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書友們，大家好。
今天上午我們講到了李白的豪放與浪漫，並欣賞了他三種不同風格的詩，那麼，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李白呢？請翻開《蔣勳說唐詩》第105頁至第126頁，邊閱讀邊思考幾個問題：
1.為什麼稱李白為「詩仙」，杜甫為「詩聖」？
2.你喜歡李白還是杜甫？
李白的詩歌詩風豪放、飄逸、灑脫，想像豐富，語言流轉自然，是繼屈原之後，我國最為傑出的浪漫主義詩人。
詩作《行路難》中，「欲渡黃河冰塞川」講的是生命的茫然。
拔劍四顧，要到哪裡去呢？
往北走吧，往北走想渡黃河，可是黃河已經結冰。那麼往西走吧，「將登太行雪滿山」，想爬過太行山，可是滿山都是大雪，似乎生命當中都是阻礙，都是困頓。
李白會怎麼面對呢？
他用調侃的方式給了自己一個解放，「閒來垂釣碧溪上」，不要這麼悲壯，把生命看得悠閒一點吧，不要去做什麼偉大的事業，就拿著釣魚鉤，在小溪邊釣魚吧。
「忽復乘舟夢日邊」，釣著釣著累了，睡著了，夢到自己坐著船到了太陽的旁邊。這是李白的浪漫。
在無法解決現實中的阻礙與困頓時，他會做夢，用夢來把自己帶到最美麗的地方。
我既感動於他「舉杯停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的孤獨，又敬佩他「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的豪邁。
他很少悲哀到底，他會給生命一個巨大的希望，這是李白內在世界裡的嚮往。
而他的《將進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也充分體現了他的高度自信與樂觀。
李白喜酒，並長於借酒抒懷。
詩以奔放的筆調，傲岸不羈的豪情，狂吟高歌，既有人生幾何、行樂及時，聖賢寂寞、飲者留名的絕對消極，又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相對積極。
以睥睨權貴、棄絕世俗的氣概，在醉鄉中實現對不如意現實的超越。
詩人與酒結緣的歷史不能算是很悠久。
真正把詩歌與酒有機地聯繫在一起的詩人是曹操，曹操之前，釀酒技術至少已經發明了兩三千年了。
在那兩三千年裡，酒跟詩歌的關係，與一般軟飲料沒有什麼區別。
只有在曹操唱出「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後，詩人們這才紛紛端起酒杯，邊飲酒邊吟詩，詩中有酒意，酒中有詩意。
酒之所以受到詩人們的青睞，跟它的兩個特性有關：興奮與麻醉作用。
興奮作用可以激發詩人的靈感，使他們進入亢奮、自由的創作情境，天真、浪漫、閒逸、歡愉、憂患、憤慨、悲愴，種種性格、情感都被充分地釋放出來，化為詩情，凝為詩篇；
麻醉作用可以使詩人暫時擺脫世間禮儀俗套的拘束，在精神上超越名利的得失帶來的煩惱，進入一種相對自由單純的精神境界。多愁善感的詩人，人生坎坷的詩人，酒精是他們最合適的飲料。
引發詩人想像的諸多事物中，月亮與酒是兩種十分重要的東西。
月亮是冷的，可以引發詩人沉吟；而酒精是讓人熱血沸騰的，可以激發詩人歡歌。
唐詩裡既有月神的沉吟，也有酒神的歡歌，兩者都是唐詩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一不可。毫無疑問，沒有酒精的興奮和麻醉作用，唐詩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看到的這樣豐富多彩，這樣瑰麗璀璨。
為了更好地了解唐詩，先來了解一下唐代詩人的飲酒情況，是大有必要的。
李白是一個興趣多樣的人，讀書、做詩、劍術、學道、旅遊、從政、隱居、飲酒，他都曾有濃厚的興趣。
李白也是一個性格外向喜歡交遊的人，結伴隱居、攜侶同遊、觥籌交錯、燈紅酒綠，他都曾熱情洋溢地嘗試過。
從他的一些詩歌作品中看，他的生活，似乎是快樂多多、色彩斑斕的，是頗為熱鬧的。大概正是因為這些，許多人都對他懷有較為濃厚的興趣。
如果讓他們在李白、杜甫之間做一個人生道路的虛擬抉擇，可能更多的人會選擇李白，而不選擇杜甫。
