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報告(戰前篇):中日戰爭何以爆發》出版

2021-01-10 金臺資訊

2016年3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和日本笹川和平財團共同啟動「歷史認識與中日關係的未來——中日有識者的戰略對話」研究項目,力圖通過中日學者共同考察中日關係的歷史,就1931~1945年中日戰爭的原因及背景,以及戰後中日關係的發展狀況達成一定共識,然後在雙方關於歷史認識的共識基礎上梳理兩國面臨的現實問題,並就未來中日合作關係進行探討。《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報告(戰前篇):中日戰爭何以爆發》為該項目第一階段研究成果的彙編,計有中方學者執筆的七篇文章和日方學者執筆的八篇文章。

《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報告(戰前篇):中日戰爭何以爆發》

主編:汪朝光 於鐵軍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年:2020年5月

主編簡介

汪朝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所長。1958年生。先後在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和復旦大學歷史系獲歷史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外國人研究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史丹福大學、挪威卑爾根大學、日本中央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史和中華民國史,著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中華民國史》(第4、11卷,中華書局,2011)、《和與戰的抉擇:戰後國民黨的東北決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等。

於鐵軍,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1968年生。先後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獲法學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曾在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史丹福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麻省理工學院安全研究項目留學或做訪問學者。主要教學和研究方向為東亞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理論和國際安全,主要著作有《中日安全與防務交流:歷史、現狀與展望》(共同編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譯著有《紛爭與協作——國際政治論集》(阿諾德·沃爾弗斯著,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帝國的迷思》(傑克·斯奈德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等。

內容簡介

目 錄

總報告

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報告 汪朝光/3

日中戰爭的原因與背景 〔日〕波多野澄雄(劉星 譯)/15

第一章 近代化比較

——中日兩國的國家建設

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日兩國近代化進程與工業化模式比較研究 嚴立賢/37

近代世界中的日本和中國 〔日〕吉澤誠一郎(劉星 譯)/62

第二章 國際關係/外交

——1920年代

從國際秩序的變化看九一八事變之前中日衝突的根源 王緝思 孫櫻/83

東亞國際秩序的變動與日中兩國的應對 〔日〕中谷直司(劉曉慧 譯)/106

第三章 經濟關係

——1910年代以來的貿易、投資、企業活動

20世紀前35年的國際經濟秩序與中日經貿關係 閆慶悅/133

現代中國經濟的變遷和1930年代 〔日〕久保亨(劉星 譯)/153

關於日中戰爭之經濟原因的諸學說——以日本帝國史研究為視角 〔日〕木越義則(劉星 譯)/176

第四章 文化關係

——1910年代以降

從文化「合作」到對抗——中國人眼中的「東方文化事業」 徐志民/201

日中文化關係——合作與背離 〔日〕熊本史雄(劉星 譯)/227

第五章 全面戰爭

——國內因素

關於中日戰爭全面爆發的原因 臧運祜/257

日中兩國決策機制的變化與走向全面戰爭的原因 〔日〕光田剛(劉星 譯)/277

第六章 全面戰爭

——國際因素

再論1930年代中日走向全面戰爭的國際背景 於鐵軍 李卓/301

滿洲事變、日中戰爭與國際關係——以與德國的關係為中心 〔日〕田島信雄(劉星 譯)/324

中文版作者簡介/339

後記/346

前面的話

中方專家委員會主任 蔡武

「戰後中日關係與歷史問題」合作研究項目自2016年初啟動以來,已經取得了重要的成果,第一階段的論文和報告即將面世。能夠取得這樣的積極成果,是雙方專家、學者本著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認真研究、坦誠交流的結果。事實證明,當初雙方的有識之士為這個合作項目確定的宗旨和基本框架是適宜的、有遠見的。這個合作項目的意義就在於,雙方的有識之士通過深入的研究就有關中日關係,特別是中日戰爭的歷史認識進行交流,力圖就歷史認識達成一定的理解,取得積極的共識,加深彼此間的互信,並在這種互信和共同認識的基礎上,整理中日關係目前面臨的一些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從戰略的視角來認真檢視中日關係未來的發展,為中日關係的健康平穩發展,為中日合作的不斷擴大和深化做出應有的貢獻。

