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曾在《朱子新學案》開篇說：「在中國歷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兩人，皆在中國學術思想史及中國文化史上發出莫大聲光，留下莫大影響。曠觀全史，恐無第三人堪與倫比。」足見錢穆對孔子、朱熹的景仰與敬慕。我們翻看《錢賓四先生全集》目錄，即可知孔子、朱子研究在錢氏的學術生涯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倘若只推舉一人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錢穆的答案無疑會是兩千五百年前的孔子。而記載孔子生平和思想最真切具體、最活潑有味的，莫過於《論語》。因此，要學習、認識孔子的思想，最佳途徑毋庸是細讀《論語》。如果說對《論語》的研讀貫穿了錢穆的一生，絕不為過。錢穆晚年不遺餘力地宣揚孔子思想，給人的感覺是恨不得「把孔子的旗幟插遍全世界」（李零語），為此他十分賣力地勸讀《論語》：「我認為，今天的中國讀書人，應負兩大責任。一是自己讀《論語》，一是勸人讀《論語》。」
（《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孔子與論語》）
研治寶典
《論語》與《大學》《中庸》《孟子》被朱子並為「四書」之後，成為傳統中國士人的一部必讀書，而《論語》尤為核心。錢穆十歲時，舉業已廢，但四書五經等典籍仍受重視，加之江南蘇常地區學兼新舊，積累深厚，耳濡目染之下影響殊深。當其時，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江南小鎮也掀起陣陣漣漪，錢穆晚年回憶，「餘幼孤失學，弱冠即依鄉鎮小學教讀為生。然於當時新文化運動，一字、一句、一言、一辭，亦曾悉心以求。乃反而尋之古籍，始知主張新文化運動者，實於自己舊文化認識不真」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序二》）
，由此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而去，矢志於國學研究，盡心竭力「為故國招魂」。
錢穆高足嚴耕望曾指出，「先生為學善師法，善變化，喜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
（嚴耕望《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治史三書》）
。比如，錢穆在無錫蕩口鎮私立鴻模學校和梅村縣立四小任教，講授《論語》課時，精讀《馬氏文通》，仿其體例，積年寫成《論語文解》一書。該書以《論語》文句為例，分「明體」「達用」上下兩編，闡解文章的「起承轉合」之理，於1918年11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乃錢穆生平第一部正式出版之著作。
錢穆
1923年，錢穆轉入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擔任國文教席，隨班提升，在二年級主講《論語》，自編講義，成《論語要略》一書，1925年12月被列入「國學小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後與同一時期成書的《孟子要略》、應「教育部長」張曉峰（其昀）之約而撰成的《大學中庸釋義》，合為《四書釋義》，於1953年在臺灣再版。《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兩書，「提綱挈領，別出機杼，分類相次，自成系統，使讀者由是而進窺全書，易於得冰解融釋之樂」。
在錢穆前期學術研究中，《先秦諸子系年》體大思精，備受稱譽，為他在民初學界立穩腳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系年》第一卷充分利用了《論語》中的材料，於孔子生平歷年行事多所考訂，展示了著者精湛絕倫的考證工夫。後來錢穆又撰成《孔子傳》，對舊著復有訂補。此外，錢穆尚有其他關於孔子和《論語》的論作，彙輯為《孔子與論語》一書。
