自己的靈魂歇一歇，喘一口氣。
儘管或許沒那麼輕鬆，但也是難得的風景。
撰文：豌 豆
圖片：紀錄片《三和人才市場》
編輯：姜 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