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蘭德的魅影 - 新京報 - 好新聞,無止境

2020-12-01 新京報網


新京報插圖/高俊夫

  她有一張充滿欲望的臉龐,她給自己的人生立下誓言:「我發誓,我永遠不為他人而活,也不要他人為我而活。」她是安·蘭德。

  2008年,經濟危機籠罩全球,美國各大暢銷書排行榜榜首,是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2017年1月20日,川普正式就職美國總統,保守主義時代再次拉開帷幕。在他的幕僚團隊中,有被提名為新任國務卿的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CEO雷克斯·蒂勒森、中情局局長麥克·蓬皮奧、被提名為美聯儲負責銀行業監管的副主席的BB&T前CEO約翰·艾裡森等人,如果說他們有共同點,可能就在於——都是安·蘭德的超級書迷。

  不僅如此,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國前總統隆納·雷根、頂級建築師蘭克·勞埃德·賴特、維基百科創始人吉米·威爾士、《花花公子》創辦人休·海夫納……無數世界頂尖人物都以這位已故女公共哲學家為自己的精神偶像。

  1991年,在國會圖書館與每月一書俱樂部共同發起的一次調查中,美國人稱《阿特拉斯聳聳肩》是對他們生活影響最大的書之一(僅次於《聖經》)。

  1998年,現代圖書館請讀者列舉20世紀一百部最偉大的著作。在排行榜上,《阿特拉斯聳聳肩》位列第一,《源泉》位列第二,《頌歌》位列第七,《我們活著的人》位列第八,排在了《了不起的蓋茨比》、《憤怒的葡萄》和《尤利西斯》之前——她一共就出版過四部小說。在「非虛構類」的讀者票選榜上,第一名是安·蘭德的理論專著《自私的德性》。

  安·蘭德的小說和哲學強調個人主義、理性利己主義的概念、以及徹底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她相信個人有絕對權利只為個人利益而活。她辦學院、出版刊物、發展會員、週遊全國演講,其理論為極端個人主義和作為資本家的一種德性的自私進行辯護,為她贏得了大批擁躉。

  最近十年,「安·蘭德熱」在中國日趨升溫,她創建的客觀主義認識論哲學,迎合了許多打拼市場的人士需要,更為許多白手起家的底層創業者提供了精神能量。

  然而,已經很少有人知道她的過往——一個從1926年就離開故土並下定決心再也不回去的俄國姑娘,一個苦寒而早慧的猶太知識分子,一個十三歲就立誓不再信仰上帝的人。她掩飾自己的出身,力圖塑造一個「個人主義英雄的神話」。

  在美國這樣一個多元社會,安·蘭德的思想其實只代表一部分人,卻在身後被賦予「美國商業文化代言人」的稱號,地位幾乎被神化。安·蘭德的魅影,何以俘獲這些當代的躁動心靈?

  新京報記者 柏琳

  女王陛下,你是美國社會永遠的局外人


安·蘭德(Ayn Rand,1905年2月2日-1982年3月6日),原名「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俄裔美國人,20世紀著名的哲學家、小說家和公共知識分子。她的哲學理論和小說開創了客觀主義哲學運動,強調個人主義的概念、理性的利己主義(「理性的私利」)。


《安·蘭德和她創造的世界》
作者:安妮·C.海勒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年1月


《安·蘭德傳:生平與思想》
作者:劉仲敬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15年1月

  她是火了半個二十世紀的「美國精神教母」,但她連一個美國人都不是,連名字都是後來改的——安·蘭德,一個俄國猶太女孩。

  這個被歷史賦予「自由資本主義世界」捍衛者身份的小矮個女人,有一雙攝人心魄的黑眼睛,她一輩子深信,自己的額頭上有一個「隱形王冠」。

  但她不是真正的女王,且不說新大陸從來不需要貴族,就是她真成了偶像,有多少人又知道她的過往——一個美國社會的局外人,狂熱擁護自己不曾擁有的東西。

  俄國的氣質,美國的心

  「除了英雄,我永遠不會愛上任何人」

  1940年,西方世界正在二戰漩渦中,美國民主黨人羅斯福打破一百多年的憲法習慣,第三次競選總統,蘭德首次投筆從政,為共和黨人威爾基競選奔走。當她在街角電影院裡發表反對「羅斯福新政」的演講時,質問者喊道:「你也配談美國?你是個外國人!」她用濃重的俄國口音回答:「我是自己選擇做美國人,你不過碰巧生在美國!」

  蘭德沒有「碰巧」的運氣。1905年2月2日,她出生在俄國聖彼得堡一個猶太中產家庭,原名阿麗薩·濟諾維耶芙娜·羅森鮑姆。從1905年直至一戰,反猶太暴力遍及俄國;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羅森鮑姆一家去克裡米亞避難。

  蘇維埃新政權並不歡迎阿麗薩父親這樣的「猶太商人」,他也厭惡新政權,「首先,作為一個前店主,他不會被任何蘇聯的行業接受。其次,他也不想幹……他在大罷工。」在她眼裡,父親猶如一個叛逆的英雄。

  對英雄的渴望,將成為她此生的執念。作為一個早慧的猶太優等生,從小就渴望個人主義英雄,日後在她的小說《我們活著的人》《源泉》《阿特拉斯聳聳肩》等書裡,不斷出現這樣的人物:特立獨行,蔑視庸俗的大眾和橫暴的當局,只相信自己的推理,堅信理論可以審判世界。

