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編者按：王家新，詩人。1957年出生於湖北省丹江口市，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該訪談是王家新近期就某網站「疫情期間的寫作與閱讀」的提問寫下的書面回答。它提出了一個詩人如何面對社會重大事件，如何應對新的挑戰，如何處理詩與現實的關係，如何從苦難中發掘和提取等一系列重要的問題。
1、「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你的生活有了怎樣的變化，對你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的「疫情期間」的日子最初並不是在國內度過的。2020年1月24日，也就是除夕那天，我們全家按原計劃從北京飛往巴黎旅遊度假。就在我們走的頭一天，武漢市宣布封城。可見這會是怎樣的一次旅行！所以即使在法國，在旅途中，我們一有時間都在緊張地刷微信。如此巨大的愈演愈烈的可怕災難，把我們每一人都捲入了其中。我們能輕鬆嗎？巴黎一如暨往地迷人，法國的朋友們都挺好，法國南部的鄉村也是那樣的美，只不過那種美，已是一種要讓人流淚的美了！這一切，正如米沃什在一首詩中所引用的小林一茶的那兩句詩：「我們走在地獄的屋頂上/凝望著花朵。」
我們是於2月9日凌晨乘坐中國民航回到殘雪中的北京的，回來後就按要求在家隔離14天，和其他人一樣，分享著同一種命運。尤其是我還是一個湖北籍人，我也不能不日夜關注、憂心在我的家鄉發生的一切。當然，我也試著進入寫作狀態。但是，寫作能承擔現實的沉重嗎？這本來是我三十年前在一首詩中提出的問題，現在又提到我們面前了。我最近有一首詩《在拉赫瑪尼諾夫的音樂中》，詩中寫到我的下鄉抗疫的弟弟和家鄉人的艱難處境，而我在北京自我隔離的家裡聽著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協奏曲」，在那「鋼琴與弦樂的痛苦對話中」，我能做什麼？我什麼也不能做，除了流淚。
2、在此期間，原來的寫作計劃是否被打斷或者由此開始新的寫作計劃？
今年4月20日，是策蘭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在出去旅遊之前我完成了關於策蘭的一些翻譯和寫作，按原計劃回來後會寫一些這次旅途的詩，並整理和編選我的幾本書，出版社也在催。但這一切都放下了。
我更想寫的，是當下的感受，或是以寫作來抵達一個「未曾在場的當下」，甚至是向「當下我們絕對無力經歷的那個部分的回歸」。所以回來後這一段時間內，我寫了十多首詩，還有一篇和當下有關的隨筆。這些詩文有些貼在微信朋友圈後，一些朋友很關注，說它們是「源源不絕的證詞」，「一邊讀一邊流淚」。我感謝這樣的讀者。我們不能做什麼，但是必須發出聲音。而作為一個所謂的詩人，我們這一段的內心經歷也不能白白度過。如此而已。與成千上萬的人正經受的巨大苦難和煎熬相比，我們的那些東西也簡直不值一提。我最近有一首以一位武漢女孩在這次疫情災難中的經歷(她的父母和哥哥都感染了，母親最終「走了」，只留下一張紙條)為題材的詩，詩中有一種強烈的悲痛感和無力感，也有「詞語重如山，我們拖不動」這樣的句子。這為一個詩人所拖不動的「詞語」，不僅是母親留下的一張紙條，也是全部的現實，是因為一場巨大的災難而變得更加沉重的詩歌本身。
3、在此期間，你讀了哪些書或作品？
一個作家的「閱讀」不單是限於幾本具體的書，而是整個世界和當下的現實。發生在當下的這場席捲全球的災難更是一本我們不能放過的「大書」。我們已被兇猛異常的現實逼到了一個死角，我們需要讀什麼？所以在武漢封城前後的那些天，我想讀到的也不是別的什麼書，而是媒體記者們冒著巨大風險的現場報導，還有那些對「真相」的追問。它們不是詩，它們只用實事講話，但也恰好讓我想起了米沃什對詩的定義：對真實不懈的追尋。
問題更在於，這次疫情的發生，其可怕和迅猛，不僅遠遠超出了預料，也徹底暴露了我們的脆弱、貧乏，對每一個寫作和思考的人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比如說，加繆是我高度認同的作家，十七年前SARS期間，我曾讀過他的《鼠疫》並寫過一篇隨筆文章。但是今天看來，加繆對人類「與黑死病天使的角鬥」的講述仍過於溫和。現實之詭異和恐怖程度，恐怕超出了任何人的理解和想像。如果你不好好讀這本「大書」，如果你經歷了這場巨大的危機，而你對世界和現實的洞察力、思考能力和反應能力卻未能提高一步，那你的書讀得再多也沒有用，你的寫作也只會愈來愈蒼白和廉價。
