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從遙遠的瑞典斯德哥爾摩傳來消息，中國作家莫言榮膺當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來，舉國一片歡騰雀躍。之所以會如此，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渴盼走向世界的中國人形成了若干個焦慮的情結。一個是奧運會情結，一個是世博會情結，另外一個，就是曾經影響文學界很多年的諾獎情結。什麼時候才能夠有中國作家獲得諾獎，的確成了纏繞中國文學界多年的一個夢想。莫言的獲獎，在一定程度上緩釋了此種情結。倘若我們的確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諾獎看作代表現代西方文學主流審美趣味的一個重要獎項，那麼，莫言獲獎的事實，實質上也就意味著擁有近百年歷史的現代漢語寫作已經得到了西方文學界的高度認可。而這，事實上也就說明中國文學界曾經期盼多年的所謂「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已然不再是空洞的夢想。
無獨有偶的是，就在莫言榮膺諾獎之後不久的2014年，又有利好消息從西方傳來。中國作家閻連科獲得了2014年度的卡夫卡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設立於2001年，是為了紀念20世紀偉大的小說家弗蘭茨·卡夫卡而專門創設的一個文學獎項，該獎項每年評選一次，主要頒給那些作品具有人文主義關懷的作家。雖然說設立的時間不長，而且獎金也僅僅有一萬美元，但因為十多年來的獲獎者，比如耶利內克、品特、村上春樹、羅斯、克利瑪、哈維爾、奧茲等，都屬於世界範圍內口碑極佳的優秀作家，所以一時之間聲名鵲起，已經成為業界頗有影響力的文學獎項。從這個意義上說，閻連科的獲獎，其重要意義自然也不容小覷。
有一點必須明確的是，我們並不能簡單地把以上作家的存在與整體意義上的中國文壇割裂開來。這就是說，二者之間事實上存在著一種水漲船高的互動關係。唯其如此，我們才會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強調：「一方面，我們當然要肯定莫言小說創作上的突出成就，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莫言的獲獎，與他背後所實際存在著的一個漢語寫作高原之間，存在著某種無法剝離的重要關係。就我自己一種長期的閱讀理解，我覺得，最起碼如下這些中國作家的實際寫作水準，也都已經達到或者說接近了諾獎所要求達到的那樣一種思想藝術高度。請讓我把這些作家的名字羅列在這裡，他們是賈平凹、王蒙、史鐵生、王安憶、陳忠實、閻連科、韓少功、張煒、北島、鐵凝、李銳、于堅、格非、阿來等等。毫無疑問，無論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獲獎，一點都不會顯得很意外。某種程度上，正是他們與莫言一起，以他們足夠豐富的文學創作，從根本上支撐起了我前面所說的那個現代漢語寫作的高原。」到底有哪些作家可以被納入這裡所提出的「漢語寫作高原」之中，肯定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允許展開充分的討論，但這樣一個「漢語寫作高原」的存在本身，卻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
強調「漢語寫作高原」的存在，意在強調當代文學高端思想藝術成就的取得。這樣，也就自然而然地涉及一個當代文學經典化的重要命題。實際上，早在差不多十年前的2005年，我們就明確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存在。2005年，在大連召開的中國小說學會的一次年會上，王春林曾經做過一個大會發言。在會後的會議綜述中，留下了這樣的一段記錄：「畢光明通過對一些短篇小說文本的分析，指認一個小說經典正在生成時代的到來，而山西大學王春林則從自己近幾年來對長篇小說的追蹤式閱讀體驗來確證畢光明觀點的合理有效性。他認為最起碼如莫言《檀香刑》、王蒙《青狐》、賈平凹《秦腔》、格非《人面桃花》、閻連科《受活》、劉醒龍《聖天門口》、李洱《花腔》等，均可被視作優秀的帶有明顯經典意味的長篇小說。從一種普遍的文化心態來看，我們似乎總是不願意承認我們的時代、我們的身邊有巨人存在，有傑作產生。這樣的一種漠視當下文學現實的心態顯然是不可取的。他認為我們應該有勇氣承認這樣一種文學現實的存在，我們應該看到一個文學、小說經典生成的時代正在到來。」（馬相武《讓小說在全球化中釋放魅力——中國小說學會第八屆年會綜述》，見中國作家網2008年6月22日）
伴隨著時間的自然順序推移，當代文學的經典化是一種必然的結果。在當下時代，這個問題之所以在學界引起極大的爭議，關鍵的焦點集中在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在當下時代是否可能的問題上。在一些朋友看來，既然一部文學作品是不是經典，需要經過時間與歷史的殘酷淘洗與檢驗，那麼，在當下時代討論一部作品或者一個作家是否經典，就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他們的基本看法是，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只應該交給時間和未來，與置身於當下時代的我們並不發生什麼關係。對於這些朋友的看法，我們的立場是，一方面，我們固然承認某一個作家或某一部作品究竟是否經典，必須經過時間與歷史的淘洗與檢驗，但這卻並不意味著當代人在這個問題上就失去了辨析與發言的權利。面對這一問題，我們的基本觀點是，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從根本上說，絕對是一個動態化的漫長過程。雖然當代人並不能決定哪一個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就是經典，但他卻絕對擁有著在這個問題上的發言權。只不過，他在經典化問題上的看法也同樣需要接受時間與歷史的淘洗和檢驗而已。這一方面的一個現成例子，就是1930年代初中期由良友圖書出版公司的傑出編輯趙家璧先生主持編輯的多達十卷本的《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輯）。《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輯）的編選對象，是1917年—1927年這段習慣上被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第一個十年間的新文學作品。參照當下時代，多種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基本書寫架構，你就不難發現其中趙家璧版《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輯）突出的輻射影響。我覺得，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把這套《中國新文學大系》（第1輯）的編選，視作置身於歷史現場中的同代人對於同代人文學創作的經典化辨析。倘若說20世紀30年代的趙家璧們可以完成對於他們同時代作品的經典化努力，那置身於當下時代的我們，又為什麼不可以對於當代文學的經典化問題充分地發表我們自己明確的觀點與看法呢？一方面，我們固然應該承認文學批評擁有批判與反思的說「不」功能，但在另一方面，文學批評所應該擁有的做出肯定性價值判斷的說「是」的功能也不容忽視。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承認，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批評更應該是一種發現的事業，如何以自己的慧眼和勇氣在數量眾多的作品中發現精品佳作，發現未來的經典作家與經典作品，其實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且讓我們這些真正有志於當代文學經典化研究的學者同道共同努力，用自己扎紮實實的文學批評工作為當代文學的經典化作出應有的學術貢獻。
（作者單位：崔昕平，太原學院中文系；王春林，山西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