抗戰期間，錢穆頻頻為《思想與時代》雜誌撰稿，藉以回應時代關切和文化危機。後來他在《紀念張曉峰吾友》一文中這樣剖白自己的學術轉向：「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以後造論著述，多屬文化性，提倡復興中國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較，其開始轉機，則當自為《思想與時代》撰文始。是餘生平學問思想，先後轉折一大要點所在。」「《論語》一書，乃孔門遺訓所萃，此為中國最古最有價值之寶典」，自然格外受到錢穆的推重。
1949年錢穆南走香港，「希望在南國傳播中國文化之一脈」，與同仁協力創辦新亞書院，在「手空空，無一物」的艱難處境下，以「千斤重擔兩肩挑」之豪情，培養出一批英才。最初在桂林街「苦撐苦熬」的時候，錢穆曾給學生開《論語》一課，逐章逐句講解。看到英譯本《論語》錯誤甚多，他決定用白話文重新詮解《論語》，終因「校務紛煩，其事遂寢」。直到十年之後，1960年春，錢穆應邀赴美國耶魯大學講學，在授課之餘，以平易之文言改撰，才完成《論語新解》之初稿。此後又陸續修訂，1963年12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發行。錢穆雙目失明後，1987年曾囑夫人胡美琦女士讀此注，對原版文字略有修改。翌年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再版。兩年後，一代碩儒駕鶴西去。
讀書法門
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指出：「《論語》是經過漫長的編撰時間才作為書面文本被確立的。而在其成立的那一刻，孔子及其眾弟子們的語詞在其發言之初具有的含義，已經消融在書面文本的完整性中，反而成為『不可讀』的文本。這也就是為什麼《論語》作為書面文本成型的時刻，幾乎就是注釋工作開始的時刻。」
（《孔子的學問：日本人怎麼讀<論語>·中文版序》）
因此，就不難理解讀經典為什麼一定要參閱注釋。久而久之，這就形成了中國的解釋學傳統。李澤厚在《論語今讀》中發揮道：「君不見，中國傳統正是通過不斷的注、疏、解、說而一再更新麼？董仲舒、朱熹、王陽明以及其他許多大儒小儒，不都是這樣做的麼？他們不必另張旗號，別作他說，『不破不立』；而完全可以說拭舊如新、推陳出新，這也就是『轉化性的創造』；至今仍可視作中國式的某種前進道路。」職是之故，像《論語》這樣的典籍，不參讀註解，是不可想像的。
歷史上為《論語》作注的書可謂汗牛充棟，異說紛繁，到底該如何別擇去取呢？錢穆是很講究讀書方法的。他的《學籥》收有《朱子讀書法》和《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兩文，旨在金針度人，示後學以軌轍。錢穆早年撰《論語要略》，序說就專列一小節談「論語之讀法」。他在書中舉出讀《論語》的四條原則：其一，當注意於書中之人物、時代、行事，使書本有活氣。其二，當注意於書中之分類、組織、系統，使書本有條理。其三，當注意於本書與同時及前後各時有關係之書籍，使書本有聯絡。其四，當注意於本書與當代切身切世有關係之事項，使書本有應用。一言以蔽之，大體即是蒙文通所說的「自前後左右之書比較研讀」。錢穆晚年更是經常談及這個題目，北京商務印書館出過一冊《勸讀論語和論語讀法》，匯集了錢氏研讀《論語》的心得（不過本文主要參考的是聯經版《孔子與論語》）。
《論語》各家註解中，最重要者當屬魏何晏《論語集解》、宋朱熹《論語集注》和清劉寶楠《論語正義》。錢穆在《論語新解》序言中開門見山：「《論語》自西漢以來，為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兼讀注。歷代諸儒注釋不絕，最著者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羅漢儒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論語》古注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為清代考據家言一結集。」
