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文集》終於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了。該文集全八卷，不少分卷都收有唐先生關於吐魯番文書的研究論文。這些研究論文，高屋建瓴，見微知著，將吐魯番文書披露的歷史信息汲取到極致，現在重讀，仍能感受唐先生學問的廣闊境界和深厚素養。而唐先生從事吐魯番文書研究，時間其實並不太長，大約從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以下簡稱《文書》）開始。
新中國成立後，1959年到1975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魯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等古墓群進行過13次發掘，出土了大量晉—唐文書。而在此之前，學術界能夠見到的吐魯番文書，只有法國馬伯樂編撰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漢文文書考釋》和日本西域文化研究會編撰的《西域文化研究》中的《敦煌吐魯番社會經濟資料》上下二冊。因此，學術界對這批吐魯番文書期望甚殷，希望能夠早日整理出版，推動「吐魯番學」的進一步發展。
唐先生對《文書》整理工作自然也是極為重視，將《文書》整理作為自己晚年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這項工作始於1975年整理組成立，終於1996年最後一部圖書出版，前後經歷了22個年頭。《文書》整理地點，除唐山大地震後短暫遷往故宮和上海外，一直都在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唐先生作為整理組組長、項目負責人、全書主編，基本上始終其事。
我是1981年9月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分配到北京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開始參加《文書》整理工作的。1988年前，唐先生基本每年寒暑假都來北京，主持整理工作，我是主要接待者和協助者。1989年後，整理工作大致告一段落，唐先生不再來北京，我有工作問題，不是寫信請教，就是去武漢大學匯報。直至1994年10月14日唐先生病逝前，我與唐先生一直保持著工作聯繫。因此，對唐先生整理《文書》的情況，應該說比較了解。
唐先生主持整理《文書》，如同整理古籍，要求十分嚴格。此外，從個人風格來說，有兩個特點：
一是親力親為，不當掛名主編。
這是唐先生的一貫作風。記得1982年，我和林小安兄商議創辦不定期室刊《出土文獻研究》，我給唐先生寫了一封信，想請唐先生當主編。同年5月4日，唐先生給我回信，說：
來函讀悉。本室出版這本刊物是有條件的。但我決不能當主編，這一點我早就和王東明同志（素按：王東明先生時為古文獻研究室行政負責人）說了。掛名不做事、不負責是很不好的。目前中央進行調整機構，我覺得一個精神就是名實相副。既是主編就必須審稿，至少審難以立即決定的稿，我的眼力、我的時間已不容許我增加這一方面的負擔了。……
可見唐先生對當主編「掛名不做事、不負責」是很不贊同的。唐先生主持整理《文書》，所有文稿都要親自過目，最後定稿尤其要親自參加。在現存《文書》早期文稿檔案中，隨處可見唐先生批改的文字，從中不僅可以看出唐先生學識的淵博，更可以看出唐先生對文稿審讀的認真負責。特別是最後的定稿。1980年後，由於《文書》初稿已經完成，整理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先生領導陳國燦、朱雷、程喜霖三先生負責最後定稿，吳震先生負責出版前的校對，李徵先生負責全部圖版的攝製。還記得當時唐先生每年寒暑假來北京，與陳、朱、程三先生在一起進行最後定稿的情景。唐先生當時眼睛已極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邊，讓陳、朱、程三先生中的一人讀文稿。唐先生聚精會神地聽，覺得釋文有問題，就讓李徵先生將原件取出，自己親自核對；覺得解說、注釋有問題，就口述應該如何修改。我在一旁看著、聽著，感覺獲益良多。
二是見仁見智，尊重不同意見。
唐先生是位極為謙遜的長者。《文書》初稿將要完成時，唐先生就提出《文書》要出版兩種本子：一種是釋文本（有文無圖，又稱簡裝本），十冊，為徵求意見本；一種是圖文本（上圖下文，又稱精裝本），四冊，為最後的定本。唐先生後來也多次提出，要整理組成員注意收集學術界對釋文本的意見，以便作為圖文本修訂的參考。我參加《文書》整理，做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接受李徵先生安排，將釋文與原件對校。1982年1月初，我校訂《晉陽秋》殘卷，通過查證史籍，有一些想法，給唐先生寫信作了匯報。同月20日，唐先生給我回信，說：
來函悉。所述《晉陽秋》古寫本校正之例，似有理，但我手頭無錄文及照片，須核對決定。所云「原件殘缺不可識，甚至無墨痕，錄文徑作某字」，疑「整理者參照其它文書來判定」。按條例不能以他件填補，如果有點畫可尋者，例於外加囗，決不能徑補。至於無絲毫墨跡可尋者，只能作缺文。如你上舉《晉陽秋》「齊」字，如果要補，就應作 。如果不能決定則作 。
最後唐先生還是尊重了我的意見，同意按我的想法在釋文本中作了適當處理。後來我編輯圖文本，唐先生要求我根據圖版對釋文進行最後校訂。唐先生曾特別對我說：「你在編輯本書時，務必要將圖版與釋文對校。這可以說是最後一校。我們不能放棄這個改正錯誤的機會。」當然，我校訂出來的問題，如何修改，最後仍須由唐先生親自審定。1994年春，唐先生已經臥病在床，還請陳國燦先生將我關於《文書》圖文本[肆]的校訂意見讀給他聽，並逐條進行審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書》釋文本整理出自眾手，「墓解」、「題解」、「注釋」等文字風格各不相同，我做了一些統一文字的工作，唐先生都同意並採納了。
這裡順帶提一下，國家文物局曾有規定，出土的文物文獻資料，沒有公開出版，個人不允許先寫文章發表。唐先生對此是嚴格執行的。關於這條紀律，我剛參加《文書》整理工作時，唐先生就對我有所交待。1982年5月4日，唐先生給我寫信，還專門提到：「我們規定，沒有發表的文書，一律暫時不發表文章。」因此，至少從我個人而言，無論是當時整理《文書》，還是後來整理《新中國出土墓誌》和《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都沒有違反過這條紀律。而當時有位某先生，要來整理組抄文書，唐先生說有上述紀律，不敢同意，竟然引起一些無稽流言。唐先生無可奈何，同意某先生抄了一些文書，僅提出希望不要先寫文章發表，但某先生並未遵守，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1983年11月1日，唐先生給我寫信說：「我年已七十，七十老翁何所求，只是希望把文書整理工作及身完成而已。我覺得有的同志很不了解，我為什麼要如此熱心地參加這工作，總以為我有所圖，那就只好由他去說了。」1985年5月5日，唐先生給我寫信又說：「我只希望身前及見吐魯番文書全部出齊，也算完成了一件事。」都是有感而發。
我們知道，原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是國內整理出土文獻的專門機構，曾經主持過不少出土文獻的整理，但成為完璧者卻寥若晨星。從多卷本項目來說，1975年成立的《銀雀山漢墓竹簡》、《馬王堆漢墓帛書》、《吐魯番出土文書》三個整理組，到目前為止，《銀雀山漢墓竹簡》（計劃出版3卷，僅出版第1、2卷，文物出版社，1985、2010年出版）、《馬王堆漢墓帛書》（計劃出版6卷，僅出版第1、3、4卷，文物出版社，1981、1983、1985年出版）均未出齊，僅唐先生主持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十冊、圖文本四卷，文物出版社，1981～1996年出版）堪稱完璧。我保存的60餘封唐先生來信，主要都是談《文書》的整理和出版工作，至今重讀，仍能感受唐先生一切為了繁榮學術的拳拳之心。
王 素（中國文物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