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寧師範學院 龐鳳琴|張潤坤散文創作中的鄉土母題寫作及敘事特點

2020-12-04 白泉山書院

作者:集寧師範學院 龐鳳琴/圖片提供:淘爸/白泉山書院 讓讀寫成為生活的一部分

母題的概念最早來自於音樂,指的是一組或多組樂器中一段不斷重複的旋律。後來這個概念被引進到文學研究中,用來研究文學上的諸多精神現象,如都市、鄉土、情愛、戰爭、復仇、友誼、成長、童年等。母題不等同於主題,它大於一般意義上的主題概念,從母題學的角度進入張潤坤的散文世界,同時運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對其創作內在機制進行考量,關注其作品隱含的個體生命體驗、情緒固結等主體因素,探究其作品敘事特點,乃是本文關注的要點。

一、鄉土母題的呈現與表達

張潤坤散文作品中的母題寫作涉略較廣,從童年母題到成長母題,從鄉土母題到都市母題等,不一而足。

(一)碎片化的母題呈現

縱觀平臺精選出來的13篇散文作品,其中涉及童年母題的作品較多。如《生命的錯覺》中的「張莊的錯覺」,寫九歲時的「我」,在一個寒冷的冬夜,趴在結冰霜的窗戶上舔開玻璃上的薄冰恰巧看到的鄉人偷竊的行為;《說鳥》中寫到小時候的村莊趣事,寫「我」對鳥的觀察,寫小夥伴踮起腳尖張著嘴預謀搗毀鳥窩,結果被鳥噴了滿嘴糞的故事;《過年的心境》寫小時候兄妹二人掰著手指頭數天數、盼著過年的情景;在《張莊舊事》中寫到了童年的遊戲,寫到童年的「我」對賈二楞一家境況的同情;在《犟牛》中寫到了童年的放牛生活;在《遊子歸來》中,寫兒時的「我」躺在村頭那口古井旁的青石板上與一同升起的太陽對視,還寫「我」常常依偎在勞模爺爺的懷裡聽他講各種離奇古怪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童年所經之事,所遇之人,所做之事,作者用其特有的靈動的文字把它們——抒寫了出來。雖然這些散文中的童年母題是碎片化的寫作,還不能算嚴格意義上的母題寫作,但是如果把這些故事連綴起來讀者還是能夠對文中「我」的童年有一個概括性的了解。

成長母題也滲透到了張潤坤的散文寫作中。這一部分雖然在他的這幾篇精選的散文中還不能觀之全貌,但也可窺得一角。比如在《藏埋埋》中寫到「我」最後一次藏在河邊的草叢裡,好久都沒有被人找到,「我」甚至渴望被人發現,小夥伴來到河邊的草叢中找尋,「我」又已經躲到河邊井底的石槽底了,遠遠地看著小夥伴把草踩倒。作者寫到:「這一次我藏的索然無味,不知道究竟藏了多久,直到腳後跟發麻,我才起身回家,我知道在這條路上,我再走不到孩子們中間去了。」 在這段描寫中,心理活動與行為描寫結合在一起。不被人發現時渴望被人發現,最終沒被人發現後的「我」又感到索然無味。為什麼會感到索然無味?也許是對遊戲的重複固定感到乏味,也許是心智超越後,對簡單遊戲感到乏味的瞬間感覺。就好像萌童堵住自己的眼睛就以為別人看不到,到真正深藏起來不被人發現,到把自己思想也能夠藏匿起來,這個過程就是成長的過程,雖然成長的過程有失落,有無奈,但成長腳步不會因個體主觀意識而停歇。在《高考仍是屌絲逆襲的不二法門》一文中,寫高考改變命運,實現階層流動,社會身份重新塗改,這又是作者寫的一種成長。《鳥》中,他寫走出故鄉,求學、工作之後,忽然發現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這其中隱含的對鳥的認識,已經不再是童年所認識的那些鳥了,鳥具有了象徵含義,具有了人的特質,從鳥到人,「我」對現實社會的認識逐步加深,這也是一種成長。

然而,無論是童年母題還是成長母題,它們都是碎片化的呈現,都需要讀者從作者多部作品的創作來分析,從而梳理出其發展的脈絡。在這些碎片整理的過程中,讀者不難發現將童年母題和成長母題串聯起來的就是作品所隱含的作者創作的內在情緒固結,加上其個體生命體驗所生發出來的鄉土母題。

(二)鄉土母題的表達

鄉村小說作家劉玉堂曾說過:「鄉土小說不能玩兒,不能討巧,你得老老實實地體驗、感受和提煉生活,不能生活不足花招補;也不能作坊式地操作或製作。它完全是那片土地生發和流淌出來的東西。」(劉玉堂:《鄉土小說:既不時髦,也不自卑》,《山西文學》1996年 9期)張潤坤的散文創作亦是如此,童年的記憶在作品中反覆閃現,故鄉的變遷在筆下細緻地描繪,無不體現著作者對故土的深刻感受與精準提煉。「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這一詩句完全可以表達作者對故土的離而難捨的那份複雜的情感。這一情感的表達體現在其許多作品中的人與物的描寫上。