我們這種完全民間性質的交流,雖然不能替代雙方官方對雙邊關係的界定和判斷,但我們期待著這種交流與合作,能夠影響兩國的輿論積極看待中日關係的未來發展,能夠推進兩國國民之間的信息共享與溝通。我們常說,「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也常說,中日關係的健康發展,寄希望於兩國人民。如果我們的合作研究能在上述兩方面發揮一些積極的影響和作用,那我們的努力就是有價值、有意義的。

中日兩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有許多共同的淵源,也有許多共同的智慧。我們常說,以史為鑑,可以知過往、示當下、警未來。在中日兩國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上,友好交流、相互借鑑、共同發展始終是主流,對立、敵對和發生戰爭的只是很短的一段時期。過去的這幾年,中日關係經歷了一段時期的波折,現在迎來了冰雪消融的暖春。作為無法選擇的一衣帶水的近鄰,作為在當今世界格局中具有舉足輕重影響的兩個大國,終究是要和平友好相處,平等互利相交。發展中日睦鄰友好合作關係是由兩國長期歷史往來、文化聯繫、友好傳統和人民根本利益所決定的。「和則共榮」「鬥則俱損」,是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

進入新世紀新時代,中國方面明確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我認為,大力發展亞洲地區各國的和平友好合作,率先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是一個現實的選擇。中日兩國都把睦鄰友好合作奉為各自的基本國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真正實現兩國「和平共處、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目標,就能給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與福祉,也能為亞太和世界和平與發展做出大的貢獻。

後記

作為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與日本笹川和平財團的共同研究項目「歷史認識與中日關係的未來」最終成果之第一部,《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報告(戰前篇):中日戰爭何以爆發》中文版即將付梓,在此謹就該書的成書背景、大體思路、主要特點等幾個相關問題略記數筆,以為後記。

近代以來的中日關係,可謂剪不斷理還亂,波詭雲譎,跌宕起伏,其間有正常的往來,也有日本友人對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支持,但更多的是日本對中國的蠻橫侵略,尤其是1931~1945年期間日本對華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與慘痛的記憶,也極大地影響到中日關係。雖然那場戰爭結束已七十餘年,但歷史問題對於現實中的中日兩國關係仍然有很大的影響。這一點,無論在中日關係良好的時候還是惡化的時候,都是如此。可以說,歷史問題是處理中日關係時繞不開的一個問題。

2015年,當中日關係尚處於2012年以來又一輪低谷的時候,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與日本笹川和平財團本著「牢記歷史、面向未來」的原則,就設立民間層面的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問題展開磋商。雙方認為,既然中日關係發展的重大阻礙之一是雙方未能就中日戰爭的歷史認識問題達成足夠的共識,在中日兩國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今天,兩國人民尤其是兩國學者之間在歷史認識問題上進行開誠布公的討論,使雙方的歷史認識更為接近歷史事實,也使雙方對彼此的觀點有更為深入的了解,這對於構建面向未來、著力合作的中日關係是不可或缺的。

有鑑於此,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與日本笹川和平財團決定設立「歷史認識與中日關係的未來——有識之士的對話」共同研究項目,自2016年起,首先對1931~1945年中日戰爭的背景、原因、影響、教訓等歷史認識問題展開深入討論,進而對1945年之後中日關係的發展脈絡分階段進行考察,力求凝聚更多的建設性共識,並以此為基礎,探求未來中日兩國的和諧共存之道。

為具體實施該項目,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與日本笹川和平財團組成了由中日兩國資深外交家領銜,由歷史學家、國際關係學者、媒體界知名人士等每方各10人左右組成的專家委員會,以民間身份展開研討,發表建言及成果。

