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文明史上，或許再也沒有什麼比女性權利的爭取更一波三折和充滿悖論了。人們用最美好的事物比喻女人，將最崇高的讚美留給母親，然而現實卻實在有些虛偽和荒謬——直到19世紀後半葉男女平等、女性解放這些女權主義思想才真正綻放。要知道，那個時候人類社會已經邁進工業化時代，歐美都在歡呼「文明之光的降臨」。在一個極度標榜「文明」與「紳士」的時代，關於女權的問題仍在被抵制。這種頑固的觀念和體制伴隨著歷史的慣性，走過了整個20世紀，一直延續到今天。
[美]艾倫·菲茨派屈克 著，傅寧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7年4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不僅僅是在介紹那四位的「距離美國總統最近的女人」，更重要的是從這樣一個側面展示了女權主義的發展和流變。作者艾倫·菲茨派屈克沒有直接梳理女權運動的歷史，而是非常細緻地講述了在總統競選中遭遇阻力、陰謀與折磨的四位美國女性的人生故事——1872年首位競逐白宮的女性維多利亞·伍德哈爾，1964年第一位被一個重要黨派提名的女性候選人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1972年成為獲得提名的首位非洲裔女性候選人雪莉·奇澤姆，以及在2008年和2016年兩次向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發起衝鋒的希拉蕊·柯林頓。
王冠悖論這一百年多年的時間跨度恰好是女權運動發展的百年。過去，女權運動史的講述大多習慣「自下而上」，即更多地關注普通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和各種群眾性運動，艾倫·菲茨派屈克則反其道而行之，她講述的是傑出女性的代表，是耀眼的明星，是白宮和政治，頗有點兒「宏大敘事」的味道。然而即便是在衝擊白宮的層面上，我們仍然很遺憾地看到了鎂光燈背後的「黑幕」；即便已是主流社會的成功典範，書中的四位女主人公仍然備受性別歧視和壓迫的煎熬，這種巨大的反差感讓人唏噓不已，遑論絕大多數普通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待遇和無數艱辛。
政治是一切訴求的終極戰場，這對於女權主義而言，只有真正在政治上實現突破，才可能帶來決定性的改變。菲茨派屈克將《最高的玻璃天花板》作為書名，就是在強調女性對處於權利體系最高端的美國總統之位的衝擊。幾乎所有的女權主義學者也堅信，儘管女性總統的出現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改變女性權利的現狀，但其象徵意義是極為強大的，將開啟女權主義運動的另一個全新時代。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人們總是以此來敷衍般地解釋女性在通向白宮道路上遭遇的種種磨難，但事實上，正是無數性別偏見紐結交織成的「重量」，讓這些女性無法最終戴上王冠。問題在於，為什么女性在獲取王冠的時候要比男性付出更多？
面對女權主義者邏輯反詰，男權主義主導的國家、社會會採取一種虛偽而粗暴的低劣手段予以打擊：一方面在桌面上大談民主和人權，對女性表示所謂尊重，另一方面卻不惜用盡各種偏見肆無忌憚地攻擊女性，《最高的玻璃天花板》對此進行了忠實的記錄：
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當美國第一個競選總統的女性維多利亞·伍德哈爾在1872年踏上那條通向白宮的道路時，報紙歪曲其言論，將「自由性愛」的紅燈強行與其捆綁，對手近乎謾罵地諷刺道：「一個怎樣無恥的淫婦才會參加總統競選？」
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參加1964年總統選舉的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即使有著非常優秀的從政品格和從政經歷，《華盛頓郵報》的政治記者依然稱她為「三個不認真的候選人中的一個。」
而即使到了21世紀，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等人的遭遇仍然兩次發生在了希拉蕊的身上：2008年希拉蕊在黨內競選演講時，一個砸場子的站起來，舉著牌子，接連不斷地喊著牌子上面的口號——「給我熨衣服」；2016年第三次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中，希拉蕊正講著話，川普非常粗野地插嘴：「臭女人」，卻瞬間網紅，人氣爆棚……
這正是《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所要表達的核心觀點：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表象文明程度不斷提升，赤裸裸的女性歧視市場不斷萎縮，但對女性的偏見和不公正卻以一種新的形式籠罩四野——「玻璃天花板效應」。「玻璃天花板」一詞最初被用於分析企業中女性面臨的晉升問題，最早在1986年3月《華爾街日報》「企業女性」專欄被提出，後來因為安·莫裡森於1987年出版的著作《打破玻璃天花板：婦女可以達到美國最大公司的頂層嗎?》而廣為人知。這個形容女性所遭遇的不公待遇的詞彙最精妙的地方即在「玻璃」二字上，貌似沒有阻擋的陽光房，抬頭望去藍天白雲，就像女性平時在開門、讓座、言談等細節處往往被所謂「紳士風度」迷惑，很多職場女性甚至相信了男女平權的神話。但只有當這些自強並不斷上升的女性嘗試去擁抱那更高的天空時，她們才會發現留給自己的永遠是無法打破的玻璃天花板，也才會發現男權社會在玻璃天花板後的偽善和殘酷。