  尼採的著作成為阿麗薩中學時代的讀物,尼採的「超人-庸人」二分法讓她產生了共鳴。上大學時,又迷上了亞里斯多德,其三段論邏輯學教會她一貫性的嚴密思維。

  到美國後的蘭德,終生對人類理性保有絕對信任,不接受基於感情的認識論。然而,她從小就愛看英雄的浪漫傳奇。九歲時,她看到一篇叫《神秘谷》的故事,一個叫塞勒斯的英國步兵上尉歷經艱難,帶領同伴衝出被囚禁的峽谷。這個男人被描繪成一個英俊的英雄,勇敢而傲慢。很多年後,蘭德的文學主人公也是這樣「高大,長腿……頭髮下垂遮住了一隻眼」的男性,包括《源泉》的霍華德·洛克和《阿特拉斯聳聳肩》的約翰·高爾特。她後來對情人布蘭登說,「除了英雄,我永遠不會愛上任何人。」

  阿麗薩的精神氣質是俄國的,卻懷揣著美國夢。她最早關於美國的遙想可追溯到兩歲半,那時和父親並排坐在窗前看俄國第一批街車,當然不知道修築街車線的是美國威斯丁豪斯公司,而只記得對美國式資本主義明亮燈塔的喜愛。

  1924年,阿麗薩大學畢業。兩年後,她把打字機放進外婆送的箱子,穿上母親的舊波斯羊皮夾克,離開了俄國。火車開走後,父親對母親說:「(阿麗薩)會向世界展示她是誰。」

  阿麗薩再也沒有重返俄國。她變成了安·蘭德。

  古怪的自由主義者

  失望地站在美國舞臺上

  1926年2月19日,遊輪在漫天飛雪中駛入紐約港。黑眼睛的阿麗薩在甲板上抬頭仰望,看到曼哈頓的高樓刺穿天空,那是「柯立芝繁榮」的巔峰期。她幸福地哭了。

  在紐約開往芝加哥的火車上,21歲的阿麗薩改了名——安·蘭德,無根無緣但聽上去很美。

  芝加哥只是中轉站,在蘇聯時,蘭德就狂熱喜歡電影,來美國後決定去好萊塢。據說第一天就擠上了導演塞西爾·B·德米爾的車,後者給了她一份寫劇本的生計。在片場裡蘭德認識了臨時演員弗蘭克·奧康納這個英俊的美國人。她倒追他,並趕在美國籤證到期前和他結了婚。

  1929年後,美國開始了「大蕭條」,蘭德完成電影劇本《紅色人質》、舞臺劇本《一月十六日夜》和小說《我們活著的人》,為她奠定了成名之基。

  新興的蘇聯政權是當時社會熱點,《紅色人質》和《我們活著的人》搭上了「俄國熱」順風車,1932年環球影業以700美元買下《紅》,成為蘭德文學榮譽的起點。《我們活著的人》1936年出版,確定了她的政治地位——一個反蘇聯的演講人。她四處接受採訪,描述對布爾什維克的仇恨。

  她從來沒想過離開美國。由於舞臺劇《一月十六日夜》演出成功,紐約戲劇界大佬伍茲希望該劇在百老匯上演。此時,實現經濟自由的蘭德,投入了從20歲就想寫的思想小說《源泉》,講述一個粗野的美國建築天才霍華德·洛克的故事。它代表蘭德想創造的「個人主義」新世界。

  1943年《源泉》出版,惡評如潮,卻不妨礙它登上暢銷榜。華納兄弟公司用五萬美元買下《源泉》電影改編權,蘭德自嘲,「我在一夜變成了資本家」。

  1945年秋,《致的讀者》印製,建構了蘭德的公共傳奇。然而,蘭德對出身閉口不談,多數人不知道她是猶太人。那幾年,讀者更願意接受《源泉》誕生時被出版社拒絕12次的故事,這是蘭德「個人主義」的奮鬥史。

  聲名顯赫的蘭德開始嘗試從文學走向哲學,寫下《個人主義者宣言》,把集體主義定義為「個人對團體的屈服」,年輕的粉絲團開始聚集:撒迪厄斯·阿什比、阿爾伯特·曼海姆和沃爾特·艾伯特,這些男青年都是蘭德周末粉絲團的成員。

  1946年,好萊塢充滿黨爭氣氛,麥卡錫時代開始了。蘭德和朋友建立「電影聯盟」,反擊滲入電影界的共產主義勢力。1947年10月,蘭德為眾議院反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作證,發現聽證會期間沒人關心她的哲學,自由主義者嘲笑她的小說,把她當作右翼「晚禮服飾邊」的公認成員。蘭德也很失望,說聽證會是「一個令人噁心的奇觀」。作為一個激進的個人主義者,她卻反對黨派的自由加入,在她的思想裡,始終藏著暴亂祖國的意識形態碎片。

  蘭德的烏託邦

  女王暴君死於心碎

  《源泉》的讀者平均每年新增15萬人,對蘭德來說,只有一個崇拜者有特別意義——納撒尼爾·布蘭登。從1950年趕往蘭德的農場起,他和「女王陛下」保持了十四年畸戀,並將妻子芭芭拉和她的堂弟佩科夫以及未來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轉為蘭德的信奉者。