2016年3月9日,兩國專家委員會聯席會議在北京首次召開,正式啟動「歷史認識與中日關係的未來」共同研究項目。經中日雙方各自提名,會議討論決定,中方專家委員會主任由外交學院原院長吳建民先生出任,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步平教授出任副主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於鐵軍擔任秘書長;宮本亞洲研究所代表、日本原駐中國大使宮本雄二出任日方專家委員會主任,副主任為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中西寬教授,東京大學法學部高原明生教授擔任秘書長,具體負責項目的協調和推進工作。會議並商定,以後在研究具體議題時,將邀請相關領域的更多專家參與其中,項目的階段性成果和最終成果將以公開方式發表。

此次會議之後,根據雙方專家委員會的磋商和交流,進一步將項目劃分為戰前和戰後兩個階段,並確定了第一階段雙方的具體研究主題和執筆者人選。研究主題方面,為了有別於此前學術界圍繞近現代中日關係已經進行的一些國際共同研究和中日共同研究,決定將此次研究的重點聚焦於雙方對中日戰爭爆發的背景與原因的認識,即關注點不再是一些具體的史實,而是近代以來中日兩國在應對西方衝擊而被迫開國之後所做出的不同應對,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兩國國際秩序觀的衝突,中日之間的經濟和文化關係對兩國衝突醞釀和升級的影響,中日戰爭從局部戰爭升級為全面戰爭的國內決策過程及其國際背景等一些更為宏觀、更具理論性的問題。專家委員會認為,基於這一思路的研究成果對於全面把握中日兩國走向戰爭的原因、深入理解國際關係中有關戰爭與和平的一般理論,以及思考當今和未來的中日關係,均具有重要的意義。為此,在第一階段研究課題參與者和論文執筆者中,除了歷史學者,也包括了國際關係學者,俾使研究成果儘量兼具紮實的史實、寬廣的視角、深入的分析和現實借鑑參考意義。

然而,項目啟動後不久,先是擔任中方專家委員會主任的吳建民先生於2016年6月因車禍不幸逝世,接著是擔任副主任的步平先生於同年8月因病辭世。吳建民先生自該項目籌劃伊始便參與其中,並主持了2016年3月9日於北京舉行的項目啟動會及其後的新聞媒體見面會。彼時其對中日共同研究項目的殷切期待溢於言表,至今猶歷歷在目。步平先生作為2006年底啟動、為期三年的中日雙方政府層面開展的共同歷史研究的中方主持人,對民間層次的中日歷史認識共同研究極為重視,在本項目正式啟動之前便為項目的開展悉心擘畫,提供專業指導,其淵博之學識和謙謙君子之風範,深為學界所敬仰。兩位外交界和中日關係史學界德高望重之士的遽然離去,令中日雙方所有的項目參與者感到萬分痛惜!

斯人已逝,其志長存!為了繼承吳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對中日友好事業的期許,並使項目工作能夠繼續順利推進,中方專家委員經討論後,邀請長期從事外事、新聞傳播和中外文化交流,經驗豐富並熱心推動中日友好事業的國務院新聞辦原主任、文化部原部長蔡武先生擔任中方專家委員會主任,聘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汪朝光先生擔任副主任,統領中方專家委員會和執筆者小組的研究和撰寫工作。

進入本書的寫作階段後,先是在每位撰稿人提交的寫作提綱的基礎上,中日雙方於2016年7月在東京召開了中日撰稿人碰頭會,就各自的寫作重點進行了充分的溝通,然後在此基礎上由撰稿人執筆成稿。之後中日雙方又分別組織了多輪本方撰稿人會議,對完成的稿件進行充分的討論,向撰稿人提出修改建議。撰稿人修改後再將稿件提交給中日聯合專家委員會進行審議,並根據反饋對稿件再做進一步的修改,最後由編者對各章內容統一進行最後的編輯和審校。可以說,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本書的各個章節,既反映了撰稿人本人的學術觀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各方的合理建議,是中日兩國學者就一些共同關心的歷史認識問題進行的一次嚴肅的對話。