1、寓意豐富的家禽鳥獸的描寫

張潤坤的散文作品中有諸多家禽鳥獸描寫,作為寓意豐富的意象出現的有:雞、豬、驢、牛、鳥。

《說鳥》中,他寫童年時,村子東邊樹林裡的鳥只有麻雀、喜鵲、烏鴉、黃鸝、屁旮旯等幾種,尤其麻雀最多……工作後,他寫到:「果然,世界上不僅僅有烏鴉、喜鵲、麻雀、屁旮旯,還有孔雀、翠鳥、大雁、蒼鷹、鴕鳥、天鵝、鸚鵡,當然還有傳說中的百鳥之王——鳳凰……太多了,多得只有去查鳥類百科全書,才能說來它們的名字和習性。真是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顯然,其中各種鳥類均有了社會賦予的某種特定的含義,如鸚鵡暗指「學舌」,蒼鷹有「搏擊長空,志向高遠」之意,鳳凰喻指「稀有人才」等等。

《說驢》中,他寫「當我在溫暖的書房寫字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佇立在陰冷圈棚下的驢,在一個又一個寂寥而漫長的夜裡,它雙目微閉,在思考著怎樣深遠的哲學命題,雖然悟透了幾千年的人事滄桑,卻心甘情願地被那些活了今天不曉明天的庸人使喚著,而且還不爭、不辯,其境界讓我們汗顏啊。」已然把驢賦予了人的某種思想與性格特徵。現實社會中的確不乏達到如此境界的「驢」,也不乏驅使有境界的「驢」的庸人。

牛、豬等家禽的描寫亦如此。張潤坤筆下的家禽鳥獸既保留了動物的本性,又賦予它們人的某種性格特徵,並通過人與動物對比,反思了人的某些人格缺陷,令人深思。

2、鄉人形象的宿命寫作

張潤坤筆下的張莊人物固然受體裁所限,缺乏完整性、典型化,但賈二愣、勞模爺爺、黑四娃這幾個人物性格塑造得還是比較成功的,作者塑造人物的基本態度是「擇中論之」,所以文中的人物描寫很具真實感。

《生命的錯覺》中的黑四娃尤其耐人尋味。黑四娃夥同他老婆九巧和杜六小夜深人靜的時候去村外小樹林偷木頭打了一輛新車,他架著這輛車送老婆回娘家,非常巧合的是,回村時,馬受驚,他被自己的新打的車的車輪絞死,最後,老婆嫁給他曾經的同夥杜六小。漸漸地,村人再不提九巧,包括她的兒子。好像什麼事也沒發生過,包括偷竊包括改嫁,這一切都讓「我」心生錯覺。美麗的鄉村並不是一切都是美麗的,當人們對惡無視或無力對抗時,作者便用一種善惡觀、宿命思想來描寫人物的命運,黑四娃的死似乎在警示眾人,要擇善而行。

在《小白兔的——兔兒》中,作者寫到:「索讓說,有三個載體:傳統文化,毛澤東思想,農民階級。他們承載著三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天道精神,為人民服務,家園親情。對於農民的感情,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天然的血脈,是我們文化的根。關於這個問題,根據我已有的思想和知識,認同了以上觀點,或者說他們的主張成了我的主張。」所以,在張潤坤筆下,寫鄉村變遷的《故鄉漫筆》,寫城市生活的《夏日囈語》,寫現實社會問題的《高考仍是屌絲逆襲的不二之門》和《股市、微商、直銷與豬》,都流露出一種離而不舍、舍而不離的鄉土情結,也許正是因為這份糾結的情感,他才特別關注同樣寫家園親情的本土作家創作,他寫《山水清音集寧情懷——讀韓永賓其人其文》,關注點仍是作者的家園情懷,他說:「那份深情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的凝眸。」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無論他切入的哪一主題,他的敘述都浸透著他的故鄉情結,都浸透著他對故鄉的個人記憶。

二、敘事特點

(一)文本中的隱含作者

美國著名作家、文學批評家韋恩·布斯幾乎在經典敘事學濫觴的同時,於 1961年發表《小說修辭學》一書,提出隱含作者的概念,是指隱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是作者在作品中的「替身」,是作者在寫作時採取的特定立場、觀點、態度,構成其在具體文本中表現出的「第二自我」。後經典修辭敘事學代表人物詹姆斯·費倫繼布斯「隱含作者」之後提出「作者代理」概念,不可靠敘述理論,費倫指出:我並不認為作者的意圖是完全可以復原的,並控制著讀者的反應。