  與此同時,800多頁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在1957年完成,把柏拉圖、基督教和社會主義都打入新個人主義的哲學地獄。主人公高爾特最後的演講,總結了蘭德所有的哲學命題:包括客觀主義、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從此,她的哲學拱心石得以造就。這一年,門徒為偶像選擇了「客觀主義」這個詞,作為蘭德思想的概括,含義是,客觀現實永恆不變,人類靠感知和理性可以領會。

  在這本小說的出版上,蘭登書屋的老闆建議刪減高爾特的演講,蘭德的回答後來成為出版史佳話:「你會刪減《聖經》嗎?」但反響很殘酷,其中以巴克利主持的《國民評論》上的文章最甚:「老大姐在看著你。」對評論的期待幻滅,從此她的作品僅限於講稿、雜文和詮釋性冊子。

  五六十年代是蘭德的黃金時代。在布蘭登夫婦經紀人團隊和粉絲團的包圍下,蘭德越來越喜歡自己的公共哲學家形象。

  她的脾氣越來越大,布蘭登忠心耿耿地幫蘭德「統一思想」,向門徒灌輸蘭德主義基本信綱。

  她患上了抑鬱症,變得猜忌,清除異己:和奧地利經濟學派鬧掰了;布蘭登因為終止情人關係被開除了;與惟一的科班哲學家約翰·哈斯普斯因他不喜個人崇拜而絕交;早年的導師型密友帕特森早被她從記憶裡抹去。

  佩科夫是蘭德晚年惟一安慰,他對宗師深信不疑,但蘭德依然沒把原屬布蘭登的「精神繼承人」頭銜交給他。

  1979年,丈夫弗蘭克去世,此後,鄰居常看見「看上去像個窮苦的俄羅斯老婦」的蘭德出門獨自散步。1982年3月6日,蘭德死於充血性心力衰竭。

  時光倒回聖彼得堡的歲月,童年的阿麗薩看了一本兒童書,講述俄國女沙皇凱薩琳孤獨的少女時代。書裡寫道,一個算命者在宴會上看到印在凱薩琳額頭上一個看不見的王冠,預見她有輝煌的未來。阿麗薩從此深信,自己也將擁有凱薩琳那樣的「隱形王冠」。只可惜,這位女王陛下去錯了地方,對於自由的美利堅來說,蘭德只是一個外來的俄國猶太小女孩。

  撰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

  我的人生主題歌是一種迷念


蘭德在紐約中央車站的樓廳上眺望中央大廳,圖為Theo Westernberger為1979年的《展望》雜誌所拍。


《源泉》

作者:安·蘭德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3年6月


《阿特拉斯聳聳肩》

作者:安·蘭德

版本:重慶出版社 2013年7月

  蘭德當然已經不在人世了。如果她還活著呢?是否依然發揮著出眾的文學技能和拿破崙式的感染力,繼續以一個女哲學家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場合?

  她的形象在上世紀60年代被固化——一個狂想、固執、誇張而富有煽動性的社會思想家,憑藉雄辯的口才和令人難忘的黑眼睛,即使是她的反對者,也不由自主地被其魅力吸引。

  寫作是蘭德唯一「創造自己世界」的武器,諷刺的是,雖然憑藉《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兩部著作,她圓了少年時代的作家夢,但依照她文學作品而推演出的哲學觀,所謂客觀主義,一直為同代人乃至後人閉口不談。這位在晚年被粉絲視作專橫而孤獨的「宗主」,如果知曉身後事,恐怕也要覺得幻滅——一如她寫的劇本《理想》中的女主角凱·貢達,「你們所有在銀幕上看著我的人,聽到我所說並為此崇拜我——我在哪裡能聽到呢?」

  蘭德畢生推崇理性,自己卻是個浪漫激情的女人。如果她今天站在我們面前,相信依舊是個迷人的存在——她會留著20世紀20年代美國女人那種短而直的黑髮,披著那件標誌性的黑色披肩,用長菸嘴一根接一根地抽菸,就像卡捷琳娜攜帶著她的隱形王冠那樣,帝王般地攜帶著她的聲望,等待我們好奇地發問。

  我的寫作

  「我總是著迷於英雄式的冒險故事」

  新京報:據說你還是個九歲小女孩時,就想做一個作家了,十歲時就開始寫作。是什麼激發了你當作家的夢想?你又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作家?

