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司馬光泉下有知，看到一千年前他所為大宋做的一切都早已被人淡忘，使他名揚百世的竟然是一口缸，恐怕連他自己都會啞然失笑。這位享壽66載的政治家、歷史學家、文學家將一生的抱負寫進了那部史學巨作《資治通鑑》中，卻沒想到歷史給自己開了一個玩笑。不過，置身政壇，千古功過任人評說，多少人來了又走，所謂功名也只不過為王侯家錦上添花而已；但是砸缸救友的英雄少年，遍翻青史恐怕也只有司馬光一個。砸缸，這一英勇的行為早已融進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深處，激勵著孩子們的成長，為民族的血液中注入了責任和擔當。
砸缸的真相
1019年，河南信陽光山縣令司馬池喜得一子，由於自己時任光山縣令，司馬池就為其取名曰「光」。司馬一門，原是魏晉時期「司馬八達」之一司馬孚的後人，世居山西涑水，卻陰差陽錯地因為河南光山揚名。不過，司馬光並沒有忘記他的故鄉，逢人總會談起山西涑水，世稱司馬光為涑水先生，而因著涑水先生，一眾門人志同道合，為往聖繼絕學，又形成了一個「涑水學派」，司馬一族的文脈可以說是源遠流長。
說起少年司馬光，「砸缸」是一個繞不過的關鍵詞，經常有好事者質疑司馬光可不可能砸缸、砸不砸得動缸、砸的是什麼缸，甚至還有人為此進行了嚴肅的考證：有文物專家認為，宋代造缸技術還不成熟，司馬光是不可能接觸到缸的；有考古專家卻發現了宋代缸的殘片，認為司馬光砸缸完全是有可能的。
不過究其本源，司馬光砸的可能真的不是缸，而是甕。
宋代有個詩僧，法名為惠洪，他曾經寫過一本名叫《冷齋夜話》的詩論著作，在當時影響很大，在書中，惠洪不但評點詩作，還多收錄詩人軼事。在寫到司馬光的時候，惠洪就提到了這樣一個故事：「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群兒戲，一兒偶墮甕水中，群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甕，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髫齔中。至今京洛間多為小兒擊甕圖。」而《宋史》上則記載得更為精煉：「群兒戲與庭，一兒登甕，足跌水中，眾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後京洛間畫以為圖。」可見，司馬光「砸甕」這個故事應該是確有其事，而司馬光的機智也在當時就成了家長們教育孩子的絕佳範例，家長們將印有司馬光砸甕的圖畫買回家，司馬光成了「別人家的孩子」，不知道引起了多少人的羨慕和效仿。至於「甕」怎麼變成「缸」的，這可能就完全是因為讀起來順口，誰讓他的名字叫司馬光呢？司馬光砸缸顯然要比司馬光砸甕要好聽很多。
其實，司馬光砸的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勇敢和機智。砸缸這一事件對於少年司馬光來說簡直太不值一提了，後來文質彬彬的治國能臣在少年時代允文允武，十二歲那年，司馬光隨著家人由河南前往四川廣元，都說蜀道難，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這一次，還真讓司馬家遇到長蛇了。全家人手足無措之時，司馬光抽出利劍，扎在蛇身上，將蛇打落山崖之下。秦漢時有五丁斬蛇開山的故事，而司馬光作為一名十多歲的少年，以一己之力搏鬥長蛇，恐怕要比那開山的五丁還要英勇呢。
天地大文《資治通鑑》
說起二十四史，恐怕每個人都不會陌生，它厚重記錄了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而在這二十四史之外，還有一部史書是歷代王侯將相治國理政所必備的，這就是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鑑》。