關於本書的內容,總論和個論部分已有或略或詳的闡述,此處不再贅言。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項目進行的整個過程中,關於中日戰爭的性質,即這次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在參加項目的中日專家中並無分歧。實際上,這一共識是雙方進一步討論中日歷史問題的基本前提。但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雙方專家對於中日兩國走向戰爭的原因的認識仍有差別,在同一議題下雙方展開的對話和討論也常常會令人感受到其間的張力所在。相信從這種充滿張力的對話中,讀者對中日戰爭爆發背景和原因及其當下認識的複雜性也會有更深切的體會。為此,我們在本書的編排設計上也採取了同一研究題目下中日學者一一對應的方式,以便於讀者對參加該項目的中日學者的歷史認知加以比較。

在項目結束、本書付梓之際,謹對決定設立該項目的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教授和日本笹川和平財團前會長羽生次郎先生,一直為該項目及此前多個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項目提供具體幫助的笹川和平財團日中友好基金室的於展先生、小林義之先生、胡一平女士,為本書中的日文稿件提供專業翻譯的劉星教授、劉曉慧博士,為本項目的順利開展承擔了大量事務性工作的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助理孫櫻女士,為本書的編輯工作盡心盡力的趙晨先生和宋榮欣女士,中日專家委員會全體成員和所有參加該項目各章的執筆者同仁表示衷心的感謝!對為項目進行卓有貢獻而不幸逝去的吳建民先生和步平先生表示深切的懷念!希望這一研究可以使我們更正確地認識中日關係的過去,更睿智地思考中日關係的當下和未來,並對我們思考和認識更廣泛意義上的國際關係問題有所啟發。

