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一生，一言以蔽之：真。其志真，性真，情真，人真，詩文真。生逢「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聞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的時代(《感士不遇賦》序)，他為人的真實，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他一切任性順情，順其自然，從沒有半點虛偽，沒有一絲矯情，也從不加掩飾，一切都寫在詩文中。這是他的性情，也是他的人生境界。他在詩文中不談老莊，卻最得老莊思想的真義。元好問說他是「此翁豈作詩，真寫胸中天」。謝榛說陶詩是「寄致味於淡然」，「淡然」是陶淵明的人生態度和人生境界，「淡然」的人生方見出人生的「至味」。
陶淵明(372—427)，字元亮。一說名潛，字淵明。世號「靖節先生」。他的一生以三十四歲時辭去彭澤縣令為界，分為因貧而仕與歸隱田園兩個時期。少年時，他「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面對家徒四壁，「家乏」「屢空」的生活，他卻是「常晏如」，安然處之，寄情於琴書，置身事外，因為他「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超脫世俗，熱愛自然，熱愛自由，真實與淡然，就是他少年時代的生活與性情。
但他畢竟是名門之後，曾祖陶侃做過大司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外祖父孟嘉做過徵西大將軍。這樣的家世，先輩的功業及高尚的品德，自然使年輕的陶淵明萌生建功立業的大志，而不會去貪求富貴。「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猛志逸陰海，騫翮思遠翥」，這是他的理想與抱負。
但是，生逢晉宋交替、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年代的他，卻不曾付諸過行動，因為他踐行的是老莊「知其不可為而不為」的處世態度。這是陶淵明前半生的第一個階段，《五柳先生傳》是他此時人生的自況。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結婚生子，無憂無慮的少年時代一去不復返，僅憑耕種養活不了妻子兒女，陶淵明不得不另謀生計。「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猶如現在出門打工，他無奈地放下農具，去學做官。「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雖恥於做官，但為饑寒所驅，也只好「身為物役」了。
「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疏。」「月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雖然是暫時告別家同親人，也是依依難捨，看到天上的飛鳥，河中的遊魚，不由想到一入官場便要失去自由，頓生慚愧之意。「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回想起年輕時任性縱情、自由自在的日子，陶淵明倍感人生的無奈。
陶淵明為了養家，斷斷續續先後做過州祭酒、鎮軍參軍、建威參軍、彭澤縣令。沒飯吃了就去做官，官場令他不堪忍受了就辭職，貧而仕，仕而辭。最後一次是做彭澤縣令，只幹了八十多天。年終時「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日：『吾不能為五鬥米折腰，拳拳事鄉裡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此後，又有朝廷或州府幾次讓他做官，他都拒絕了。
陶淵明決絕官場，其原因主要是「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他熱愛自由，熱愛自然，秉性難易；「真風告逝，大偽斯興」，「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政治的黑暗，偽善猖行，羅網密布，也使得他「逃祿而歸耕」，既是為了自由，也是為了避禍。「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 「口腹自役」「心為行役」，「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這是陶淵明對前半生的總結與反思。而「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就是他對人生頓悟後的最終選擇。既然「無適俗韻」，老子的「守拙」便必然成為他的生活態度。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這是他的院子與村落。「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這是他的躬耕生活和田園樂趣。
他是個隱士，甘願做一個鍾子期那樣的隱者。「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興致發時，他「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靜穆時，他獨坐窗前，清風習習，絕塵想忘形骸，覺得自己是「羲皇上人」，「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這是他心境之淡然。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何等的飄逸，何等的恬適！「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詩人的身心已完全融入了田同生活與大自然之中，從「人和」中得到「人樂」，在「天和」中盡享「天樂」，身與鳥共飛，心與雲同遊，臻於忘然、忘我、忘塵世逍遙自在的人生境界，這便是陶淵明悟到的生命的「真意」。
「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人生苦短，何不順隨心性，率意而為？在生命面前，富貴毫無價值。生命至貴，生命的真諦在於自由，自由在於樂天安命，順應自然，回歸自然，這是陶淵明對人生的徹悟。
儒生從陶淵明的思想裡找忠仁，佛徒們從陶淵明的心性裡找修養，近代的一些學者，則因陶淵明思想中的莊老之旨和他靜穆飄逸的性情，批判他消極無為，頗多微詞，而實際上，他亦有「猛志」「金剛怒目」。他關心時事，不滿現實，悲憫民生，《擬古》、《詠貧士》、《詠荊軻》、《讀山海經》等都是他人生這一面的反映。
但他的「猛志」與黑暗現實的碰撞，給他留下的只有心中那無法消除的傷痛。他的理想由年少時的縱橫天下、建功立業，最終變為對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戰亂，人人平等，相親相愛的和諧社會的嚮往。他把這種理想寫進《桃花源記》裡，是老莊無為而治社會理想的藝術化再現。而他自己，也全然泯去後天經過世俗薰染的「偽我」，返歸一個順應自然、恢復本性的「真我」。
他以哲人的智慧悟徹了宇宙和生命，才有了一個自由真實而又恬淡自然的詩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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