  蘭德:在20世紀初的俄國,想成為一個作家並不罕見,尤其在聖彼得堡,詩人、小說家和辯論家是得到頌揚的。在俄國,文學是一種顛覆力量,是被禁的政治言論的替代品。

  1914年時,我讀了兩本兒童書,一本是記錄俄國女沙皇凱薩琳大帝少女時代的傳記,還有一本叫《神秘谷》,是一個叫塞勒斯的英國軍官的冒險記。5月底時我們全家去歐洲旅行,我記得在英國泰晤士河畔,我看見了一張畫著金髮女孩合唱隊的海報,這些女孩留著大膽的英國齊肩尾部內卷式髮型。當晚,我就開始想像並撰寫這些女孩的冒險故事,我總是著迷於英雄式的冒險故事。

  我之所以成為一個作家,並不是想拯救世界,不是想為同胞服務,而是為了獲得創造自己喜歡、尊敬並欣賞的人事的那種單純、個人、自私和自我中心的幸福。我能夠忍受平視地環顧自己的四周,但我不能忍受俯視。我想要仰望。

  新京報:在你的文學創作生涯中,一共有四部小說為人所知,分別是俄國題材的《我們活著的人》、反烏託邦題材的《頌歌》(中文譯為《一個人》)以及歌頌個人主義英雄和美國資本主義的《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在這四部小說裡,你刻畫了許多鮮明的文學人物,比如《我們活著的人》中的布爾什維克內戰英雄安德烈、《頌歌》中代號為「平等7-2521」的反叛者、《源泉》中的建築天才霍華德·洛克,以及《阿特拉斯聳聳肩》中的「創造者」領袖約翰·高爾特,一般來說,作家筆下總有一個人物是以自己為原型來刻畫的,對你來說,是哪個人呢?

  蘭德:不應說原型,準確地說,應該是我的英雄。對我來說,無疑是《源泉》中的霍華德·洛克。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建築師,設計的摩天大樓象徵著美國資本主義的理想和原則。因循守舊的庸人和心懷惡意的敵人想毀掉洛克,就像紐約和好萊塢的生意人和赤色分子想毀掉我一樣。但「最高貴的靈魂」無視威逼利誘,他將實現夢想。

  你可以說我是照著鏡子裡的模樣,畫下了我的英雄,但也可以說洛克是我對尼採式英雄的尊敬。這樣的英雄在安靜時,身體柔軟得像一隻貓,但在創新的緊張狀態下,身體會變得非常僵硬。他不僅擁有塞勒斯的自信,而且也擁有塞勒斯的傲慢,他會「踩著屍體」去成為一個建築師。他是我的英雄。對一個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質就是英雄崇拜,尋找男人的欲望。

  新京報:那麼,和我談談你心中的英雄應該是怎樣的?

  蘭德:幾千年前,最早的一個人發現了如何生火。他很可能就是被燒死在他教會他的兄弟們如何去點燃的樹樁上。他被認為是一個與人類所害怕的惡魔打交道的壞人。然而此後,人類就有了火來取暖,來烹煮食物,來照亮他們的洞穴。他給他們留下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厚禮,而且他把黑暗逐出了地球。經過了數個世紀以後,出現了發明車輪的第一個人。他很可能就是在他教會的兄弟們建造成的車架上被處以車裂的極刑。他被認為是一個冒險闖入禁區的越軌者。這就是我的英雄。

  新京報:你的小說被當做思想小說,雖然憑藉曲折華麗的情節吸引了讀者,但你似乎最在意的還是小說人物代表的思想。然而有這樣一種觀念:當代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曾說過,以小說人物為某種觀念的化身,會損害人物塑造,使得小說變得單薄和蒼白。他認為喬治·歐威爾的《1984》就是這種反面教材。而你的小說《源泉》中的洛克缺乏人情味,屬於作家E.M.福斯特所謂的「平面型人物」,《阿特拉斯聳聳肩》中主人公約翰·高爾特的演講更是洋洋灑灑六頁有餘,你認為你的著作是否成為昆德拉最憎惡的奧威爾式圖解小說?

  蘭德:這種批評我不是第一次遇見了。《源泉》出版前,我的先後兩個文學代理人簡·維克和沃特金斯都要求我多照顧讀者一點,多加些故事,少加些觀念。《阿特拉斯聳聳肩》出版前,蘭登書屋的老闆瑟夫勸我把演講刪掉,因為讀者只喜歡看故事。當然,我全都拒絕了。

  在我看來,感情波動是思維缺陷的產物。我的小說人物是觀念的載體,我從來不是以塑造豐滿的人物為寫作目的的。好的資本主義者應該尊重讀者,超過尊重自己,好的哲學家應該尊重觀念的內在邏輯,無視普通讀者的感受。

  我的思想

  「我永遠不會為他人而活,

  也不會要求他人為我而活」

  新京報:可《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都成了超級暢銷書,你40歲以後變得很富有。我很好奇,你這樣一位推崇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如何看待金錢?

  蘭德:錢只是一種工具。它會把你帶到你想去的地方,但不會替你開車。財富是人的思維能力的產品。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掙錢的過程。你得喜歡做這件事,而不是喜歡這件事的結果。我不是個愛揮霍的人,這輩子做得最奢侈的事,是在《源泉》電影改編權賣給華納公司後,給自己買了一件2400美元的裘皮大衣,我穿了很久。

  新京報:成名之後,你幾乎斷了和在俄國的家人的聯繫,你從不對公眾談你的出身,為什麼?

  蘭德:我不認為我的出身對我的創作和思想發展有什麼幫助。如果人生可以擁有主題歌的話,我相信每一種有價值的人生都會有一首。我的主題歌是一種宗教、一種迷念。它或許是一種狂熱,又或許是個人主義這個詞所表達的一切東西。我與那種迷念相伴而生,但是,不妨稱為宿命或嘲諷吧,地球上有那麼多國家,我卻出生在最不適合一個自由主義狂熱者生存的國家。所以,不要問我的家庭、我的童年、我的朋友或我的情感,要問就問我思考的東西吧。

  新京報:你很看重自己公眾哲學家的身份,你的哲學觀很反對利他主義。你對利他主義的理解是什麼?為什麼要激烈地反對它?