於鐵軍

2019年9月4日於北京大學

相關焦點

  • 中日文版《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同時在中國與日本出版
    由中日兩國政府主導、兩國學者參加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項目」,歷經8年的研究、交流、論爭、定稿,終於在2014年年末以《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中日文書籍的形式,同時在中國與日本出版。
  • 中日學者歷時三年研究成功《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出版
    2006年10月8日,中日兩國領導人就年內啟動中日學者之間的共同歷史研究達成了共識。同年11月26日,中日兩國外長在舉行會談之時就中日共同歷史研究的實施框架達成協議,確定基於中日聯合聲明等三個政治文件的原則及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精神,開展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在這一共識與實施框架的基礎上,中日雙方各10名學者組成共同歷史研究委員會,分為古代與中世紀史、近現代史兩個組,開展了共同研究。
  • 中日首次共同修史不畏敏感:「侵略戰爭」上達成重要共識
    作為第一階段的研究成果,《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原定於200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0周年之際發表,幾經波折後於2010年11月公開發布。2014年10月,該報告的中、日文版本由中國社科文獻出版社、日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同步出版。
  • 文化交流研究可提升中日雙方在歷史認識上相互理解
    前者由王金林出訪日本、在日本學界雁過留聲之後,在日本出版界和中日學術界有識之士的協助下,引出一隊展示中國日本史研究的整齊雁陣,飛越中日歷史的天空,成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值得紀念的風景;後者由中日兩國學者共同編輯、撰寫而成,因此「文化交流」的意義與形式,可以說體現得更加充分。
  •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方代表:在尋找"和解之鑰"
    中新網3月24日電 臺灣《中國時報》24日刊出署名文章認為,中日兩國攜手進行歷史共同研究,像是在尋找雙方的「和解之鑰」。化解兩國恩怨的努力,並不僅止於在歷史長河中的省思,日本民間組織在中國的耕耘,也為日中友好「埋下種子」。
  • 中日兩國歷史上發生過的六次戰爭
    戰爭是兩國間交流的極端手段,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就曾發生過六次戰爭,給中日兩國帶來了十分重大的影響。一、白江口之戰白江口之戰,發生於公元663年,是唐朝、新羅聯軍與日本、百濟聯軍於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發生的一次水戰。公元663年,日軍(4萬2千,有戰船1000餘艘),唐軍(1萬3000,戰船170艘)在百濟白江口展開了激烈海戰。
  • 大公報:中日共同研究歷史意義何在?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12月26日到27日,中日兩國各10名學者組成的學術委員會在北京聚會,舉行中日歷史共同研究首次會議。這是今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期間與胡錦濤主席達成的共識的落實,兩國政府對此次活動都極其關注。中方認為,歷史研究有助於中日重歸「正視歷史、面向未來」正途,日方則將此定位為「構築兩國信賴關係的基礎。」
  • 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永遠的缺憾
    日本的西村成雄教授對於現代中日關係史,還提出了從1915的「二十一條」到1945年的「日中戰爭30年」的見解(西村成雄:《「中國統一化」的歷史認識》,《日本學論壇》2002年第1期)。利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1927—1931年對中國關係)的代表作為:王建朗《日本與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對關稅自主交涉的考察》,《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臧運祜《中日關於濟案的交涉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尋求中日兩國「化幹戈為玉帛」的途徑
    「化幹戈為玉帛」的途徑    日前,我的朋友、日本秋田大學教授山田正行寄來他的新著《個人體驗和戰爭——中國雲南滇西地區戰爭受害心理歷史的研究》(日本青豆出版會2002年5月出版)。把這本書拿在手裡,山田正行教授數年來從日本北方的秋田,多次不遠萬裡地來到中國大西南的滇西,進行當地日本侵華戰爭受害民眾的心理歷史考察的情景,就一幕幕浮現在我的眼前;一口氣讀完這本部頭不大的調查研究報告,山田正行教授尋求中日兩國「化幹戈為玉帛」途徑的良苦用心,更是躍然紙上。
  • 教學設計及說課稿-《甲午中日戰爭》
    甲午中日戰爭教學設計一、【教學目標】1.知識要求:甲午中日戰爭爆發的背景、標誌、兩個階段、主要戰役、戰爭中湧現的愛國將領;《馬關條約》籤定的時間、內容、危害;三國幹涉還遼;臺灣人民的反割臺鬥爭。學生踴躍回答,有的學生說是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有的學生說是發生在晚清時期,中日兩國爆發甲午中日戰爭。無論學生的回答正確與否,我們都要對他們積極思考、踴躍發言的態度表示肯定,然後引出今天課上所講的內容《甲午中日戰爭》,和同學們一起去尋找中日兩國關係緊張化的歷史淵源所在。