對初學者而言，這三部註解也並不容易讀。錢穆開示的法門是：「普通讀《論語》，都讀朱子注。若要深讀精讀，讀了朱注，最好能讀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後再讀劉寶楠編撰的清儒注。不讀何、劉兩家注，不知朱注錯誤處，亦將不知朱注之精善處。最先應分開讀，先讀朱注，再讀何、劉兩家。其次應合讀，每一章同時兼讀何、朱、劉三書，分別比較，自然精義顯露。」
（《孔子誕辰勸人讀論語並及論語之讀法》，《孔子與論語》）
錢穆尤其強調朱注的優長，推崇備至。其實單單讀朱熹《集注》，也需下一番功夫。倘要真正領會《集注》的內蘊，必須參考朱子《精義》，在相互比讀時「校量各家短長」，思慮朱子如何折衷審定。錢穆在臺北孔孟學會的一次講座中還殷切提出：「更望進一步有人能用《語類》和《集注》比讀，試將《語類》中有關材料分條系屬於《集注》之下，撰作《論語集註疏》一書，那更有益於後來讀者之研尋。」
（《談朱子的論語集注》，《孔子與論語》）
「學無止境」，此之謂也。
歷來《論語》的種種註解自應悉心體會，但錢穆強調對《論語》一書本身當沉潛反覆，涵泳再三。亦即「讀書貴當先就本文直解之，再徐求其深義。不貴牽他說，逞曲解」。針對「後之儒者，每好以《孟子》說《論語》」的現象，他在《論語新解》中循循善誘，「《孟子》之書，誠為有功聖學，然學者仍當潛心《論語》，確乎有得，然後治《孟子》之書，乃可以無病。此義亦不可不知。」又說，「孔孟立言各有當，宜分別觀之，不當本《孟子》疑《論語》。」其旨趣大約即是焦循在《論語通釋》中所主張的「以孔子之言參孔子之言」。《論語新解》再版時，錢穆鄭重指出，「後世以孔、孟並稱，而每引孟子語以堯舜自勉。則其為學趨向，有時與孔子有相異。」三復斯言，尤值玩味。
對於朱注，錢穆讚賞有加。然而朱注並非盡善盡美，否則錢穆也不會在晚年推出《論語新解》。錢穆期望在朱注的基礎上，撰成「人人可讀之《論語》註解」——「朱子《集注》成書，距今已過七百年，有些我們應該用現時代的語言和觀念來為《論語》作新解，好使人讀了親切有味，易於體會，此其一。清代漢學興盛，校勘、訓詁、考據各方面，超越前代甚遠，朱注誤處經改正的也不少，我們不應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定朱注，亦復異說紛歧，我們應折衷調和以歸一是，此其三。」
（《漫談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
當然，所謂「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而是備採眾說，定其取捨，是切切實實的「溫故而知新」。於此或可管窺錢穆治學的要旨：一方面，對於諸多異說，應儘可能參看審思，「多見一異說，即多觸發自己一番義理見解，切不當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在此許多異解中，我們不當批評其孰是孰非，孰好孰不好，而只當看其孰者與《論語》原文本義相合」；「闡論孔學，不得不兼及《四書》，不當專據《論語》一書而止」。另一方面，錢穆也強調「為學貴於擇善而從，不貴乎門戶主奴之見」。
（引自《孔子與論語》不同篇章）
亦即平常所說的務求廣博、善於裁斷，只不過說來容易做起來難呀。
錢注品鑑
錢穆第一部書是關於《論語》文法的，晚年盲目後還修訂《論語新解》。錢氏一生，傾力於《論語》和孔學研究，不可不謂精勤篤實。錢穆之《論語》詮解，自有獨到之處，限於篇幅，僅就閱讀過程中感覺較有興味者稍作摘引，以見一斑。
《論語要略》共分六章（序說、孔子之事跡、孔子之日常生活、孔子之人格概觀、孔子之學說、孔子之弟子），其中第五章第二節論「直」，於此馮友蘭曾對錢穆說：「從來講孔子思想絕少提及其『直』字，君所著《論語要略》特提此字，極新鮮又有理。我為《哲學史》，已特加採錄。」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
在錢穆晚年的《論語》研究中，《論語新解》《孔子與論語》二書平分秋色，各有所長。要之，均體現了著者對孔子其人其學通體融貫的把握、細膩深邃的體悟。《孔子與論語》頗有幾篇別具隻眼的大文章，完全是錢穆特色的大家手筆。毋庸諱言，錢氏暮年理想主義的味道過濃，有些地方宣傳的成色稍重，不過置於大陸「批林批孔」、蔣氏「文化復興」的時代潮流，遙想錢氏一生的思想脈絡和文化追求，後人必能予以「了解之同情」。
