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改革之一，這段歷史常讀常新。
為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挽救政治危機，想有所作為的宋神宗任用王安石進行變法。王安石推出的各項改革措施，如青苗法、均輸法、市易法、農田水利法、募役法、將兵法、保甲法等系統完備，大體上切合實際，得到了宋神宗的堅定支持。王安石本人也有著「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決心，然而變法為何失敗了呢？筆者以為主要原因有四，啟示有四：
第一，吏治腐敗，官吏中飽私囊，把新法當成生財之道，致使新法變味走樣。比如，青苗法規定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可以用青苗作抵押，向官府借到低息貸款，等莊稼收成以後，再償還低息貸款，其本意是為了避免農民因高利貸而破產。然而實際執行中，官差在利息之外，另加抽成，還在農民辦理種種貸款手續時進行層層盤剝，導致官府的低息貸款變得比高利貸還要高。再如，市易法規定由官府出面收購滯銷貨物，待到市價平衡，再以正常價格賣出，起到平衡市場的作用。然而實際執行中，官差不僅盯住滯銷貨物，而且搶購緊俏物資，囤積居奇，壟斷市場，成為官商，或者委託甚至僱用商人經辦，結果又是官商勾結。募役法規定原先享有特權不必服役的官戶、寺觀、未成丁戶、單丁戶、女戶等也要繳納半數助役錢，然而官差趁機盤剝商戶，向特困戶要錢，加重了剝削。由此，安民法成了擾民法，利民法成了害民法。
啟示：有變法之策，還要有推行變法之人，方可收變法之效。正所謂：「有美意，必須有良法乃可行；有良法，又須有良吏乃能成。」「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張居正變法以考成法「開路」，一定程度上滌蕩了官場風氣、推進了政府廉潔，確保了其他變法舉措的有效實施。由此可見，欲行變法，首整吏治，吏治不修，變法難成。實際上，整治吏治就是變法，也是「首當其衝」的舉措，這一點做不到，變法難言成功。
第二，變法授予官府參與市場競爭的權利，打開了官府謀利的牢籠。王安石當年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原則，打動了年輕的宋神宗，決意變法。王安石變法的初心是為了富國強兵，雖然有為百姓著想的打算，但處處體現著增加政府收入的意圖，這就難免直接參與市場經營。比如，青苗法強調官府貸出的銀子要能得到利息收入，市易法強調官府平衡市場價格也能掙到差價，等等。蘇軾批評新法太功利，就包含著這層意思。
啟示：允許官府與民爭利，毋寧說是政治不清，就是政治清明也不能做，其帶來的後果往往是難以估量的。改革主要是改變不合理的體制機制，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治理市場失靈，營造良好營商環境，保障社會有序運轉。政府不能親自上陣，直接參與市場經營，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一定要管住這隻喜歡亂摸的手，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就要按市場規律辦事，提高服務效能，打造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
第三，變法舉措在執行中「一刀切」，加劇了民怨沸騰。推行新政需要有令行禁止的權威。王安石非常羨慕商鞅，寫詩說「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為保證新法推行，王安石曾派出朝廷大員分赴各地督導，重壓之下，州縣不顧實際，照本宣科，機械執行，強求一律。比如，為完成青苗法布置的貸款任務，官府強迫所有的農戶貸款，有錢的地主富農也要被逼貸款，其本身的錢無處放貸掙利息不說，還要交納利息，受到抽成盤剝。結果變法在遭到朝中保守派攻擊的情況下，還受到百姓的反對，可謂是上下不討好。
啟示：改革一定要做到上下結合、頂層設計和基層探索相結合、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為二次創新留出空間。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地域廣闊，人口眾多，情況千差萬別，問題複雜多樣，變法不可狂風驟雨，不可急功近利，不可貪大求全，不可簡單化理想化。即使複製推廣先進經驗也要因地制宜，鼓勵借鑑、消化、吸收、再創新，不可強制推行。否則層層加碼，上面緊一點，下面緊十分，會造成巨大損失和民心影響。
第四，下情不能順暢上達，高層聽不到真實的聲音，失去了對改革政策進行調整和糾偏的機會。變法在執行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意見反映到宋神宗那裡，但宋神宗不相信，起初不予理睬。當退休宰相韓琦上書時，宋神宗才引起重視，他認為韓琦已經退休了，沒有政治或利益動機。神宗於是派兩個心腹太監下去調查情況，但此二人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拗相公」對不同政見者的打擊也毫不留情，如果說新法不好，勢必於己不利。於是，調查結束後寫了一個報告，聲稱新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悅，堅定了宋神宗推行新法的決心，而沒能對不妥之處進行糾偏。據統計，熙寧元年到四年，朝廷罷免了19位臺諫，那些對變法不滿的官員遭到了貶謫。朝廷對民間也採取了嚴厲的言論控制，在首都設置專門的官員來負責監督百姓，禁止百姓評論新法。
啟示：改革的成功實施，既需要改革主持者能夠察納雅言，兼聽則明，也要營造輿論監督的環境，建立健全下情上達、政策調整的體制機制。改革是一個不斷探索、校正、深化、完善的過程，改革方案只有與活生生的現實接觸才能發揮作用。當統一的、規範的、標準化的改革舉措碰到千差萬別的現實、千千萬萬的訴求時，出現不同的聲音是正常的現象。這個時候，最需要的是社會監督和下情上達，最怕輿論一律、欺瞞隱騙，致使高層聽不到真實的聲音，做出錯誤的決策，影響改革的效果。
「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老師，治理國家和社會，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鑑。站在前人經驗特別是教訓壘砌的基石上，王安石變法沒有做到的，我們今天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完全有理由做得更好，不應更不會再出現「後人復哀後人」的結果。
（作者系湖南工商大學黨中央治國理政思想研究與傳播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