  蘭德:利他主義?今天我們不談概念,我和你說說什麼是「犧牲」。人們眼中的美德就意味著犧牲,我們在一次次出現的災難中變本加厲地去要求更大犧牲。借著恢復道德的名義,我們已經把自以為導致了我們的困境的邪惡都犧牲掉了。我們已經為了仁慈犧牲了正義,為了整體犧牲了個性,為了信仰犧牲了理智,為了索取犧牲了財富,為了自我否定犧牲了自尊,為了責任犧牲了幸福。可是這些都是一個人至高無上的財富。所以,你說我為什麼要反對它呢?

  新京報:反對利他,反對自我犧牲,你歸根到底是在為個人主義搖旗吶喊嗎?

  蘭德:首先,我們決不能把世界拱手讓給我們鄙視的人,比如平庸大眾、宗教分子和獨裁者。人世間首要的權利,便是自我的權利。人類首要的使命就是對自己盡職盡責。就如同要說「我愛你」,首先必須能夠說出「我」。是人則獨立思考、獨立工作。是人則不能掠奪、剝削或者統治支配他人。

  我發誓,以我的生命以及對它的熱愛,我永遠不會為他人而活,也不會要求他人為我而活。

  (蘭德回答部分,材料源自《源泉》《致讀者》《阿特拉斯聳聳肩》和部分蘭德演講稿)

  撰文/新京報記者 柏琳

  六十年來,「蘭德學說」蔓延的迷思


1955年4月,蘭德的小團體在伊萊恩(納撒尼爾·布蘭登的姐姐)和哈裡·卡爾波曼的婚禮上。從左至右:瓊·米切爾、艾倫·格林斯潘、納撒尼爾·布蘭登、芭芭拉·布蘭登、倫納德·佩科夫、伊萊恩·卡爾波曼、哈裡·卡爾波曼、蘭德、奧康納和艾倫·布盧門撒爾。

  被戴上神聖光環的蘭德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和門徒,他們獲得了個人和理性的價值認識,也經歷了大半生的鬥爭、迷思和疲憊。到了新世紀,他們以「新客觀主義」調和蘭德學說,卻仍未遠離內部衝突。

  蘭德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每當政府擴張幹預時,常常被作為抵制的思想武器,而政治精英也以「蘭德粉絲」的身份向選民表明個人自由的立場。在1993年,等蘭德的作品被譯成中文,近些年譯著增多,在中國的接受圖景豐富起來,吸引著企業家、青年讀者和學者,在利己和良善之間如何尋求更恰當的相處方式,仍是一個需要追問的問題。

  門徒團體

  追隨的路上被改變

  晚年的安·蘭德甘願活在粉絲的環抱中,她的信徒們甚至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安·蘭德宗派」,但宗派內部從未停止過爭吵和分裂,甚至在她死後,這個圈子都未獲得平靜。

  「你是否和布蘭登有性關係?」1969年冬天,蘭德在私人課堂上突然碰到一個大膽的提問者。布蘭登,蘭德生前最關鍵的追隨者,在十幾歲時就給蘭德寫過一封崇拜信,是蘭德公共化和經典化的主要推動者。兩者的親密關係,一直受盡爭議,常是批判者用來指責蘭德私生活的材料。

  回答立即得到眾人掌聲。但答畢,蘭德他們還是把提問的學生請出了課堂。課堂上的學生,因冒犯蘭德或其重要門徒而被列入黑名單的,有數百人。措手不及的是,有些叛變者使用假名登記了上課。

  要留下的,需要是蘭德思想的堅定追溯者,相信理性,相信自私的德性和正當性,而極權主義和神秘主義(神或上帝)是其兩大敵人。在1957年完成《阿特拉斯聳聳肩》時,蘭德已借書中主人公約翰·高爾特之口說出了這一哲學,那時起,慕名而來的客人有經濟學家,有商人,也有學生。但直到蘭德逝世,乃至現在,門徒之間的諸種紛爭和「叛變者」一直未讓這個群體得以平靜。

  在蘭德生前,門徒的紛爭包括了誰將是她的接班人或「精神繼承人」,而倫納德·佩科夫認定布蘭登是競爭者。儘管蘭德在佩科夫著作《不詳的相似處:美國自由的終結》的序言中贊他是「除了我之外的第二客觀主義者」,但並未將思想衣缽交給他。

  佩科夫的確因追隨蘭德而被改變了一生。他在課堂上宣傳蘭德思想,將自己的學生發展成蘭德的門徒,結果被學校開除。佩科夫和布蘭登在基本的立場上完全一致,每到政府要擴張權力時,他們都站出來捍衛個人自由,但因抵制上帝和神,引起了另一些追隨者的不滿。早年的穆瑞·羅斯巴德就說:「你們畢竟不該取笑上帝。」