理由大約包括，李白的人生較多快樂熱鬧，而杜甫的人生較多鬱悶冷清。
其實，這是一個不小的誤會。李白的快樂熱鬧和杜甫的鬱悶冷清，某種意義上都只是他們的語言表達，是一種假象。
杜甫的人生固然充滿著鬱悶，不乏冷清時分。但是，李白的人生也絕不是充滿快樂和熱鬧的。兩相比較，李白的熱鬧快樂，應該沒有杜甫多。
杜甫有人盡皆知的官宦家族譜系，李白幾代之內來歷不明；
杜甫可以名正言順地參加科舉考試，李白只能通過非正常渠道（兩度跟前朝宰相孫女聯姻、向地方官員自薦、走公主後門等等）謀求仕進；
杜甫從小便躋身上流社會的交際圈（《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可證），李白青年時代只能做個縣衙門跑腿的小吏；
杜甫夫妻恩愛一直有穩定的家庭，李白婚姻多變幾度仳離……雖然同是失意落魄之人，但李白的失意落魄遠比杜甫大得多，深切得多。
由於家族背景尤其是父親祖父身份的不同，杜甫不妨哭窮訴苦，李白卻需要說些大話裝裱門面。
另外，這跟他們的思想性格也有一定的關係。杜甫崇儒求實，李白崇道尚虛。
李白和杜甫剛好跨越中國詩歌的黃金時代，成為兩個高峰，他們只相差十一歲，可是個性明顯不同。我們稱李白為「詩仙」，稱杜甫為「詩聖」。
李白之所以被稱為「詩仙」，是因為在詩的國度裡，他是一個不遵守人間規則的人。
「仙」的定義非常有趣，李白本身建立起來的個人生命風範，不能夠用世俗的道德標準去看待，比如李白的好酒，李白的遊俠性格，李白對人世間規則的叛逆。
可以說李白把道家或老莊的生命哲學做了盡情發揮，變成一種典範。
杜甫是「詩聖」，「聖」與儒家學說有關，儒家生命的最高理想是成為聖人，「聖」需要在人間完成。「仙」是個人化的自我解放，「聖」則是個人在群體生活當中的自我錘鍊。
很多人喜歡爭辯李白好還是杜甫好，其實生命裡面常常充滿兩難，為什麼一定非要選擇其中一個？為什麼不可以同時喜愛他們？
有一天晚上，皓月當空，你一個人喝酒，感覺到生命的孤獨與茫然，體會到李白的詩最美的部分；
有一個寒冷的冬夜，在地下道裡面，你看到一個乞丐在行乞，也許你會想到杜甫詩中最感人的部分，你會想起「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二者其實是不同的感動，我不覺得在皓月下喝酒的那個我，走到地下道看到乞丐就不會有悲憫之心。
這中間並不衝突，而是生命的兩種完成，一味爭論李白與杜甫哪一個更好，是把文化弄得小家子氣了。
文學的美不是生命的窄化，而是讓生命開闊的過程。大唐盛世的迷人不止是李白生命的豐富，更是李白與杜甫一起構成的大豐富，因為他們如此不同，又是同一個花園裡開出來的花朵。
蔣勳先生說，歷史上最讓他感動的畫面，是李白與杜甫在酒樓上坐下來喝酒，談他們的生命理想。
李白、杜甫初遇於天寶三載（744年）夏天。李白遭賜金放還，準備客遊梁宋，離開長安經過洛陽，在那裡他們初次見面，一見如故。
當年秋天，他們曾跟高適等人相約一同遊覽梁宋。
第二年，杜甫再遊齊魯，秋天到達兗州，當時李白也自梁宋回到東魯，兩人有過一段愉快的結伴同遊的日子，就是杜甫所說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
李杜二人的友情是唐詩史上的佳話，杜甫因牽掛流放夜郎的李白，憂思於心，久而成夢，夢醒後寫了《夢李白二首》。
杜甫在詩中，以夢見故友前的悽惻起筆，最後以夢醒後的感慨作結，可謂極沉鬱悲痛之至。生死繫念，堪稱古今表現友情的壓卷之作。
都說文人相輕，但是在唐代也有許多不但不相輕反而相推重的例子。
孟浩然四十歲的時候，為了謀求仕進，來到京城長安。一次在秘書省，雨後天氣，秋月如洗，一班詩壇名流聚在一起吟詩作賦，玩聯句成詩的遊戲。
當孟浩然對出「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的時候，舉座讚嘆其清絕，都停筆不再往下續。
從此，丞相張九齡，侍御史王維，尚書郎裴勝、盧僎，大理評事裴揔，華陰太守鄭倩之等等，都紛紛跟孟浩然結為忘形之交。張九齡、王維更是對其讚不絕口。
這就是唐代，一個多情深情、兼併包容的大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