與二十四史以「書」「史」命名不同，《資治通鑑》這個名字意味更加深遠，這四個字是由宋神宗親自敲定的，取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的意思，常言道「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也就是說，宋神宗當初安排司馬光主持編纂這部書的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鑄造一面鏡子，從中體悟治國理政的道理。顯然，司馬光的工作是卓越的，一部《資治通鑑》，成為了流芳千古的傳世之作，後人盛譽其為「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通鑑》者」「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並認為無論是君臣，都應該熟讀這部著作：「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梁啓超對其評價更是可以被稱作是空前絕後：「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毛主席對這部書也是愛不釋手，反覆誦讀竟達十餘遍之多。
《資治通鑑》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三家分晉，下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北徵，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二百九十四卷，可謂是浩浩蕩蕩，卷帙繁多，為了編撰這部著作，司馬光足足用了十九年的時間。《資治通鑑》與以紀傳體為主的二十四史不同，它的體例主要是編年。它不再是就事說事、就人說人的講故事，而是將一件事情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人讀後不但了解了歷史事件是怎麼回事，更弄明白了它的起因、經過、結果乃至餘波。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夾敘夾議，將自己有關政治的見解寫在了對歷史的梳理中，司馬光執政講究儒家的「禮」，也就是名分，他敏銳地察覺到三家分晉這一事件對於周禮的破壞性，便將其定為這部書的開端；而後周世宗北徵徵的是契丹，收復雄州則意味著禮的恢復，故而，司馬光將其作為著作的結束。司馬光一生追求「禮」，並將「禮」看作是大宋江山的基礎，這部書其實正是司馬光一生政治見解的集中體現。
司馬光為了《資治通鑑》耗盡了精力，在全書末尾，他寫道：「臣今賅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這部巨著裡每一個字不只是由濃墨寫就，還飽沾著司馬光心血以及對國家的熱忱。
與蘇軾、王安石的友誼
古人講究「生前身後名」，對那些從小浸染在文山墨海中的政治人物們來說更是如此，而司馬光無論是在生前還是在身後，其成就和待遇都令千古文人羨慕不已。
司馬光幼時既有「神童」美譽，未滿二十歲即考取進士，從此一路平步青雲，歷經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一直做到尚書左僕射、龍圖閣直學士。去世後，朝廷鑑於其編撰《資治通鑑》，追贈其太師、溫國公，並許其從祀於孔廟，康熙年間，又許其與歷代功臣四十人從祀歷代帝王廟，這對於傳統文人來說，是極為尊貴的榮耀了。不僅如此，對司馬光，朝廷賜其諡號曰「文正」，從諡法來講，「文」乃是「經天緯地，剛柔相濟」，「正」乃是「內外賓服」，皆是極上品的稱號，這不僅是對司馬光功績的肯定，更是對他人格的讚美。
大宋到了神宗一朝，可以說是高手雲集，司馬光自不用說，蘇軾、王安石等人也都是萬古揚名的名臣或者大文學家，但是，這些人聚在一起卻未必那麼團結。起初，司馬光、蘇軾、王安石三人是很好的朋友，但是畢竟置身官場，又都是有著極強政治抱負的不世之材，都說一山難容二虎，三人同朝更是免不了爭執，於是，同是出於對趙氏天下的責任感，三位好友一時間竟成了水火不容之勢，乃至分道揚鑣。司馬光守舊、王安石革新，蘇東坡徘徊在新舊之間，於是，三人總是在誤會之間分分合合，離多聚少。
1086年夏天，當司馬光得知曾經的好友、曾經的政敵、曾經將其從政治舞臺上逼走十多年的王安石病逝，他回想起了自己的過去，惆悵不已。此時，王安石的新政已被重新登上政壇的司馬光親手廢除，當世人皆以為司馬光會對王安石的一生進行苛刻的評點之時，他卻說「不可毀之太過」，的確，無論是司馬光還是王安石，政治見解的不同都是為了國家的昌盛、百姓的安康，這就是君子之交，惟德是論、無偏無黨，就憑著這六個字，司馬光就配得上「文正」的諡號，也稱得上是千古名臣。
王安石去世不久，司馬光也離開了人間，也許在那邊的世界，這兩位舊時好友還能把酒言歡，言笑晏晏。