  蘭德在1982年逝世,但門徒並未遠離衝突。其中一次較大的分裂在1989年,衛·凱利參加了非客觀主義的自由主義團體,但列奧那多·培可夫等人堅守客觀主義是封閉的體系,如果走出體系,即是叛變。這位叛變者被驅逐出學會,另起爐灶,創立了客觀主義研究中心。到新世紀,布蘭登的前妻,同是門徒的芭芭拉·布蘭登給「新客觀主義者」網站作思想和實踐指導,調和蘭德哲學,承認理性的局限和善的需求。衝突得到緩和但並未終止,門徒因追隨蘭德而被改變,既認識到個人和理性的價值,但瘋狂的執迷也帶來了大半生的鬥爭、迷思和疲憊。

  經濟精英

  獲得知識愉悅和財富創造的辯護

  蘭德因其思想,被諾姆·喬姆斯基稱是「二十世紀最邪惡的人」,但她畢竟影響了二十世紀的美國。

  「蘭德成了我生命中的定海神針。」美聯儲主席任職最長的艾倫·格林斯潘,在回憶錄中如是描述蘭德,「完全獨立的思考者,分析敏銳,意志堅強,極力堅持理性為最高價值標準。」格林斯潘說上大學時是迷途的羔羊,是蘭德改變了他。60年前,《紐約時報書評周刊》還收到了他的一封來函,表達閱讀蘭德著作的喜悅和收穫。

  格林斯潘的願景是像牛頓研究「力」一樣找到經濟的規律,儘管可用統計上的數字和模型呈現,卻無奈被一個終極性難題困住:第一推動力在哪兒?牛頓將宇宙的第一推動力歸結到上帝。閱讀了蘭德的著作,格林斯潘恍然大悟,原來經濟的第一動力「就是人本身」,利己和理性使財富變得可能。

  這種利己和理性的集大成者是企業家,蘭德相信他們是支撐世界的巨人,她甚至認為「企業家罷工」社會就會崩潰。如果企業家罷工,將會「讓這個世界認識到他們是些什麼人、作用以及一旦拒絕工作會有什麼後果。」雖是蘭德借《阿特拉斯聳聳肩》所說,卻是面向上世紀六十年代美國喊出的旗號,左翼和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企業家在倫理道德上被邊緣化。

  事實上,蘭德掩蓋了工人和學生一些合理性的經濟訴求。但當時美國,在知識和學術界,能為商業和市場經濟提供正當性辯護的思想非常罕見,蘭德學說的到來,「商人是美國文明社會最後的希望」,不管是小說,還是演講或哲學著作,都吸引著商人。

  她的影響持續到現在。「我和很多財富500強企業的CEO聊天,《阿特拉斯聳聳肩》對他們的商業決策有很重大的影響,即使不完全同意蘭德的所有觀點。」美國BB&T銀行前CEO約翰·阿里森驚嘆。的確,蘭德鼓舞了他們的經濟行動和勇氣,比如「自適應人工智慧」公司的創始人皮特·沃斯說「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她幫我認清了我的個人價值和目標,讓我明確了應遵循的商業道德。」

  在華爾街、矽谷和大學商學院,蘭德擁有大批追隨者,但她的哲學理念並未得到學院派的認同。在他們眼裡,蘭德「粗糙」的哲學和熱情的現實幹預,跟學院傳統不太一樣。近年來研究蘭德的書籍多了,他們更感興趣的,往往是蘭德現象與美國而非思想本身,不過不阻礙蘭德在大眾文化中的長期影響,著作暢銷不衰,每當政府要擴大幹預,蘭德思想就是抵制的武器。政治精英也以「蘭德粉絲」向選民表明自己的自由立場。

  中國讀者

  重新尋找「我」

  1993年,蘭德逝世11年,她的學說從大洋彼岸來到了中國,《新個體主義倫理學》被翻譯引進。這時期,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制度剛被確認不久,走向了商業經濟社會,迎來了新的面貌。《讀書》雜誌1995年的一篇書評,《毋忘我》,向讀者推薦了蘭德的這本書及其基本思想,作者劉軍寧對照中國歷史上對人即「我」的輕視,讚譽蘭德的勇氣。從2005年到2014年,蘭德影響最大的兩部小說《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被譯成中文,《商人為什麼需要哲學》和《客觀主義認識論導論》等,也同蘭德評傳和思想研究一起被引進。

  中國知曉和閱讀蘭德的讀者多了,在報刊雜誌上刊發蘭德思想的評論也多了。愛好蘭德的讀者和學者,常在北京和上海等城市舉辦新書發布會,或召開蘭德的思想研討會,「人活著的目的不是為了他人活著,每個人都要為自己活著」,在閱讀和討論場所,讀者最常提到的是蘭德的個人自由觀點。

  重視個人本身的價值是吸引大眾讀者的起點。「書店看到《源泉》,回去讀了後感嘆,怎麼在我思想啟蒙的時候沒有人給我看這本書?」在國內頗受讀者喜愛的讀書網站「豆瓣」上,年輕的讀者交流怎樣遇見了蘭德的學說。他們不禁被吸引,蘭德打破了長期以來所接受的觀念,「長輩和媒體都說我們是『自私』的一代,但現在才明白,自私不一定就是壞事。首先愛自己,才能愛別人。」

  這不意味著年長者對青年讀者說的「自私」都持否定態度。他們的人生閱歷更長,從計劃經濟時期走來,目睹了改革開放的新曙光,蘭德的學說引起了他們的共情,「找回我們長期被忽略的個人價值,這是為什麼(推薦)閱讀蘭德的原因」。

