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對《顏氏家訓》推崇備至,魯迅卻對顏氏無好感

[摘要]與周作人的推崇傾慕截然相反，魯迅對《顏氏家訓》並無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寫的《撲空》中對「顏氏的渡世法」多有譏評。

周作人 東方IC 資料圖

早在孔德學校任教期間，周作人就「曾經給學生講過一部《孟子》，《顏氏家訓》，和幾卷《東坡尺牘》」（《隅卿紀念》，收入《苦茶隨筆》）；其後在北大開設「六朝散文」課程，仍然將歷來被視作修身持家讀物的《顏氏家訓》列為講授內容。箇中緣由正如他後來在演講中所說的那樣：「《顏氏家訓》本不是文學書，其中的文章卻寫得很好，尤其是顏之推的思想，其明達不但為兩漢人所不及，即使他生在現代，也不算落伍的人物。對各方面他都具有很真切的了解，沒一點固執之處。」（《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第二講）在揄揚備至中呈現出頗為獨特的閱讀趣味。

既然有著格外的偏嗜，研讀當然也應更加精彩，可惜當年課堂上的講義並未留存。幸好周作人在1934年4月寫過一篇《〈顏氏家訓〉》（收入《夜讀抄》），摘引原書不少片段並加以評析，倒是可以藉此略窺究竟。比如書中《風操》篇有一段言及六朝喪葬習俗：「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周作人就格外稱賞，認為由此「可以見顏君的識見，寬嚴得中，而文詞溫潤與情調相副，極不易得」。只是「章斷注連」一句頗為費解，即便是受他推重的清人盧文弨校注本，對此也未置一詞。周作人參考《倭名類聚抄》、《和漢三才圖會》等詳加考索，認為「注連」一詞，「日本古書寫作端出之繩」，而「章斷」當與之意近；「此種草繩，古時或以圈圍地域，遮止侵入，今在宗教儀式上尚保存其意義，懸於神社以防褻瀆，新年施諸人家入口，則以闢邪鬼也。《家訓》意謂送鬼出門，懸繩於外，阻其復返，大旨已可明白」。其實在數年前，他就有過類似的推測。《語絲》雜誌於1926年連載過他翻譯的《古事記神代卷》，在第二十九節敘述「布刀玉命急忙將注連掛在後面」時，有譯註云：「注連繫採用《顏氏家訓》語，亦作標繩。……用作禁止出入的標誌，當掛在神社入口，今正月人家門口亦猶用之，蓋以闢不祥也。」（載《語絲》第七十八期）就聯繫《風操》篇加以介紹。《〈顏氏家訓〉》中的結論與此一脈相承，而闡述得更為周詳。周氏晚年校訂《古事記》譯文，對譯註也予以增刪，可依然言及「注連繫用《顏氏家訓》原語，《日本書紀》寫作『端出之繩』」云云（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可見自始至終均持此觀點。

儘管周作人只是通過散文和譯著來略述己見，但因能發前人未發之覆，還是引起其他學者的關注。劉盼遂在《顏氏家訓校箋補證》（載1931年《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二卷第一期）中就迻錄《古事記神代卷》的譯註，並加按語說：「以稻草之標繩為『注連』，當有所出，姑志以俟知者。」因不明詳情而深表遺憾。楊聯陞的《〈老君音誦誡經〉校釋》（載195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在箋注「幽謫不解，復注子孫」數句時，也順帶提到：「《顏氏家訓•風操》『祓送家鬼，章斷注連』，注連之注即此復注子孫之注。又日本有注連繩，祠祀時用為隔絕之標識。」雖然沒有明言，恐怕也參酌過周氏的意見。因為就在撰作此文期間，他曾提到「近看周遐壽《魯迅的故家》、《魯迅小說裡的人物》兩書」（1956年5月2日《致胡適》，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又說「我近來收集周作人一生的書，已近八、九冊」（同上，1956年5月11日《致胡適》），對其著述絕不會陌生。周法高則在《顏氏家訓匯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年）中引錄劉、楊兩家之說而別無異詞，等於間接接受了周氏的結論。周作人雖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者，但在民俗、風物等領域涉獵廣博，對日本文化尤為深造有得；且就研究方法而言，實即「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金明館叢稿二編》），頗能順應晚近學術研究的新潮流。劉、楊、周三位採信其說，正是順理成章之事。