  • 歷史上的今天:中日平壤之戰 成甲午戰爭的轉折點
    9月15日平壤之戰與9月17日的黃海海戰一起,成為中日甲午戰爭的轉折點,自此以後,日軍掌握戰場主動權,開始在中國境內迅速推進。  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是中國晚清年間發生中國和日本之間的、為爭奪朝鮮半島控制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由於發生年為1894年即清光緒二十年,幹支為甲午,中國史稱「甲午戰爭」。
  • 甲午戰爭:第一次中日戰爭
    而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前兩個步驟的重要環節,由於其自身實力資源都不具備相應條件,所以實行以戰養戰的策略來達到目標的實現。 朝鮮問題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發經濟危機,對開戰的要求更加迫切。
  • 近代中日比較研究綜述
    有人則認為19世紀90年代以前中日近代化成效的差異,主要不應該從外部找原因。(註:《中日近代化比較研究》,第10頁。) 有學者聯繫甲午戰爭前夕中日統治者對形勢的認識和判斷,比較了雙方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水平和看法。戰爭前夕,清朝當權者誤以為日本不敢挑戰,列強會站在中國一邊,故以主要精力爭取列強調停,而將軍事準備置於次要地位,戰未開已陷於全面被動。
  • 《中日交流標準日本語》出版30年
    人民網北京10月16日電(記者趙婀娜)由人民教育出版社與日本光村圖書出版株式會社合作編寫出版,國內自學日語第一品牌《中日交流標準日本語》已出版整30年。30年來,累計發行近1500萬套,讀者數量突破一千萬人。
  • 徐志民:日本對七七事變的認識及中日論爭
    日本保守學者雖從推卸侵華戰爭責任出發,認為七七事變具有偶然性,是第二十九軍士兵開了事變「第一槍」,但也不認同右翼分子提出的所謂中國共產黨「陰謀」說、國民黨責任說、共產國際和蘇聯責任說等奇談怪論。日本進步學者雖與中國學者的七七事變認識也不一致,但以承認日本侵華戰爭性質和戰爭責任為前提,這是開展中日學術交流和共同研究的基礎,從而為縮小中日歷史認識差距和擴大共識創造了條件。
  • 美媒鼓吹中日可能因釣魚島爆發戰爭 專家:誇大爭端
    「為什麼中日島嶼之爭會成為亞洲下一個軍事爆發點?」——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網站21日以此為題刊登頭條報導,暗示繼中印邊境衝突後,中日之間可能因釣魚島爆發戰爭。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教授李海東21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稱,CNN極力誇大中日釣魚島爭端,目的是煽動兩國對抗,破壞中國周邊局勢穩定,這同時反映出美國一些媒體為了追求新聞轟動效應,無所不用其極。CNN將釣魚島比作「另一個等待爆炸的軍事火藥桶」。
  • 俞祖華:維新派對甲午中日戰爭的反思
    120年前發生的甲午中日戰爭,對中日兩國國家發展與遠東地區戰略格局,產生了巨大、深刻、持久的影響。甲午慘敗給中華民族帶來的災難及給國人心靈造成的衝擊,至為慘烈、慘痛。維新派是最早對這場戰爭進行深刻反思的中國人,他們言及此役時總是痛心疾首、仰天長嘆,曾以「創巨痛深」「腐心切齒」及「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等詞句,描述自己面對這場空前深重的國難時的沉痛體驗。「區區黑子大,胡為戰則贏」,被視為「蕞爾小國」的日本何以一戰而勝以「天朝大國」自居的大清帝國?維新派一面感受著戰爭創傷的錐心痛楚,一面省思甲午國殤的深刻教訓。
  • 臺灣人眼中的中日戰爭
    當時人們了解戰情的來源,主要靠收音機。研究顯示,大戰是當年收音機工業大興的主要原因。林衡道也表示,日本發動戰爭之後,收音機是臺灣居民最仰賴的訊息來源。「富有的人自家擁有收音機,窮苦的人則從公眾的廣播塔聽消息,」林衡道說,這類的「放送塔」,如今臺北新公園還保留一座。 侵略有理?
  • 【大家】七十年戰爭:從大歷史視角看近代中日衝突
    涉獵駁雜,少時沉迷於古典文學與歷史,長而旁及社會學、人類學等。1945年,中國在對日戰爭中獲勝,這是東亞國際政治力學結構中的一次巨大變動,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中國的大國地位(例如身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便是因為戰勝國身份),這一點人所共知。然而在回顧其意義時,人們通常聚焦在這八年戰爭本身之上,但如果我們將歷史的鏡頭拉長,會發現其意義要深遠得多。
  • 甲午中日戰爭:晚清政府終於被打疼了!打醒了!
    《濟物浦條約》和《天津會議專條》無疑為了日後的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伏筆。1890年,日本爆發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對外徵戰的要求十分急切,而當時的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拋出了「主權線」和「利益線」,他把日本本土視為「主權線」,把中國和朝鮮視為他的「利益線」。為了更好地保衛「主權線」,就必須先去保衛好「利益線」,並以此為理由進行擴軍備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