  然而,被蘭德吸引的龐大群體或仍在經濟領域,這同美國的情形大體一樣。商人在中國歷史上被貶低和否定,現在,他們成立「讀書會」和「粉絲團」,從蘭德身上尋找價值和勇氣。在現實的中國經濟發展中,他們是推動者和實踐者。不過,許多商人或是從諸類企業管理培訓班、「總裁班」或EMBA課程上首先聽說了蘭德,被粗略地告知「美國賺大錢的人的精神力量」。

  「受馬克思·韋伯、安·蘭德等人的價值觀洗禮,他們主張實現金錢財富增長的人是最高尚的,他們提倡企業家精神和商業社會價值。」一位出生在上世紀改革新時期的創業者這樣解釋從學術研究轉向回國創業的動力。他們是新興的商人群體,視野更廣闊,獲取的知識和閱讀更多元,被冀望發展出個人理性的商業倫理;但利己和良善怎樣兼容?極致的「利己」,商業的,或政治的,是否只在正面方向上影響他們,同樣是近些年的擔憂。

  撰文/新京報記者 羅東

        安·蘭德何以最受企業家推崇?


愛德華·索雷爾所畫若干關於蘭德的漫畫之一,此幅出自2005年2月14日-21日的《紐約客》。


《自私的德性》
作者:(美)安·蘭德 等
譯者:焦曉菊
版本:華夏出版社
2014年1月


劉仲敬
《安·蘭德傳:生平與思想》作者。


許紀霖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汪宇
啟蒙編譯所總編輯。

  將利己發展成最高道德,蘭德的學說在上世紀美國獲得了令人矚目的影響力,持續到今,從經濟學家到企業家,從華爾街到矽谷,都擁有廣泛的粉絲。然而,蘭德只是代表了美國精神的其中一面非全部,在宗教性上同美國精神截然相反。

  在1993年,蘭德的作品首次被翻譯成中文,那時起,小說、演講、著作和評傳等相繼來到了漢語讀書界,而這段時期也正是中國市場改革和經濟發展的二十年。

  入世

  為商業精神辯護

  新京報:蘭德在美國生活了六十年,通過劇本、小說、演講和著作表達自己的哲學思想,比如基於個人主義的「客觀主義」,肯定「利己」是最高道德,常被等同於美國精神。但此前,個人主義在美國一直存在,且支撐了美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蘭德的思想特質是什麼?在美國精神中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許紀霖:蘭德的影響是在美國,她的書主要暢銷也是在美國。某種意義上,安·蘭德代表了美國精神,但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

  美國精神和五月花號船有關係,歐洲來的新教徒,信奉上帝,移到新大陸要建立一個「上帝之城」,此乃美國精神的最初源頭。美國沒有貴族,而且有廣袤的土地,而新教徒又有一種世俗精神,崇尚通過個人的奮鬥得到上帝的恩賜。但美國精神具有兩面性,一是宗教性,二是入世性,也即「入世禁慾」。蘭德集中體現了美國精神「入世」的這一面,但源頭還有「禁慾」,也就是宗教性,入世不是為了享受,有著強烈而神聖的使命感。但蘭德是一個徹底的無神論者,在這一點上和美國精神中的宗教性截然相反。

  蘭德的敵人,第一個來自俄國的極權主義,第二個是上帝或神,所以一生都在和兩者鬥爭。對上帝的仇視和美國不太吻合,但何以還是有這麼大的影響?到了後來,美國精神也慢慢發生改變,儘管還有很強的宗教性,但新教精神發展了世俗這一面,不相信眼淚,崇尚個人。蘭德把這一面發展到了極致,而她的粉絲集中在華爾街,在矽谷,他們未必相信上帝,但相信自己,相信理性的能力創造財富,改變世界。

  新京報:商業精神在美國精神中歷來佔據重要的位置,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都對商業精神有著正或反面思考,但從二十世紀中期到今,何以是蘭德的思想最受企業家的推崇?

  許紀霖:商業精神,的確是美國精神重要的支柱,比起歐洲來,美國更有商業性,但商業一直是去倫理化和宗教化的,所以在倫理學上缺乏正當的位置。亞當·斯密說市場是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創造人類整體的幸福,但他還寫了《道德情操論》,強調在倫理上要有第三者的眼光,要有同情心。但蘭德提出的客觀主義哲學,徹底去宗教化,去倫理化,為商業精神辯護,提出利己是最高的道德。

  蘭德在華爾街,在矽谷,具有廣泛的粉絲,他們從事自己的職業,拼命追求財富,在蘭德那裡獲得了道德的正當性。川普是一個商人,在蘭德小說裡找到了自己,拯救世界的超級精英,但這和盎格魯-撒克遜傳統是衝突的。後者崇尚草根,相信宗教,道德觀和倫理觀是謙卑和誠實,但從蘭德到川普身上,不是草根式的,而是尼採式的超人。不過,美國是一個多元的社會,蘭德只是代表其中一部分人,人們雖可接受個人主義,但未必接受她的無神論。等蘭德成了「教母式」的人物,人們已是各取所需,不太可能全盤接受她。

  焦點

  時時警惕極權的誘惑

  新京報:蘭德的兩本小說《源泉》和《阿特拉斯聳聳肩》在美國常年暢銷,所表達的思想,通過演講和追隨者的傳播,在美國的經濟精英領域獲得了令人矚目的地位。蘭德的思想何以在他們當中被經典化?