不過在《〈顏氏家訓〉》中，周作人也委婉地提到：「至於章斷注連字義如何解釋，則尚未能確說耳。」對自己的判斷是否準確，其實並無十足把握。時隔半個多世紀，王利器的《顏氏家訓集解》（中華書局1993年）就並不認同周說。在仔細搜尋相關書證後，他認為「章」乃指道教徒舉行法事時上達章奏，「注」則指疾病，因而「章斷注連者，謂上章以求斷絕亡人之殃注復連也」。為了徹底批駁周氏，他著重探究「注連」的確切含義，首先發現《幽明錄》中有「更相注連，兇禍不已」的記載，「與顏氏所說正同，持以較日本之所謂注連，其事各別」；隨後引錄《抱樸子》「後子孫轉相注易」以及《釋名》「注病，一人死，一人復得，氣相灌注也」等內容，指出「注易即注連」，而「注病即今之傳染病」。王氏另撰有《肘後方的貢獻》（載《成都大學學報》1989年第三期），提到葛洪《肘後方》中有「治屍注鬼注方」，得病者「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傳之旁人，乃至滅門」；進一步證實「章斷注連」是指「向天曹呈上章奏，請求送走家宅瘟神，斷絕注連禍殃耳」。周作人的大膽猜測，至此才終被判定並不足取。

周作人在《〈顏氏家訓〉》中還特別指出，由於作者屢經喪亂，故「積其一身數十年患難之經驗，成此二十篇書以為子孫後車，其要旨不外慎言檢跡，正是當然。易言之即苟全性命於亂世之意也。但是這也何足為病呢，別人的書所說無非也只是怎樣苟全性命於治世而已，近來有識者高唱學問易主趕快投降，似乎也是這一路的意思罷」。對個別詞句的誤解畢竟無傷大雅，而且經過後來者的不懈努力，終究能夠尋得正解；而這番對全書旨趣的解讀雖屬正解，但在特定時局下過分強調渲染，卻不免誤人惑世，某種程度上又未嘗不可謂之誤解。此時距他落水附逆還有數年，但其最終接受偽職似乎也能從此捕捉到些許蛛絲馬跡。在抗戰即將勝利之際，周作人寫過一篇《文壇之外》（收入《立春以前》），感慨道：「我的理想是顏之推的《家訓》，但是這怎能企及，明知是妄念，也是取法乎上的意思，所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而已。」儘管時異勢殊，對顏氏的遭際卻感同身受而欲加以仿效，此前標舉的「苟全性命於亂世」更不啻為替自己所作的辯解。

魯迅 東方IC 資料圖

與周作人的推崇傾慕截然相反，魯迅對《顏氏家訓》並無好感。他在1933年10月所寫的《撲空》（收入《準風月談》）中對「顏氏的渡世法」多有譏評，認為「假使青年，中年，老年，有著這顏氏式道德者多，則在中國社會上，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有蕩滌的必要」。這顯然是借題發揮，反對將顏氏迫不得已的無奈抉擇轉化為心安理得的生存技巧。文章直接針對的雖然是正向年輕人推薦《顏氏家訓》的施蟄存，但也著重聲明：「問題是不專在個人的，這是時代思潮的一部。」對乃弟的志趣喜好，魯迅無疑知之甚深，所謂「時代思潮的一部」是否包括業已和自己形同陌路的周作人在內呢？其中頗耐人尋味。（文/楊焄）

轉自澎湃新聞：http://www.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