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手稿
為何只剩半部
中國古典名著中留下手稿的非常罕見，所以《聊齋志異》手稿非常珍貴。清代著名學士王士禎就曾出重金收購手稿，結果被蒲松齡斷然拒絕。他為此還特意立下家規：堅決不準把書稿轉賣給他人。
清朝年間，山東曾經遭遇大旱，大批百姓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離鄉闖關東。就在這滾滾人流中，蒲松齡的七世孫蒲價人攜帶家眷離開家鄉來到瀋陽。當時的瀋陽佔卜業比較興旺，而蒲價人又粗通佔卜之道，便在瀋陽城裡擺了個卦攤兒，以卜卦和代寫文書為生，即使生活窘迫，他也不願以手稿謀利。臨終前，蒲價人按照祖上的規矩，把《聊齋志異》手稿傳給了大兒子蒲英灝。
光緒二十年，當時蒲英灝正在盛京將軍依克唐阿的手下擔任鑲藍旗統領，依克唐阿知道蒲英灝是蒲松齡的後裔，便向他借閱《聊齋志異》手稿，蒲英灝無奈之下先借出半部手稿，在依克唐阿歸還後又借出另一半手稿。沒想到的是，依克唐阿進京參戰，病死北京，緊接著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掠奪了大量財物，依克唐阿所借的半部手稿從此杳無音訊，它的下落至今還是個謎。
光緒二十六年（1900），蒲英灝奉命鎮守西豐，家屬隨遷，剩下的半部手稿也被帶到西豐。蒲英灝去世前，將它傳給小兒子蒲文珊。依據蒲家的誓約，蒲英灝應該將手稿傳給長子，為什麼卻傳給小兒子蒲文珊呢？
其中還有一段故事：蒲英灝晚年時，一個兒子趁他外出時將僅存的半部 《聊齋志異》手稿偷偷賣給商務印書局，蒲老先生非常生氣，他立即帶上書款，備些禮物，趕到商務印書局。好話說盡，印書局總算鬆了口，最終以賠償損失為名索要一筆錢了事。正因為有了這樣一次經歷，蒲英灝在選擇傳人時煞費苦心，最終不惜違背誓約將手稿傳給喜歡詩文書畫、為人聰穎正派的小兒子蒲文珊。
蒲文珊是讀書人，曾任西豐縣立圖書館館長，對《聊齋志異》手稿的珍視勝過其父。1931年，時任偽滿洲國參議、奉天省圖書館館長的袁金鎧想重金收買手稿，被斷然回絕，為此，蒲文珊丟掉了縣立圖書館館長的職務。此後，又有日本人和漢奸垂涎手稿，均遭蒲文珊回絕。
蒲文珊在老宅修了間暗室，《聊齋志異》半部手稿就藏在裡面，平時從不輕易打開。就這樣，手稿又藏了20多年。
手稿雖然僅有半部，但蒲家後人為保護它所遭受的苦難卻一言難盡。
1948年冬，西豐縣開展土地改革運動，農會幹部到蒲文珊家中挖浮財，半部《聊齋志異》手稿與挖到的浮財一起被拉到農會辦公室，扔進舊書堆準備火燒。縣政府秘書劉伯濤發現破舊殘缺的線裝手稿正是《聊齋志異》手稿，這才免遭焚毀命運。
劉冰說，1950年，蒲文珊將這半部《聊齋志異》手稿捐贈給人民政府，經專家鑑定確為真跡，系海內孤本。稿本兩函四冊，是八冊原稿中的一、三、四、七冊，共收入237篇，除31篇系他人代抄外，均為蒲松齡手跡，是極為珍貴的《聊齋志異》定稿本。
由於半部手稿紙質變色、發脆，不宜保存，便請當時瀋陽故宮博物院的周福成重新裝裱，宣紙加襯，做成金鑲玉裝，使這部書由四冊析為八冊，在遼圖作為鎮館之寶收藏至今。（摘自《遼寧日報》）
張愛玲「遺作」手稿公開
字跡模糊難辨且雜亂
據臺灣中時電子報：張愛玲剖析學生時代想法的《愛憎表》，日前在「張愛玲誕辰95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上首次發表，全文率先刊於臺灣《印刻文學生活志》，為兩岸三地首見。
