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標點符號，於此，很多人是將其看待為同一件事情。但實際上，標點符號是一個並列短語——標點、符號。標點即斷句用，符號則含有特殊意義。
傳統的標點，通常情況下，只包含句讀，這也就是斷句的標識。若想整段話具有其他意義，就必須任用符號——引號、逗號、破折號等。
如「我讀了大學」、「我讀了《大學》」。顯然，兩者的意思並不一樣，後者標識讀了一本書，前者標誌完成了一階段的學業。由此可見，標點符號對我們的生活的影響還是十分大的，那為何大部分書籍都不用呢？
不用標點符號的書籍
通常來說，古人的案牘公文、文學作品是不標註標點符號的。這點和古人的識文斷字能力有關，簡單來說，古人並非不想用標點符號，而是故意不用標點符號。
在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敘論》中提及：
在文章語意未完而需要停頓的地方，點在兩個字的中間；在句終的地方，在字的旁邊，後來用圈號作為句終的標誌。
這特殊的符號，既是古人所使用最簡單的標點符號。但除此之外，多數是沒有標點的。在《禮記》中記載：
一年視離經辨志。
所謂「離」即指斷句，「經」即指儒家經書，大體意義就是品讀經典的能力，這種能力就體現在識文斷字上。
正因如此，古文中也有大量沒有標點的書籍。這點在《詩》、《離騷》等書籍中常見：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這句話現雖有標點符號，進行斷文取義，但在古代，這卻並沒有標點符號，而是以「兮」結尾，通過這種比較重複的形式、整齊的句子，來進行劃分。很顯然，這也不僅僅是一種劃分符號的方法，更是一種特有的手法。對於這種不用標點符號的書籍，其實頗多，其中在《論語》中更是常見：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在《論語》中更是有一個千古難斷之句：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這句話，後人斷句多有異議。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或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看起來，兩句話斷句完全相同。但是所用標點符號不同，斷句意思自然不一樣。前者是將利、命、仁聯繫在一起，後者是將利和命、仁聯繫在一起。標點符號不同，所作解釋自然不同。
用標點符號的書籍
標點符號，不是可有可無，而是作用甚大的「外衣」。若無標點符號裝飾，句子就變得枯燥乏味，那麼古代除卻不用標點符號的書籍之外，是否有使用標點符號的書籍？答案是肯定的，並且有很多。在《侯馬盟書》、《老子》、《經典釋文》等書籍中，都是可見標點符號的使用的。
在最早的《侯馬盟書》等先秦書籍中，可以明確找到標點符號的印記。其中用「-、=」進行重文，此時的標點符號較為簡單，但也投入了實際使用之中。而在漢代的書籍中，這種簡單的符號得到進一步演化，出現了三角符號、圓圈符號、方塊符號等，很顯然現在的符號比較多，用法也各不相同。在漢代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中，便收錄了頓號「、」號，解釋：
「有所絕止、而識之也。」
而在唐代，符號的運用已經初具現代風，並且出現了「句號」的模型。而宋代之後，頓號、句號已經形成，並且有著具體的含義。
不用符號和使用符號的差別
標點符號的使用與否，是否對文章有大的影響？若是放在現在，這個答案幾乎是肯定的。因為只有具體的標點符號，我們才能理解文章的本意。
若是沒有標點符號，我們不但不能理解文章的本意，甚至還會曲解。這點也不是怪事，《論語》中有句子，至今解釋達20餘種，並且每種解釋都是極有意義的。
而標點符號經過歷史演變，從最開始的系統不統一、不使用標點符號，到後來的漸漸開始使用標點符號的過程中，標點符號從毫無章法，變得逐漸統一。
這個演變的過程，不單單是標點符號的規劃統一，更是一門傳承的延續。除卻特殊的標點符號之外，標點符號幾乎成為不可或缺的存在。
但是從標點符號的演變過程，也不難發現。唐宋時候的標點符號和秦漢時期的標點符號相差甚多，這不單單是一種文化的演變，更是一門傳承擁有傳承下去的可能性！只有逐漸演變，趨向更好，才有存在的意義！
參考文獻：《離騷》、《古書句讀釋例》、《說文解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