《論語新解》意味雋永，首先得歸功於錢氏平易的文言寫作。錢穆自言，初撰稿時「力求通俗，專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之一，乃復悔之。意謂解《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為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亦減。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確切。雖讀者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濬其深慧」。就我讀過的李澤厚《論語今讀》、周志文《論語講析》來說，二書均受到錢氏新解的影響，尤其《講析》汲取了《新解》的不少精義，但錢穆《新解》仍值咀嚼，其中一大魅力正在於錢氏的淺易文言，其味無窮。
比如，《新解》說「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這十二個字：「本章乃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弟子記孔子閒居時氣象，申申，夭夭，以樹木生意作譬。此乃整個神態，不專指容色言。大樹幹條直上，申申也。嫩枝輕盈妙婉，夭夭也。兼此二者，不過嚴肅，亦不過放鬆；非其心之和暢輕安，焉得有此？孔門弟子之善形容，亦即其善學處。」孔子寬裕溫和之氣撲面而來，讀之如飲甘霖，如沐春風。
再如，錢氏對孔門弟子之學的把握和概括，讓人恍惚覺得置身於孔門學堂、親受先生教誨。「子夏之學，或謹密有餘，而宏大不足，然終可免於小人儒之譏」；「合此五章觀之，心彌小而德彌恢，行彌謹而守彌固。以臨深履薄為基，以仁為己任為量。曾子之學，大體如是」。
錢穆治學主通不主專，「義理、考據、辭章，得其一，喪其二，不得謂能讀書」。且看《新解》如何品評「乘桴浮於海」一章。《論語》原文謂——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新解》道：「此章辭旨深隱，寄慨甚遙。戲笑婉轉，極文章之妙趣。兩千五百年前聖門師弟子之心胸音貌，如在人耳目前。至情至文，在《論語》中別成一格調，讀者當視作一散文詩玩味之。」
《新解》自然少不了「越出於先儒眾說之外」的獨得之見。著名的「子入太廟，每事問」一章，我們通常理解為孔子的謙遜好學，而錢穆把「是禮也」讀作反問，將最後的句號改為問號，由此「孔子在當時之神情意態，判若兩人」。《新解》當然說明了這樣判斷的理由：「孔子非不知魯太廟中之種種禮器與儀文，然此等多屬僭禮，有不當陳設舉行於侯國之廟者。如雍之歌不當奏於三家之堂，而三家奏之以徹祭。有人知其非禮，不欲明斥之，乃偽若不知，問適所歌者何詩？孔子入太廟而每事問，事正類此。此乃一種極委婉而又極深刻之諷刺與抗議。」錢氏的讀解與先儒眾說孰是孰非，遽難判定，竊以為此等處不必追求「標準答案」，平心賞玩即可。
又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新解》也有看似出人意表之見：「孔子所謂為己，殆指德行之科言。為人，指言語、政事、文學之科言。孔子非不主張學以為人，惟必有為己之本，乃可以達於為人之效。孟子特於古人中舉出伊尹、伯夷、柳下惠，此皆為己，而為人之效亦見，故三子者皆得預於聖人之列。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是為己，立人達人是為人。孔門不薄為人之學，惟必以為己之學樹其本；未有不能為己而能為人者。」
錢穆講《論語》之佳勝與瑕疵，非小文所能及，大概只有參互閱讀其他詮解，才比較有發言權。走筆至此，權且轉錄程頤的一句話作結：「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亦即是說，讀《論語》，不可把孔子當作西方哲學家看待，否則差之毫厘謬以千裡。對深通儒門心法的錢穆而言，讀書是明理行事做人，求知則其次也。這層意思放在文末說，卻絕非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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