張愛玲最早提及《愛憎表》是1990年寫給宋淇夫婦的信上，提到1937年高中畢業時在校刊填過一個調查，其中她填下「最怕：死；最恨：有天才的女人太早結婚；最喜歡：愛德華八世；最喜歡吃：叉燒炒飯」故而她名為「愛憎表」。但即使是她自己，「隔了半世紀看來，十分突兀」甚至完全陌生，需要解釋，於是她花了約2個月的時間寫〈愛憎表〉但陸續擱下，始終沒有寫完。
香港文學評論者馮晞幹指出，張愛玲《愛憎表》如《小團圓》，迂迴曲折地講自己的過去，除張氏迴環往復式寫法的文學性值得一探，另有其傳記價值；相較於自傳性小說，此文更為直述，可藉以理解張愛玲的小說及其切身經歷的關連。
馮晞幹以《少帥》為例，當中特別提17歲應具由特別意義，在《愛憎表》中可見她寫道：「我17歲那年因接連經過了些重大打擊，已經又退化到童年，歲數就是一切的時候。我17歲，是我唯一沒疑問的值得自矜的一個優點。」
重構《愛憎表》另一個重大的收穫，在於從張愛玲的草稿中，可得知她的寫作方法，首先會條列式地擬定寫作大綱，且同一段話她會反覆重寫，添補內容，由此可知她為文力求盡善盡美，每篇文章皆悉心經營。
卡夫卡手稿爭奪案落下帷幕
最終歸屬以色列國家圖書館
卡夫卡去世後，留下的大量手稿在布羅德手裡。1939年在納粹入侵奧地利之前，布羅德帶著手稿逃到了巴勒斯坦。1956年，他又將部分手稿轉移到了瑞士。
布羅德死於1968年，手稿被遺贈給他的秘書兼情人埃絲特·霍夫，並指示她把手稿交給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或以色列特拉維夫市的圖書館，再或其他以色列境內外的相關組織。霍夫（Hoffe）在德語裡是希望的意思，諷刺的是霍夫並沒有像她的名字一樣帶來「希望」，她把部分手稿賣給了德國文學檔案館，《審判》的手稿賣出了200萬美元的高價。
霍夫死後又將其留給了自己的兩個女兒——伊娃和露絲。而露絲已於2012年去世，所以現在手稿的擁有者為伊娃，她終身未婚，獨自一個人和一隻貓居住在特拉維夫，儼然卡夫卡筆下的一個人物。伊娃鮮少出現在公眾面前，也很少出門。她曾說：「我從未結婚，也沒有孩子，唯一擁有的就是這些手稿。」霍夫家族擁有的大量手稿，還包括了卡夫卡的信件、繪畫，現在藏於瑞士和以色列的保險柜裡，已經被該母女陸陸續續賣了一些給收藏家。
在2009年的時候，以色列政府就發起了對伊娃和露絲的狀告，要求她們交出卡夫卡的手稿，認為該手稿屬於以色列。以色列方面提出該要求的依據是布羅德臨終前要求霍夫把手稿贈予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以色列其他組織或國外組織以保護手稿，而霍夫家人卻以賣出手稿換取金錢，違背了布羅德的意願，所以該手稿應該歸以色列所有。（以色列的代表方為以色列國家圖書館），他們稱會將手稿的影印版公布在網上，以便公眾可以查閱。
而霍夫家人一方稱以色列和卡夫卡沒有任何關係，儘管卡夫卡曾表示過想要居住在此的願望，但以色列甚至沒有一條街道以卡夫卡的名字命名來紀念他。卡夫卡的手稿是霍夫家族的私人財產，是布羅德合法贈予的財產，以色列國家圖書館無權獲得這些手稿。伊娃的律師稱：「把卡夫卡人認定為以色列作家或者和以色列政府有某種關聯的作家是無法令人信服的，卡夫卡的手稿在以色列無法得到其該有的尊重與保護。」
在裁決中，以色列最高法院表示：「布羅德希望的是將這些手稿可以妥善保存在文學機構或文化機構，而不是賣個好價錢。」
卡夫卡或許從未想到在自己死後這麼多年，發生了關於自己手稿爭奪案，並且持續時間這麼長，但該事件用「卡夫卡式」來形容則再合適不過了。（摘自澎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