4、在此期間，你的寫作有怎樣的進展或者調整，變化？
面對如此可怕、如此不可思議的災難，我首先有的，就是一種無能感和羞愧感。那種不經過良知真實刺疼也經不起檢驗的寫作，無論怎樣煽情或怎樣花哨迷人，在我看來都根本不值一提。
當然我也在緊張地思考和調整自己的寫作。歷史上的幾次重大事件，曾對我的寫作起到了某種重要的實質性作用。這一次呢？回之前走在巴黎香榭裡舍大街上時，我曾想起米沃什寫有一首《路過笛卡爾大街》。我們呢？我們能否發出那樣的真實而富有洞穿力的聲音？面對一個發生可怕災變的世界，我們那些慣有的詩學「武器」是不是也有點失效了？
無論如何，我們的寫作得與現實「相稱」。首先，這場災難對我們的巨大「攪動」，已遠遠超出了平常時期。今年為閏年，疫情最嚴重的二月份比尋常年份多一天，所以我在一首詩中這樣寫道：「而我們的悲傷，恥辱，憤怒和忍受/比帕斯捷尓納克的二月/還多了一天。」這就是現實對我們的「慷慨饋贈」。而我們湧流的淚水，我們揪心的現實經驗也在日夜要求得到表達，不然我們就會更加不安。
不僅如此，不僅「要寫的東西」很多，面對這場巨大的苦難，寫作的倫理標準也更高、更嚴酷了，對一個詩人也必將提出更嚴格的要求。我那首以那位武漢女孩的疫情經歷為題材的詩，在網上迅速廣泛流傳(可能已有過百萬的閱讀量了，我也沒想到)，但是詩人們和真正用心來讀的讀者會看到，該詩的重心乃在於詩的後半部分：
看了這張紙條，我一陣淚湧。我走下樓去。
我覺得我們也沒有必要寫詩了。
詞語重如山，我們拖不動。
這日子以後怎麼過，油鹽醬醋怎樣一點一點省著用，
嶽陽樓上的杜甫也不知道。
而要聽到那天國裡的叮囑聲，我們也缺一隻孤兒的耳朵。
我們都已寫得太多了。
把詩作為一種遺言，把愛一字字留下，
只有一位當媽的在她最後的時刻
才可以做到。
可以說，這一節詩就體現了我在一種巨大衝擊下對詩與現實、詩人何為、一個詩人的寫作如何從苦難中發掘和提取，如何面對我們以後「要過的日子」等一系列問題的考量。一位詩人在讀後留言：「瘟神送走後，我們該如何重活？如何重寫？/王家新：把詩作為一種遺言。/就憑這一句，我敬重王家新。」而我們也要對得起這樣的「敬重」。
5、通過這次事件，你覺得，一個作家應如何面對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
的確，這次可怖的疫情不同於一般的地區性災難，它當屬一次把整個國家、整個世界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捲入其中、甚至是和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死攸關的社會重大事件。有些人在這次顯得很「高蹈」，但那不過是在作戲。我們不想面對也不得不面對。就我個人來說，這一次還有一個「轉折點」，那就是當我在巴黎得知李文亮醫生離去的那一刻。我也知道我該做出怎樣的選擇了。我們決定不再延遲回國(本來想改回程時間，國內和巴黎的朋友也要我們多留一留)。
我們就這樣於2月8日從巴黎登上了回國的航班。我知道回來後什麼也不能做，我們甚至連「挺身而出的凡人」也談不上。但是，也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我想起了阿赫瑪託娃《安魂曲》那個偉大的開篇題記：
不，不是在異國天空的穹窿下，
也不是在陌生羽翼的庇護下——
我是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就在那裡，在他們蒙受不幸之時。
一個作家應如何面對社會重大事件的發生？像阿赫瑪託娃這樣的詩人，已為我們昭示了一切。而我也必須要向那些在這次災難中挺身而出、發聲和做事的作家詩人們致敬。我也再次感到了：真正的詩，不單是寫在紙上，它也必定是最真實、深刻的生命實踐，是開花、舞蹈，但也是流血和流淚。我只慚愧我自己做得太少。
原文連結：
[南方都市報]王家新：「詞語重如山，我們拖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