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新文:公民社會的培育與中國經濟倫理的改善

　　吳新文（復旦大學應用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倫理狀況在總體上已有一定改善，但存在的一些嚴重不道德經濟行為，如走私、盜版、壓榨勞工、欺騙和誤導消費者、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浪費資源和汙染環境等，已呈現出地區性和行業的特徵，而不是某種單一的、偶然的現象，因此是一種結構性的不道德經濟行為。企業與地方政府或部門政府的利益聯盟是這種不道德行為存在和蔓延的現實基礎。依託這一聯盟，企業和資本不擇手段追逐利潤和短期利益，而政府基於自身利益以及GDP、就業和財稅收入的功利考慮，對企業的不道德行為和不法行為熟視無睹甚至推波助瀾。面對市場和政府的力量在遏制上述結構性不道德經濟行為方面的雙重失靈，中國經濟倫理的進一步改善既要立足於企業的自覺和政府、法律監管力度的加強，更要立足於能有力量對企業和政府形成制衡的第三方，即

公民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公民社會在促進中國經濟倫理的改善方面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為獨立於官、商的民間組織和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公民社會在監督企業和政府方面所積累的經驗也值得中國認真借鑑。目前的關鍵是確保各種公民社會組織如工會、消費者協會、環保協會以及各種教育、文化和宗教團體的獨立自主性，激發它們的能動性，使它們與企業、政府形成既有制衡又有合作的良性互動關係。公民社會對企業和政府進行監督，保證它們的行為和決策合乎道德和法律，既是對自身自由和權益的捍衛，同時也是履行自身促進經濟倫理改善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