女權主義百年史按照一般通行的觀點，女權主義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這是女權主義的啟蒙階段，與社會學的自由解放等概念伴生並結合，這正與書中第一位女性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的故事時間相吻合；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國，民權運動、學生運動和反戰運動聲勢浩大，女權運動迎來發展的高峰，在這樣的背景下，書中第二位女性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在1964年成為第一位被一個重要黨派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女性、第三位女性雪莉·奇澤姆在1972年成為獲得提名的首位非洲裔女性候選人也就不足為奇了。至於希拉蕊在新世紀的崛起，這完全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後現代女權主義勃興的成果。
這種歷史的律動，也將女權主義經歷百年蓬勃發展後遇到的困境充分地暴露了出來。伏波娃的《第二性》之所以成為全世界女性解放的女權主義「聖經」，正是因為其深刻地看到了這種困境，伏波娃用貌似冷靜的語調卻不無痛心地說道：
「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對立的次要者。他是主體、是絕對，而她則是他者……女人並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父權制社會的性別統治、性別壓抑和它的一整套意識形態鑄造了歷史性的女人。」
如果一定要將女權主義的這種困境用最簡單詞彙概況，也許應該就是慣習和偏見兩個方面。女權主義可以為男女平等爭取到足夠的戰略優勢，但卻會面對性別差異的慣習，多年的父權制社會已經沉澱了足夠厚重的「生理機制」決定「社會性別」的傳統本質主義思想——既然上帝造人要分為男女兩性，那么女人就不能拋開自身「相夫教子」的天職。這貌似完美而神聖的慣習讓那些衝向白宮王冠的女性狼狽不堪且深深憤怒，書中的雪莉·奇澤姆在競選中遇到的同為黑人的男性對手竟如此號召黑人社區：
「要跟著強有力的黑人，跟著戰鬥的象徵，雄性的領導人……這是我們虧欠我們的孩子的，我們要給孩子一個黑人男性的榜樣，而這恰恰是法默（雪莉的競選對手）才能提供的。」
這種慣習必然連帶產生更多的偏見，這些偏見將對女權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帶來極大的禁錮。縱然瑪格麗特·雪莉·史密斯在二戰中對於戰爭、海軍、軍費等各類問題表現得極為陽剛和強硬，但這樣一位在國會山有口皆碑的女性卻仍然無法逃脫偏見的魔咒。黨內初選的對手馬歇爾非常能利用這種偏見的優勢，他警告國民把國家安全的賭注押在緬因州一個女代表身上，風險很大，「這不是耍耍小手腕或者綻出一個微笑可以解決的。」
這種偏見正是男權制社會維護「最高玻璃天花板」屢試不爽的利器：無限誇大男人和女人固有的性別差異，強調前者的力量、進取、勇敢和冷靜，男人是天生的戰士和軍事指揮家，加劇人們對女性擔任三軍總司令（或者其他各類大型企業、社會組織等）能力的質疑。也正是在這樣的惡意中，在希拉蕊等人試圖衝破「最高玻璃天花板」時，其競爭對手會極盡誅心之能事，充分利用人們對於女性溫柔、善良、隱忍、與世無爭等固有印象，將那些挑戰男權制社會最後陣地的女人描述為虛偽、虛榮、狡詐、野心勃勃的心機婊，而這樣的招數偏偏非常有效。
甚至對於女權主義本身，男權制社會也能輕鬆進行釜底抽薪式的抹黑。甚至很多女性都不願意說女權主義這個詞，雖然她們明白女權主義的「權」指的不是「權力」，而是「權利」，但她們仍然會選擇更加低調的「女性主義」來代替。這種觀念和心理上的怯場，實際上正是女權主義發展困境最突出的表現，男權制社會千百年來積累的慣習和偏見，不但造就了大量得意洋洋、自以為是的大男子主義者，更造就了無數即使在事業上充滿幹勁兒但在內心深處仍然謹小慎微的女性，這也是女權主義要面對的另一重「玻璃天花板」。
玻璃天花板上的裂縫菲茨派屈克的《最高的玻璃天花板》成書時，希拉蕊和川普之間的選戰還未結束，她在書中這樣留白：「這次希拉蕊會不會刷新總統選舉的結果？時間會告訴我們一切。」遺憾的是，這一次女性衝擊「最高玻璃天花板」的嘗試還是失敗了，性格、內涵與傳統總統形象相去甚遠川普贏了。誠然，希拉蕊身上也有著很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她並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女性，但王冠悖論再次在女性身上應驗，雙重標準依然橫亙在女性衝擊「最高玻璃天花板」的必經之路上。
值得欣慰的是，女權主義在新的世紀給所有女性創造了足夠的可能性。超過百年的理論和實踐探索，終於讓很多女性認識到男權制社會給女性設置的種種「玻璃天花板」，女權主義正在一條更加理性和科學的道路上發展，劍鋒直指男權制社會最引以為豪的「兩性差異」這一理論和邏輯前提。
2008年當歐巴馬最終得到民主黨的正式提名時，希拉蕊在敗選演講中的話讓世人印象深刻：「雖然我們這次無法打破那最高、最硬的玻璃天花板，感謝你們，這個天花板上已經有了1800萬道裂縫（希拉蕊當年獲得的選票數量）。」
而時隔八年後的2016年，還在兩黨預選階段，《US》雜誌專訪希拉蕊，其中一個問題是：「成為第一位女總統對你將意味著什麼？你為什麼相信這會給女性帶來改變？」希拉蕊回答說她願意一生都為女性問題而奮鬥，並且為此自豪，但是：「我不想要人們因為我是女人而投票給我——我想要他們基於我的價值而投票給我，而我相信我的價值之一，就是我是一個女人。」
希拉蕊在2016年的敗選演講中堅信，總會有一天，有人可以打破她沒能打破的玻璃天花板，並專門對「小女孩們」說：「永遠都不要質疑你自己的價值和能力，你配得上每一個幫助你追逐和實現夢想的機會。」
在2002年，書中第三位主人公雪莉·奇澤姆在離自己去世不到三年的時候表達了同樣的信念，在被問起她想要以何種姿態被記入歷史時，雪莉說：「不要作為第一個競選美國總統的黑人女性」，而是作為「一位生活在20世紀、勇敢地要做自己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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