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中國的評論總把小說的深度定義為思想深度，我認為小說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當我的情感空蕩蕩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乾涸的湖底。」
沒有人知道阿來醞釀一部小說所調動的腦力、情感、時間、經驗的能量總和，阿來自己也不知道。在他心裡，寫《塵埃落定》像談一
場轟轟烈烈、刻骨銘心的戀愛。「相比之下，我對《空山》沒有投入那麼多的感情」。阿來寫《塵埃落定》是10多年以前的1994年。那時候，他30多歲，寫過很多詩，曾經在岷江邊上的夜空下豪情萬丈。《塵埃落定》1998年滿蘊著詩情橫空出世，發行量近100萬冊，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當這一切塵埃落定以後，「讓我第二天立即對另外一個故事投入感情，我做不到」。
《空山》是《塵埃落定》之後的又一場戀愛。「大概到了2001年、2002年，我慢慢開始有寫作的願望了―――也許心裡養了那麼一點點氣，有了那麼一點點情感。」
《空山》被稱為是「一部中國的村莊秘史」。書中透露出阿來對藏族村莊文化、宗教的獨特體驗。同時，他將那些被人漠視的、麻木的傷痛揭示出來，也由此形成了小說的宏大格局、莊嚴主題、厚重內容和繁複結構。有評論稱：「它構成一幅立體式的當代藏區鄉村圖景。」
在人們的印象裡，《塵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唯美傳奇。阿來希望他的作品最大限度地接近現實。「現在，非常困擾中國作家的命題就是『現實』問題。如果讓我寫小說，我肯定要現實。《塵埃落定》也是具有現實感的，關鍵是怎麼看待『現實』，在裡邊開掘什麼。」
《空山》的現實意義在於呈現了中國當下鄉村的某種破碎的東西。阿來舉一個例子：四川有個笑話，兩個割麥子的農民討論理想中的好日子―――就是睡覺的時候，床這頭放一碗紅糖，床那頭放一碗白糖。醒過來，高興就吃一口紅糖，喜歡又去吃一口白糖。這就是農民想像中的幸福。而他們討論如果當了大官該怎樣時，一個就說，割麥子時，我在隴這頭放一碗回鍋肉，那頭放一碗紅燒肉。割到這頭吃一口，割到那頭再吃一口……
「花瓣式結構」是《空山》的結構方式。即，諸多故事獨立成章，又互相牽連。目前它只是花瓣之一，此後，阿來將推出花瓣若干，拼合起來會產生花束效果。「現在算是第一部，大概有20多萬字。我計劃寫六七十萬字。估計今年年底完成第二部，明年年底完成第三部。我想完成整個故事大約需要五六年時間」。
在阿來看來，鄉村生活更多是零碎的拼圖。「中國的傳統鄉村小說，如《暴風驟雨》、《創業史》、《豔陽天》，通常只有一個線索一以貫之。以我個人的鄉村生活經驗來看，我認為這並不恰當。第一，當下鄉村的命運被城市所影響和左右，所以很多事件並不是連貫的。第二，鄉村裡全是小人物，如在小說中體現，並非一定要有一個中心。如果要寫好當代鄉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線索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當中扮演各自的中心。」
據悉，《空山》包括兩個故事。其一是《隨風飄散》，以一個小男孩為主人公。其二是《天火》。《隨風飄散》描述的是道德和憐憫心的消失。《天火》寫的是強大外力對人的異化。《隨風飄散》與《天火》，一動一靜。
「最好的人類學、歷史學著作，告訴人們一個舊的東西瓦解之後，會成長起來一個新的東西。但現在中國鄉村面臨的問題就是：鄉村文化瓦解以後，自身不能再成長出新的文化。因為當下的鄉村已經沒有自主演進的能力。」「少數民族鄉村更面臨著雙重的命題―――既有著本民族文化的瓦解，也有村鎮文化被瓦解的悲哀。」阿來說，「比起人類所有的共同性來講，文化的差異、生活的差異是小的，人類在生存命題面前的共同性大於差異性。」
文壇有一句話：「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阿來認為自己不缺乏把握語言的能力，也不缺少故事的素材，「甚至也不太缺少思想」。他認為，諾貝爾文學獎不是中國作家的終極目標。創作的時候總考慮得獎，就等於不斷用別人的標準來幹擾自己。「我哪有心思去揣摩另外一些人的文學標準？」
「對我來說最要命是，我一旦投入到作品中去，情感的消耗很大―――中國的評論總把小說的深度定義為思想深度，我認為小說的深度不是思想的深度，你有哲學家深刻嗎？你有歷史學家深刻嗎？我認為小說的深度是情感的深度。當我的情感空蕩蕩的時候，我就是一個乾涸的湖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