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與人類社會密不可分的關係，在原始時代與封建時代著實明顯。在文明時代，戲劇仍然作為人類生命延續的一種方式。就歐美、非拉、東方這世界文化三大區域的情況來看，戲劇這種文化形態，從它步入人類文明歷史淵源開始，便與人類生命在自然和社會中的各種形態產生交緣。然而，人類達到對戲劇這種單薄的認識，也經歷了漫長且複雜的過程。觀察此過程中生物與非生物的蕩滌現象，也許能夠給今天或將來的戲劇帶來些許啟迪。
中國新戲劇的誕生
經過一場政治與文化雙重的洗禮之後，中國文壇上迎來了新的春天。1978年開始，是改革開放高舉自由文藝的旗幟吶喊的時代。文學和藝術共同組成了社會政治經濟改革與文化翻新的母體。中國的戲劇界在這個母體中誕生，通過理論與實踐的不斷碰撞中上演了一段代表時代的故事。
恢復了之前的創傷，戲劇《楓葉紅了的時候》、《丹心譜》引起了強烈的轟動。然而此時，在戲劇作家思如泉湧的創作面前，社會上的文藝理論家以及實踐家卻行如蝸牛。這樣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於心靈與身體背負著沉重的擔子而躡手躡腳。即便如此，有新一輪政治文化的開放引導，最初關於戲劇的文學評論也呈現出緩緩前進的態勢。這段艱苦的時間通過戲劇的視角對傳統進行重新認識，也是對社會的重新探索。
1978年前後社會對於戲劇問題展開的討論，本質上是對舊中國的重新描摹，或者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的新發現。1978年底新時期第一個外國戲劇——《伽利略傳》在中國上演，戲劇界便重新審視曾經關於戲劇的討論。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戲劇，在日益崛起的大眾傳媒與冷漠無視的群眾之間夾縫生存。相比於1962因為階級鬥爭而夭折的戲劇觀念討論，可以說是在20世紀80年代得到了保釋，達到了矚目的高潮。有這樣的差距，其原因在於：兩者完全不處在相同的社會現實和意識形態之中。這場爭鳴引起了戲劇理論的撰寫與創作過程，對中國傳統戲劇，或者說戲曲與西方古典戲劇文化產生共鳴。這種感受同時進一步激化了戲劇文藝家在中西方文化兼容前提下的追求與探索。即努力實現現代戲劇的多元化，使中國戲劇在現代意識的主導下立足於世界。
優秀的西方戲劇文化
西方戲劇與中國戲劇的最大區別在於西方戲劇親睞非現實主義甚至是現代主義，用奇幻的表現手法來到20世紀。西方戲劇是反傳統的，主要表現為反現實主義。易卜生作為西方現代戲劇之父與現實主義的先導者，以及在他後面的蕭伯納、斯特林堡等一批傑出的劇作家。在二十世紀西方戲劇發展歷程中，也前僕後繼出現了許多反現實主義傾向者，但他們停留的歷史都是短暫的，現實主義戲劇幾乎佔據了上風。
歌劇是西方古典文藝形式，構成歌劇的形式很多，最重要的形式便是戲劇。從思考的具體層面上說，戲劇作為歌劇的局部因素對歌劇起到推動作用。戲劇在自己所提供的各種情形的矛盾與衝突下，是否能夠使其他藝術因素的表現優勢最大化來共同完成整部作品，成為衡量自身在歌劇整體中價值與作用的主要尺度。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有經驗的戲劇家從來不對自我戲劇的完美作為追求目標，因為他們清晰地認識到歌劇只是集大成者而並非獨立因素，所以他們提供的劇本除了必備的戲劇品格之外，它的存在方式還常常包括許多遐思之餘。簡約性是它的情節和語言的簡練明朗，不去過分鋪陳誇張；開放性是指它的架構不去過分追求古典戲劇的完美，因而為其他題材開闢了大片空間；包容性是說它的整體風格兼收並蓄，這也是中國戲劇所擁有的，這樣對整部歌劇的未來面貌的多方面都有較完整的描述。明顯看來，文學戲劇劇本既然如此，用傳統戲劇觀念來看，或者直接從歌劇中提取出來，這樣的戲劇就會變得單薄無力。
作為戲劇整體認識系統，當代戲劇的內涵與實質是關於戲劇原件認識的問題。在討論當代戲劇發展情況的時候，考慮現實還存在著一個如何對待這筆財富的途徑。把曾經先人提出的理論統統視為毫無意義的陳舊觀念是不負責任的態度。先人大量關於對戲劇本質的探索與研究，幾乎是來自於實踐，同時是對戲劇發展歷史的概括。並且值得稱讚的是，他們當中的佼佼者，並不是完全把精力放在準備用幾句話簡單概括戲劇的概念的徒勞思索上，而是更努力的，深入到實踐中去探索戲劇的本質。所以用同樣認真的態度去探求戲劇中的真實面貌，是我們後生對戲劇本質探索的不可或缺的精神。
該文節選自期刊《藝術殿堂》2018.11《關於中國當代戲劇吸收研究》部分內容，未經作者同意請勿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