依據上述敘事學理論,來觀照張潤坤的敘事性散文作品,找尋隱藏在文中的作者形象,或找尋其中的「代理作者」,就不難發現,《生命的錯覺》中還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並不是身為人父的「我」,也不是童年的「我」,不是黑四娃,也不是九巧和杜六小,他是具有清醒的意識、明確的善惡觀,具有普適社會道德原則的一個觀察者形象。他認為黑四娃的偷盜行為是不對的,又對黑四娃的死心生懷疑,他也知道村裡人是眼瞎心不瞎,人們對黑四娃偷盜樹木,做嶄新的馬車的行為默然,並不真正是因為童年的「我」對誰也沒說的緣故,種種糾結鬱悶在心,便要尋找另一個合適的宣洩口,所以,宿命似乎成了解決矛盾的一種方法,但依然不能真正解決其內心的糾結。作品結尾,「隱含作者」這樣表露心聲:「而就在那個看起來並不重要的時刻,一切都改變了,人們卻一無所知……時間仍在不斷地流逝,我的錯覺越來越嚴重,總是在推翻以往的畫面,相信故事是假設的!」,其實,他非常清醒知道故事並不是假設,但他真希望它是一種錯覺,是出現在文本中的一種假設。

應該明確的是,隱含作者並不等同於作者,一部作品只是作者某一特定立場、觀點的表達,不同作品中隱含作者的立場觀點可能會出現一些差異,張潤坤的散文作品也具有這樣的特點。

(二)文本敘述框架構建及「文眼」表達

構建敘述框架儘可能使作者意識得到表達。張潤坤散文中的敘述框架是封閉式的,依然遵循傳統敘述模式——卒章顯志,其敘述模式雖然有所變化,但大多還是有規律可循。它往往以自我體驗切入,加之事實的客觀闡釋,最後含蓄地表達出作者的觀點態度或情感。

散文的賞析,很重要的一點是抓住「文眼」,即作品中最精彩、最傳神、耐人尋味的語句,它是作者思想的噴發口,是文章思想感情的焦點,同時也對文章的結構起著支配統攝作用。好文章往往以眼顯神,文眼有的直接明示,有的委婉含蓄,有的在篇首,有的在篇尾。張潤坤的散文因其「卒章顯志」的結構特點,其「文眼」大多在篇尾出現,且多是含蓄地表達。

比如《高考仍是屌絲逆襲的不二之門》中的結尾「只要不苟且,終有詩和遠方」;《生活的錯覺》的結尾,作者感慨:「時間仍在不斷地流逝,我的錯覺越來越嚴重,總是在推翻以往的畫面,相信故事是假設的!就像現在這樣,當你看到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仍在懷疑一切都是虛構的,當然還包括歲月。」同樣,在《說鳥》中,作者寫到:「如今,我對什麼鳥都不好奇了,什麼鳥都是鳥,不就是鳥嘛。」《說驢》中這樣感慨:「當我在溫暖的書房寫字的時候,我就會想到佇立在陰冷圈棚下的驢,在一個又一個寂寥而漫長的夜裡,它雙目微閉,在思考著怎樣深遠的哲學命題,雖然悟透了幾千年的人事滄桑,卻心甘情願地被那些活了今天不曉明天的庸人使喚著,而且還不爭、不辯,其境界讓我們汗顏啊。」《致 2017》一文中:「你所浪費的今天,是許多人奢望的明天;你所厭惡的現在,是未來的你回不去的曾經。人生最可悲的事情,莫過於胸懷大志,卻又虛度光陰。當你在荒廢時間,有多少人在拼命?2017 年終將過去,記得提醒自己,時間殘忍卻又公平,既然無處可躲,不如傻樂;既然無處可逃,不如喜悅;既然沒有淨土,不如靜心;既然沒有如願,不如釋然;既然時光荏苒,不如珍惜。」

哲理性的思考,使「文眼」語句更加精煉,警句式的表達濃縮了作者個體的人生體悟,也給予讀者思考的空間,不乏啟迪作用。

結語

從讀者接受角度來說,按照修辭語言學的理論,任何作者意圖都會在文本的接受過程中被不斷的「誤讀」,作者在完成文本之後便不具有完全控制讀者反應的能力,這是一種客觀事實。因為作者與讀者不同的處境而顯出差異甚至牴牾,並因此產生誤讀,但這是一種有限度的誤讀。我認為,也正是種種誤讀,讀者還原了作品的意義,才使得一部文藝作品更具生命力,而且讀者釋放了文本被符碼禁錮的活力,只有經歷了讀者的閱讀之後,文本才算最後完成。平臺所選出的作者的20多篇作品,還不足以顯示作者現時創作的全部,誤讀在所難免,但讀者可以從一角切入,去關注作者創作走勢。

可以看出,在某些主題領域,張潤坤已經邁開了腳步,希望作者在讀者的多種誤讀中堅定地走下去。

圖片提供:淘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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