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歷史事件。自南宋初重修《神宗實錄》確定「是元祐而非熙豐」，「唯是直書安石之罪」的編撰宗旨，從而徹底否定王安石變法以降至今，歷史已走過近900年。伴隨著歷史的腳步，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褒貶議論，亦是一樁幾經變動而又難以了結的歷史公案。
晚清以前近800年的評價：王安石變法「禍國殃民」，各項新法是聚斂之術在南宋初至晚清近800年中，歷代思想家在總結北宋興亡史時，大都較為集中地對王安石變法進行評論和批判。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
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於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後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
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後，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於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於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於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於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
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啓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啓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一言以蔽之，梁啓超用社會主義學說類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稱為社會主義學說的先行者，胡適之先生亦持有相類的觀點。其後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啓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1949年以來的評價：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
(1)對王安石及其變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最早運用唯物史觀研究王安石變法並產生較大影響的學者，當推鄧廣銘先生和他的門人漆俠先生。他們在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性質上與20世紀前半葉的肯定又不盡相同。其特點是：一是注重強調王安石變法的思想性和階級性，即把王安石變法置於宋代特定的封建時代的歷史環境中。指出王安石變法是地主階級的一個改革運動，王安石的新法代表著地主階級的利益，尤以持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學者較多，王安石在政治哲學思想上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二是對王安石變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態度，即王安石變法在實現其富國強兵，加強宋朝封建專制統治的同時，還推動了宋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歷史的前進。三是對司馬光及其反對派的否定，認為以司馬光為首的守舊派的政治運動阻礙了歷史的前進。這是對自南宋初以來是司馬光而非王安石的傳統觀點的徹底否定，也與梁啓超以來的評價有所不同，梁啓超對王安石變法的翻案並未否定司馬光。四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原因一般歸結為保守勢力的強大、變法派內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動搖和過早的去世。
(2)文革中王安石被作為法家的傑出代表，把其變法看作是儒法鬥爭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發表文章150多篇。文章作者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四人幫」的宣傳班子，專門為「四人幫」篡黨奪權製造輿論，藉此攻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們炮製的文章雖然不多，但分量甚重，猶如重磅炸彈，一時影響極大。羅思鼎《從王安石變法看儒法論戰的演變———讀[王荊公年譜考略]》。二是工廠、學校和部隊的理論小組和學習小組撰寫的文章，都根據「四人幫」的調子，上綱上線，無學術意義可言。三是一些專家、學者經受不住強大的政治壓力，違心地跟著撰寫了一些著作和文章。1977—1979年學界發表了二三十篇文章批判和矯正「四人幫」對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扭曲，並力圖澄清一些基本史實，還歷史的本來面目。
(3)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學界出現三種意見：肯定說、否定說和不完全肯定說。1980年，《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發表了王曾瑜先生的《王安石變法簡論》，世界無產階級的導師列寧曾經教導說：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對王安石變法的再評價隨之而熱烈地展開。肯定說基本承接了五六十年代以來的肯定性意見。否定說又有兩種不盡相同的意見，第一種是對五六十年代肯定觀點的全盤否定：王安石不應算作中小地主的政治代表，王安石變法的客觀效果是加重了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阻礙了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變法期間階級矛盾依然尖銳，一句話王安石「富國有術，強兵無方」，應予以基本否定。另一種否定意見是以全盤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馬光，亦即「尊馬抑王」為其特色的。不完全肯定說，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變法是中國封建社會統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動，具有明顯的進步意義。變法期間生產有所發展，財政狀況好轉，基本上達到了富國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實施過程中給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增加了新的負擔。對王安石變法與商品經濟發展的關係，也是既承認它對商業活動的發展有不良影響，又肯定它還有對商品經濟發展起積極影響的一面。(作者系首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主題延伸--經典作家究竟是怎樣評價王安石變法的
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朱瑞熙先生對此前評價王安石及其變法時經常引用馬列經典作家的論述從本源上進行了澄清。他指出：第一，馬克思從來沒有評論過王安石，說馬克思稱王安石為中國最偉大的改革家是沒有根據的。第二列寧以為王安石確曾實行過土地國有的措施，因此稱王安石是「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但是王安石在土地問題上根本沒有提出過土地收歸國有的主張，也沒有推行過土地國有的新法，因此列寧對王安石評論的根據是不正確的。（北京日報 李華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