  劉仲敬:這些讀者基本上是理念型的人。能懂得欣賞蘭德作品的,不是一般的讀者,而需要有一定的思維訓練。蘭德的寫作風格是,每個人物都「文以載道」,是某種思想的載體。對於習慣抽象思維和思辨的人來說,這種寫法令他們耳目一新,讓他們感到正在跟一個強有力的靈魂對話,而這個對話者事先了解他們的思路,且總能搶先一步,比他們想得更深刻。

  蘭德不像德國古典哲學家那樣專心研究純而又純的學術,而是投入到了當時的意識形態鬥爭,站在了熱點前沿。如果不是切中熱點,即使思想上很有價值,可能也不會被關注。蘭德出道時,正是左翼知識分子近乎於「一統江山」的時代,從蘇聯出來很天真,以為資本主義是個人主義的天下,但到了美國才發現並非如此。美國原先沒有真正的知識分子,最像知識分子的是律師、牧師和醫生,而南北戰爭以後才大量資助學校,到一戰才有了點歐洲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們集中在紐約,跟歐洲的聯繫比跟美國中西部更緊,傾向左翼,跟美國傳統脫節,傳統的特徵仍是利己發展。受刺激以後,蘭德覺得美國也面臨著極權的危險,覺得要做點什麼,直接幹預社會生活。

  新京報:這種經典化,比如蘭德思想中對個人主義的主張得到精英群體的認同時,對美國的現實政治與經濟生活帶來了什麼?

  劉仲敬:蘭德對美國的貢獻是不斷培養門徒。門徒在美國總人口數量上只是很小的比例,但如果把範圍縮小到企業家和經濟學家,所佔比例驚人高。這個觀念的少數發揮的作用極大,像曾國藩說的那樣,他培養出了極少數但堅決果斷的核心層,而核心層又帶動了不那麼堅決果斷但更廣泛的外圍。

  但蘭德的貢獻,實際上有點誇大。美國人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源遠流長,比蘭德來美國早得多。這種傳統比美國成立更早,且始終存在,但更強大的傳統還有,比如基督教的社區主義和英國的輝格黨傳統。在二戰後政府擴張的時候,蘭德本身起到了作用,在六七十年代,她每次都站出來希望精英分子遏制政府擴張。但做這些事情的,不只有蘭德,也不只有蘭德這批人。美國的個人主義有很多流派,巴克利保守主義式的個人主義,其實更接近後來裡根開創的傳統,相對於蘭德,他們更主流一些,儘管在大方向上有很多共同之處。

  在中國

  尋找企業家精神

  新京報:在1993年,《新個體主義倫理學》(後譯「自私的德性」)被首次翻譯成中文,那時起,蘭德的著作、演講和小說等陸續來到了漢語讀書界,但在體系上不成系統。到2007年,「安·蘭德叢書」改變了這一局面,而其中多數是首次被譯成中文。是怎樣的思考使你做這一引進工作?

  汪宇:引進安·蘭德的過程,於我而言,是一個必然的行為。我所處的環境,經過了早期改革開放、農村的包產到戶、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以及企業的各種責任制和「經理掛帥」考核制,這中間也經歷了「姓資姓社」的爭議和討論,進入到了商品經濟的社會,進入到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初級階段。

  這個時候,整個社會向「錢」看,是「利益掛帥」,但同商品和市場經濟相關的倫理沒有建立起來,而傳統的倫理也不適應,且被極左破壞了。這些都適應不了市場經濟發展的狀況,缺乏一個倫理道德的支撐,這個支撐點在傳統和現實中都沒有。我帶著這樣一個思考開始閱讀,翻閱商業倫理學方面的書籍和工具書,於是在這裡面發現了蘭德,在它們介紹蘭德主要觀點的時候,我常常是眼前一亮,覺得找到了我們迫切需要的東西,這就是蘭德以個人倫理為基礎的客觀主義倫理學。

  新京報:在這一年「安·蘭德叢書」的序言中,感受到了你的驚喜,比如向學者們介紹她時,你形容自己「逢人必說,喋喋不休」。但時隔七年,到了2014年,你為《安·蘭德傳:生平與思想》撰序,在心態上發生了一些轉變,蘭德身上的局限同時進入到了你的視野。何以會有這樣的轉變?

  汪宇: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發展了二十幾年,人們對市場經濟及所需要的道德倫理關係,都有了新的思考。社會秩序和道德倫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也出現了一些偏差,沒達到一個現代社會應有的倫理道德的水平。

  同時,從無到有,從冷到熱,從被漠視到被崇拜,蘭德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國的境況也不一樣了,我必然對蘭德的傳播也有變化,從一個「始作俑者」和「積極的倡導者」,轉變到懷有一定的重新思考。這不只是個人閱歷和所處的環境的變化,我作為一個出版人,一個編輯,這樣的角色也必然有這樣的變化。我對我傳播的思想持一個謹慎的態度。但到今天,我還是覺得,蘭德的倫理思想還是利大於弊,還起著比較積極的作用,而她的正面作用還沒有達到高峰。

  採寫/新京報記者 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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