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學家周必大著有一本《二老詩話》，中有一段云：「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
文中的「蘇文忠公」即北宋文學家、書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軾，號東坡居士。
唐代詩人白居易（樂天）因其寫詩作文主旨分明，為人忠厚，性格剛直，樂善好施，真誠待人，深得蘇軾的敬重，成為蘇軾心中讀書人的楷模。其詩詞中也屢屢借用白居易詩歌中的意象，就連「東坡」這一「筆名」，也來源於白居易的詩詞《東坡種花二首》——
持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但購有花者，不限桃杏梅。百果參雜種，千枝次第開。天時有早晚，地力無高低。紅者霞豔豔，白者雪皚皚。遊蜂遂不去，好鳥亦棲來。前有長流水，下有小平臺。時拂臺上石，一舉風前杯。花枝蔭我頭，花蕊落我懷。獨酌復獨詠，不覺月平西。巴俗不愛花，竟春無人來。唯此醉太守，盡日不能回。東坡春向暮，樹木今何如？漠漠花落盡，翳翳葉生初。每日領童僕，荷鋤仍決渠。劃土壅其本，引泉溉其枯。小樹低數尺，大樹長丈餘。封植來幾時，高下齊扶疏。養樹既如此，養民亦何殊？將欲茂枝葉，必先救根株。云何救根株？勸農均賦租。云何茂枝葉？省事寬刑書。移此為郡政，庶幾氓俗蘇。
作文（寫詩）就是做人。白居易入仕後寫過一些憂國憂民的詩篇，如《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觀刈麥》，其對家國的擔憂，對底層民眾的悲憫如滔滔江水，在詩歌的河床裡汩汩流淌。
即便是這兩首寫退隱後種花（樹）東坡的較為「閒適」的詩歌，也在其詩末借「養樹」流露出了其憂國憂民的思想和情懷。以養樹要先救其根本，然後讓其枝繁葉茂的事實，來寫「養民」的道理：「勸農均賦租」「省事寬刑書」。
蘇軾後來為了讓一家人度過饑荒，在野外開荒種地，並自得其樂，也將其攜家人耕作之地命名為「東坡」，也寫過一首《東坡》：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縱觀蘇軾一生，與白居易何其相似。蘇軾也為人剛直，也憂國憂民。白居易治理水患建了「白堤」，蘇軾在治理水患時也建了「蘇堤」。白居易入仕後主張減免農民賦稅，推行均租寬刑的利民政策，蘇軾入仕後改差役制為募兵制，想盡辦法治理乾旱、饑荒，改變農村陋習。
可蘇軾的一生，遭貶的次數卻遠遠超過白居易。從烏臺詩案開始，他就被一貶再貶，從京城一直貶到「南海」。可每次被貶，他都能逢兇化吉。除了朋友的幫助，更重要的是他擁有一種樂觀向上、隨遇而安的的良好心態。如他詩詞中表露出來的「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等的豁達。
其實，這種精神上的自我救贖，也有白居易的「精神影子」呢。白居易被貶時寫過一首《初出城留別》：
朝從紫禁歸，暮出青門去。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
「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寫出了人生漂泊無定的景況，也表達出心安即是歸處的四海為家的個人情懷。
蘇軾也在詩詞中有過「人生如逆旅，我也是行人」的感悟，在《定風波·南海歸贈王定國侍人寓娘》這首詞中，也寫出了「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句子。
白居易為何得到200多年後的蘇軾的敬重？因為他的人格，他的詩文在蘇軾心中，豎起了一座，精神高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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